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村鎮是歷史形成的，具有深厚、獨特的傳統文化底蘊，能夠較好地表征村落文明、維系歷史傳統。
一方面，特色村鎮保護是在傳統村鎮不可逆轉地衰落的情勢下，維護傳統鄉村文明的可行性策略；另一方面，特色村鎮經過“記憶之場”的當代化改造可以重新煥發生命活力，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
特色村鎮的發展需要將鄉愁記憶作為內在推動力，通過適宜的策略來維持活化獨特資源與現有環境，即利用現有的人力物力資源，盡力保護現存的能夠喚起人們鄉愁記憶的鄉愁文化資源，與此同時在允許的范圍內利用鄉愁文化資源開拓創新，為村鎮的發展尋求新的機會。
我們在保護中會遇到一連串的問題，例如，我們該如何既要保護特色村鎮的歷史文化，同時又不阻礙其未來持續發展？如何平衡特色村鎮保護與城市化發展的腳步？
留住鄉愁
留住鄉愁，首先需保護作為物質載體的實體建筑。村鎮建筑不是舊書頁中的抽象描摹，不是學者的理論神龕里供奉的久遠記憶，而應該是活生生、真實可感的。
哈布瓦赫在《論集體記憶》中寫道：“在任何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記憶依賴于社會環境”，“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了他們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從實體保護看，小到街角巷口、村口大樹、小橋水井，大到街道肌理、歷史古建筑、自然風光，都構成了小村小鎮獨特的記憶坐標系。對這些資源的保留和保護既能喚起尋根之情，還能讓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擁有自豪感和歸屬感。
很多地方不惜毀掉原有的舊式村落建筑格局，花重金打造充滿文化贗品氣息的仿古建筑，這種仿舊的新建筑充其量可以引起旅游者片刻的文化消費興趣，卻無法真正釋放人們的鄉愁。
其次，還需要保護特色村鎮中的生活記憶與交往記憶。物質載體與鄉愁的結合，往往還會顯現在生活記憶與交往記憶中。生活記憶與交往記憶往往體現為小村小鎮中的民俗事項與風俗文化，構成了該村鎮的鮮明個性與村鎮記憶，是不斷延續、形塑小村小鎮共同體至關重要的文化載體，比如農事禳災、祈雨儀式、驅儺逐疫等，它有可能讓每個“局內人”與“局外人”形成“我們感”，從而達到保護村鎮的目的。
學者劉鐵梁就以太湖南岸的湖州農村在生態保護與防治水患的村落規范與集體合作為例，對此作了生動的書寫：
平時，所有村民都有保護堤壩之責，不準在堤上放牧、割草、挖泥。……洪情發生時，由村民組成幾班隊伍，晝夜沿堤巡邏，并通過敲“太平鑼”和“報警鑼”向村里人報告情況。一旦“報警鑼”響起，全村男女老少一齊向鑼聲方向集結，人人竭盡全力，搶險保塘。
文化記憶中最寶貴的部分，就是建立在生活與交往記憶基礎之上的村鎮組織制度，在人們的交流之中不斷地融合發展，最終成為以建筑形式保留下來的文化集體記憶。保護生活記憶、交往記憶恰恰是保護了一種鄉村內生式的文化發展。
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高歌猛進，一方面，鄉村面臨著“空心化”、“鄉村性”趨弱的問題，另一方面，諸多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村還面臨外來資本進駐、外來主體進入，自身的文化主體地位有喪失之虞。具有明顯“地方性”的鄉村性文化逐步讓位于外來主體所代表的“現代性文化”。
保護日常記憶與生活記憶可以解決鄉村從“外部推動”轉變為“自身主動”的發展模式，主要由發展地區內部來推動和參與，充分利用發展地區自身的力量和資源，尊重自身的價值與制度。
此外，保護文化記憶，還需要促進特色鄉鎮中不同時間的記憶融合。“過去”是通過當下人們的指涉、選擇才產生意義的，深入思考當下與未來，過去的記憶才會煥發出新的生機。
