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論站在新的歷史高點上的中國農村研究
當下中國正處于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重大轉變中。工業化、城鎮化將會對農業社會“連根拔起”，傳統農村社會正在迅速消逝，生長于傳統社會的農民正在成為“最后的農民”。而人們對作為中華文明之根的傳統農村社會的認識還相當有限，即將消逝的農村社會傳統形態急待進行搶救性認識。而從現實政策層面看，延續數千年之久的傳統農村社會因子，更簡單地說，數千年的家戶經濟還能否在現代農業建設中發揮作用，被視之為“小農經濟”的家戶經營能否與現代農業兼容？這是既有的農村研究尚未給予很好總結和回答的。其重要原因是受時代所限。當今中國正處于一個嶄新的歷史高點上，可以從容不迫地展開中國農村研究，特別是在歷史延續性的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全面深入認識。
一、20世紀農村研究主題與中國農村社會形態認識
人們對社會的認識總是與時代及其時代問題密切相關。而對問題的認識又受制于人們的認識視角。
20世紀是中國處于重大歷史轉變的世紀。翻天覆地的革命和現代化是這一歷史轉變的中心議題，包括對舊的統治制度和生產方式的革命性替代。正是在這時代背景下，農村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其成果最多，并形成了核心研究范式。
一是農民反抗。傳統農業社會是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在由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轉變中，農民作為傳統生產方式的承載體將會隨著生產方式的轉變而成為歷史，農民作為傳統農業社會形態的主體將會隨著現代工業社會進程被新興的社會群體所替代。且這一歷史定論為英國美國等率先進入現代化的國家所證實。英國在進入現代化軌道之前，便由于農業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化消化了農村人口。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更是不存在傳統農民。正因為如此，19世紀的西方學界認為農民只是“歷史的棄兒”，對于農民問題缺乏足夠的關注。
進入20世紀后，現代化將所有國家卷入到以資本為主導的歷史進程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呈現出與西方不同的道路，重要特點是作為傳統社會因子的農民在社會歷史進程和制度造型中扮演著重要，甚至決定性角色。美國學者摩爾發現，在兩大文明形態起承轉合的歷史關節點上，分崩離析的傳統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大量階級因子，會對未來歷史的造型發生強烈影響。他在其名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中開宗明義說明，“本書力圖揭示這個或那個農村階層在什么樣的歷史條件下成為舉足輕重的力量”。該書的副標題便是“現代世界誕生時的貴族與農民”。正是在此背景下，農民這一曾經被視之為“歷史的棄兒”的群體進入到學術界，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成為“顯學”。
由于農村和農民在歷史變革進程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使得學界對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的反抗。在傳統社會，農民處于社會底層，是被壓迫者。進入20世紀后，這些底層社會的人是如何被動員和組織成為反抗力量，便成為學界所重點關注的領域，產出了大量成果，并形成相應的農民反抗的研究范式。相當多數的學者又將這一范式運用到20世紀革命前和之后對農村的研究。如美國學者裴宜理對傳統中國農民反抗的區域性研究，歐博文基于20世紀末中國農民上訪提出的“依法抗爭”觀點等。
中國是世界上農業文明歷史悠久，農村人口最多，同時又是農民在20世紀革命中扮演角色最突出的國家。農民反抗自然成為中國學界的重要議題。1949年之后號稱中國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的便是農民戰爭研究。20世紀末，“依法抗爭”理論流入中國并演化成為諸多農民抗爭研究模式。
二是小農經濟。由一個家庭經營一小塊土地的小農經濟是傳統農業社會生產方式。但在西歐國家，典型的小農經濟產生的時間并不長。直到近代，伴隨封建莊園制的瓦解，小農經濟才成為主要生產方式。馬克思在19世紀對小農經濟的特征作了經典的概括，并認為小農經濟最終會被新的生產方式所取代。只是到了20世紀，小農經濟占重要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學界的視野，小農經濟得以成為學界重點關注的領域，并形成相應的研究范式。如黃宗智運用日本滿鐵資料對中國農村研究的兩部重要著作，都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題的。
農民反抗與小農經濟都存在于特定的社會形態之中，或者說是特定的社會形態的構成要素。除了農民反抗和小農經濟的主題外，20世紀中國農村研究還涉及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
社會形態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性質的外在表現形式，它是社會各個構成要素通過一定關系的結合而形成的，規定與此社會與彼社會的質的差異。在20世紀的中國農村研究中，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和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形態。主要表現為：
其一，馬克思主義者從生產關系的角度的認識。
