編者按：山東招遠“全能教”邪教信奉者殺人案件，又把人們的目光引向了農村文化信仰問題。對于一盤散沙式的、結構空洞化的廣大農村，我們很難用農民有沒有信仰來討論這個問題，或者說是農村存在著嚴重的信仰危機，邪教才能夠死灰復燃。個體化在某一方面意味著傳統的消失或者從傳統的生活方式中脫嵌出來，換言之，個體化的鄉村社會不再被傳統規范所束縛。因之，如何面對農民在宗教信仰上的日益多元化和自由化，是一個亟須正視的課題。
談及農村問題，一位村長的話總是難忘。
這位村長說：中國社會有兩種人最不好管理，一種是權力最高的人，一種是最沒權力的人；最沒權力的人就是中國的農民。他說，這兩種人管好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
十余年過去了，這位村長的話依舊具有借鑒力。出自底層，針對底層。如今要談論農村的社會信仰問題，農民的問題當然是首當其沖。占據整個人口比例最多的農民，他們究竟有沒有信仰？!
前些日子山東招遠“全能教”邪教信奉者殺人案件，不得不再次讓人思考中國社會的邪教問題。在這些思考當中，人們發現，那些信息比較封閉、文化教育水準相對低下、婦女老人兒童眾多的農村，即是所謂邪教得以萌生、傳布、發揮影響之處，大多為農村而非城鎮。
這是因為城鎮區域之中，存在著地位與功能各不一致的組織與機構，管理方式井井有條，再加上城鎮居民乃至工作在城鎮中的各色人士，多種信息的交流、文化觀念的更新、人際交往及其社會互助體系的完備，特別是法制觀念以及公民權利意識的培育，使得邪教可能滋生的各種因素難以在其間順利形成。
對于一盤散沙式的、結構空洞化的廣大農村，我們很難用農民有沒有信仰來討論這個問題，或者說是農村存在著嚴重的信仰危機，邪教才能夠死灰復燃。農民們很實用，他們信奉、崇拜各種對他們來說實際有用的神靈；沒用的神靈，他們當然不會去崇拜、去信奉，甚至為它們花錢、花時間。尤其是近十多年以來，單一的城鎮化促使農村人口大遷移，促使基層政權更多地從鄉村撤退，退出了農村的公共、私人領域，留下來的，除了婦女、兒童和老人之外，還有一大堆矛盾。于是乎，求神、祭神的活動成為解決這些矛盾的補償方式，各種民間信仰也在此背景之下，采用了不同的形式得以復活。
就此而言，無法說農村沒有信仰，農民們有他們自己的信仰及其信仰方式，即便是婦女老人兒童也是如此。在這些信仰方式中，最嚴重的問題，是這些信仰方式無法構成他們交往的規范，無法提供他們識別正邪、區分對錯的原則。只要誤以為有用，他們就會膜拜、投身，獻出自己的財產、自由乃至生命。
近年來，農村文化幾乎沒有組織，鄉村能人、“老人會”、老干部等曾經是、現在還是鄉村文化、民間信仰的主體。廟會日子，熱鬧一場；祭拜活動一過，一切還是照舊。農村中也有因為風水、算命等民間信仰方式的沖突，造成了若干起殺人案件，其性質在一定程度上也等同于邪教徒的違法行為。更加嚴重的問題是，我們歷來都在強調信仰是私人的事情，既然是私人的事情，別人就不會去過問。殊不知，無數私人的信仰，就成為一個群體的信仰活動，形成一個地方的信仰事務，就會涉及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中無數人的自由與安全。
既然是被嚴重私人化的信仰，又是民間的信仰方式，更是無人理會了。所以，拜什么神，無人過問；信服什么神，還是無人理睬。每當人們面臨身心難題之際，他們隨便拜上一個神，根本就不會有什么正的、邪的概念，只要是能夠拜的神就可以了。于是，缺乏公共交往的私人選擇，由此成為農村信仰主體，決定了農村信仰的大致走向。總之，私人化而無權利的保障，空洞化而無組織的互助，權力退出而徒留制度設計的空白，法律及其公民意識被人遺忘，整合成為邪教因素可能滋生、長大的溫床。
如果說，新城鎮化主要就是解決農村社會自治與文化資源建設的問題，那么，廣大農民新的信仰方式與新型的民間信仰建設，以及民間信仰中公民意識的培育，應當就是新城鎮化過程之中的基本問題了。
作者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2014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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