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00-2015年CSSCI來源期刊相關論文的文獻計量分析
一、引言
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農民合作曾被中國歷屆政府當做解決農村問題最重要的途徑，甚至被視為農村發展的“必由之路”。21世紀初，當農民合作社再度興起后，它迅速成為“三農”研究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在中國知網中，以篇名包含“合作社”或“農民專業合作社”為檢索詞進行精確檢索，得到相關文獻的數量分別達45722篇和11987篇。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從不同視角對農民合作社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例如，郭紅東、錢崔紅(2005)從經濟學角度綜述了合作社的相關理論觀點，并概括敘述了企業、聯盟、契約關系視角下合作社的研究成果及其進展；王軍(2010)圍繞合作社治理問題和治理機制對過去研究成果進行了評述，認為國內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基于委托—代理理論來分析；徐旭初(2012[a])從合作社的質性規定和制度邊界、發展的現實約束、制度安排與運行機制等角度對合作社已有研究成果進行了回顧，并對其研究趨勢做出了若干展望。這些綜述雖然從不同視角為學者了解合作社相關研究進展提供了重要參考，但都僅基于數量相對較少的相關文獻展開定性述評，在把握合作社研究的全貌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從卷帙浩繁的農民合作社相關文獻中發現理論熱點，分析合作社研究的演化路徑，了解該領域的研究全貌，把握其研究動態，對促進未來的合作社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研究試圖運用文獻計量方法，以2000-2015年CSSCI來源期刊上刊發的1060篇農民合作社相關論文為樣本，對樣本大數據進行轉換處理，在聚類分析、多維尺度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的基礎上形成綜合視角下的科學知識圖譜，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對國內合作社研究的熱點主題和演化路徑進行總結、描述和分析，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科學地呈現合作社現有研究進展和未來發展走向。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為確保研究對象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本文研究以南京大學開發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數據庫為數據來源。進入21世紀后，合作社再度興起，學界的相關研究逐漸豐富。為確保研究結果更好地反映近些年來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本文研究將檢索年限設定為“2000-2015年”。以篇名或關鍵詞中包含“合作社”①為檢索條件進行精確檢索，共檢索到文獻1158篇。經過人工識別剔除部分不相關文獻后，得到樣本文獻共計1060篇。
(二)研究方法
共詞分析是文獻計量分析中較常用的一種方法，其原理是通過統計同一對關鍵詞兩兩在同一篇文獻中共現的頻次，形成共詞矩陣，以此來研究主題或學科之間的關系和結構(楊良斌，2014)。關鍵詞是作者對論文內容和主題的高度概括和聚焦，它從論文的標題、摘要和正文中提取，反映了論文的核心思想，相當于論文的“眼睛”。而由某個領域相關論文中的集中關鍵詞所形成的共詞網絡，則體現了該領域的知識構成和研究動態。共詞網絡中，兩個關鍵詞的共現次數越多，說明兩者的關系越密切，這兩個關鍵詞所反映的主題也越被研究者所關注，越屬于該領域的熱點主題。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采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1.共詞矩陣。通過文獻題錄信息統計分析工具SATI軟件統計樣本文獻中所有關鍵詞兩兩在同一文獻中共同出現的次數，可以形成高頻關鍵詞的共詞矩陣(劉啟元、葉鷹，2012)。為消除多值共詞矩陣中頻次懸殊對統計結果的影響，本文研究采用Equivalence系數②將多值矩陣轉化為取值區間為[0，1]的相似矩陣。為了進一步消除相似矩陣中由過多0值造成的統計誤差，將相似矩陣中各數值分別與-1求和生成相應的相異矩陣元素值，并形成最終分析所需的相異矩陣。
2.聚類分析。聚類分析能根據各高頻關鍵詞之間的親疏關系、相似關系和相異關系，將研究對象中同質性更強的關鍵詞有機地匯聚在一起，以實現對高頻關鍵詞的更好分類，并將分類結果以樹狀圖的形式呈現，從而挖掘出關鍵詞之間的內在聯系，發現高頻關鍵詞在樣本文獻中出現的規律，使后續對樣本文獻主題分析的結果建立在更科學的基礎上。
3.多維尺度分析。在當前各領域研究的內容和視角不斷豐富和發展，呈現出多維復合態勢的背景下，多維尺度分析能在保留研究對象之間原始關系的基礎上，將研究對象從多維空間轉移到低維空間以進一步定位、分析和歸類。多維尺度分析能將各高頻關鍵詞所代表的主題以點的形式呈現，而關聯性較強、相似程度較高的高頻關鍵詞會向中間的更核心關鍵詞匯集進而形成不同的關鍵詞詞組，根據這些詞組所反映的主題，可以對基于聚類分析方法得到的熱點主題結果進行科學性驗證，使對相關文獻研究主題的分類更明確。
4.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能通過節點和節點間連線將諸多要素按照事物內在規律和屬性聯系在一起，而社會網絡分析是一種綜合使用數學模型、圖論等方式研究行動者與行動者、行動者與其所處社會網絡以及網絡之間的關系的方法(斯科特，2007)。在本文研究中，各高頻關鍵詞能從合作社研究領域社會網絡中的節點得到體現，而關鍵詞之間的聯系可以從合作社研究領域社會網絡中的連線得到體現。通過對高頻關鍵詞共現進行社會網絡分析，能進一步探索高頻關鍵詞之間的潛在聯系，從而更好地把握各主題內高頻關鍵詞之間的聯系。