社會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創造，且將生產關系作為認識社會形態的主要維度。在20世紀對中國農村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者從生產關系的角度認識和定義中國農村社會形態，并為農民革命提供直接依據。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最早是向蘇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1920年代末，共產國際內部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發生爭論。當時主持國際農民運動研究所東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馬季亞爾寫了一本《中國農村經濟》（1928年莫斯科出版），把爭論引向高潮。馬季亞爾認為：中國自原始社會解體后，既無奴隸社會，又無封建社會，而只是一種由亞細亞生產方式決定的“水利社會”。到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傳人中國后，中國也就成了資本主義。因此，他認定中國農村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農村。在蘇聯學習的陳翰笙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馬季亞爾講的只是農產品商品化的問題，實際上農產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開始了，如煙草、絲、麻等，但這只是商業資本，而不是工業資本。中國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是封建社會性質，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陳回國后主持了數次農村調查，創辦了《中國農村》刊物，發表了大量農村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從生產關系的角度揭示中國農村社會的性質。他們的調查和研究得出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結論，認為農民受到地主、外國資本和本地官僚買辦的三重剝削壓榨，已經完全破產，除了造反別無出路，從而為農村革命提供了學理上的合法性依據。
一定的生產關系產生不同的利益，并構成不同的階級和群體，產生矛盾和沖突。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生產關系和階級分析方法引入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進行了大量農村調查，得出了一系列論斷。如中國數千年都是一家一戶生產的小農經濟，中國農民遭受國家政權和地主階級的雙重剝奪，中國農民具有反抗精神，無數次的農民反抗或多或少推動了中國的進步等。
其二，文化與社會學者從傳統與現代的角度的認識。
20世紀的中國正處于傳統與現代的轉換之中，面臨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的碰撞問題。學人們從不同角度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進行了認識和定義。
一是“文明根基”。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認為，中國文明的根本在農村，如果模仿西方國家的城鎮化，會使中國社會“失根”。中國社會沒有階級之分，對于農村重在建設，特別是以文化重建農村。
二是“鄉土中國”。費孝通先生受到良好的社會學科訓練，同時又因為重視調查，能夠從中國本體的角度理解中國農村。他在《江村經濟》一書便提出了發展鄉村工業這一非西方化同時也非農本傳統的思想。《鄉土中國》一書更是建構起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本土認識視角，強調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中國”，有自己的鄉土邏輯，并據此提出了一系列本土概念，如熟人社會、差序結構等。
其三，外國學者從人與土地關系和技術角度的認識。
在20世紀，外國學者比較早地開始研究中國農村，他們以西方國家為參照，主要從人與土地關系和技術的角度認識和定義中國農村社會形態。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卜凱。在卜凱看來，中國農村社會的重要特點是人地矛盾，農村生產主要依靠的是勞動力的投入，而勞動力又得消費農產品，由此陷入低效農業的陷阱。卜凱經過對中國農村的調查，認為：中國農業的問題，主要不在于農佃制度，而在于農業技術、田場管理的落后，完全可以通過農場管理的優化和農業技術的提高來解決。
農民反抗和小農經濟兩大主題無疑抓住了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時代問題，取得的成果也是非常突出的。與此相關的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也從不同側面揭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特性。其研究價值無論作多高的評估都不為過。但是，任何研究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并有其時代的局限性。
一是認識主題所限。20世紀中國處于危機與轉機的變革時期，農業農村農民成為最為緊迫的時代問題。對中國農村的研究和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都受到這一時代的緊迫問題所牽引。農民反抗與小農經濟因此成為最重要的議題，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和定義也與此相關。而中國農村其他方面的問題未能得到充分關注，豐富的社會關系被簡化為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大量的社會事實被認識主題所遮蔽未能充分發現和展示。
