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9年以來，在國家革命與市場經濟的雙重運動下，無論是擇偶過程、婚姻相處模式、離婚問題等，中國農村的婚姻關系都發生了實質性變革。中國農村婚姻關系依次經歷了四個主要發展階段：傳統時期生育優先婚姻的社群模式；社會主義集體化年代戀愛與婚姻的泛政治化形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催發的婚姻革命與核心家庭本位；以及當前日益邁向個體主義的婚姻文化。以發展的眼光，中國農村婚姻關系將會日益從集體主義的婚姻土壤邁向現代個人主義的個體化體驗。這其中，延續與變革是不可分割的，結構的變動與觀念的變遷也是互構的。
【關鍵詞】婚姻關系；農村家庭；集體主義；個體化
一、傳統時期生育優先于婚姻的社群模式
在傳統鄉土社會，“家”是一個連續性的“事業社群”，它的主軸在父子之間，夫妻是配軸?？傮w上看，傳統時期的中國鄉土社會是一個費孝通所謂強調尊卑、長幼、男女有序的“差序格局”的社會架構，不僅“男女有別”，而且“單系偏重”，于夫妻關系上在社會繼替的原則下生育邏輯上優先于婚姻。費孝通在專門性論著《生育制度》中指出，婚姻的時間事實優先于生育，但邏輯上是生育優先于婚姻。事實上，傳統婚姻的主要功能是生育，夫妻間的感情并不是重心。費孝通之所以認為傳統婚姻制度不重視夫妻感情，是因為低下的生產力消耗了夫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使得他們無暇顧及情感問題，而只能致力于家族生計事業的發展。在費孝通這種婚姻功能論的邏輯導引下，以父子關系為主軸的家庭中，夫妻關系中更為重要的是能否延續家族香火，傳承祖蔭。許烺光在比較中美親屬結構的時候也提出，中國親屬關系的主軸是父子關系，而美國親屬體系是以夫妻關系為主軸。學貫中西的社會人類學家閻云翔在比較中西社會的家庭研究傳統基礎上，將傳統中國的家庭制度概括總結為“‘合作社模式’與缺席的個人”。
概言之，傳統時期的婚姻關系以傳宗接代為主要目的，因而產生生育優先于婚姻的社群模式。事實上，延續數千年來的中國傳統婚姻關系根基于農業文明的社會底色，以夫之家族為核心，女子視婚姻為自己最終的歸屬。它既是儒家父權制的產物，又是鞏固父權制的一個重要社會組織方式。首先，傳統婚姻的擇偶通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締結而成，講究門當戶對；其次，婚姻的相處方式旨在傳宗接代，以及夫妻性別角色分工的事業社群，而不僅僅是男女的結合；最后，在儒家三綱五常的教化下，傳統時代充斥著休妻現象、一夫多妻制、對寡婦再嫁的阻撓以及童養媳等社會陋習。
新中國成立以前，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中國傳統婚姻制度的一次激烈震蕩和洗滌。當時的政府也從國家制度和社會建設層面上努力推進新型的男女平等關系以及婚姻自由的現代觀念，比如現代大學教育。這促使西方世界傳入的現代婚姻觀念進入本土，并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日漸生根發芽。但是，這種歷史性的變革在初始的幾十年之內是異常緩慢而艱難的，受到傳統勢力的強勢反撲。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社會進步影響力仍然主要止步于當時的社會精英階層，在社會縱深領域的廣泛民眾上影響衰微；另一方面，五四新文化運動追求婚姻自由的時代訴求給當時的激進青年帶來的常是諸多的情愛糾纏與現實危機。像魯迅的《傷逝》、巴金的《家》等，現代家族小說總是和新青年的戀愛婚姻悲劇相關聯?？傃灾?，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婚姻變革缺乏適宜的社會生長土壤，它們在給傳統女性觀和婚戀思想帶來巨大沖擊的同時，也面臨著諸多的社會阻礙。
二、國家集體主義年代與“愛情萌芽”
20世紀中葉，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思潮影響的費孝通觀察此時尚且處于萌芽狀態的青年男女的現代戀愛觀時認為：“戀愛是一項探險，是對未知的摸索。這和友誼不同，友誼是可以停在某種程度上的了解，戀愛確實是不停止的，是追求?！笔聦嵣希谝院笳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隨著國家政權建設的日益下沉以及對私人生活的逐步滲透，年輕人追逐個體愛情的征程常是一項極富有探險意味的試驗。閻云翔回顧這段變革的歲月，他始終強調：自1949年以來國家在推動私人生活的轉型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政治角色。
