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

“人們通常用語言、習俗、信仰來描繪共同體”^[1]。共同體是由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范圍內聚集而成的，但并非所有群體聚集都可以稱為共同體，“共同體是持久的、真實的共同生活”^[2]。真正的共同體應具有功能和精神雙重屬性，從功能層面看，共同體應發揮安全保護、秩序建構、利益協調等作用，促進群體和個體的發展。從精神層面看，共同體是一種文化、符號和價值觀，個體對其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安全感和歸屬感，是個體的精神歸宿。我國鄉村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共同體。鄉村是不同于城市的區域，它具有明確的邊界和界限，對內提供公共服務、動員村民開展公共建設、制定村規民約、維護社會穩定，對外保衛鄉村安全、維護和增加鄉村利益、連接國家與村民。在鄉村內部，村民從事相同的生產活動，有著相似的生活模式，共享一套社會規范，對鄉村具有高度的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一書從研究近代理性主義形而上學、人性論、自然法和政治哲學的作品入手，并將它們一步步地向歷史的縱深領域推進，通過同歐洲近代以前的“前理性主義”文化傳統展開充分比較、對話，奠定了以理解人類共同生活的總體事實、反思其內在規范為要務的社會學。

一、“共同體”理論的比較分析

斐迪南·滕尼斯抽象概括出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兩種基本結合類型：共同體和社會。滕尼斯對共同體的類型、表現形式及特征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認為，共同體包括三種類型，從最初的血緣共同體發展為地緣共同體，最后是精神共同體，具體表現出的典型形態是親屬、鄰里和友誼。馬克思使用的共同體概念包括最初的“自然共同體”、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代表的“虛幻共同體”以及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真正共同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著作中，馬克思著力批判了體現階級統治、資本邏輯和物的依賴性的資本主義“虛幻共同體”，闡釋了走向“真正共同體”的條件與路徑。

1.滕尼斯的“共同體”理論

滕尼斯提出“共同體”概念，本質包含著“真實的與有機的生命”。在書中，他從母權制之家向父權制之家過渡的歷史展現了作為“共同體”的人類最初的關系形態，家庭里的母子關系呈現了人類意志完美統一的原型，因為它最直接地體現為身體的衍生或本能的結合，但是這一純粹自然的關系最終要讓位于由精神或心靈主導的關系，父子關系由于其支配的結構表現了最完善的共同體關系；簡單的家庭關系將遵循從自然到心靈的脈絡，衍生出更復雜的共同體關系，它們是血緣共同體（如家族、氏族、宗族和部族）、地緣共同體（如鄉村社團）與精神共同體（如行會、兄弟會）。^[3]血緣共同體發展著，并逐漸地分化成地緣共同體；地緣共同體直接地體現為人們共同居住在一起，它又進一步地發展并分化成精神共同體，精神共同體意味著人們朝著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義上純粹地相互影響、彼此協調。一般而言，同血緣共同體關聯著的人們是共同關系以及共同地參與事務，總的來說，就是對人類本質自身的擁有；同樣地，地緣共同體建立在對土地和耕地的占有的基礎上，精神共同體的本質則關聯著神圣的場所或受到崇拜的神祗。^[4]

這樣的關系包含了人們的相互扶持、相互慰藉、相互履行義務，它們在人們彼此之間傳遞，并且被視作人的意志及其力量的外在表現。通過這種肯定的關系形成的群體一旦被理解成統一地向內或向外發揮作用的生命體或物體，那么它就被稱作一個結合。對關系本身，因此也即結合而言，如果我們將它理解為真實的與有機的生命，那么它就是共同體的本質。^[5]

“有機體之于生命的關系，就像家族之于共同體”，共同體是一種原始的、天然狀態的，并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在滕尼斯看來，無論哪種衍生的共同體形態，皆根植于家庭這一典范，家庭既然天然產生了“共同領會”或“默認一致”的精神，它內在的母性氣質和父性氣質亦構成了塑造諸共同體關系的原初要素，這些要素彼此交纏，以不同的力量比例、結合方式形成了各種共同體的關系。