二是認識思維所限。20世紀中國正處于傳統向現代轉換時期，為了徹底改變舊制度，形成否定性斷裂性思維，即任何與傳統社會相關的東西都應該受到拋棄。小農經濟屬于舊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成為否定的對象。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就在《組織起來》一文中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步地集體化”。由于將個體生產作為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對待，那么個體經濟就受到徹底否定，至于個體經濟是否有其合理因素，其合理因素能否為新社會制度所吸納，則未及考慮。其他相關小農經濟的研究大多也限于對小農經濟的否定方面。
三是認識方法所限。認識來源于調查。20世紀，為了認識中國農村社會，人們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調查，取得了大量成果。但這種調查有強烈的目的性。較多的是根據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有選擇的進行調查。這種調查獲得了某一方面的真知，但也容易遺漏其他方面的事實。如馬克思主義者的調查關注的是生產關系方面的調查，西方學者側重于生產力方面的調查，從而會得出不同結論。文化和社會學者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定義更多的是一種天才式的直觀判斷，缺乏大型持續調查作為支撐。
正是由于以上限度，當舊的政治統治推翻以后，對于如何建設一個新的農村社會，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也未能從傳統農村社會中汲取有用的成分。其突出表現就是在否定了傳統家戶私有的同時也否定了傳統的家戶經營。在集體化過程中和人民公社體制建立后，以包產到戶為特點的經營方式數次興起又數次受到批判，直到1978年農村改革，家庭承包經營才成為長期穩定的生產經營方式。改革之初，有人對此不理解，認為家庭經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農村集體化沒有能夠承繼傳統生產方式的合理要素，使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二、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認識的維度
總體上看，20世紀的中國是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重要歷史時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特別突出，為解決緊迫的時代問題，農村研究的主題相對集中，既取得了大量成果，又存在諸多局限。為解決緊迫問題，很容易產生政策上的急于求成，認識上的二元對立切割。這都是時代所然。
進入21世紀，中國農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歷史高點上。其根本特征就是國家進入到一個以工業反哺農業的新階段。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農村人口迅速減少，從改革開放之初的全國85%以上下降為50%左右，且農村人口大多屬于兼業人口。非農產業的產值已達85%以上。正是在此基礎上，國家一舉廢除長期歷史存在的農業稅，并根據城鄉一體化的思路，給予農村大量支持。這一舉措從根本上消除了農民與國家對抗的主要基礎。因為，在長期歷史上，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主要是稅收關系。賦役沉重加上人多地少造成的民不聊生，激發起一次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當農村人口減少并成為現代化成果的分享者而不是拋棄者時，由農民引發的社會危機就會大大降低。從世界歷史進程的角度看，在城鎮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里，基本沒有發生過激烈的社會革命；而在發生激烈的社會革命的國家，基本上都是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從這一角度看，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農村正處在一個嶄新的歷史高點上，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不再如20世紀那樣具有影響整個歷史進程的重大意義，不再像20世紀那樣不加以解決就會引發大規模革命的緊迫性。處于這樣一個歷史高點上，就有條件以從容不迫、平心靜氣的心態進行農村研究，從而克服20世紀農村研究因為時代緊迫性造成的某些局限。
在21世紀，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不具有20世紀那樣的革命性意義，但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將長時間存在。中國要在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重要根據之一就是中國尚存在龐大的農民群體，城鄉差距仍然突出，農業現代化程度還較低，農村發展仍然是國家現代化的短板，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仍然是執政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處在現代化中期的農村農民問題有什么特點，以什么方式推進農業農村發展，尚存在不同認識。最為突出的問題是，數千年以來傳統家庭經營能否與現代農業兼容，如果不能兼容，將如何替代？近幾年，這類問題正成為中國農村研究的熱點。
