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當下社會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尤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歷史背景下,若沒有鄉村的有效治理,國家治理現代化無疑會“打折扣”。于今而言,“鄉村問題”在中國也許是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士對此爭相給出解答方案,許多方面的討論最終會被歸結到鄉村發展的問題上去。(1) 若將歷史和現實貫通起來看,當下的鄉村問題不僅僅是發展的問題,也是文化認同缺失的問題。
回溯中國古代的鄉村治理,“皇權不下縣”,鄉土社會有較大自治空間。其有序治理,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家族規約以及“禮、義、廉、恥”等文化倫理。但是近代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這套倫理規約受到嚴重沖擊。農業集體化時期,統領鄉村的是滲透著濃厚階級意識的政治文化,鄉村治理倫理最重要的是把民眾組織和動員起來,有效地從農村提取資源,這是歷史的要求也是國家現代化的戰略選擇。(2) 在強力政治意圖的主導下,傳統的文化治理已無從談起。
過于政治化的治理倫理雖富有效力,卻不是鄉村人需要的常態文化。改革開放后,隨著村民自治的推行,其被快速地消解,鄉村重新開啟了對原有文化傳統的恢復、選擇與承接,同時也在培育現代公共文化。然而,未等這一過程充分展開,便趕上了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大潮。
客觀地講,工業化和市場化的迅猛發展,對農民生活、農業發展、農村建設不能說沒有貢獻,就鄉村文化而言,如研究者所概括,是“損壞有余”和“重建不夠”(3) 。因此,重新構筑文化認同以提振鄉村,理應成為轉型期破解鄉村治理問題的重中之重。
一、當前鄉村文化認同缺失的主要體現
自20世紀90年代起,鄉村社會加速變遷,勞動力開始大規模流動與轉移,改寫了“鄉土中國”的發展軌跡,宣告農民“離土”時代的到來。伴隨著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那些根植并存活于鄉土社會的生活觀念和價值體系(即“鄉土之神”)迅速瓦解。(4) 在市場經濟大潮的推動下,傳統時代與集體化時期的價值觀念與文化信仰被迅速地解構、新的頗具正能量的價值體系尚未被有效地建構起來,文化認同的缺失使得當下的鄉村處于某種不和諧的狀態中。
(一)倫理失序
鄉村倫理(鄉村道德)是村莊共同體有效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黏合劑。轉型期,鄉村倫理呈現出多元、多變的復雜情形,其間雖不乏“人性之美”,但越來越滲透了“鮮恥之惡”。具體地講,鄰里關系日漸冷漠,尊老愛幼美德受到沖擊,傳統的溫情被磨蝕。令人憂思的是,人情冷漠不僅體現在鄰里間,還彌漫于親人中。有些鄉域,老人得不到兒女善待是常有的事。農村家庭的代際關系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逐漸變得“失衡”,甚至倫理“倒置”。在許多農村,年輕人對父輩的剝奪越來越嚴重,也越來越赤裸,孝道日益衰落;年輕一代的兄弟關系也越來越離散。(5) 老人無奈自殺現象時有發生,相關研究不乏其例。(6) 與此同時,留守兒童被雙親忽略乃至遺棄傷害的情況并不鮮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代農村社區道德生活的退化(7) ,或曰倫理危機。
當前,農村倫理失序(倫理危機)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老年人的不孝與不贍養,對老年人自殺淡然處之;二是男女兩性關系比較隨意,對婚姻的忠誠度大大降低,有些地方笑貧不笑娼。按照傳統的倫理觀念,這兩種現象都屬于是非顛倒,黑白不分。(8) 缺少了父慈子孝、有傷風化等鄉村倫理的支撐,家庭變得不再溫馨與和諧,中青年離婚率不斷攀升(9) ,已危及農村社會的穩定。
(二)娛樂失當
