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情是自治的文化基礎，農民首創的村民自治，萌生于日常生活的社會交往之中。村民自治制度作為一種外在的制度安排嵌入到鄉村社會關系中，只有充分尊重和利用人情這一鄉村社會資源，才能讓自治制度有效運轉起來。人情作為農民社會交往中的情感和心理認同機制，在心理上確立了人與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具有維持共同體成員團結互助、維持共同體社會秩序及促進共同體成員相互信任等社會功能，從而為確保自治體的自主、自立和自律等能力提供社會資源。以人情為基礎建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可以考慮以日常性人情圈、儀式性人情圈、混合型人情圈為基礎，嘗試建構多種形式的村民自治行動單元。
【關鍵詞】人情傳統；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
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積極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農村社區建設試點單位和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在村民小組的地方，可開展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這意味著，運行了30余年的村民自治制度目前遇到了亟待克服的發展瓶頸。如何進一步完善現有的村民自治制度，讓自治在鄉村社會切實運轉起來，是政府、學界和鄉村自身都要認真反思的問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這一新命題的提出，無疑為村民自治的發展與深化指明了新方向。為此，需要在學理層面進一步追問的是：什么是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基于何種基礎、依據什么安排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才是有效的?筆者以為，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應立足于鄉村社會及農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描述具有鄉村生活特點、貼近農民生活實際的自治形式，挖掘足以支撐自治制度有效運轉的社會資源和文化基礎。而人情及人情關系為上述命題提供了較好的研究視角，筆者試圖從這一視角出發，探討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文化基礎。
一、人情與自治：基于功能視角的分析
自治是指“某個人或集體管理其自身事務，并且單獨對其行為和命運負責的一種狀態”。據此可以認為，自治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核心要素：一是自主，即個人或群體能夠自主支配自己的行為；二是自力，即個體或群體具有處理各種事物的能力；三是自律，即個體或群體能夠自我約束自己的行為。村民自治既不是個人的自治，也不是單個農戶的自治，而是在一定范圍內由若干個農民或若干個農戶共同組成的單位內，為解決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公共性問題，協調單位內部所有成員之間的關系，從而能夠達成行動上的一致。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只有真正具備了自主、自力和自律等條件，方才具備自我治理并對自己命運負責的能力，從而使自治的制度真正運轉起來。人情“可被看著一種資源，比如一種恩惠或一個禮物，可被用作一種社會交換的媒介”。也可以是人與人之間在心理和感情上的認同，還可以是協調人與人之間關系和維持社會交往秩序的規則，筆者所指的人情主要是后兩種，正是它們使中國鄉村特有的人情關系具有社會團結的功能、具有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和具有維持社會信任的功能，從而能夠為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轉奠定文化基礎。
（一）人情具有自治需要的互助功能
村民自治的價值與目標在于，通過群體內部成員間的合作共同來完成個體或單個農戶無法完成的公共事業，促進鄉村社會公共事務發展造福于民眾。鄉村社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人情關系能夠發揮促進村民團結互助的功能。人們維持正常的日常生活，離不開互助合作。中國鄉村自古以來都有人與人之間、戶與戶之間合作互助的傳統，“在傳統結構中，每一家庭以自己的地位為中心，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請酒，生了孩子要送紅蛋，有喪事要出來助殮，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機構”。
生活日復一日循環往復，人與人之間彼此依賴伴隨著日常生活，人們必須學會如何讓彼此間的團結互助更加牢固持久，這就是人情的經營和積累。“親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賴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長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間無法一筆一筆地清算往回。親密社群的團結性就依賴于各分子間都相互的未了的人情。在我們社會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間搶著回賬，意思是要對方欠自己一筆人情，像是投一筆資。欠了別人的人情就得找一個機會加重一些去回個禮，加重一些就在使對方反欠了自己一筆人情。來來往往，維持著人和人之間的互助合作”。社群內部，人與人之間持續著“給予”與“虧欠”的人情法則，目的在于用永遠無法清算的人情將成員之間的關系捆綁得愈加緊密，從而使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互助愈加持久。