21世紀是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時代。中華民族在世界之林中的文明底色是什么？是長期延續并輝煌千年的農業文明。這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是中華民族寶貴有文化財富。早在20世紀，毛澤東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任務》一文中表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我們馬克思主義者，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總結，繼承一份珍貴遺產。”但在20世紀新舊替代思維及要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背景下，人們未及重視、挖掘、發現和總結珍貴的歷史遺產，使得鄉村文明傳統正在迅速消逝。在21世紀的中國農村研究中，還需要完成20世紀留下的傳承文明的時代課題，特別是搶救式發現和總結珍貴的歷史遺產。
21世紀嶄新的歷史高點為中國農村研究提供了新歷史條件，也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而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除了學術自覺以外，就是要建立思維方法自覺。通過引入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進行長時段、整體性、特質性、遺傳性、微觀性和多樣性研究。
（一）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長時段認識。
歷史延續性是一種時間坐標。它強調長時段的視角。這在于人類社會歷史是一個前后相繼的時間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歷史并不是作為‘產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歷史的每一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由此，“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歷史條件將人類社會歷史構成一個個相互鏈接的鏈條。只有通過長時段的認識，才能發現那些在歷史過程中反復發生和作用東西，從而建立起具有規律性的認識。
在過往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中，短時段的現象比較多，未能將農村社會形態放在一個長時段下認識，從而防礙了對構成“農村社會形態”的各個要素的準確判斷。如就20世紀上半期的短時段看，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在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的背景下暴露無疑，人們很容易得出小農經濟非改變不可的結論。但是，如果從小農經濟的產生及其之后的長時段看，就會發現，古代中國得以創造領先于世界的農業文明，難道與傳統社會占主導地位的小農經濟沒有關系嗎？為了克服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在集體化進程中實行集體統一經營，完全否定家庭經營，結果還是得通過農村改革肯定家庭經營的作用。由此可見，傳統小農經濟會隨著時代的推移失去生命力，但與小農經濟相關的家庭經營單位則是可以長期延續的。即使是在農業現代化程度愈來愈高的當今，家庭經營仍然占主導地位。所以，確立歷史延續性的長時段視角有助于認識和發現中國農村社會內生的各種要素的價值與限度，從而給予了準確的判斷。
（二）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整體性認識。
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強調整體性認識。社會形態是一個由不同側面和局部構成的整體。只有從整體上把握，才能完整地認識和發現社會形態的運行過程。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對馬克思的貢獻作了精辟的概括，說：“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從恩格斯的論述看，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多個側面構成的一個整體，起決定性因素的是物質生活及其滿足物質生活的物質生產。這是理解人類社會形態運行的基本規律。
在長期歷史上，受物質生產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的支配，中國農村社會是以“一治一亂”的方式運行的。20世紀則是中國農村社會矛盾表現最為激烈的時期。因此，20世紀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認識和研究，更多的在“亂”，即民不聊生造成的矛盾尖銳、對抗的一面，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的“治”的一面認識不足。這使得后人所了解的中國農村社會是不完整的，也防礙了后人從中國農村社會長期延續中獲得智慧和經驗。如在傳統社會，國家對經濟社會沒有直接干預，主要是依靠鄉村內在的力量進行治理。這種治理無疑是一種低成本的治理。但是，20世紀以來，由于對傳統的徹底否定形成的理性自負，過分強化外部力量對鄉村的介入和改造，鄉村治理的內在力量受到忽視，治理績效受到制約。當下，執政者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中，十分注重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需要，注重傳統治理資源的挖掘和利用，如對新鄉賢的重視，對良好家風家教家規的推崇，主要在于實現有效的治理，關注的是“治”的方面。而過往的農村研究在對中國農村社會的“治”的一面的認識和發現則是遠遠不夠的。