中國本是鄉土社會,安土重遷的農耕文明孕育了豐富的鄉村文化。就娛樂消遣而言,有節日慶典、戲劇雜耍、廟會游玩、以牌會友,可謂不一而足。進入現代,鄉村文化娛樂與時俱進,除傳統項目外,看電影、觀電視、旅游休閑、跳舞歌唱等內容紛紛融進,為鄉村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諸多消遣在使村民愉悅身心的同時,也起著教化與組織動員的作用。諸如戲劇,其功用在新中國鄉村文化的改造中被闡釋得明明白白:“演戲是向觀眾傳達與貫徹黨的方針政策,教育群眾的有力宣傳工具;是開路先鋒。……群眾一提起演戲呢?非常高興與贊成,大家都很愛看,當劇團演出的時候,戲臺前站滿了人。這里邊有大人有小孩,也有村里開會從不參加的老大爺老大娘。不管是晴天的炎熱陽光下,還是剛下過雨泥濘的戲臺前,每次演出,觀眾不下數百人。他(她)們看了我們演出節目后一致的反映是:‘真頂吃服良藥。’不少的鄉村干部贊揚我們的演出效果說:‘真比干巴巴的開幾次會要強。’藝術的感人力量是大的。”(10)
曾幾何時,千百年來頗受鄉村人青睞的唱大戲漸漸被湮沒,鄉村的文化娛樂在不知不覺中日漸變味。放眼全國,當下村民日常消遣大都是“耍錢式”打牌,一旦得空,便會老少青壯齊入陣,籌碼雖有不同,本質并無二異;因打麻將失和、失家、失業者,大有人在。與此同時,色情表演也不斷地光顧鄉村,更有甚者,出現在喪葬儀式上,使本具人倫的鄉村祭奠轉向庸俗化、娛樂化。這樣的文娛活動,大大消解了鄉村文化的內涵與功能。
(三)心理失衡
轉型期因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鄉村民眾的心理落差隨之加大,產生了受剝奪感。遇到不順心的事,不少人會怨氣十足,產生了外部歸因情結。所謂外部歸因,是從自身以外的原因尋找解釋自身失敗的理由。哪怕自身的處境是由能力、性格、外貌、健康等個人因素造成的,還是會堅持向外尋找理由。(11) 在不平衡感的支配下,久而久之,他們的內心被羨慕嫉妒恨所占據,做人本該有的“公道”“誠實”與“感念他人之好”逐漸被忽視和漠視。
在“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以及“等、靠、要”心理的支配下,村民的政治信仰已無從談起。與之相伴的,是鬧訪、纏訪事件不斷。有理鬧,無理也鬧。若到縣鄉鎮走動,不難發現舉著條幅或抬著棺材堵路堵門的事,對此,媒體也多有報道。(12) 心靈缺乏安頓,心理失衡,鄉村中違背良俗、殘害親人等“傷天害理”的惡性事件屢見不鮮。(13) 失衡的心理又總是渴望有東西來填補,迷信與不當信教便乘虛而入。在某些鄉村,不僅村民搞迷信、亂信教,有的鎮村干部也參與其中,使得封建迷信卷土重來。尤其是上了歲數的老年人,執迷不悟,不僅拖累家庭,甚至釀成悲劇。
當下,鄉村社會中出現一個似乎“悖論”的現象:經濟比較發達的鄉(鎮)村,按理說“倉廩實而知禮節”,應該比大多數欠發達的地方思想覺悟高、有凝聚力,結果同樣問題成堆。用村干部的話說:“錢袋子鼓起來了,腦袋卻空白了”“嚴重的問題依然是教育農民”“人心散,什么都不好辦,推開門都是問題”。(14)
(四)組織失靈
從現代行政學角度講,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需要強有力的組織引領及有效監管。組織力是否能夠充分地發揮,不單單取決于組織本身,還取決于治理環境。轉型期村民的思想觀念越來越多元,相應地,價值認同愈加分散。有些村民既不守傳統的“禮”又不遵現代的“法”,而是唯利是圖,變得極為自私與狡黠。無理性無底線的人多了,鄉村便難有浩然正氣。
風氣不正,使得一些村莊選不出“兩委的主職干部”(即村書記和村主任),即便鄉鎮政府強力推動選舉,當選者在分崩離析的內訌環境中也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最終都會“撂挑而去”,村莊因之陷入行政“荒漠化”的困境,治安狀況不斷惡化。安全感的缺乏,反過來加劇了村莊的人心離散。
村莊共同體價值認同與凝聚力的缺失,為鄉村邊緣人的沉渣泛起特別是混混治村提供了便利土壤。邊緣人的思維觀念有異于村民常態的價值取向,他們缺乏操守,有的僅是破壞性。鄉村“灰惡勢力”的形成與為所欲為,表面看來是組織失靈,深層次上卻是文化認同缺失所致。村民缺乏挺身而出與惡勢力斗爭的“公心和正義感”,而“灰惡勢力”則內心毫無底線,沒有“人性悲憫”。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社區文化在經驗層面、話語層面和規范層面幾乎同步發生不可逆轉的激變,使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深刻的歷史變遷。(15) 在這種深刻變遷中,鄉村文化呈現出認同危機,文化認同對象也呈現出空置與虛化狀態(16) 。因此,前述問題已不單純由經濟利益困擾與社會貧富差距所致,事實上是個集“素養、心性、價值觀”等為一體的文化問題,簡單地講也是“人心”問題。文化認同缺失已成為困擾當下鄉村治理的重要因素。
