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糧食價格長期波動和國內農業補貼政策的關系
本文回顧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演變過程，并與中國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的歷史進行了比較，指出共同農業政策的改革過程以及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現在遇到的困境是和國際糧食價格長期波動相關的。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只是重現了共同農業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的困境。中國農業補貼政策改革應借鑒共同農業政策改革的經驗和教訓，除了保持適量的糧食庫存以保障糧食安全外，必須按照國際糧價長期波動的節奏，逐步導入市場機制，減少扭曲生產的價格支持，同時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
中國農業政策在2004年經歷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轉變：政府開始減免延續數千年的農業稅，并逐步實行補貼農業的政策。到2006年，中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在此基礎上實施了以“四項補貼”(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三項價格支持”(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目標價格)和農業保險補貼等為主的全面農業補貼政策。但在實施十多年后，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各種弊端不斷涌現，包括補貼的財政負擔不斷增加、農業生產成本不斷上升、農產品國內價格全面高于國際價格、農產品進口量與國內庫存同時攀升、中國農業徹底失去了國際競爭力等(全世文、于曉華，2016)。中國農業補貼政策到了一個需要全面反思和改革的時間點。中國農業補貼政策何去何從，成了當下政策制定者和廣大學者關注的焦點。
放眼國際，回首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的建立和改革過程，可以發現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現在遇到的問題與共同農業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的困境基本類似。這種重合不是一種歷史的偶然，它們遇到的問題都是由國際糧食價格長期波動造成的。
由于技術進步、人口增長、能源價格波動以及各國農業生產和國際貿易政策改變等因素，國際糧食價格在長期內大幅度波動。圖1顯示出1960年后國際糧食價格變化趨勢。在過去的50多年中，國際糧價經歷了兩次大的波動。第一次到達波峰是1974年，第二次是2011年。前一次波動造成了共同農業政策的困境，第二次波動帶來了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各種問題。
圖1 1961-2016國際糧食實際價格指數(2002-2004年國際平均價格=100)
數據來源：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foodpricesindex/en/。
歐洲共同體(簡稱“歐共體”)在1962年正式導入共同農業政策，對農業進行全面補貼和保護。由于當時國際糧食價格處于相對低位并逐步上升，雖然共同農業政策的補貼使境內農產品價格上漲并帶來生產過剩，但過剩農產品可以高價銷售到國際市場，不會給歐共體財政帶來很大負擔、損害其農業競爭力，也沒有造成大量庫存。1974年國際糧食價格到達波峰后持續長期下降，但由于補貼的剛性，歐共體境內糧食價格繼續維持高位，開始高于國際糧食價格，且內外價格差不斷擴大。如果放棄保護，降低境內糧食價格，農民收入就會受損，不但有違共同農業政策的宗旨，也會遭到強大的政治抵抗力。這使得共同農業政策補貼金額不斷擴大，糧食庫存也不斷膨脹，財政不堪重負。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共同農業政策被迫走上了非常曲折的改革道路。
與共同農業政策類似，2004年中國開始推行農業補貼政策時國際糧食價格也處于相對低位并逐步上升的趨勢中，最初中國農業補貼的財政負擔尚可承受，農業競爭力可以維持，國內糧食庫存也處于低位。但是，這一切在2011年國際糧食價格到達波峰后迅速改變，中國農業補貼的財政負擔急劇增加，國內外糧食價差擴大，糧食庫存膨脹，農業失去競爭力。
本文接下來具體回顧共同農業政策的改革過程及其與國際糧食價格長期波動的關系，并將其與中國農業補貼政策做簡單的比較，以便為中國未來的農業政策改革方向提供參考。