近年來，江蘇省南京市江寧區大力發展鄉村資源，建設了一批精品示范村，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處理好過去與當下之間的記憶關系。例如江寧觀音殿村通過一番建設改造，一方面，盡可能地保留了村莊的自然形態、鄉土氣息，將過去農村的一些記憶符號，如村口大樹、老井、池塘等保留下來，生動地展現了江寧農村的原始風貌。另一方面，面向當下與未來，把現代元素融入到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打造大陸首家生態泡泡屋；開設三吉沙畫、泥旦旦的小屋、老潘茶館等一系列主題民俗館；引入各類創業項目、品牌等。這里不僅僅是過去的堆砌，更多的是鄉村文明發展的呈現。鄉村文化不再只存于生活之外的厚重歷史里，而是告訴人們“生活本身就是文化”。
創新發展
創新來自于積極開發與靈活組合其內在的鄉愁文化資源，將特色村鎮的傳統和特色轉化為轉型發展的基礎和優勢，科學地引導小村小鎮的創新發展。
首先，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廣泛應用的、具有積極意義的行為、活動進行深度挖掘，如傳統技藝、傳統禮儀、各類土特產品等，這些特色資源是最能喚起人們鄉愁記憶的載體，具有開發、創新的價值。如無錫市的紫砂壺是典型的地方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很強的地理標識性，可以建立以紫砂壺制作為主題的特色小鎮，以活化的文化遺產建構可以承載文化記憶的特定空間。
其次，要為這類能夠喚起人們鄉愁記憶的產品、活動提供政策層面的支持，通過活動的開展，使承載著鄉愁記憶的產品實現可持續發展。拿古鎮周莊來說，周莊古鎮曾舉辦過多次國際旅游節，并在旅游節期間推出一系列的主題活動，向不同的人群展現不一樣的周莊古鎮，舉行水鄉婚禮、搖快船、劃燈等一系列別樣的民俗活動，這些民俗活動都經歷了數百年的沿襲，既完整保留了自身的俗制，同時與時俱進、發展創新，為自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再次，要通過技術創新、工藝創新來提升傳統特色產品的品質。江浙的很多傳統行業，如釀造、陶瓷、絲綢等，都將鄉愁作為一種創新發展資源，給小村小鎮帶來獨特的生機。例如位于蘇州市吳江區東部的震澤鎮，栽桑、繅絲、織綢等絲綢文化已成為了震澤鎮的文化地標。2016年10月，震澤鎮被列入住建部首批127個中國特色小鎮名單中，以其悠久的桑蠶文明成功申報了絲綢小鎮。震澤鎮更力將散落在古鎮、古街、古宅中的蠶絲記憶串聯起來，利用小鎮獨有的桑蠶文明打造了集農業觀光、旅游經濟、美食體驗為一體的產業鏈，使小鎮重煥生機。
最后，創新離不開城鄉文化之間的融合，通過文化記憶與鄉愁需要再造文化空間。
從本質上說，鄉愁是人們對于過去的記憶，是在一定條件下的情感抒發或宣泄，城鎮記憶成為由現實環境所引發的對城鎮空間某些不足的補償和調適。情感是流動的，也是有能力再造文化空間的。正如沈從文先生筆下的“邊城”，恰恰是離開故鄉鳳凰多年，經北平上海等大城市風物熏染后，在記憶的回望中重造的主客體交融的“故鄉”，一個再造的文化空間。
也就是說，家鄉不僅僅是我們生活的物質空間，更是心靈的休憩之地。在劇烈的現代化進程中，人們在生活中如果沒有精神生活空間的慰藉，失落、彷徨與不知所措就會接踵而至，家鄉的記憶也會受其影響。所以，在現代化的車輪不斷向前中，我們要在創新中找到解決家鄉記憶與歸屬感的方式，解決記憶中的故鄉與現居的大都市之間的平衡。
如許多臺灣阿美人進行的遷徙，他們從臺灣大社會的邊陲移住到桃園或臺北，形成自己的小區，同時并沒有割斷與原住地的聯系，每逢重大節日，常常兩地往返。這使得阿美人的文化形式在兩個地區融合互補，并創造出新的形式。阿美族的案例呈現了人與土地的特殊關系與人們對于地方歸屬感的認同，是一種有創新精神、飽含文化記憶的“兩地社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史》2018年1月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