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65歲我對當代農史的一點補充
我最近一段時間出來很少。有幾個原因吧。我也就不多解釋了。前沿（的研究）不敢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我又是長期堅持調查才能有說話權利的這么一種風格。最近沒調查呢，就跟大家說說，當代農史這么一個前沿問題。蔡昉院長上來的時候說到，中國農民學者做三農問題研究，他提到了九四年前后，在農業政策領域中，因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提出《誰來養活中國》而形成的一些偏差。當然他作為領導干部沒有講得那么直白。他說我們重視了一方面問題。而對另外一方面，問題重視不夠，是這么一個意思。那其實那是有明顯的偏差。那我想從這個話題開始，正好引出來我要想大家報告的一個當代農史的前沿問題。三農問題是怎樣提出的。萊斯特·布朗問題的提法，確實在中國農村政策界，當時已經是農業政策界。這個變化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以前，大家都知道，中央一號文件曾經在八十年代發揮過作用。那時候講的叫做農村政策。農業領域中政策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在中央層次上討論的問題。因為每年農業部會開一個廳局長會，對農業生產作出部署，那叫農業政策。那中央早在推行一號文件以后，很快，大概有個三五年左右的時間，會發現農村改革的突破口，很大程度上對原有的利益結構，作出了重大的調整，引起了原有的利益結構的反彈。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時候，我們當時在中央農村研究室工作的同志，就已經被政策領域中其他部門，直接批成叫：“你們就是農民黨！”那意思呢我們代表農民利益說話，所反映的政策，對其他部門來說呢，恐怕沖擊和影響都比較大。這個期間有很多談判。但是到了1989年，隨著中央農研室撤銷，當然這個談判力量就沒了。從此，從九十年代開始就改為叫農業政策。但是在改革過程當中在中央層面也有一些爭論。今天在這就不介紹了。只是說這個改之后，把比較重要的農民權益問題，相對而言就放下了，把農村可持續發展問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問題，把農村的治理問題，也放下了。
我們要突出強調的，就是趕上了萊斯特·布朗(Lester Brown)《誰來養活中國》，于是乎就把相對比較復雜的農業問題進一步簡單化為“糧食問題”。當時主管經濟負責人，在這些問題上是有明確指示的。具體說法我也不重復了。因此萊斯特·布朗問題引起農業政策重要調整的時候、這個調整關口，我當時是農業部的，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的問題》。我們組織了一系列的針砭、調查，證明農業政策中的相當多的問題，是宏觀政策造成的。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對當時的農村發展，對農民負擔加重，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那個時候中國是有糧食問題，但不要把焦點集中在糧食問題。正如剛才蔡昉副院長講的這個道理，正因為我們對萊斯特·布朗問題有過多的強調，而使得其他問題相對忽視了。而就在這個階段上，恰恰又是因為九四年的分稅制改革。原來中央財政占比只有二十幾，不到三十。地方財政占比73%。一個分稅制改革之后，將財政和地方財政，一半一半。地方丟了23%。上哪去找呢？農村。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農村負擔空前加重。加重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知道一般的來說，我們過去好歹相對穩定的是，什一稅。九十年代中期，九四年以后農民負擔嚴重到什么程度呢？不是我說的，后來當了國家稅務局局長的許善達，他當年是稅務局的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做調查，農民負擔，統算賬36%。大大超過歷史上農村穩定的什一稅。于是農村嚴重不穩。大量的群體性事件。這時候還講農業問題。恐怕就不是一般的視而不見了。從這開始說糧食是問題，但不是糧食問題，是宏觀部門的問題；接著開始講農業是問題，但也不是農業的問題，涉及多個國民經濟部門如何協調的問題；接著就開始強調中國如果真要搞好農業政策首先應該是三農問題。三農問題以農民權利為主，因為這個時候農民負擔非常重。