5.綜合分析法。本文研究在挖掘樣本文獻數據的過程中綜合運用聚類分析、多維尺度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是為了實現各種方法的相互統一和相互補充。這是因為不同的數據處理方法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與性能，只有發揮各自的優勢、規避其劣勢，才能使研究結果更準確。比如，聚類分析往往忽視關鍵詞之間的相互聯系；多維尺度分析與之類似，也不能進一步體現關鍵詞之間聯系的強弱；而社會網絡分析雖然能避免上述不足，卻不能對關鍵詞進行明確的歸類。
基于利用以上幾種分析方法所得到的客觀分析結果，結合筆者在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經驗，筆者將進一步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對關鍵詞進行邏輯分析和推斷，挖掘高頻關鍵詞之間的內在聯系。
三、研究過程及發現
(一)樣本文獻統計概況
1.相關文獻量。2000-2015年，CSSCI來源期刊刊發的合作社研究文獻量的增長(見表1)以2006年為拐點：在2000-2005年期間，相關文獻量的增長較為平穩；而在2006年及以后，相關文獻量呈快速增長的態勢，并在2014-2015年達到最高峰。這表明，合作社相關議題吸引了越來越多專家、學者的關注，研究力度不斷加大。結合合作社發展的實際情況，中國正是在2006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下文簡稱“《合作社法》”)，此后，國家不斷加大了對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合作社研究成果的日漸豐富得益于國家相關政策的不斷發展和相關實踐的不斷推進。
2.核心作者。某一研究領域的發展是該領域知識不斷積累和創新的結果，核心作者是其中的骨干力量，而核心作者群的相關成果對其所在領域的研究具有導向作用。識別核心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某一領域的主流觀點和研究動態。通過分析某一研究領域專家、學者的發文量及其發文的被引次數，能識別該領域的核心作者和核心作者群。本文利用SATI軟件，基于樣本文獻數據，識別了作為第一作者且發文量超過5篇的作者，結果見表2；利用CSSCI數據庫的被引用文獻檢索功能，識別了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單篇被引頻次排在前30位的文獻的第一作者，結果見表3。
從表2可以看出，2000-2015年，黃祖輝、苑鵬、崔寶玉、黃勝忠、徐旭初和趙泉民在CSSCI來源期刊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發文量為10篇以上，屬于這一領域的高產作者。通過分析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文獻單篇被引頻次的排名情況，可以發現，林堅在2007年發表的《成員異質性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所有權分析》的被引頻次高達49次，該文較早地關注了合作社成員因為資源稟賦的不同而出現的結構異質性，這使合作社主要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被少數核心成員控制，該文在合作社研究領域產生了較大影響；張曉山、黃祖輝、徐旭初、黃勝忠和應瑞瑤等為第一作者的相關論文在2000-2015年單篇被引頻次排名前30位的合作社研究文獻中有多篇，具有較大的學術影響力。結合表2和表3中的結果，可以看出，黃祖輝、黃勝忠、徐旭初、張曉山、應瑞瑤、苑鵬、任大鵬等學者是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
3.主要研究機構。利用SATI軟件分析樣本文獻作者所在單位的數據，從其結果可以看出，絕大部分合作社研究文獻的作者來自高校，說明高校是合作社領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在這些研究機構中，絕大部分是地處東中部地區的高校，這一方面與東中部地區高水平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密度較高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與東中部農村地區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陣地，合作社的改革和創新發展在這些地區較多有關。在合作社領域的主要研究機構中，第一作者所在單位為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的合作社研究相關論文的發文量均為40篇以上(共計在CSSCI來源期刊上刊發相關論文182篇，占統計樣本總量的17.2%)，這些單位是合作社研究領域比較活躍的機構，屬于領軍團體。
(二)高頻關鍵詞及共詞矩陣構建
通過SATI軟件對樣本文獻的關鍵詞詞頻進行統計分析發現，1060篇文獻中累計有2306個關鍵詞。為了更好地挖掘近些年來合作社研究中的熱點主題，本文基于文獻計量分析方法，將出現頻次排在前列的關鍵詞作為高頻關鍵詞，并抽取其中排在前60位的60個高頻關鍵詞(如表4所示)展開分析。合作社研究領域的高頻關鍵詞體現了近些年相關研究者注意力的匯聚，代表了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分析表4，可以發現，近些年來合作社研究領域涉及的內容較為廣泛，既包括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內部因素，也涉及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外部因素；研究對象呈現多元化態勢，涉及農民、政府、龍頭企業等。科學地分析高頻關鍵詞的內涵、彼此之間的聯系并對高頻關鍵詞進行合理歸類，是進行熱點主題分析的重點。基于SATI軟件利用Equivalence系數對高頻關鍵詞矩陣進行轉換和處理后，生成了最終分析所需的高頻關鍵詞相異矩陣。由于篇幅所限，文中只列出頻次排在前7位的高頻關鍵詞的相異矩陣數據(如表5所示)。
(三)聚類分析結果