（一）擇偶的泛政治化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伊始就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女性問題的基本看法，也將女性作為革命隊伍建設時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在反封建、解放女性的過程中，抵制包辦婚姻、提高婚姻自由度成為一個重要的領域。建國以來，在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一方面，女性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女性獲得了包括婚姻自由在內的多項基本權利，紛紛要求“自己找婆家”；另一方面，為了強化國家和集體利益，私人生活在這一時期受到嚴格的社會控制和壓抑。比如，“談情說愛”在很早的一段時間被視為是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兒女情長”被視為是對投身集體事業的阻礙，是資產階級情懷。
1978年之前，農村年輕人的擇偶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傳統婚姻文化的延續，將婚姻視為家庭而非個人的事情；一是私人生活泛政治化的影響，擇偶標準受到政治意識形態的浸染，注重階級成分以及政治立場的“門當戶對”。當時擇偶的“紅五類”比如革命軍人、革命干部、工人、貧農（雇農、佃農）、下中農等的子女在婚姻市場上占有優勢位置，“黑五類”主要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李秉奎在對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青年擇偶行為進行研究發現，當時擇偶的主要因素是政治身份、城鄉差距、職業聲望等，其中，軍人和工人是最受推崇的擇偶對象。閻云翔對中國東北的一個村落研究也表明，在20世紀中期，擇偶的標準首先是看親家會不會成為好親戚，其次是未來婚姻中的年輕人的會不會成為好媳婦或者是好女婿，而理想的對象是“人老實，脾氣好，干活勤快，聽老人和領導的話”。
（二）“性萌芽”與性別差異淡化
在話語表征方面，自1949年開啟的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在公開場合涉及愛情與性問題的禁忌。然而，許多研究表明也正是這種絕對的壓抑，導致了某些社會個體在性問題上出現生理需求的劇烈反彈現象。因為對性的無知或刻意遮蔽并不會意味著人們的生理本能需求就會停止，它遲早會以其它的方式爆發出來。潘鳴嘯的研究指出，在當時下鄉知青傳遞的小說中，除了政治意義之外相當一部分就是愛情小說和色情短篇，它們在非正式的傳播途徑中頗受年輕人的歡迎。也就是說，社會主義革命國家長達近三十年對男女性問題上的嚴格壓制，從反面促成了年輕人在此問題上“性萌芽”的野蠻生長。性的壓抑與放縱，這兩種傳統的力量一直在交互的斗爭著，當時局的外部環境發生變化之時，他們之間的力量對比也隨后悄然發生變革。
同時，由于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倡導“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男女同工同勞，性別差異的淡化也是這一時期日常生活的重要特征。事實上，當時各種傳媒塑造的女性先進人物，都基本上是男性色彩強烈的“工作狂人”或“鐵姑娘”。此時，男女性別的傳統分工觀念在集體化生產方式中受到劇烈沖擊。由國家意識形態樹立起來的模范人物比如“雷鋒”、“紅色娘子軍”等都基本上是“高大全”的“革命的螺絲釘”形象。
（三）離婚顧忌
毛澤東早在1926年撰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了著名的舊中國婦女深受政權、族權、神權、夫權四重壓迫的論斷。為此，共和國剛一誕生，1950年頒布的“新婚姻法”及其推廣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它有力地動搖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婚姻制度。不少在傳統婚姻中受到殘酷壓迫的女性紛紛提出離婚要求，在其后的兩年時間內形成了共和國成立后第一次離婚高潮。在閻云翔等學者看來，中國農村的私人生活變革比如婚姻關系就始自于國家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的國家政權建設。