二、國際糧食價格波動與共同農業政策的演變歷程
(一)國際糧食價格波動與國內農業政策的理論關聯
“民以食為天”，糧食安全在任何國家都是政治上很敏感的議題，所以糧食生產、消費和貿易有其獨特性(于曉華等，2012)。中國和歐盟雖然是世界上兩個較大的經濟體，但糧食生產都處于一種緊平衡狀態，不考慮大豆，兩者谷物凈進口(凈出口)量所占境內市場供給份額一直較低(見圖2)。
圖2 歐盟和中國谷物生產和貿易
數據來源：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FBS。
農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小而生產的自然風險很大，供給和需求之間通常有一些差距，很容易導致價格的劇烈波動。如果供給大于需求，糧食價格暴跌，會影響農民的收入；反之會損害廣大消費者尤其是城市窮人的福利。維持農產品價格穩定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制定農業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2003；Yu，2014a，2014b)。
由于歐盟和中國人口眾多，農產品產量和消費量很大，且供給和需求處于一種緊平衡狀態，平衡境內供需離不開國際市場。對一國而言，當國內糧食供給不足時，必然要進口糧食，并希望國際糧食價格便宜。但是，當國內糧食供給過剩時，必然也希望把過剩的糧食以較高價格銷售到國外，以減輕財政補貼負擔。
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具有很強的剛性。農產品價格降低或者農業補貼減少，政治上會招致農民強烈的不滿和抵抗(速水佑次郎、神門善久，2003)。但是，由于技術進步、人口增長、能源價格波動、各國農業生產和貿易政策改變等因素，國際糧食價格從長期來看存在明顯的周期性波動(見圖1)，會給一國的農業保護政策造成很大的困擾。這就是共同農業政策改革的推動力。
(二)國際糧食價格波動與共同農業政策的改革過程
1.20世紀60年代的政策導入期。二戰期間，西歐農業受到重創。20世紀60年代初，國際糧食價格處于相對低位，農民收入低下；歐共體糧食供給不足，極度依賴進口(見圖1和圖2)。為了穩定農村社會，保障糧食安全，實現糧食自給，1957年，《羅馬條約》最早提出共同農業政策，之后逐步建立統一市場、價格保護等基本原則，并于1962年開始全面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其政策目標是通過目標價格、門檻價格和干預價格等政策手段提供多角度的價格支持，以提高農業生產力，穩定農產品市場，增加農民收入。
這一時期的共同農業政策非常成功。圖2顯示，歐共體境內糧食產量快速上升，逐步實現了自給，并略有剩余，促進了成員國農業的發展，加速了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同時，由于歐共體內部糧食價格和國際價格同步上升，實施共同農業政策沒有給財政造成很大的負擔。
2.20世紀70～80年代的政策危機期。國際糧食價格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后的1974年到達波峰，之后開始逐步下降，共同農業政策的各種弊端開始凸顯。在高糧價的刺激下，農民擴大生產，各成員國都出現了農產品過剩問題。但由于政治原因，為了維持高價保證農民收入，農業補貼只能不斷剛性增加，歐共體財政負擔極重。1980年共同農業政策在歐共體預算支出中的比重達73%(見圖3)。為了解決過剩的農產品，歐共體對農產品出口進行補貼，導致美國等主要農產品出口國強烈批評其扭曲世界市場價格，國際貿易摩擦加劇。
圖3 共同農業政策的預算支出(2011年價格)
數據來源：http://ec.europa.eu/agriculture/cap-post-2013/graphs/graph1_en.pdf。
注：EU后的數字意為成員國數量。
為了解決補貼造成的生產過剩和財政負擔過重的問題，共同農業政策被迫進行了一系列結構性改革：1968年實施“曼斯霍爾特計劃”，以削減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從而控制生產；1972年推出農業現代化改革，鼓勵休耕和對農民的職業培訓；1975年實行“貧困地區計劃”，向生產條件較惡劣的地區提供補貼；1984年為控制牛奶產量建立了牛奶生產配額制；1988年啟用預算穩定機制，將干預價格與大多數農產品的最大保證數量(Maximum Guaranteed Quantity，MGQ)掛鉤，以限制產量和農業財政預算的過快增長。這些政策實施后，共同農業政策支出占歐盟總預算的比例開始稍有下降，從1985年的75%下降到80年代末的65%，但仍然處于高位(見圖3)。