為了對各高頻關鍵詞進行科學分類，本文研究接下來將消除共詞頻率影響后的高頻關鍵詞相異矩陣通過SPSS21.0軟件進行聚類分析。通過分層聚類處理后，所得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譜
基于聚類分析結果，結合筆者多年來對合作社研究的經驗，綜合考慮各高頻關鍵詞的含義，本文研究將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歸納為8個，在圖1中按從左往右的順序依次命名為“合作社經營模式”“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合作社與農業現代化”“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合作社融資”“合作社發展影響因素”。在考慮合作社研究領域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可以發現，每個主題內高頻關鍵詞之間的差別相對較小、聯系較強，而不同主題間各高頻關鍵詞的差別相對較大、聯系較弱，說明聚類分析的效果比較理想。在由高頻關鍵詞匯聚的各熱點主題中，“合作社經營模式”“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這4個主題攬括了更多的高頻關鍵詞，說明合作社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對這4個主題關注更多，相關研究更廣泛、更深入。而結合近些年合作社發展的現實情況，可以發現，基于聚類分析得到的合作社研究領域的這8個熱點主題反映了近些年來合作社實際運行中所面臨和亟須解決的主要問題。這說明，在合作社研究領域，學界的問題導向意識較強，和實踐的契合程度較高。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合作社與合作社運行本身涉及諸多因素，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復雜系統，隨著合作社研究的深入，各研究主題之間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聯系，但這并不影響本文研究對合作社研究領域熱點主題的把握。為進一步深化和明晰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本文接下來展開多維尺度分析和社會網絡分析。
(四)多維尺度分析結果
將高頻關鍵詞相異矩陣基于多維尺度分析中的Euclidean距離模型進行降維處理后，所得結果如圖2所示。多維尺度分析結果與上述聚類分析結果大體一致，形成了5組高頻關鍵詞詞組。根據高頻關鍵詞的含義和分布特征，經過反復比較和斟酌，在圖2中按順時針方向從圖正上方開始將這些詞組分別命名為“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合作社經營模式”“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值得注意的是，與聚類分析結果相比，在多維尺度分析結果中，“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這一主題更為凸顯，說明這一主題在近些年合作社研究領域較為重要。
圖2所示的多維尺度分析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前文聚類分析結果的正確性和可靠性。對比圖1和圖2，可以發現，圖1部分主題中的高頻關鍵詞被分散到圖2其他主題中，所以，通過多維尺度分析所得到的熱點主題在外延上相對更廣泛一些。在多維尺度分析結果中，沒有特別居中的關鍵詞，說明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研究對象呈多元化態勢。
圖2 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多維尺度分析圖譜
(五)社會網絡分析結果
將高頻關鍵詞相異矩陣導入社會網絡分析工具UCINET6中，轉化為UCINET6可識別的文件，然后再將該文件導入可視化分析工具NetDraw中，最后得到如圖3所示的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社會網絡分析圖譜。
圖3 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社會網絡分析圖譜
社會網絡通常從網絡密度、中心性等維度進行描述。網絡密度用來衡量網絡中各個節點之間連接的緊密程度，其值由社會網絡中各節點間實際連線數和可能的最大連線數之比構成，介于[0，1]之間，其值越接近于1，說明節點間的關系越密切。在圖3中，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社會網絡的網絡密度及其標準差均較低，反映其密度水平偏低。具體表現是：處于該圖中間位置的關鍵詞連線較多、比較密集，而處于周邊的關鍵詞連線較少、相對稀疏，表明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存在較為明顯的“分層”。為了進一步評價該網絡的整體聚集程度，筆者分析了該網絡的點度中心勢，其結果為7.8%，反映了該網絡整體呈現相對分散的態勢。盡管如此，處在該網絡中的中心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與其他關鍵詞的連線仍相對較多。
在本文中，中心性反映的是高頻關鍵詞社會網絡中各關鍵詞的重要性或所處的地位，是對網絡結構性的度量。在社會網絡分析圖譜中，節點的大小和與節點連線數量的多少是中心性的可視化體現。關鍵詞出現的頻次越多，相應的節點就越大；而連線越粗，說明兩個關鍵詞之間的聯系越強。反之則相反。節點的中心性通過點度中心度、中間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來度量，三者分別從不同維度來度量各關鍵詞的重要性，或通過社會關系網絡影響其他關鍵詞的能力。社會網絡分析圖譜的點度中心度反映了一個關鍵詞與另一個關鍵詞的相互關系。某一關鍵詞所代表的主題越重要，則會有越多的關鍵詞與之相連，其相應的點度中心度值就越高。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社會網絡分析圖譜整體的點度中心度值為2.83%，“農民專業合作社”“合作社”“農民合作社”“專業合作社”“農業合作社”“新農村建設”“股份合作社”“制度變遷”“影響因素”“合作經濟組織”的點度中心度值排在前十位。并且，這十個關鍵詞在社會網絡分析圖譜中的相應節點較大，與其他關鍵詞的連線較密集，也反映出這些是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