受制于時代的局限，盡管新政權對婚姻制度的改造非常重視，但1950年的“新婚姻法”帶來的沖擊力很快走向虛弱，逐步讓位于社會主義革命國家的其它社會運動。一直到1978年，中國的家庭基本維持著“低質量、高穩定”的局面，離婚一直是一種社會顧忌。歷史學家金大陸認為，為了保持婚姻家庭的穩定以及反對“資產階級”的享樂主義，離婚在當時受到了國家的嚴格控制，“一旦非政治化的離婚訴求提出，立即就會被烙上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標簽，且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孩子的前途?！备叛灾?，新中國成立之后“新婚姻法”的頒布促進了婚姻自由理想的實現，但是由于其后的幾十年內私人生活受到高度的社會控制，一次次政治運動使得人們對私人生活也異常敏感和謹慎，進而始終在對婚姻關系的態度上保持保守的態度趨向。
三、市場經濟社會促發的婚姻革命與核心家庭本位
中國農村的青年男女追求戀愛探險和親密關系的“浪漫革命”，與身后的民族國家以及社會轉型是緊密相連的。如許多研究當代中國農村的學者所觀察到的那樣，農村青年婚姻的自主權以及青年男女的戀愛探險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后穩定上升。
（一）愛情與擇偶觀的變遷
電影常是反射社會思潮的急先鋒。1980年，電影《廬山戀》成為改革開放之后首先在大眾文化中表現愛情主題的作品，它一經出現便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其后，許多田野調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涌現了農村年輕人對婚姻自由和親密關系的追求，并演變成后來“求婚的浪漫革命”。它體現在：一是青年男女在戀愛時的親密關系包括婚前性關系明顯增加；二是當代年輕男女更多注意未來配偶的個人特質如外表相貌、表達情感、談吐的個人魅力，而不是家庭階級成分；三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年輕女性在表達她們的內心情感時更加開放和大膽。這三個主要變化都與農村青年的主體性凸顯相關，同時伴隨的是傳統父權的衰落與國家政權建設的“懸浮”。這里，流行文化和大眾傳媒對農村青年男女的愛情和親密關系發展產生了最明顯和直接的影響。
同時，中國農村社會的青年男女在擇偶過程中廣泛萌生并發展出了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傾向。其中，尤其表現在農村女子在擇偶方面對男方及其家庭經濟能力的考慮，以及日益膨脹的“彩禮錢”。在2010年后興起的電視綜藝節目中擇偶觀的“拜金主義”得到鮮明直觀的體現。江蘇衛視《非誠勿擾》節目中的女嘉賓“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要坐在自行車上笑”，就得到了網絡社會的廣泛圍觀以及討論。在“高富帥”和“白富美”受到網絡圍觀的時候，婚姻匹配市場上的另外一類人也正在引起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他們就是不斷受到擠壓的農村“剩男”與農村光棍。
（二）打工潮與婚姻自由
中國農村私人生活的變革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結構轉型是緊密相連的。盡管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民的婚姻生活逐漸發生變化，但是這些變化都是有限的、漸進的，直到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打工潮井噴之后，真正意義上的、西方式的婚姻愛情革命才開始浮現。如田先紅的田野調查試圖表明真正對農民的婚姻觀念、婚姻方式起到傷筋動骨作用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以來日益涌現的民工打工潮和城鎮化建設。20世紀末期涌現的大規模打工潮，不僅為農村青年情愛的表達與釋放提供了機會與空間，而且為青年男女的擇偶提供了更為廣泛的時空可能。也就是說，僅就農村而言，相比于國家權力，此后的市場作用和由此而來的觀念變遷對中國農村婚姻家庭關系變動的影響也許是更為深刻的，其后續效應也會更為深遠與持久。
許多實證調查支持以上論斷。如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在2011年發布的《新生代進城務工者婚戀生活狀況調查報告》中，在回答“與對象或配偶是如何認識”的這一問題時，最多的是“打工時自己認識的”，占比33.6%；其次是“在老家就認識”，占比23.8%；再次是“父母/親戚介紹”的占比18.6%；又次是“同事介紹”的，占比10.1%；最后是“同鄉介紹”的，占比7.3%。由此可見，因傳統親緣（父母、親戚介紹）、地緣（老家認識、同鄉介紹）的而結成婚緣的占49.7%，接近半數；而因市場打工時認識或同事介紹的業緣關系而結成婚緣的占比達到43.7%，并且因為城鎮化和打工經濟的發展，這一比例還有逐漸增長的現實可能。一方面，這表明了新生代農村青年的婚姻關系締結中現代業緣關系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另一方面，也可以預見，隨著市場經濟的日漸深入，年輕人與傳統鄉村社會的紐帶將會日漸削弱，城市生活文化的影響將日益加強，他們的婚姻半徑將更為拓展，婚姻自主性將進一步提高。