3.1992年共同農業政策改革。國際糧價從1974年開始持續下降，并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長期保持低位。盡管共同農業政策的內容有一些調整，但沒有改革維持境內農產品高價、扭曲市場的價格支持政策，因此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產品生產過剩、糧食庫存增加以及補貼財政負擔過重等問題。歐盟為了完成WTO談判，實現世界多邊貿易自由化，于1992年首次比較全面地對共同農業政策進行了改革，目的是增強農業競爭力。其主要內容為：第一，降低價格支持水平；第二，給予農業生產者直接收入補償補貼；第三，減少生產過剩，鼓勵退耕；第四，進行農業結構調整，建立環境保護基金，鼓勵青年從事農業生產和55歲以上農業生產者提前退休。
這次改革主要由外部力量推動，對控制農產品生產和共同農業政策支出的過度增長起到了一定效果。同時，將農業的價格支持轉變為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對降低農民生產積極性和減少貿易扭曲意義重大。但是，由于國際糧價處于低位，這項改革不夠徹底，沒有解決長期困擾歐共體的財政負擔過重問題。直到21世紀初期，共同農業政策每年的支出均超過歐盟總支出的一半。
4.2000年之后的共同農業政策改革。2000年之后，國際糧價開始進入一個上升的大周期，這給共同農業政策改革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因為有國際市場高糧價的支撐，歐盟改革扭曲價格的支持政策不會過多影響農民收入，也能減輕歐盟的財政負擔，快速推進共同農業政策改革變得非常順利。
第一，2000年議程。為了應對內部壓力以及WTO新一輪農業談判的要求，《歐盟2000年議程》在以收入支持(價格支持和直接補貼)為中心的農業發展第一支柱的基礎上，將農村發展作為第二支柱納入共同農業政策(王銳等，2007)，強調農業的多功能性和可持續性，通過進一步開放市場和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等措施，增強歐盟農業的競爭力。改革的重點是降低共同農業政策對價格支持和出口補貼手段的依賴程度，減少政府的價格干預，更多地運用直接收入支持手段。
第二，2003年共同農業政策改革。2003年的改革包括：第一，繼續降低農產品支持價格，向農產品市場化邁進；第二，補貼與產量脫鉤，實施單一農場補貼制度(Single Farm Payment，SFP)；第三，增設農村發展基金，2005年建立了歐盟首項農村發展基金；第四，制定交叉遵守①制度，增加對有利于環境保護、食品安全和動物福利的農業項目的補貼金額。這次改革其實是對《歐盟2000年議程》的中期考察，最初目的是調整價格支持與直接補貼的比例，但隨著加強農村發展的新方案的提出，歐盟將共同農業政策的政策目標導向了第二支柱。同時，支持農民的方式由價格支持轉為直接補貼，減少了對生產和市場的扭曲，從而滿足了WTO關于農業補貼的規定。
第三，2008年健康檢查。(The 2008 CAP “Health Check”)。歐盟東擴之后，共同農業政策又經歷了多次漸進改革，都是在保證糧食生產的基礎上推進直接補貼，統籌考慮農業多功能性和農村發展，提高農業生產的市場導向性。在國際糧食價格飆升的背景下，2008年健康檢查提出逐步結束自1992年開始實行的休耕補貼；進一步轉向與生產不掛鉤的直接補貼(王雅梅，2009；樂昕，2011)，綜合考慮環保、動物福利和食品安全等因素；逐步廢除歐盟牛奶生產配額制度，減少政府干預。
第四，2013年之后的改革。2013年以來的改革保留了兩大支柱，但其內涵發生了變化(劉武兵、李婷，2015)。第一支柱改革后直接補貼分為強制性直接補貼和自愿性直接補貼。強制性直接補貼包括整合后的新基礎補貼、新增的綠色補貼和對青年農民的補貼；自愿性直接補貼為新增內容，包括重新分配補貼、自然條件惡劣地區補貼、掛鉤補貼和小農場補貼(羅超烈、曾福生，2015)。在價格支持方面，歐盟廢除了煙酒奶生產限制，減少了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更側重于危機應對，鼓勵生產者合作和增強食品供應鏈的運行能力。第二支柱改革中歐盟要求成員國的農村發展項目必須優先滿足6個方面：知識的轉化和創新，農林業競爭力的增強，食物鏈組織和動物福祉的提升和發展，農林生態系統的恢復和保護，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及向低碳經濟轉型，以及社會包容和減貧。
總之，2000年之后共同農業政策一系列快速改革的主要目標就是使歐盟農產品市場和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同時，歐盟對農民以農村發展和環境保護等名目進行直接補貼。這種政策改變減少了財政支出的不確定性，并通過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增強了農業競爭力。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同農業政策的改革歷程和經驗來看，如果實行價格支持政策，共同農業政策支出會受制于國際糧食價格波動。當國際糧食價格長期處于低位時，這種價格支持政策導致的財政支出負擔就會異常沉重，政策變得不可持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減少價格支持，實施與生產不掛鉤的直接補貼，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政策選擇；同時，參與農業國際分工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強歐盟農業競爭力。由于2000-2011年國際糧食價格處于上升趨勢，農民收入得益于市場，所以反對共同農業政策改革的呼聲很小，改革過程比較順利。