二、重構鄉村“文化認同”的多重實踐
新世紀以來,隨著“三農”問題的日漸嚴峻,黨和政府將“三農”工作列為全部工作的“重頭戲”,新農村建設由此被大力倡導與實踐。事實上,在此前后,民間有識之士已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鄉村建設探索;與此同時,那些有感于人心渙散、凝聚力不足的村莊,也在積極尋求自身的出路。其間,多元互動而又各有側重。凡此種種,無不關聯著文化認同的構建。若對文化建設的實踐脈絡作些梳理,以下幾種理路頗值得關注。
(一)自上而下的鄉風文明建設
能否借助文化之魂的牽系以增進鄉村的有序治理,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近代以來,有鑒于鄉村文化生態的日漸惡化與治理不佳,不同黨派的領導者開出了不同的“藥方”。20世紀上半葉,民國政府在其主導的“鄉村建設運動”中著意凝神聚力與保持優良傳統的文化建設,“新生活運動”將“四維八德”的德性修為融入其中,不拘泥于城市,也涵蓋著廣大鄉村。在革命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大力倡導移風易俗的文化建設,推動鄉村蕩滌陋習、創設新規,以培育公俗良序。(17)
新中國成立后,集體化時期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新農村建設,因受限于濃厚的政治思維,鄉村文化的重要性未被有效重視。進入新世紀,當黨和政府再次提出新農村建設時,有力地觀照到了文化。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要“按照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協調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大力倡導鄉風文明和文化建設,從某種程度上講,也是百年來鄉村建設中不斷地對文化進行考量、篩選與創新的過程。
鄉風文明是農村地區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的反映,由正面的價值倫理所組成,具體體現在思想觀念、道德風尚、規章制度等方面。作為先進文化,鄉風文明可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提供價值判斷及傳承載體(18) ,也能為現代公共精神的培育創造條件,起著規范行為、催人奮進的作用。
鄉風文明所具有的積極意義,使得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大力倡導鄉風文明建設。這一自上而下的文化建設實踐,因政府積極推動而廣泛地開展起來,對挖掘、培育、傳承鄉村優良文化特別是改善鄉村治理無疑是一種有力的促進。盡管外力主導下的村莊實踐尚存在諸多不足、成效也值得商榷,畢竟這是一條可以撼動各方的行動方案,因而不失為當下構筑鄉村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
(二)“平民教育”的再實踐
通過對民眾進行文字教育、生計教育與公民教育,使他們成為有知識、有生產力、有公德心的整個人(19) ,即“開發民力、啟迪民智”,使村民成為“新民”,是近代以來知識精英們全力拯救鄉村、建設鄉村的努力實踐。
民國時期,晏陽初領導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培育“新民”的同時,又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修為精神,作為教育的急需融進了鄉村建設。(20)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徐公橋實驗區,雖以組織建設“為主要的指導訓練目標”,本義“在使人人能自治,能合群,視公事如己事,擴大愛家愛鄉之心以愛國”。(21) 看似不同的實踐,實則殊途同歸。這種頗具啟蒙意義、凝心聚力的平民教育,本質上也是鄉村的文化建設。