在滕尼斯看來，“共同體是有生命的”，“共同體”意志是內在自由而有靈的。自然意義上的共同體代表著一種自出生始就與之相連的親密關系，例如習俗、語言、信仰。^[6]因此，滕尼斯的“共同體”，指的是傳統的鄉村、小群體，人們之間關系密切，人們有共同的信仰和價值，保持著相同的習俗，具有較強的集體意識。親屬和家庭從根本上構成了人類共同生活的實質基礎。^[7]形成了一種以血緣紐帶、情感為基礎的共同體理論。

2.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

馬克思從“現實的人”的生存和發展出發，揭示了人的本質，個體為了實現自身本質就是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邏輯起點。馬克思抓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指出隨著生產力發展而發展的社會分工是共同體發展的動力，共同體不斷發展意味著人類的不斷發展，共同體發展的最終歸宿是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1）從“現實的人”的生存的維度看

“現實的人”是“以一定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活動的一定的個人”^[8]，是從事物質生活資料和生活本身的現實生產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馬克思把“現實的人”作為共同體的邏輯出發點，揭示了“現實的人”為了生存，必須進行最初級的聯合，或者通過擴大家庭，或者通過婚姻方式聯合，人們只有通過聯合，才能擺脫自然界的束縛，這種聯合的主要特征是依托血緣關系，出于自身生存考慮，從而形成了氏族、部落等形式的“自然共同體”。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對“自然共同體”的依賴性比較強，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和聯系也僅限于“自然共同體”內部，彼此利益高度一致。

（2）從社會分工的維度看

隨著生產力進步，社會分工不斷發展變化。人類最初只是簡單的自然分工，在原始社會，人們為了應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在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的，這種分工只是按照性別進行分工，如男性的職責是捕魚、打獵、獲取生活所需要的食物原料，女性負責做飯、織布等家庭職務，每個人都是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人們沒有私有財產，所有生活資料都是共同財產。

人類歷史上的三次大分工：第一次大分工是游牧部落從野蠻的人群中分離出來，部落之間的交換成為常態，剝削成為可能；第二次大分工是手工業和農業相分離，奴隸使用普遍化，商品生產出現；第三次大分工是商業與生產部門相脫離，商人階級出現，國家取代氏族制度。雖然三次大分工的經濟基礎都是以自給自足為主導的小農經濟，分工規模小，覆蓋面窄，但是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隨著生產力發展，社會規模日益擴大，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社會關系更加復雜，對分工提出了更高要求，分工不再局限于兩性之間或天賦（如體力）等因素。馬克思指出：“真正的社會分工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9]馬克思這一論斷標志著分工從自然分工階段進入到社會分工階段。社會分工的出現意味著生產力水平進一步發展，社會財富日益豐富，本性貪婪的人都想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這便導致私有財產、異化勞動和私有制的產生。“現實的人”對利益的需求也不斷增長，維系共同體存在和發展的紐帶不再是血緣關系而是利益關系，這也是推動共同體變化發展的內在動力。

二、中國鄉村共同體的歷史演進

歷史地看，我國傳統鄉村共同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不同階段鄉村共同體呈現出不同特征。

1.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性鄉村共同體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經濟形態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傳統村落是在村民為共同應對農業生產、日常生活、社會安全等風險中自發聚居而成，并在共同勞動過程中結合形成了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自然共同體”。

傳統鄉村自然共同體的特征：同質性，建立在個人相似性基礎上的機械團結，個人高度依附于集體，鄉村共同意志取代個人意志成為村民的行動指南，因而是同質的。封閉性，共同體主要面向鄉村內部，盡量避免與外界的交流。排外性，鄉村對外界保持高度警惕性，反對外部力量干涉村莊事務。鄉村治理是在“皇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所建構的體制下進行的。

2.以人民公社為組織載體的政治性鄉村共同體

伴隨著生產力發展而日漸豐富的社會財富，導致個體自身的特殊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日漸尖銳，“由于私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的這種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國家這種與實際的單個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脫離的獨立形式，同時采取虛幻的共同體的形式”^[10]。

1949 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憑借其在鄉村社會從革命戰爭時期就已經形成的并不斷強化的政治領導力和組織動員力，沿著現代國家建構中“政權下鄉”的過程，在鄉村社會建立基層政權，并把政權行為直接到達農民。^[11]通過農村土地革命、合作化運動、基層黨組織的建立等，確立了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權威。建立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社會成員被劃分成黨員干部、中農、貧農、地主等不同階層，政治身份成為農民進行社會交往、形成社會認同、獲取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農民生產生活高度政治化，生產活動、日常生活與政治活動高度重疊，政治觀念、意識形態、政府意志被貫徹到生產生活當中，如鄉村的娛樂活動主要是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與意識形態。