三、國際糧食價格和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問題
(一)中國農業補貼的進展及效果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彭慧蓉、鐘漲寶，2010；商文斌，2012)：一是傳統時期(1950-1978年)。這一時期的補貼包括農業基礎設施投入、投入品補貼以及適應統購統銷的農產品價格補貼。二是改革時期(1979-2002年)。在延續前期補貼的基礎上，中國開始進行糧食保護價收購，推動農產品市場化。三是完善時期(2003年以后)。中國加入WTO后面對國際市場的強大壓力，農產品價格波動加劇而農業生產成本不斷上漲，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差距持續拉大，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勢必威脅中國糧食安全。因此，中國政府廢除農業稅后不斷完善補貼政策，逐漸形成了以“四項補貼”(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三項價格支持”(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目標價格)和農業保險補貼等為主的農業支持政策體系。
2002年，國家啟動大豆良種補貼政策試點工作，之后逐步擴大到小麥、水稻等農作物。2004年，糧食直補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全面推行。2006年，為應對不斷上漲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中央財政對農民進行農資綜合補貼。2015年，中國啟動試點改革，將良種補貼、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合并為“農業支持保護補貼”(簡稱“三項補貼”)，統籌用于耕地地力保護和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并于2016年全面推行。價格支持方面，中國分別從2004年和2006年開始對稻谷和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2007年起為了解決部分農產品價格下跌和銷售困難的問題，對玉米、大豆等農產品實施臨時收儲政策，2014年則啟動目標價格試點。
關于2002年以來中國不斷完善的農業補貼政策是否達到了預期效果，眾多研究聚焦于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這兩個政策目標，但結論不盡相同。張照新、陳金強(2007)和呂悅風、陳會廣(2015)等研究認為，補貼政策對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具有明顯成效，但還需增加投入、完善補貼方式、改善政策體系等。而侯玲玲等(2007)基于調查數據和定量研究發現，農業補貼對當地糧食產量的提高沒有明顯作用，需要在補貼方式和補貼金額等方面進行改善。于曉華等(2012)和全世文、于曉華(2016)認為，中國農業政策實現了糧食產量目標，但未有效提高農民的相對收入，還對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黃季焜等(2011)利用6省1000多農戶的調查數據分析確認，糧食直補和農資綜合補貼對農民增收發揮了一定作用。臧文如等(2010)運用宏觀數據，采用經濟學理論分析和灰色關聯度分析方法比較發現“四項補貼”對糧食增產的總體促進作用有限，其中，糧食直補效果最差。這些研究表明，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需隨現實情況的變化繼續調整完善。
第一，糧食增產。1998年之前，中國糧食產量略有波動，但總體呈增長趨勢，1998-2003年明顯下滑。2004年以來，伴隨著農業稅減免等農業政策的實施，農民種糧積極性得到迅速提升，糧食總播種面積從2003年的0.994億公頃逐漸增加到2015年的1.13億公頃，糧食產量也持續穩定增長，從2003年的4.31億噸增加至2015年的6.21億噸②，實現了“十二連增”。