（三）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特質性認識。
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強調人類社會發展是一個歷史過程，但也十分重視這一過程中不同的形態。“社會形態”概念的提出，重要價值在于根據不同標準將人類社會分為不同的形態，關注其質的規定性和差異性。其核心標準是生產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們的生產“表現為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前者指人與自然的關系，即生產力；后者指人與社會的關系，即生產關系。“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正是由于不同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區分為不同特性的形態。
20世紀的中國農村處于一個大變革，特別是制度更替的時期。人們對于構成農村社會形態的生產關系方面關注較多，特別是馬克思主義者作出了卓越貢獻。如果沒有對生產關系標準的引入，就無法建立階級和階級關系標準，從而確立依靠者、團結者和反對者。但是，構成社會形態的關系不僅僅是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還存在其他方面的諸多關系。就是高度重視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也認為人們的生產表現為自然關系和社會關系。而在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形態考察中，對自然關系，即生產力方面關注不夠。盡管生產關系方面發生了不斷的變革，但這種變革在相當程度上不是人與自然關系變革的結果。一直到20世紀后期，農村的生產力的特質尚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脫離人與自然關系特質的社會關系的變革最終還是要回到人與自然關系的規定性上。農村改革被認為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實質上是使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我國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在新中國建立前還停留在“刀耕火種”和土地“定期重分”的原始生產力水平上。新中國建立后先后建立與內地一樣的生產關系，號稱為“一步跨千年”的“直接過渡”民族。從生產關系看，確實是超越了好幾個社會形態，但由于生產力的特質沒有發生變化，“定期重分”的生產關系延續下來，只是在新的宏觀背景下。
從社會形態的完整性看，生產關系固然重要，但在人們的生活中還會結成大量的社會關系，這些關系也是一個社會形態正常運行不可缺少的。如人們在研究小農經濟時，經常會引述馬克思關于小農是一堆互不聯系的馬鈴薯的論斷。這一論斷遮蔽了農民大量豐富的日常生產生活的關系。事實上，沒有這些日常生產生活聯系，小農經濟一天也無法存續下去。而大量的日常生產生活關系及其特性的事實都還有待進一步認識和發現。
（四）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遺傳性認識。
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一樣都有其遺傳性，即上一代的某種特質，猶如生物基因一樣會遺傳到下一代。人類社會形態盡管有本質的差異，但并不意味不同社會形態是互不相干的不同體。新社會里有舊因素，舊社會中也有新元素，由此才能構成新舊更替。馬克思對新社會制度中的舊傳統的影響有過深刻的認識。他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人們的頭腦。”
20世紀是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發生翻天覆地變革的世紀。人們通過“翻身”、改造、“移風易俗”、“破舊立新”、“破私立公”等方式力圖與傳統作“最徹底的決裂”，且確實有相當的成效。但人們沒有意識到人類社會的變遷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的，這些條件是難以“隨心所欲地”加以改變的。同時對于“傳統”也要加以分析，并非所有“傳統”都需要拋棄，一切要從條件和需要考慮。如長期歷史以來，中國農村社會是一種“人情社會”，即人們依照人情關系支配自己的行為。這種“人情關系”是生產生活的社會化程度不高的產物，也是這一歷史條件下人們為維持日常生活的需要。正如新中國建立后農民經常提到的“蔣介石打倒了，講人情打不倒”。既然“傳統”是無法規避的，就需要進行認識和分析。只有準確認識和把握傳統，才能為現代社會尋找前進的根基和著力點。在20世紀反傳統的背景下，對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缺乏深入的理解，也未能從傳統中尋求合理的元素，反而在改變傳統中照搬了比本國傳統形態還落后的他國農村模式。如農業集體化力求與傳統家庭經濟一刀兩斷，集體化形成的村社模式搬用了前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前蘇聯的集體農莊模式又與其古老俄國村社制相關。廢除人民公社體制的農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向家庭經營傳統的回歸。因此，只有充分認識和把握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遺傳性，才能準確認識和分析傳統及其影響。
（五）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微觀性認識。