（三）核心家庭的夫妻關系成為家庭主軸
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萌生之初，費孝通就發現了中國家庭結構的核心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隨后有學者指出，新世紀以來中國家庭結構類型漸次由直系家庭、聯合家庭為主體的傳統大家庭向以核心家庭（一對夫妻及其未成婚子女）為主體的當代家庭過渡。這也得到許多實證材料的佐證。譚同學對橋村的研究指出橋村正在成為一個邁向核心家庭本位的村莊，核心家庭本位已成為當代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的文化特征。閻云翔的研究也證明市場社會以來，父母權力日益衰落，家庭權力重心轉移到下一代，核心家庭本位的夫妻關系開始在大家庭內部占據了中心地位。
市場經濟成長過程中，中國農村家庭關系的兩種主要變化，一是父權的衰落，一是核心家庭夫妻關系和女性地位的上升。夫妻關系日益成為家庭主軸的同時，也意味著兩性關系的變化。閻云翔的北方村莊田野調查表明，農村青年夫妻關系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年輕女性權力的增長。這即表現在求婚議婚習俗中年輕女性擁有了最終決定權，并不再屈從傳統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表現在農村地區存在著人為的女性短缺市場，這使得年輕女性處在一個較為有利的擇偶位置，還表現在已婚妻子在家庭地位中的上升以及小家庭中日益凸顯的情愛表達。
四、日益邁向個體主義的婚姻文化
追溯歷史，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曾遇見到現代社會的變遷中，“從欲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社會變動得快，原來的文化并不能有效的帶來生活上的滿足時，人類不能不推求行為和目的之間的關系了?！苯洑v了長達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社會與全球現代化的不斷接軌和融合，當前中國農村的婚姻關系有日益走向個體化體驗的趨勢。
（一）性體驗和親密關系的解放
費孝通早在《生育制度》的“內婚和外婚”一章中預見到，“性和社會常處于相沖突的地位。我們雖則承認食色是人之大欲，可是我們對于這兩種基本需要的態度卻大有差別?！蓖瑫r，費孝通認為，社會對于性的防范和歧視是有原因的，因為“性可以擾亂社會結構，破壞社會身份，解散社會團體”。然而，性自由是人類的幸福與權力，性壓抑是應該被推翻的。隨著中國社會不斷與西方全球化的接軌，中國農村的婚姻實態也不斷受到西方民主和自由思潮的浸染。其中，尤其是發軔于西方現代醫學的避孕技術如避孕藥物、避孕套、宮內節育器以及絕育手術的本土化推廣，促成了性愛和生育的分離，使得女性獲得了性自主，從而使她們與男性處在了平等的地位，男女之間可以達成一種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的“純粹關系”（pure relationship）。事實上，在現代避孕技術發展之前，性對于女人來說意味著懷孕，懷孕一詞首先意味著疼痛和可能在分娩時面臨的死亡，這導致女性對性充滿了恐懼，此外還有道德倫理上的壓力。但是，現代避孕技術的發展比如避孕套在青年群體的廣泛使用以及隨處可購，使得性與生育完成了分離。這樣性也就回到了它的本身，可以變得靈活多樣，從理論上說也可變得為所欲為，進而引致了性的解放，推動了男女兩性親密關系的變革。
（二）愛情婚姻與生育事業的日益區隔
