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有媒體刊文回顧中國“小城鎮興衰簡史”，慨嘆小城鎮在大城市的擴張下，生存發展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筆者最近恰好在無錫、蘇州調研城鄉關系問題，在“蘇南模式”的發源地重溫上世紀80年代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小城鎮、大問題”，感慨頗多。因此，筆者試圖借此機會就“小城鎮向何處去”的話題做初略探討。
到2016年為止，我國城鎮常住人口79298萬人，城鎮化率已達57.35%，其中大多數城鎮人口居住在大中小城市。據統計，中國人口百萬以上城市已達142個，其中人口千萬以上的城市有6個。這意味著，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鎮成為推動今日中國城鎮化的火車頭。不過，就此認定小城鎮已經衰微，并否定費先生“小城鎮、大問題”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卻言之過早。
一方面，今日中國城市化的成功，雖直接源自大城市、大產業拉動，但其社會基礎卻與早期的鄉村工業化實踐密切相關。筆者近日對當年鄉鎮企業最輝煌時期的“神州第一郊”無錫市濱湖區(原無錫郊區)的調研發現，當年的“小城鎮”至今仍在支撐著城市化這個“大問題”。正是改革開放以后鄉村工業化的實踐，使當地農民在“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實現了“進廠不進城”。當地絕大多數農民雖有“農民”身份，卻早已習慣工廠生活，早已享受與普通農民不一樣的社保待遇。并且，早在上世紀90年代，當地便通過村鎮建設讓農民過上了與城市無異的生活。
進入21世紀以來，鄉鎮企業雖然失去了中國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但當年發展鄉鎮企業遺留下來的建設用地、廠房等要素，卻為村集體留存了大量集體資產，這為當地工業園區發展模式創造了條件，蘇南地區因此享有高質量的城市化水平。其顯著特點是，當地城市化進程難見“釘子戶”和暴力拆遷，農民進城后可以迅速適應城市生活。蘇南的城市化經驗表明，小城鎮雖在空間形態上幾近消失，但其制度內核卻在大城市中保留下來，大城市戰略的成功恰恰源自小城鎮的發展基礎。
另一方面，在探討小城鎮問題時，應區分兩種小城鎮類型：一是主要以生產功能形態出現的小城鎮;二是主要以生活功能形態出現的小城鎮。那些還具有活力的生產型小城鎮，大都具備了產業集聚條件，如浙江的一些小鎮，通過早期私營經濟的發展，逐漸聚集了某個產業，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并具有較大市場占有率。中西部的一些小鎮，地方政府通過建立工業園承接東部地區的某些產業，也可以激活小城鎮的活力。
新世紀以來，大城市在積聚人才、資金和技術等方面越來越具有優勢，生產型小城鎮則越來越少。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以生活功能形態出現的小城鎮越來越多。客觀上，這與最近十多年的大城市戰略密切相關。農民工進城后，村莊逐漸失去生產功能，其生活功能也逐漸衰微，尤其是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難以得到滿足，小城鎮恰是一個提供完整公共資源配套的生活空間。
更為重要的是，小城鎮為城市化進程中的“搖擺人口”提供了蓄水池。那些沒能力在大中小城市安家落戶的農民工，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小城鎮實現穩健的城市化：進可進城，退可回鄉。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型小城鎮是有序、穩健的城市化戰略的必要條件。
在大城市戰略主導城市化的前提下討論小城鎮問題，一是要重新評估生產型小城鎮的歷史定位;二是要準確認識生活型小城鎮的現實與未來定位。從城市化發展的歷史進程看，生產型小城鎮已基本上完成了歷史使命，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培育出來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市民精神，在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因此，小城鎮戰略與大城市戰略與其說是相互競爭、互相排斥的關系，還不如說是一種遞進關系。但這不意味著生活型小城鎮沒有存在的必要。恰恰相反，合理布局基礎設施良好、公共服務完善的生活型小城鎮，既關系到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的實現，更關系到城市化進程的順利推進。當前的新型城鎮化建設，其主導目標不是憑空制造生產型小城鎮，而是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建設高質量的生活型小城鎮，為“半工半耕”農民家庭提供實現家庭再生產的良好生活空間。
簡言之，小城鎮的出路不在于與城市競爭生產功能，而在于承接國家“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戰略，發揮為“半工半耕”農民家庭提供“人口蓄水池”的優勢。居住在小城鎮的人口，既可以是農民，也可以是市民，他們因進退自如而安居樂業，為我國城市化順利推進提供穩定器。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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