鄉村問題可謂是跨世紀、跨時代的難題。半個多世紀以來,先前困擾鄉村的諸多問題,迄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有些方面甚至變得更為嚴重。對此,新一輩知識精英,開啟了鄉村平民教育的再實踐。邱建生是當代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創者之一,他從20世紀90年代起,立志以晏陽初為榜樣,一直堅持以不同方式的平民教育為重點開展鄉村建設,現已參與籌建了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海南儋州市石屋村農村社區大學、福建安溪縣福前農場鄉村建設中心、福建連城縣培田村社區大學等。(22)
立足于時代背景,邱建生等人在平民教育的實踐中,順應黨和國家倡導的生態文明的發展戰略,提出當前作“新民”應具有“新四力”:生態力、公共力、合作力、包容力。這是鄉建倡導者對于生態文明時代“新民”所以為“新”的基本理解,即“四力”兼具者,才可以稱之為“新民”,也只有這樣的“新民”,才能擔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重任。(23)
鑒于當下教育“被各種利益‘綁架’而異化為堅硬的‘花崗巖’,稍有不慎,就會背離初衷甚至誤入歧途”的境況,鄉村建設引領者們以堅定的理想信念來回應。邱建生形象地將擬長期從事的平民教育描述為———“在花崗巖的縫隙中植入一粒種子,一粒具有變革社會的遠大理想的種子,我們集合這個社會善的力量,用心去培育這粒種子,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它將長成參天大樹,它強壯的根系將從根本上撼動這花崗巖石”(24) 。
因著清晰定位與執著探索,平民教育工作在經濟、文化等諸多領域有了開拓性進展。鄉土文化通過教育得以傳播和傳承。這種實踐每前行一步,鄉村文化建設也就向前邁進一步。
(三)“新鄉賢”的引領
鄉賢又稱鄉紳,是鄉村中德才兼備的人,他們知書達禮并以德服眾。歷史上,大多數鄉賢耕讀傳家,殷實富足;無論村里最富裕的還是最有權的人,都得服膺于他們的統領。如果將權威分為暴力權威、神授權威和道德權威,鄉賢無疑屬于第三種權威類型。他們從小熟讀儒家經典,深受儒家禮義教化的影響,為人正直、處事公道、急公好義、聞名鄉里,他們是村莊的道德典范與精神領袖,也是村莊秩序的守護者。(25)
轉型期,不管是政府推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還是社會力量進行的各種鄉村建設,都面臨著一個共同困境:在現代化、城市化過程中,鄉村社會精英持續流失,鄉村社會內部缺乏組織,嚴重影響著鄉村建設的深入開展。面對這樣的困境,傳承、發揚鄉賢文化成為一種共識。(26) “新鄉賢”及“新鄉賢文化”由此被多方倡導。
當代村莊的“新鄉賢”及其引領作用事實上有兩種脈絡可循:一種是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他們或致仕,或求學,或經商,無論離鄉多遠與多久,始終割舍不斷的是血濃于水的鄉情,因此,他們不同程度地為家鄉建設貢獻著才智。特別是常回鄉的精英,以自己的經驗、學識、專長、技藝、財富及文化修養參與新農村建設和治理。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鄉民、反哺桑梓、澤被鄉里、溫暖故土,對凝聚人心、促進和諧、重構鄉村傳統文化大有裨益。(27) 另一種是久居不遷的鄉村精英,他們隨時代發展豐富著閱歷,增長著才智,卻始終未曾游離于村莊之外。不離村的守候,使得他們能將先前的優良傳統與現代公共精神加以整合,再輔以個人得當的發展理念及為公思想,維系著村莊的良好風氣,主導著鄉村建設與治理。這同樣起著凝心聚力、促進和諧的作用。
現今,在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村鎮,傳統儒家文化頗具底蘊的村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仍堅持集體經營之路的地方,甚或是曾經較為混亂的村子,“新鄉賢”的引領在發展與治理方面均可為其他鄉域提供借鑒參考。
(四)村莊內生的多元探索