在女性解放上，現代避孕技術的廣泛普及有望真正做到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性”的解放?！绑w驗式婚姻”根本目的不在于傳宗接代，而是把過去的婚姻關系提升到個人的情感體驗和性生活中來，在這方面上，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而非“單系偏重”。莊渝霞對廈門農民工生育意愿的調查顯示，有43.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生育二孩比較合理，低于第一代農民工70%的比例；有52.9%的人認為生育一孩比較合理，高于父輩的21.8%；第一代農民工中有8%認為生育三孩比較理想，而新生代中沒有人選擇生育三孩，甚至有3.4%持不生育后代的觀念。同時，隨著子女生育數量的減少，夫妻花費在撫養孩子上的時間、資源等勢必減少，按照費孝通的家庭功能論進行理解，夫妻應該有更多的情感生活空間了。在婚姻生活中，生育數量的日益減少及至丁克文化的興起，也顯示了婚姻制度的另外一個變革趨勢，即婚姻與生育的日益分離，這與傳統延續香火的婚姻社群模式迥然不同。
（三）離婚的社會觀念開放化
與1950年的“新婚姻法”出臺相類似，1980年《婚姻法》修訂版的頒布，直接對當時大量搖搖欲墜的婚姻形成沖擊，促發了共和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離婚高潮。自第二部《婚姻法》頒布以后，全國的離婚案件數量一直呈現急劇上升的趨勢。同時，婚姻關系的確立和取消也日益淡化政治控制的因素，個人在婚姻選擇以及婚姻關系的維系中自主性日漸增強。2013年原《婚姻登記管理條例》修訂為《婚姻登記條例》，“管理”二字是篩除直觀表明婚姻制度的“國退民進”，在婚姻關系上由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人”過渡到私人生活變革的“自由人”。
離婚率的升高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它從側面最直觀的表明當前中國婚姻關系日益趨向個體主義的個人體驗。據民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自2004年以來，我國離婚率連續10年遞增；2012年全國共有310余萬對夫妻辦理離婚手續，離婚率增幅首次超過結婚率增幅。最新數據則顯示，2017上半年全國各級民政部門和婚姻登記機構共依法辦理結婚登記558萬對，比去年下降7.5%；依法辦理離婚登記185.6萬對，比去年同期上升10.3%。其中離婚結婚比最高前三甲分別為天津市、黑龍江、吉林省，離婚結婚比分別為60.50%、58.92%、56.34%。據調查，離婚的前五個主要因素依次分別是對方出軌、家庭暴力、性格不合、婆媳關系不和睦、對方有不良嗜好。其中，50.16%的離婚是由于第三者插足，對方出軌是產生離婚的首要因素。
五、中國農村婚姻關系的世紀變革進程
就文化本身而言，自有一種歷史惰性，婚姻文化概莫如此。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人歷來重視家庭的價值，視婚姻為倫常之本，強調家庭、婚姻對于個人的重要性。同時，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運動以及緊隨其后長達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國社會的急速變遷使得中國農村的婚姻關系隨之發生了實質性的變革。這里，結構的歷史巨變與觀念的實質變革是相輔相成的。
緊隨的論題是如何看待中國農村婚姻關系的百年之變與不變。嚴格的說，變化與延續是不可分割的。事實上，沒有任何一種婚姻形態關系可以從一種形態轉變到另一種毫無聯系的形態。在本文的研究關注里，傾向于注重新的發展。傳統儒家式的家庭因素依舊存在，比如主干家庭的結構形式、男性中心主義等，但總的來說，以發展的眼光看未來的中國農村婚姻關系趨勢，可以顯見的是將會日益從集體主義的婚姻土壤邁向現代個人主義的個體化體驗。從分析的需要比較上看，大致經歷了四個主要歷史發展階段：傳統時期以家族本位和倫理集體主義特質的婚姻“社群模式”，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凸出國家集體主義的婚姻形態，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來強調核心家庭本位的婚姻形態，和當前日益走向個體化體驗的婚姻文化。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農村婚姻關系的百年變革進程，在變化發生的每個時刻，總存在舊有文化的影響。事實上，當今中國農村婚姻并不全然是真正意義上的“個體時代的婚姻”，只是一種發展的走向，它仍然受到傳統文化慣性和家族思維的強有力浸染。長期看，當前婚姻中某些傳統特質仍會繼續與現代特質的部分內涵同時并存。幸福、長久、和諧的婚姻，既要延續傳統中國重視家庭的文化傳統，也要關注通過現代個體的經營來獲得自我的成長、關系的融合和婚姻的成長。
（作者系長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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