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社會網絡分析圖譜從整體性的角度可視化地呈現了合作社研究領域的主題結構：在以“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合作社”為核心關鍵詞的周圍，形成了“影響因素”“治理結構”“農業產業化”等熱點詞匯，在這些熱點詞匯周圍又匯聚了其他熱點詞匯。這一網絡分析圖譜反映了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各熱點詞匯之間縱橫交織、盤根錯節的聯系。
(六)綜合視角下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知識圖譜③分析
根據聚類分析得出的合作社研究領域的8個熱點主題、多維尺度分析得出的5組高頻關鍵詞詞組之間的位置關系、社會網絡分析得出的各高頻關鍵詞之間的聯系，結合筆者在該領域的研究經驗，本文研究對圖3中的高頻關鍵詞進行再度整合，形成了綜合視角下的知識圖譜，如圖4所示。圖4顯示，近些年來合作社研究總體上已經形成了由點、線、面構成的知識網絡，處在中間核心位置的關鍵詞為“合作社”“農民合作社”“專業合作社”“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影響因素”，其節點較大，與其他關鍵詞的連線較多，具有較大的中心性。同時，這5個核心關鍵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關專家、學者研究注意力的聚焦。圍繞這5個核心關鍵詞形成了綜合視角下合作社研究領域的5個主題，每個主題由相對核心關鍵詞與周圍關鍵詞簇擁形成。通過綜合分析，在圖4中按順時針方向從圖正上方開始將這5個主題分別命名為“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合作社經營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
圖4 綜合視角下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知識圖譜
四、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討論
前文通樣本文獻的處理，歸納了合作社研究領域的熱點主題，并以可視化方式展示了熱點主題的全貌及各熱點主題關鍵詞之間的相互關系，下文將基于綜合視角下2000-2015年合作社研究領域高頻關鍵詞的知識圖譜對熱點主題進行“視覺化思考”。本文主要從以下兩個維度挖掘這一知識圖譜所蘊含的知識體系：首先，根據各主題所涵蓋的關鍵詞的含義和相互聯系確定主題的內涵和外延；其次，通過查找各主題中學界認可度較高即被引用頻次較高的文獻，歸納各主題下的主流觀點。
(一)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
在中國特色合作社發展道路上，政府在合作社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也是必須首先予以明確的基礎性問題。在1060篇樣本文獻中，標題、關鍵詞或摘要中精確包含“政府”一詞的文獻量高達301篇，占28.4%。這說明，相關專家、學者非常重視研究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從圖4可以看出，“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是進入21世紀十多年來合作社研究領域的重要主題，“政府”“政府扶持”“政府規制”“合作經濟組織”“農民利益”等高頻關鍵詞反映了這一熱點主題的重要內容。農民合作社不僅是一種具有益貧性、能夠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正外部性較強”的經濟組織，更是一種政府支持下推進社會管理的“法團主義”組織，是國家權力在農村的制度性“嵌入”工具。政府與合作社在面對農業生產中的新挑戰和解決新問題的“序貫博弈”過程中，政府起著政策引導、財政支持和法律規制等主導作用，而合作社則不斷反饋和解決在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保護農民利益、推動農村事業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
在圖4可以發現，在“合作社與政府的關系”這一主題的相關研究中，有的學者從中國合作社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追溯政府與合作社的相互關系，從改革開放前農民互助小組、高級合作社以及人民公社(部分涉及該時期“供銷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發展)等早期農民合作化的探索中總結經驗與教訓，以對當下合作社與政府之間關系的構建提供某種指導與借鑒(例如杜奮根，2012)。而更多相關研究關注的是近些年來政府對合作社的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通過政府引導來促進和規范合作社的發展。在政府對合作社的管理方面，近些年來，政府在對合作社的管理和規制中雖然強調農民的主體地位，但在實踐中卻忽視了這一點，導致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制度缺乏監督，“一股獨大”和各種侵害小規模農戶利益的現象非常普遍(任梅，2013)；追求合作社的數量而忽視了合作社的質量，重效率而輕公平，注冊登記環節審核不嚴，導致“假合作社”泛濫(鄧衡山、王文爛，2014)；不少地方存在出資方或大戶“俘獲”政府相關規制者以實現“共謀”，利用政策扶持謀利、套取相關項目資金、損害小規模農戶和小合作社利益的現象(崔寶玉，2014)；對合作社的專項資金扶持中追求“短”“平”“快”，不利于合作社的長遠發展；稅收扶持政策不成體系，貸款扶持不到位，知識培訓和信息交流等方面的扶持也存在諸多問題(崔寶玉、劉峰，2013)。針對以上問題，相關專家和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議，均強調應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任大鵬、王敬培，2015)，共同將這一主題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