第二，農民增收。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999年的2162元增加到2015年的10772元③，首次突破萬元。特別是2004年以來，農民收入增長進入了快車道；2004-2015年的年均實際增長率達到12.53%，是1999-2003年期間平均值的2.7倍。2015年農民收入實現“十二連快”，其增幅連續第6年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城鄉居民收入比連續兩年“破3”，縮小到2.73∶1。
第三，加速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良種補貼提高了優良品種的應用水平，農機具購置補貼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發展和耕作方式的改變。“十二五”期間中國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達63.8%，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56%④。
(二)中國農業補貼的特征
中國的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主要形成于2004年之后。圖1顯示，這段時間國際糧食價格處于上升趨勢。與共同農業政策在20世紀60年代的背景非常類似(見表1)，同步上升的國際價格和國內最低收購價不會對財政支出造成很大壓力，也不會威脅中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但是，國際糧食價格在2011年到達波峰后逐步下降，中國的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面臨與共同農業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類似的問題。雖然中國政府對相關農業政策進行了細微調整，但問題并沒有解決，反而累積得日益嚴重。
隨著農業補貼的財政支出基數的擴大，高增長已經很難維持，2010年甚至出現負增長。而2011年國際糧食價格開始下跌，給中國農業補貼政策和農業競爭力造成了很大的麻煩。
2.“暗補”變“明補”。中國從2004年開始對稻谷和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2007年開始對玉米、大豆等農產品實施臨時收儲政策。2008年以來，由于農業生產成本迅速上漲，政策性收儲價格剛性上升，在國際糧食價格于2011年到達波峰后，國內外價差擴大，農產品國內“地板價格”不斷上漲，國際“天花板價格”不斷下壓，進口壓力增加(Yu，2016)⑤。圖4報告了1991-2015年大米、小麥和玉米三大糧食作物生產者價格的國際比較，中國國內糧食價格近年來快速上升，明顯背離了國際市場價格的波動趨勢。相應地，中國糧食產量持續穩定增長，三大主糧作物有進口配額措施保護，但進口量仍在快速增加(見圖2)。內外價差的擴大還催生了大量的糧食走私，主要體現為東南亞國家大量大米走私進入中國(Yu，2016)。而由于大豆屬土地集約型農作物，單產較低，中國加入WTO后進口急劇擴大。2015年，中國進口大豆數量已經超過8200萬噸。
圖4 三大糧食作物生產者價格的國際比較(1991-2015年)
注：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價格數據庫(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PP)數據整理而得。
由于政策性收儲價格居于支配地位，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順價銷售價高于市場價，導致大量庫存積壓。中國的糧食庫存量世界第一，三大主糧庫存接近世界庫存的一半。這進一步壓抑了國際和國內糧食價格上升。據美國農業部最新估計，2017年1月，中國玉米、小麥和稻谷庫存分別為1.06億噸、1.12億噸和6931萬噸，分別占世界庫存的48%、44%和58%⑥。
伴隨巨量庫存產生的巨額保管費和存儲費，加上收購時的補貼，給財政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為解決這一問題，2014年起，中國對新疆棉花和東北大豆啟動目標價格改革試點，補貼方式由“價補合一”變為“價補分離”，變“暗補”為“明補”，價格由市場決定，當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國家對生產者進行補貼。但面對處于低位的國際糧價，這項調整尚未觸及三大主糧，所以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三)目前中國農業補貼存在的問題
2011年后國際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但由于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國內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國內農產品價格遠遠高于國際價格。這使得中國農業政策面臨著巨大挑戰。其主要問題包括：①農產品生產過剩；②進口劇增；③庫存暴增；④農業失去國際競爭力；⑤財政負擔沉重。雖然中國在加入WTO時對大米、小麥、玉米等主糧采取關稅配額進口制度，暫時阻擋了這些糧食的大量進口，但對于不在配額管理內的農產品，比如大豆和高粱等飼料作物，由于無法阻擋國際低價產品的沖擊，近年來中國進口量暴增。