當然也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確實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見。農口到現在為止，還有一些說法，這些說法我也有一些耳聞。沒有任何人當面跟我說。我提出所謂三農問題，在九十年代中期，而使得我們單位里邊，個別農口的一些老同志，對這些提法呢，不能理解，說了一些話。這些話到現在為止還存在。我就不解釋了。因為這些討論，當時我的領導對我有很大的批評。批評就批評了。最后中央主管領導，認為我們這些提法，當時主要是我的提法，是屬于不能和中央保持一致。所以我犯錯誤犯得比較早。因此呢，后來又當了領導人，但是當時還不是主要領導的那位同志，直接出面處理我的問題。我就離職了。正好就是我在這個階段上，認識到我要出問題，于是就到中國農業大學于家寶教授門下去讀了一個在職學位。我就想呢，我恐怕得轉型了。我在政策領域中因為有比較嚴重的問題，得轉出來呢，做學術研究。那正好不讓我干了，我就有幾年時間。
（不過）三農問題是這樣就提出來了？不對，肯定提不出來。在我們微信群里，唐院長說，這不是我們幾個搞農研的人能決定的。不錯。我們只是提出問題。真正能讓它變成國家戰略的，絕對不是幾個人能解決的問題。所以在這里我為什么說要為農史補充一點資料。就是盡管我們提出來，也為此承擔一些責任，但是它并不因此就為中央接受。什么情況下被接受？當然第一，要我說呢，“農民用腳投票”。如果早期，我們提出農村改革的時候，給中央的報告，再這樣下去農民起來打扁擔的日子為期不遠了。那就是說，湖南農民運動這種事情要發生的。那當然，這對當時的決策來說也是借口。具體的我們也不講了。那這個時候，是農民真的起來打扁擔。九十年代中后期，摁下葫蘆起來瓢，到處發生農村群體性治安事件。規模之大，烈度之強，前所未有。因此農民用腳投票，是最基礎的。不是幾個知識分子，反映點意見，政策就可以調整的。
那第二個因素，也很重要。也不是我，是汪道涵老先生。各位，汪道涵老先生去世之后，我寫過一篇文章，講，汪老不僅臺海兩岸關系上做了貢獻，而且在黨的建設，特別是三農問題上，有重要貢獻。大家很少能理解。是因為老先生當年看我的東西，把我找去上海跟他談。一來二去，談成了忘年交，最后呢認為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必須重視三農問題，所以是老先生，汪道涵老先生，直接向江澤民建議，要求中央召開三農問題委員會，并且是汪老直接推薦我，不經過任何單位的部門體系，直接由中央，由江辦點名，讓我向江澤民匯報，三農問題是怎么回事兒。
2001年12月25日，圣誕節，中央開了兩天三農問題座談會。我是那個座談會上最small potato的人，沒有任何位置可言。我心里想：“這是一錘子買賣。這輩子面圣只有一回”。所以我就 謝謝你們的掌聲，鼓勵我犯錯誤。好在我65了，我們這插隊的一代，鐘老師和我屬于插隊的一代。我們這一代最大的特點：責任感強。到六十五該說的話，今天的話到六十五都說的。70歲之后，可能還有另外的話要說。因為有這樣一次座談會，也因為有汪老的推薦，所以我所匯報的最直白的那些話，被江澤民要求說慢一點，他要一句句記。最后把所有的材料留下，提交中央政治局討論。他認為這是重大的問題，要中央政治局討論作為國家的戰略。之后又安排他的助手，找了我兩次。把我們的材料材料報上去，當然報上去之后，再到我的手里的時候，上面已經寫了“絕密”。所以，我就不敢再說我們報的什么材料。后來的很多說法是我們當年報的材料里頭提到的。
三農問題就這樣，2001年正式列入政治局討論；2002年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作為全國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來的。以前我還在職的時候，不好這么講。現在我退了，可以把歷史事實告訴大家。它就這么來的，因此不是哪個人。我可以負責任地說，跟個人無關。如果不是農民腳投票，如果不是有黨內老同志對嚴重問題的敏感性，就不會有中國自外于全球化的提法。什么叫三農問題？說不清楚，怎么解釋，怎么翻譯成英文？我跟很多人都研究，怎么三農問題讓外國人理解。只能直譯成“sannongwenti“？我們很多英文好的人討論，大家還提出來怎么翻譯。后來翻譯半天，大家討論出來一個說法叫“Three dimensional agri-issues”，三維的，農業問題。當然也不是好翻譯。但是總之拿三農問題跟老外交流，是非常難的，因此它變成了一個中國特色。這是今天我想匯報的第一個問題：當代農史的資料的補充。
(這是8月21日溫鐵軍教授在2016“中國農歷經濟管理學術年會”作學術前沿環節的發言。此為錄音文字稿，未經本人審閱，僅供個人學習參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我是小農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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