鄉村治理逐漸由過去的“自然共同體”下的“自治”走向行政化，基層政府、公社、黨組織等政治組織以及公社干部、黨員、生產隊長等政治精英取代家族、宗族等民間組織和鄉紳、長老、族長等鄉村精英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鄉村政治共同體同樣具有同質性和封閉性特征，但與自然共同體不同的是，它是通過國家行政強制力和意識形態教化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整合和控制，農民從依賴熟人和鄉村轉向依賴黨和政府，政治認同取代了社會認同。

3.以市場為資源配置手段的利益性鄉村共同體

改革開放后，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村民自治的推行、國家對鄉村管制的放松，依靠家族、鄉村精英、村規民約、風俗習慣等維系的自然共同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復和發展。

但20世紀末以來，在市場化浪潮的推動下，鄉村日益原子化和個體化，農民的經濟理性逐漸超越社會理性，理性算計成為農民社會交往和形成社會團結的關鍵。隨著國家政策持續“入場”，資金、 技術、 人才等資源持續輸入，鄉村日益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正如馬克思所言：“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 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2]甚至“利益相關度決定利益共同體的緊密程度”^[13]。

這一時期，盡管農民依然生活在鄉村，主要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對鄉村具有較高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但利益共同體與自然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有很大區別: 第一，農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自由和自主，是獨立的行動者，而不是完全依附于家族和政治組織，能否獲取經濟利益是農民進行社會交往的主要考慮因素；第二，提供服務、滿足農民社會需求的主體不再是鄉村和政府，而是市場，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第三，共同的利益是維系鄉村社會團結，實現社會整合的關鍵。

三、新形勢下鄉村共同體的認識與思考

在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多重力量的沖擊下，村莊的生產、生活、交往方式，包括精神文化生活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變化。尤其是農業工業化、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使得鄉村共同體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自然共同體，也不是政治主導的政治共同體，更不是純粹的利益共同體。

1.經濟形態的變遷與鄉村共同體物質基礎的變化

共同的生產活動是維系鄉村共同體的基礎，而處于轉型期的鄉村，經濟形態的變化使得鄉村共同體內部的關聯度不斷降低。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化轉型，農業生產方式已實現由人力畜力為主向機械作業為主的歷史性跨越，意味著少數人通過機械就可以完成過去由多人共同參與的農業生產任務，從而降低了合作生產的必要性。傳統鄉村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共同體，農民從事相同的農業生產，而隨著鄉村市場化的發展，鄉村出現了各種經濟形式，如個體工商戶、家族企業、集體企業等，鄉村異質性不斷增強。

2.鄉村個體化凸顯與鄉村共同體社會關系的變化

鄉村現代化既表現在鄉村經濟發展的多樣化，也表現在鄉村個體化趨勢日益凸顯。第一，公民個人意識的覺醒。傳統村民逐漸向現代公民轉變，更加重視自己的權利，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成為時代話語。第二，鄉村權威的失落。無論是社會組織、鄉村精英等民間權威，還是政府、黨組織、鄉村干部等政治權威，都有所弱化。第三，風險承擔的個體化。傳統由家庭、宗族、村落、教會等共同承擔的社會風險，如失業、貧困、教育、養老、住房等，現在只能由個體獨自承擔，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社會的興起，更是強化了這種風險承擔的個體化。

3.鄉村社會的開放性與鄉村共同體的界限變化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鄉村日益由封閉走向開放，地域性鄉村共同體的界限日益模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已不再是空間距離，更多的是理念、思維等隱性的心理距離。特別是合村并組、合村并鄉后，自然村逐漸向行政村發展，村落的地理邊界大大擴展了，傳統熟人社會逐漸向半熟人社會轉變，同時，人口流動的加快，村民的生產生活范圍逐漸突破地域界限。伴隨著農民的流動和村莊日益開放，村民不再滿足于傳統鄉村共同體所提供的有限服務，而是依賴市場，通過參與社會消費來滿足個人社會需求和體現人生價值。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思想文化在鄉村的傳播，現代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鄉土文化，鄉村逐漸成為各種文化思想的交匯處，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逐漸弱化。

