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在追求數量型增長時期，鄉村產業被相關單位作為扶持外部資本圈占資源實現農業外部規模產業化的途徑。這在初期是能夠實現一定增長的，但隨著產業鏈不斷延長增收效果也就不再顯著，甚至因為產業過剩出現了“老板跑路”、“負債甩給地方”的情況。這并非我國的單一現象，在全球都有案例。因為根據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由大型公司進行的農業產業化項目，增值收益中的90%都被資本家牢牢掌握，而農民作為直接生產者，其可能獲得的收益卻不到10％。那么，要怎么樣才能讓農民在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獲得更多的收益呢？按照過去的經驗教訓，除非運用優惠政策去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讓農民真正參與其中，才有可能獲得更多收益。
也就是說，要化解“三農”問題就要解決好農民權益問題。過去為了推翻“三座大山”，中國共產黨創造性的開展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毛澤東同志立志要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在湖南農民運動時他說過：“痞子運動好得很”，這就是在說農民要組織起來才能“打扁擔”。此后，中國共產黨就靠著動員廣大農民參與革命和建設，為國家發展贏得了巨大的制度收益。
我們都知道，當前農民分戶經營的情方式很難與外部進行對接的，會產生高昂的交易費用。那么只有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才能形成外部規模化的空間，不斷改善鄉村發展與治理條件，并以組織的形式作為承接政府各種扶持政策和生態文明導向資源的載體，才能夠讓農村的經濟、社會和治理的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充分發揮好“壓艙石”的作用。
中國應該借鑒符合本國國情的農民組織化經驗。我們要清楚的認識到，美國那種大農場無人農業的發展模式并不適合我們。在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都是以“三位一體”綜合農協為組織形式來維護“三農”穩定的，他們強調的是將農戶作為主體組織起來，在多個領域、多個層面發展綜合性的合作。關注政府扶持性的資源進入農村后的普惠性，而不是讓其成為“富者更富”的精英俘獲性資源，通過這樣的方式來保障農民分享農業之外的領域的收益權。
近年來，國內已經開始綜合農協的探索，在多個國家會議、文件中都高度肯定了發展生產、供銷、信用合作的“三位一體”綜合性合作社。但是具體的操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怎么實現“精英俘獲”的老合作向“三變”改革的新型集體經濟的資源對接？如何促使各種合作經濟組織聯合起來真正發展成綜合性的合作社？都還需要破題。此外，想要提高以農民為交易主體的談判地位，不僅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的幫助，更需要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構建多方協作的局面。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新致知見）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