人情不同于純粹的經濟利益，而帶有很強的情感因素。因此，“中國人關系上的這個‘欠’不在理上，而在情上”。在人情關系上，人們遵循的不是經濟理性而是關系理性，不是經濟收益最大化，而是情感收益最大化。以情感為靈魂的人情，使人與人之間在團結互助具有了道德意義上的責任。人情關系是靈魂的團結互助，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它對人們相互協作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有著重大的作用和意義。這無疑為一定范圍內的村民自治提供了情感和心理上的支持。
（二）人情具有自治需要的秩序功能
村民自治需要克服群體內成員因越軌行為對規則和秩序的破壞。人情的一個重要含義是指“一套社會規范和道德義務。這些規范和義務要求一個人和關系網中的其他人保持聯系，介入禮物、問候、訪問和幫助的互換”。因此，人情不僅僅是一種人與人之間以禮物或恩惠為媒介的社會交往實踐，更是一種社會交往的規則，具有引導社會觀念和規范社會行為的功能，即人情擔負著維持社會秩序的功能。
人情之所以具有行為規范功能，主要源于它涉及與“面子”有關的互惠，這就是相互給面子，相互“捧場”。在一個群體內部，人們很可能不會在乎作為載體的人情，而在乎其背后所隱藏對于“面子”的給予和回報。之所以如此在于，“面子牽涉到個人在其關系網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別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權力，因此，在中國的社會中，‘顧面子’便成為一件和個人自尊密切關聯的重要事情”。“當中國人主觀地覺得‘失去面子’時，他的自尊心會受損，造成情緒的不平衡。因此，個人平時不僅要消極地維護面子，而且要運用種種面子功夫來‘爭面子’”。“由于了解了面子對他人的重要性，如果個人不能在實質上為社會關系中的他人‘添面子’，最少也要在表面上對他人敷衍面子”。而面子的給予和展示往往發生在如婚喪嫁娶等重大儀式上。在這種儀式上，參與的人越多，主人家就越有面子，反之就很沒有面子。同樣的道理，當一個人不去參與人們普遍認為應該參與的儀式時，就會被人們認為是違反社會規則，即是不給別人面子，其內涵的意思就是不懂得社會規則，這種行為被稱為“不為人”，也即這個人具有自我孤立的傾向。因為他不給別人面子，在互惠的社會規則下表明，他將來也沒有指望別人給他面子。而這里的“別人”不僅僅是指某一特定的個人，而有可能被人認為是泛指的“別人”，即是所有人。這樣的人，在鄉鄰們看來，無疑是對社會規則的破壞，從而在輿論上受人指責。
這就涉及到人情關系中的懲罰機制問題。鄉村社會對某人在儀式上的消極抵制，就是一種對越軌行為的懲罰方式，這常常能夠讓被懲罰者丟“面子”而難以“抬頭”，因為人們往往會在私底下對這種“反常”行為議論紛紛，這既有幸災樂禍的閑談取樂，也有教育與驚醒世人的作用。而對于被議論者而言無疑是背后讓人“戳脊梁骨”。更為嚴重的是，這種丟臉的“事件”使其在將來與人發生沖突時，往往成為別人攻擊自己的致命“炮彈”而顏面掃地。因而這種規則能夠警醒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要盡力處理好與他人的關系，尤其不能因自己的失誤而破壞了與大多數人的關系。
人情關系中與懲罰機制相伴的便是激勵功能。費孝通認為，關系網絡不是一個固定的團體，而是一個可以伸縮的范圍，“范圍的大小依中心的勢力厚薄而定。有勢力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窮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鄰的兩三家”。圈子的大小取決于中心的勢力，這種解釋具有一定道理，但事實也不止于此。圈子既然是一個互助性的機構，那么互助就不僅僅是有權勢的中心向周圍給予物資上的恩惠以獲得外圍的忠誠，它也可以是無權勢者的中心，以自己勞力和情感上的付出換來周圍人的回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人緣好”“會為人”“會處世”，即權勢上的不足也可以用（處世）技術來彌補。因此，圈子大小不僅取決于中心以權力或財富為基礎的勢力，還取決于中心以道德、智慧和技術為基礎的能力。
總而言之，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既要克服自己破壞社會交往規則與秩序的沖動，同時也會努力付出期待自己在人力、物資、情感與道德上的投入能換來更多的社會回報，從而在整體上維護和促進社會秩序的運轉。這種對規則和社會秩序的維護，恰恰契合了村民自治中對個體或群體規范自我行為的需要。
（三）人情具有自治需要的信任功能
信任是群體成員達成一致意見與開展集體行動的首要條件，因此自治的有效實現，離不開群體內成員之間的相互信任，任何缺乏信任的自治形式都不可能成功。人情與信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人情對于維持信任起著重要的作用，它促使人作出值得信任的行為，從而保證了人際交往各階段所需要的信任”。人情是一種情感，它追求的不是經濟收益最大化，而是情感收益最大化。因此，從情感的角度而言，人們有理由要求自己作出值得他人信任的行為。同時，人類作為具有群體活動偏好的高級動物，個人與群體之間在情感上緊密相連。人情為個人提供歸宿感和社群榮譽感。通過自主選擇產生的人際關系，具有更多的認同點、交流點與合作點，親近使相互理解和相互幫助更積極也更省力，受到承認或接受的可能性也更大。人情圈內不守信譽的行為是較少發生的，因為任何失信行為都很難不被發現，一旦被發現，失信者就要付出極高的成本和代價，至少他的個人道德形象將面臨崩潰，在人情圈內難以立足。