合作社創立后如何實現有效治理，是一個持久的研究主題。在前文的文獻計量統計過程中，不論是聚類分析和多維尺度分析，還是綜合視角下的社會網絡分析，其結果都顯示，該主題攬括了較多數量的高頻關鍵詞，且這些高頻關鍵詞多與“合作社”本身密切相關，凸顯了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內部治理與運行機制的重要性。圖4顯示，“合作社的治理與運行機制”是相關研究者關注的熱點主題，由“制度安排”“治理結構”“治理機制”和“運行機制”等相對核心關鍵詞組成，涉及產權、成員異質性、效率、資金等問題。當合作社的規模逐漸擴大后，由于資源稟賦、參與合作社的動機與目的不同，合作社成員的異質性也不斷擴大。作為資金、技術或經營才能等稀缺資源的擁有者和更大風險的承擔者，成員中的大戶主導了合作社的產權安排，在實際運行中操縱著合作社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侵害了小規模農戶的利益，背離了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沒有效率的合作社會失去市場競爭力，難以生存和發展；而沒有公平的合作社難以被成員認同，從而失去凝聚力，導致合作社性質發生改變，變為“假合作社”。在成員異質性趨勢不斷強化的背景下，如何緩解合作社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是“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主題下的核心問題。
在“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這一主題下，結合圖4與合作社的相關知識和理論，筆者發現，近些年學界比較關注合作社內部的委托—代理問題。大部分相關研究認為，合作社內部存在成員與經營者之間、普通成員與核心成員之間的“雙重”委托—代理關系(王軍，2010)；由于合作社成員的異質性較高，在資源稟賦和所承擔的風險上差異較大，在合作社實際運行中所做的貢獻不同，合作社成員在利益分配方面產生了激烈沖突(樓棟、孔祥智，2014)；在上述背景下如何保護弱勢社員的利益等，是比較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曉山，2009)。針對這些問題，于會娟、韓立民(2013)認為，應提高合作社理事會的監督地位，優化合作社的產權結構，進一步完善合作社在成員退出權、投票、決策異議等方面的制度設置，調動社會因素參與合作社治理。
此外，結合聚類分析結果和圖4，可以發現，在“合作社治理與運行機制”主題下，“聯合社”“資金互助”也是近些年相關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如何解決合作社發展過程中的資金不足，如何實現合作社之間的聯合和促進社際關系良性發展，是這一主題下有待開展持續研究的問題，將進一步受到相關研究者的關注。
(三)合作社經營模式
近些年來，隨著農產品消費結構的變化、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的提升、中央政府相關政策的調整以及農民合作社自身的發展與變遷，合作社的經營模式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態勢。在圖4“合作社經營模式”主題中，“農戶”“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經濟組織”“農業產業化”“農超對接”“家庭農場”等問題成了相關研究者的關注點。現階段，有關合作社經營模式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它們從多種視角對其展開了理論闡釋和比較分析。雖然不同研究者對合作社經營模式的分類標準存在不同，但是，絕大部分相關研究者認為，近些年來“公司+合作社+農戶”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大體可以分為公司領辦合作社(即“公司+農戶”)、農戶與公司入股合辦合作社、農民自辦合作社與公司對接、農民自辦合作社加工生產這四種模式(苑鵬，2014)。這四種具體模式都有其內在的生成機理，在促進農業縱向一體化的過程中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優勢(孔凡宏、張繼平，2015)，同時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
現實中，大戶領辦型合作社和龍頭企業領辦型合作社具有基于大戶和龍頭企業承租土地而形成的規模優勢，基于農超對接而形成的市場效率優勢，以及基于規模和公司化經營而形成的品牌、技術和管理優勢(徐旭初，2012[b])，比其他類型的合作社更有競爭力，逐漸成為合作社的主流類型。雖然主流類型的合作社不僅因離經典合作社的原則和特征要求甚遠而一直飽受爭議，而且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也存在著大戶和龍頭企業套取稅收優惠和財政補貼好處、侵害小規模農戶利益、被少數精英控制等問題，但是，從理性的角度而言，小規模農戶選擇繼續留在而不退出合作社這一實現其利益最大化的最優決策，說明這種主流類型合作社的存在和發展有著深厚的現實土壤(湯鵬主、范云峰，2014)。如何繼續發展和完善合作社現有的經營模式以及探索建立新的經營模式，確保合作社經營能真正實現服務成員和內部民主控制等基本原則，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是圖5“合作社經營模式”這一主題下相關研究者未來探索的熱點所在。