(四)中國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改革
中國現在遇到的問題與共同農業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的困境非常類似，因而歐盟共同農業政策改革的過程給中國未來的農業補貼政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和參考。中國政府可以學習歐盟的經驗，充分利用WTO規則，導入市場競爭，減少價格支持的支出，增加對生產扭曲較少的“綠箱”補貼政策，推動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逐步接軌，增加有關農村可持續發展的直接補貼，維持農民一定的收入水準。不過，現在當務之急還是要通過發展燃料乙醇等手段消耗龐大的糧食庫存，因為中國龐大的糧食庫存壓制了中國和國際糧食價格的上升，同時也造成了龐大的財政負擔。
改革臨時收儲制度，減少價格支持政策。這并不意味著政府完全放棄對農產品市場的直接干預。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超過30%的人以農業為生，所以，糧食安全還是處于農業政策的首要位置，維持適量的國家臨時儲備收購十分必要。
同時，歐盟的經驗顯示，當國際糧食價格處于低位時，對價格干預政策的改革要緩步前進，不能操之過急，以減少對農業和農民的沖擊。一旦國際糧食價格開始上升，改革步伐必須同步加速，在國際糧食價格上升周期內完成改革。
本文回顧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演變過程，指出其改革背后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是國際糧食價格的長期波動，并與中國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的歷史進行了對照分析。
由于技術進步、人口增長、能源價格波動以及各國農業生產和貿易政策改變等因素，國際糧食價格在長期內存在大幅度波動的趨勢。中國作為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隨著經濟發展，糧食進口規模在不斷擴大。中國的糧食供給離不開國際市場。
在過去的50多年中，世界糧食價格經歷了兩次大的波動。第一次到達波峰是1974年，第二次為2011年。歐共體在1962年正式導入共同農業政策，對農業進行全面補貼和保護。由于當時國際糧食價格處于低位并逐步上升，農業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帶來了農業生產的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但沒有造成過量糧食庫存，同時其財政負擔也是可承受的。但是，在1974年國際糧食價格到達波峰后持續下降，共同農業政策的弊端逐步顯現：農產品產量過剩，境內價格高于國際價格，農業失去競爭力，境內庫存暴增，以及財政不堪重負等。這推動了共同農業政策的長期改革。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重新導入市場機制、減少價格支持、增加促進農村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直接支付，緩解財政負擔，提高農業競爭力。
中國在2004年廢除了農業稅，并開始對農業采取補貼和價格支持政策。這段時間國際糧食價格也正好處于一個上升周期，與共同農業政策1974年之前面臨的情況相同。中國的農業補貼政策很好地促進了糧食生產，保障了糧食安全，增加了農民收入，并促進了農業調整。但是，當國際糧價在2011年到達波峰并開始進入下降周期后，中國農業補貼政策的各種弊端凸顯：農產品生產過剩，進口劇增，糧庫爆滿，農業失去了國際競爭力，財政負擔過重。
共同農業政策20世紀80年代后的改革歷程給中國農業政策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經驗和啟示。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農業和糧食安全離不開國際市場，中國農業政策的制定和改革必須考慮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的長期波動。中國除了保持適量的糧食儲備以保障糧食安全外，必須導入市場機制，減少扭曲生產的價格支持政策，同時以農村發展、環境保護以及養老等名義增加對農民的直接補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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