歷史延續性在注重宏大人類社會形態中，特別注重構成一種社會形態特質的關鍵性微觀元素，透過這種元素可以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特性。人們很難從整體上去認識和把握一個社會與另一個社會的不同，但可以通過構成宏觀社會的微觀組織要素去反觀宏觀社會。馬克思通過人類歷史進程的研究，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基本規律。但他并沒有就此止步。在認識具體的社會形態時，他非常善于抓住理解一個社會的關鍵性微觀要素。18世紀中葉，英國依靠東印度公司的力量將作為東方大國的印度完全殖民化。這一人類進入“世界歷史”后的大事件引起馬克思高度關注。馬克思在閱讀大量第一手材料后，發現在印度存在久遠的村社制傳統塑造了消極順從的印度民性，并造成了被殖民的結果。在馬克思晚年，其他西歐國家早已消逝而俄國還保留完整的久遠的農村村社制引起他深厚的興趣。在馬克思看來，這種古老的村社公有制形式可以為未來的社會主義所繼承，“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馬克思將村社制作為理解印度和俄國社會及其命運的一把鑰匙，也是關鍵性微觀要素。摩爾根也高度重視構成人類社會的基本組織單元，在他看來，“基本單元的性質決定了由它所組成的上層體系的性質，只有通過基本單元的性質，才能闡明整個的社會體系。”
在20世紀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中，人們也注意到影響和制約宏觀社會形態的關鍵性要素，特別是對小農經濟的認識。但是，由于受否定性思維的影響，未能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認識和把握構成宏觀社會形態的基本元素，并加以合理性分析。如中國創造了世界最為燦爛的農業文明，但在理論上一直沒有產生一種成型的微觀組織體制的認識。世界上流行的是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20世紀，人們在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中，注意到了家戶在中國的特殊意義和地位，甚至認為是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一把鑰匙。如費正清認為：“中國是家庭制度的堅強堡壘，并由此汲取了力量和染上了惰性。”但是，由于對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的否定，有關家戶的研究未能深入展開，更沒有形成一種家戶制理論。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家戶的“惰性”方面關注過多，對家戶的“力量”方面注意不夠。從歷史上看，中國正是由于率先從古老的村社制脫穎而出，形成了以家戶為基本單元的家戶制，才為中國農業文明創造了微觀基礎。家戶制才是中國特色的農村基本組織制度，也是理解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一把鑰匙。只是對于其認識和研究還遠遠不如部落制、村社制和莊園制那么全面和深入。
（六）歷史延續性視角下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多樣性認識。
歷史延續性的視角強調人類社會形態發展有基本規律可遵循的同時，也特別注意由于歷史條件不同，人類社會形態的構成樣式及其變化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復雜性。不僅不同國家，就是一個國家內部的社會形態也可能不一樣。馬克思終身探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與此同時他也高度關注人類社會形態及其發展的多樣性。除了從生產關系以外，他還從不同角度認識社會形態。如在他看來：“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特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自由個性，是第三階段。”無論是從度量人類社會形態的不同標準，還是從具體時空下人類社會形態的構成及其演變看，人類社會形態都表現出多樣性的勢態。
在20世紀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的認識中，盡管人們從不同的標準認識中國農村，但影響較大的還是生產關系標準。與此同時，為了解決緊迫的農村農民問題，或者認識中國農村的特質，人們更多的是將中國作為一個無差異的整體加以認識。對中國這樣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文明進程不一的大國的多樣性缺乏認識自覺。人們所認識的中國農村主要是漢族核心區域，并以此得出相應的結論。如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將鄉土性作為中國的表征無疑是正確的，但中國還有大量游牧區域與農耕區域有很大差別，《鄉土中國》的許多概括并不適用于非農耕區域。這種對社會形態差異性的認識欠缺對于20世紀下半期國家決策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制約。由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國家的農村治理采取“一刀切”的政策產生消極后果，從1980年代開始，國家農村決策非常強調“因地制宜”，注意到不同區域的差異性。但是，由于對中國農村社會多樣性和差異性缺乏認識，對作為施策基礎的“地”的屬性缺乏了解，“因地制宜”的國家政策也缺乏足夠的依據，很難施展。因此，對中國農村社會形態多樣性的認識是新的歷史高點上中國農村研究有待努力的任務。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徐勇，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籌）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國學術》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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