(四)土地股份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2005年農業部施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后出現的一種新形式的合作社，近些年來在農村地區大量涌現。“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詞最早于2006年出現在樣本文獻中，且標題、關鍵詞或摘要中包含該詞的文獻數量在2006-2015年呈不斷增長的態勢，體現了學界對這一形式合作社的關注力度在不斷加大。土地股份合作社解決了所在地區非農從業人口數量增加、土地撂荒較為嚴重等問題，且其“保底分紅”的盈余分配方式能增加農民收入，從而在較大范圍內得到了推廣(肖端，2015)。圖4中，該主題的相對核心關鍵詞由“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等組成。在中央政府推進土地集約經營、規模經營的政策背景下，土地股份合作社能較好地解決這些政策實施所面臨的問題，這一主題是近些年和未來合作社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這一主題，研究者主要從土地股份合作社與《合作社法》相關規定之間的矛盾以及與專業合作社對比的視角展開研究，并給出了有關政策建議。部分學者認為，土地股份合作社只發揮了土地流轉中介作用，大多數成員不從事農業生產，退社難，按入股土地份額參與分紅與《合作社法》的有關規定存在諸多矛盾(高海，2014)。土地股份合作社與專業合作社在合作基礎、產業選擇方式、內部組織與運作方式、利益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孫中華等，2010)。在政策建議方面，許多研究者認為，作為一種新事物，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存在和不斷發展有其內在合理性，但是，政府必須從保障農民基本權益出發加強對它的規范與引導(樓棟等，2013)。
(五)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
自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來，如何利用合作社促進新農村建設成為合作社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議題。“新農村建設”一詞于2006年首次在合作社研究領域的樣本文獻中出現，說明相關研究者較早關注到了合作社對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重要作用。在圖4中，“新農村建設”一詞具有較大的中心性，并與“三農問題”“現代農業”“農業現代化”“社會資本”“農民合作組織”等關鍵詞聯系在一起，構成了“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這一熱點主題。
前文分析已指出，合作社不僅是一種經濟合作組織，更是國家權力在農村的制度性“嵌入”工具，它與新農村建設在多個維度上具有契合性(孫迪亮，2012)，在鄉村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圍繞“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這一主題，學界比較統一的觀點是：相關合作社有利于實現農村土地的集中規劃、統一經營，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王迎光，2006)；合作社推行農產品標準化生產引導農民在生產中減少了化肥、農藥的濫用，減少了秸稈焚燒等行為，促進了農業生態系統的改善，保護了農村環境(陳阿興，2010)；在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鄉村精英流失嚴重、村民對村莊事務管理表現冷漠(賈大猛、張正河，2006)以及取消農業稅后“村兩委”在村莊管理和組織上表現疲乏等背景下，合作社核心成員在經濟和組織上的特殊性使其成為體制外的重要基層治理資源，農村社區內的合作社成員甚至將通過參與村委會選舉成為村莊政治中的重要主體(韓國明、張恒銘，2015)，并對基層民主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五、合作社研究的演化路徑和潛在熱點
這一部分的思路是：首先，主要采用動態分析的方法，通過對研究熱點的縱向分析，挖掘出2000-2015年歷年研究熱點的發展和變化，從而探索合作社研究的演化路徑；其次，根據研究熱點的演化規律，結合國家在合作社領域的政策導向以及合作社發展環境的變化，在與多位專家進行交流與探討的基礎上，得出該領域未來的潛在研究熱點。在具體操作上，本文利用SATI軟件進行統計分析，得到歷年相關文獻中出現頻次排在前30位的關鍵詞，同時根據各關鍵詞的含義和內在聯系在時間維度上對相鄰年份文獻的關鍵詞進行整合與統計。通過分析，2000-2015年合作社相關研究在演化路徑上經歷了5個階段(如表6所示)，該領域未來具有5個潛在的研究熱點。
(一)合作社研究的演化路徑
在統計2000-2015年歷年相關文獻中關鍵詞的出現頻次以分析農民合作社研究演化路徑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以2006年10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合作社法》為節點，相關研究者關注的重點存在明顯的分野。根據《合作社法》頒布前后兩個階段研究者所關注重點的不同，可以將2000-2015年的合作社研究具體細分為合作社立法前階段、立法進行時階段、立法后初期階段、研究多元化階段和反思與完善階段，具體如圖5所示。
1.立法前階段(2000-2003年)。在《合作社法》頒布前，合作社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合作社的功能、作用和優勢(比如農民合作社在提高農民收入、保護農民利益、促使農業適應產業化和現代化發展趨勢、促進傳統農業實現市場化轉型方面的獨特作用)，同時大量介紹國外農民合作社的發展情況，并論證了在中國發展合作社的必要性。觀察表6中這一階段排在前30位的關鍵詞，可以發現，“合作經濟”“農業產業化”“農民利益”“發展”“農業經濟”“農業發展道路”等排在前列；“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等關鍵詞體現了相關研究從歷史的角度對中國早期合作社發展進行了回顧；“羅虛代爾原則”“日本農協”“中國臺灣農業合作社”“美國合作社”等關鍵詞反映了相關研究對合作社原則和國外合作社的介紹。這一階段合作社相關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呼吁在國家層面上再次啟動農民合作。