四、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路徑探析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要“建設人人有責、 人人盡責、 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14]， 這既是黨對社會治理本質和規律的正確認識和科學把握， 也是黨對社會治理問題的探索和應答， 為鄉村社會治理提供了思路和指引。當前，我們既不可能回歸過去，以犧牲個體性為代價，建立高度同質性的共同體，也不可能以城市為摹本，從個人主義出發，以市場的方法建立利益共同體。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勢必要求匯聚國家、政府、市場與社會等多方主體的力量，以共同體的價值共識和乘法效應，克服治理碎片化、內卷化等治理低效現象，增強鄉村社會發展的內聚力，強化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能力。需要更多地從國家和鄉村整體性出發，在尊重個體性、自主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基礎上，超越工具理性、技術理性和經濟理性，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

1.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完善鄉村服務體系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把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化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動力，把維護廣大農民根本利益、促進廣大農民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15]在鄉村振興過程中，需要把“以人民為中心”這一新發展理念，落實到保障和支持農民通過鄉村自治機制在鄉村社會當家作主上來，以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需求為導向，確保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交由農民決定、服從農民需要。政府治理理念要合民心、符民情，由黨組織充當“舵手”，由村民充當主人翁，以協調者和引導者身份重新定位政府角色，重視鄉村共同體建設，發揮村小組和村委會的作用，由鄉村內部協調資源配置，提升鄉村自治能力。同時，政府要轉變“城市偏向”的發展理念，完善鄉村公共服務體系，比如，加強村民教育和就業培訓，提升村民的綜合素質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重視弱勢群體的權利，建立完善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大鄉村公共服務購買力度，提供更多更充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2.健全“三治”結合鄉村治理體系，重塑鄉村權威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強調“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16]。重塑鄉村權威，要堅持以村民自治為基，增強鄉村自治權威。加強鄉村黨組織、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建設，增強村民的組織認同感；因地制宜，制定鄉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提升自治規則的權威性。堅持以鄉村法治為本，樹立鄉村法律權威。完善鄉村法律體系，強化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行、生態環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權威地位。堅持以鄉村德治為要，提升鄉村道德權威。挖掘傳統熟人社會中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

3.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增強鄉村凝聚力

習近平強調，“要尊重廣大農民意愿，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7]有效治理不僅需要解決問題，也需要農民這一參與主體在共同解決問題中增進公共精神和對鄉土發展的信心，尤其是讓普通公眾意識到參與公共治理是權利也是責任，愿意分享思想，愿意抽出更多時間去參與公共事務，而不是做消極的旁觀者。在實踐中，要改變過去政府主導治理模式，由村民自主協商討論鄉村建設項目規劃。將村民自治和政府提供結合起來開展各類鄉村公共建設，不僅有利于發揮各主體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合作，能夠提升村民公共參與和責任精神，發展公共精神文化。公共精神文化建設可以為構建富有生機的、相互支持的和賦予包容性的地方共同體帶來愿景；同時，也能夠抵御生活在這個個人主義時代的一些消極因素^[18]。這種公共精神文化不同于傳統以犧牲個人自主性維護鄉村整體性，而是在個人差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合作，即實現從“機械團結”向“有機結合”的轉變。

4.促進鄉土文化自覺，重塑鄉村信任

習近平指出，要“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19]，并強調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20]。因此，我們在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這兩對關系時，既要提倡現代文化，也要弘揚優秀傳統鄉土文化，要留得住“鄉愁”。應充分認識到鄉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落后文化的代表，更不能以城市文化取代鄉村文化。鄉土文化重建的關鍵在于破除那些將鄉土文化視為“落后的”、“封建的”等意識形態偏見，促進鄉土文化自覺^[21]。加強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豐富鄉村文化活動內容和形式，挖掘傳統文化，培育文化傳承人等方面促進鄉村文化建設，提升村民對鄉村的文化認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美麗鄉村建設，建立鄉村獎懲機制，發揮村規民約的約束作用，塑造新型的和諧人際關系，重塑鄉村信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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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