歷史至今,不管是貫徹落實中央政策還是依靠鄉村規約治理的村莊內部建設,欲獲得實效,終究需要鄉村人能動自我地探索。轉型期,當人們對文化認同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認識,在一些村莊,也就開啟了文化建設的個性化探索之路。例如,北京通州區張家灣鎮北大化村的“家風重塑”、馬營村“包容凝聚自為”的思想引領、北京房山區竇店鎮竇店村“自主個我”的精神堅守、湖北省秭歸縣茅坪鎮陳家壩村“思想文化陣地”的再構筑等等,這些探索,既有個性也具共性。就共性而言,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因地制宜,充分盤活村莊資源。中國鄉村千差萬別,“八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文化的培育故不能千篇一律,需要基于村莊特點、挖掘可利用的文化質素。北大化村借助誠敬仁國學學校來弘揚傳統美德;馬營村積極調動外來精英與外嫁人為村里建設“添磚加瓦”;竇店村激勵有威望、有才智的老年人發揮余熱,借助檔案臺賬中所蘊含的豐富歷史來提升村莊的人文性;陳家壩村注重開發各時代的優秀劇目及民俗等資源,并有效地利用著農家書屋。
二是文化引領與制度規約雙管齊下,使“筑魂”不流于空泛。轉型期,面對訴求不一、價值選擇越來越多元的村民,文化培育與塑造絕不能單純地說教,也不能抱殘守缺,應與時俱進。為此,各村莊均有意識地進行法制教育,加強村規民約等制度建設,以現代法制意識及制度規約來促進村莊良好文化的形成與保持。
三是村民實實在在地成為村莊大小事務的參與及決策主體。村民的文化認同與自我管理事實上是硬幣的兩面。俗話說,“習與性成”“管小事,就可以免生大事”。(28) 有了小事的自我管理,如同孩童走路,一步步走得踏實,也為管大事做了必要準備。基于管事養成的識見,積淀起來便是一種修養,這種修養恰恰是鄉村善治需要的人文基礎。個案中的實踐,均飽含著村民的積極參與互動。
三、對相關實踐的深入思考
上述多種路徑的探索,有助于我們理解鄉村善治中“文化認同”的重要性、鄉土文化建設的豐富性,重要的是,能促使我們對鄉村治理特別是鄉土文化與信仰重建問題進行深入反思和宏觀審視。這其中,應觀照項可謂諸多,但有兩點特別需要詳加說明。
(一)增進鄉村文化認同需“舉國道德體系重建”
梁漱溟曾指出:“鄉村建設,實非建設鄉村,而意在整個中國社會之建設。”借此理來反觀相關問題,“文化信仰”與“人心凝聚”的缺失不僅僅是鄉村治理中需要破解的難題,也是轉型期中國需要破解的棘手問題。
歷史表明,局部改良固然重要,但從長久計議,保有這種成效需要大環境的相輔相成;否則,改良成效終究會被磨蝕甚至消弭掉。鄉村是中國社會的一部分,轉型期要想從根本上實現人心凝聚與文化認同,需要舉國摒棄浮躁之風,提升國民的文化價值認同;唯其如此,才能徹底實現鄉村善治。對此,社會調查有著生動反映:“村里工作越來越不好做,這是整個社會風氣所致,不是僅農村人頑劣素質低;如果從上到下不能扭轉‘只認利益、人浮于事’的不良風氣,真的沒有希望,大家會越來越累,想干點事的人也很難干成事”。正如學者所言,道德文化的重建并非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人類主觀努力的結果。如果新道德體系不能得到確立,無論怎樣強大的經濟力量,都不足以促使中國文明的復興。(30)
破解鄉村文化認同缺失問題,深層實踐事實上已不限于技術層面的革新或單一問題的回應,也不是一村一鎮的個案實踐與微觀做法,而是對數千年中華文明之社會參與的歷史傳承與發揚創新。(31) 這樣的目標任重而道遠。
(二)能否保障“引領者不斷流”是個戰略性課題
鄉村社會的發展和有序治理———“善治”,從歷史到今天,都需要有“引領者”(包含村干部帶頭人)。案例同樣表明,在鄉村文化建設方面頗有作為的地方,莫不是有若干“引領者”在鋪墊和支撐。
加強人心凝聚、增進村民的文化認同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歸攏人心不能用簡單的說教,可用物質激勵但不能僅靠物質刺激。總之,方方面面給引領者提出了極大挑戰,要求他們既洞察歷史又著眼現實。若沒有對鄉村的深刻把脈和銳意思考,難有在文化建設與文化認同方面的引領。特別是現代社會是法理社會,鄉土社會是禮俗社會;現代社會崇尚契約精神,鄉土社會通行倫理規矩,簡單嫁接與拿來主義是行不通的。成功的鄉土社會治理,需要禮樂政刑綜合為治,需要從現代公共治理和傳統人文精神中找到雙重支點。(33) 這樣的結合與開拓,絕不輕松。
當下,增進鄉村的文化認同、振興農村,關鍵在人。無論是外來的還是內生的、在村的與不在村的,作為引領者,他們都得有“想辦事、能辦事、會辦事”的必備條件。由此,引發出的問題是:如何激勵“引領者”積極作為,有效發揮才智?進一步講,需要通過什么樣的制度機制保障他們能夠源源不斷地出現?這些可以說是轉型期鄉村善治中亟需深入研究的戰略性問題。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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