2.立法進行時階段(2004-2006年)。在這一階段，國內已經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合作社，建設和發展合作社逐漸被納入國家議事日程。呼吁加強相關立法以使合作社取得合法地位，關注相關立法內容，討論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合作社制度以及各類合作社制度的優缺點等問題，是這一階段相關研究的重點內容。在這一階段，一些研究者主張建立一種服務內容較為寬泛的農民合作社，相關立法不應對合作社的業務范圍、服務項目等做太多的限制，應發展綜合型合作社；而另一些研究者結合中國國情等現實因素，主張發展專業型合作社。觀察表6中這一階段的高頻關鍵詞，可以發現，“制度創新”“合作社法”“合作社立法”等排在相對靠前的位置，反映了這一階段專家、學者呼吁合作社立法的需求；而其中類似“農業中介組織”“農民協會”“農民專業合作組織”“農村專業合作社”等反映合作社類型和服務項目的關鍵詞較多，說明這一階段的合作社研究集中于討論相關立法內容。
2006年10月，《合作社法》正式頒布，并于2007年7月開始施行。《合作社法》提出中國建立和發展專業類型的合作社，這對此后合作社研究的方向和重點內容具有很強的導向作用，成為國內合作社研究的分水嶺。觀察表6，可以發現，在《合作社法》頒布前，國內對合作社的稱謂非常龐雜，且“農民專業合作社”一詞在高頻關鍵詞列表中的排位相對靠后；而《合作社法》頒布后，學界對合作社的稱謂相對統一起來，且“農民專業合作社”一詞在《合作社法》頒布后各階段的高頻關鍵詞列表中排在首位。根據相關研究關注的重點內容及其內在聯系，本文把立法前階段和立法進行時階段統稱為“合作社探索階段”。
圖5 2000-2015年合作社相關研究的演化路徑
3.立法后初期階段(2007-2009年)。在《合作社法》頒布后的早期，雖然合作社在部分地區已有一定發展，但在絕大多數地區仍然是一片空白。鑒于合作社在農村的特殊作用以及自身所具有的促進農業生產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等方面的優勢，大力發展合作社很快得到了國家的肯定和支持。適應相關實踐的需要，這一階段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如何在《合作社法》的指導下建立合作社、如何發展壯大合作社、合作社產生和發展的影響因素等問題。分析表6中這一階段的高頻關鍵詞，可以發現，“合作社立法”“法律屬性”“合作社法”等關鍵詞體現了相關研究在《合作社法》頒布初期圍繞如何在法律指導下發展合作社而展開；而“新農村建設”“政府扶持”“影響因素”“三農問題”“農村金融”等關鍵詞的排名均較靠前，體現了合作社研究注重與國家相關政策的緊密結合，具有較強的時代性。總體上看，這一階段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影響合作社發展的外部因素。
4.研究多元化階段(2010-2013年)。在國家相關政策的扶持下，合作社得到了較快發展，這一時期相關研究的注意力開始向合作社自身轉移，包括合作社內部的管理、資金籌集、可持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與經典合作社的比較、合作社運行中存在的問題等。在這一階段，相關研究成果快速增長(共計有相關文獻427篇，占樣本文獻總數的40.3%)，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也開始呈現多元化發展。從表6可以發現，這一時期合作社相關研究的主題非常廣泛，且多集中于合作社自身，涉及外部因素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與合作社運行相關的“土地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等研究問題開始凸顯；而類似“階層分化”、“成員異質性”等問題也引起了相關學者的重視。這一時期既是合作社快速發展時期，也是合作社研究走向成熟、主題呈現多元化發展的階段。
5.反思與完善階段(2014-2015年)。目前，中國合作社發展呈現數量上“繁榮”的特征(截至2015年12月底，全國合作社總數超過153萬家，入社農戶達10090萬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42%④)，但是，其質量堪憂，存在大量“假合作社”(實為公司)、“空合作社”(注冊后從未開展過業務)、“死合作社”(已經停止運行)，在地方政府的強力推動和官僚化操作下，部分地區急于求成，將農民合作社“煮成了夾生飯”。所以，這一時期一些務實的研究者深入鄉村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調查，合作社研究開始進入反思和完善階段。同時，中央政府在這一時期提倡農業適度規模經營⑤，許多相關研究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土地流轉”與“土地股份合作社”。分析表6中這一階段高頻關鍵詞的排序情況，可以發現，“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流轉”等關鍵詞處在非常靠前的位置；而“參與意愿”“公共服務”“產權”“利益相關者”“績效”“績效評價”等與合作社運行中成員滿意度和公平相關的關鍵詞數量較多且排在前列。
在《合作社法》頒布后，相關研究多集中于探討如何促進合作社實現發展，具體經歷了立法后初期階段、研究多元化階段和反思與完善階段，筆者把這3個階段統稱為“合作社發展與完善階段”，而這個階段將一直持續下去。
(二)合作社研究的潛在熱點
根據合作社研究的演化，結合近些年來中央在合作社方面的政策導向與合作社自身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在與多位專家討論的基礎上，筆者認為，未來的合作社研究存在以下5個潛在的熱點：
1.政府規制。《合作社法》頒布十年來，部分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采用運動式方法推進合作社發展：在官員政績考核制度的引導下，奉行“先效率、后公平”的發展理念，重視合作社的數量增長，忽視其內在質量；在支持合作社發展時重視政府項目資金的投入，忽視宣傳、動員和組織力量的投入。結果，在許多地區，“假合作社”“空合作社”“死合作社”泛濫，與最初通過發展農民合作社保護農民利益、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動機背道而馳。從表6可以發現，與政府相關的關鍵詞在各個階段都排在比較靠前的位置。如何通過政府規制促使合作社完善合作社章程、社員大會制度、理事會制度、盈余分配制度以及優化股權結構來保護社員利益，是實現合作社內部公平的關鍵，也是未來合作社研究的潛在熱點之一。
2.合作社與鄉村治理。在村莊空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外出務工者的家庭收入已經形成以非農收入為主的格局(韓國明、張佩，2012)，他們對村莊事務的關注程度下降，而農村社區內的合作社則在事實上集結了大部分仍然將主要精力投入農業生產經營的農戶，合作社將成為在村莊公共事務和村委會選舉中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組織(韓國明、王凱曦，2015)。合作社在鄉村治理中應發揮什么功能以及如何發揮這些功能等問題，將有較大的研究價值。表6顯示，近些年來相關研究對“合作社與新農村建設”的討論往往從經濟視角展開，而合作社是國家權力在農村地區的一種制度性“嵌入”工具，研究其在代表和維護農民利益、促進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功能，也將具有重要意義。
3.土地股份合作社。表6顯示，“土地股份合作社”在高頻關鍵詞列表中的排名從研究多元化階段的第21位上升到反思與完善階段的第5位，而與土地股份合作社相關的關鍵詞“土地流轉”從研究多元化階段的第8位上升到反思與完善階段的第7位。作為一種快速發展的新事物，土地股份合作社逐漸引起了相關研究者的重視，而政府在政策引導、法律規范和保護農戶利益等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這為這一主題未來的研究提供了廣泛空間。
4.績效管理。績效評估在合作社治理中有重要的價值導向作用，能不斷優化合作社發展的戰略目標，改善合作社成員的合作關系。如果合作社成員滿意度低等問題能在其績效評估中有所體現，那么，合作社績效評估的結果將對完善其內部規范與內部管理提供重要參考。如何評估合作社績效、建立怎樣的績效評估模式、如何通過績效管理改進合作社治理等問題將進一步受到重視。從表6中可以發現，“績效”“績效評價”等關鍵詞在反思與完善階段合作社研究的高頻關鍵詞列表中的排名較靠前。
5.聯合社。近些年來的合作社相關研究總體上比較注重縱向一體化、完善上下游產業鏈對接等內容，而關于合作社之間聯合經營的文獻相對較少。表6顯示，“聯合社”在反思與完善階段的高頻關鍵詞列表中排在第9位，反映了相關研究對聯合社的重視。合作社之間聯合不僅能通過拓寬銷售渠道、發揮規模經營優勢等提高合作社的市場競爭力，也能使更多成員聯合起來，在反映農民訴求、參與公共政策制定等方面發揮作用(王海龍、吳懷琴，2015)。而如何管理和經營聯合社、如何在運行過程中發揮聯合社的優勢并規避其劣勢等諸多問題均有待解決，聯合社是未來合作社研究的一個潛在熱點。
學術研究的發展主要由實踐的需要以及研究領域本身的性質、任務和價值目標決定。在前文對合作社研究熱點主題和演化路徑的分析中，筆者明顯地體會到了合作社研究具有很強的時代性，進入21世紀十多年來，合作社相關研究都及時反映了中央“三農”相關政策的重大變化。在未來，把合作社與這些政策(例如“精準扶貧”“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互聯網+農業”等)進行交叉和結合，將成為合作社相關研究的一個創新視角，并可能發展為合作社研究的新熱點。
①通過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進行檢索，筆者發現，“農民專業合作社”一詞早在1951年就已經出現。但是，在2006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頒布前，學者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稱謂比較混亂(包括“農民產業合作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專業生產合作社”等)，之后逐漸統一為“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合作社”“專業合作社”等。為了更好地探究這些年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相關研究的發展狀況，本文以概括性更強的“合作社”作為檢索關鍵詞。為了研究的方便，下文中除特殊說明外，“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民合作社”“專業合作社”等詞均被簡稱為“合作社”。
②A、B兩詞的Equivalence系數=(A、B兩詞共現次數的平方)/(A詞出現的頻次×B詞出現的頻次)。相似矩陣中的數字代表矩陣元素間的相似性，其數值越大，這兩個元素的關聯性越強(參見劉啟元、葉鷹，2012)。
③不同于圖3的社會網絡分析圖譜，圖4的結果是在綜合前文聚類分析結果、多維尺度分析結果的基礎上，結合合作社研究領域已有知識體系而生成的，所以，圖4被稱為“知識圖譜”。
④數據來源：房寧：《全國42%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農民日報》，2016年3月21日。
⑤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提出，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實現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鼓勵各地整合和優化農用地，優先流向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規模經營主體。2015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及農村土地流轉問題，體現了中央對該問題的高度重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6年第5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