現代社會是契約社會，人情對契約的締結與執行，同樣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盡管人情與契約有很大的差異，但兩者之間也有很強的契合之處。一方面“人情使契約的關系更容易締結、理解和執行：人情往往在契約產生前做好了人事準備和組織準備”。“在人情圈內，長時期的親密信賴關系容易在契約上達成共識，并對執行契約提供動員和支持力量”。另一方面，契約永遠不可能覆蓋到社會關系的每個環節，“人情是對契約空檔的重要補充：人情是靈活的，調整彈性大；契約是剛性的，任何周密的條款規定都難免有遺漏，而且隨著事件變化，契約的適用性會下降”。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并非都能契約化，因為契約的制定、執行和監督都需要成本，且執行的效果與人的因素有很大的關系。因而，人情對于契約有著較大的彌補作用。綜上所述，人情關系奠定了自治所需的信任基礎，人們在情感認同及榮譽歸宿的作用下，愿意作出值得他人或群體信任的行動，從而保證自治群體的集體協作。
二、人情與自治：歷史演變與發展脈絡
中國鄉村自治形式的變遷與鄉村社會人情關系模式的演變密切相關。傳統士紳以農民保護人的角色換取農民賦予的聲望、尊敬和忠誠，使其主導了傳統鄉村自治。新中國以土改賦予農民政治與經濟權益，迎得了農民心中的“恩人”和“救星”等形象，農民在“感恩型的國家觀”下服從國家自上而下的全面治理。改革開放之初，鄉村社會面臨治理失控的問題，農民在以自然村為單位的親密關系圈內首創村民自治制度，開啟了中國鄉村自治的新篇章。
在傳統鄉村，農民與士紳之間有著唇齒相依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士紳是鄉村社會的保護人，士紳樂意充任鄉村社會的保護人，在于經營自己在鄉村社會中的聲望，他們非常重視自己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對士紳而言，聲望不僅是他們實現自我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它更代表了一種社會權威、一種民間權力，這種權威與權力對他們爭取資源、享受特權以及保護自身的安全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士紳只有扮演好了保護人的角色，才能換取農民對他們的尊敬和忠誠，這便是紳士所獲取的社會權威。除日常生活的矛盾調解和提供經濟擔保外，士紳還會為農民免于皇權的壓迫提供保護。“就紳士的官方職能來說，他們是統治者的代理人，但就紳士的私人身份來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與被統治者相關”。即使紳士做了官，其首要目標仍然是保護親屬和同鄉的利益，他們“負有保護自己親屬和同鄉免于受專制權力侵犯的任務，他們進入政府，但不是為了政治權力本身的目標。事實上，即使他們在政府里面做官，典型的官員還是同時作為他親屬和關系戶的代表發揮作用。的確，后者的作用是他主要的事情，但是為了達到這一點，他就必須去做前者的事”。在日常生活中傳統士紳與農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與農民發生的各種關系大都以私人身份而非官方身份出現，他們與農民在利益上有共同點。
傳統國家以儒家政治倫理治天下，遵循長幼尊卑的倫常秩序觀。平民百姓沒有直接與官府打交道的權利，因而客觀上要求士紳充當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中介。由于士紳壟斷了溝通國家與社會的權力資源，因而他們在傳統鄉村治理中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因此，傳統中國“皇權不下縣”，實行的是“縣官治縣，鄉紳治鄉”的權力格局。士紳利用自身的文化權威與社會權威，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既是為鄉民服務，也是更進一步鞏固自身在鄉村社會中的聲望，這是一種典型的情感交換關系。
在20世紀上半期，國民政府曾試圖打破傳統鄉村自治格局，使國家權力滲透到鄉村社會，由國家權力直接控制鄉村，但最終的后果卻是國家對鄉村的索取能力遠遠超過了對鄉村社會的控制能力，導致“國家政權的內卷化”，進而引發革命并導致國民政府失敗。與國民黨不同的是，共產黨在現代國家建構中，注重“在一部分領導者和其追隨者身上實施大量的情感工作”。如以訴苦為中介機制，在農民心中建構起國家意識形態框架，塑造農民“感恩型的國家觀念”。從這個角度講，國家塑造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而是作為“階級的一份子”，相對于國家的群眾，“在訴苦、翻身、斗爭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建立在感激和敬畏雙重基礎上的國家認同’。對農民而言，土地、房屋、財產，‘這一切都是毛主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給的’，亦即國家給的，國家圓了一個普通農民最樸素的夢”。從此，國家以“恩人”和“救星”等形象出現在農民面前，國家與農民的關系也被比作“慈愛的母親”與“聽話的孩子”間的關系。“給予”與“虧欠”、“施恩”與“報恩”成了兩者關系的情感基礎，這種關系也直接影響了后來30多年的鄉村治理形式。
新的國家政權經歷過土改之后，順利將政權和政黨機構建立在鄉村，其后陸續通過初級社、高級社及人民公社等制度化的形式，對鄉村社會進行全面控制和干預。尤其是1957年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主導了中國鄉村社會二十多年。這種制度將鄉村社會的管理歸于生產小隊、生產大隊以及人民公社等三級管理機構。這種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將整個鄉村設計為類似于家庭的生產生活組織。人們共同勞動、共同分配、共同生活，國家好比大家長，管理著全國千萬個這樣的“小家庭”。國家對鄉村實施精細化管理，涉及到了生產生活的各個環節。
國家對鄉村治理帶有濃厚的情感色彩。首先，黨員干部的遴選制度，遵循以階級成分為主，重視個人的思想覺悟和行為表現。如此遴選出來的新興精英，大多會以強烈的感恩情懷忠誠于國家，他們工作積極并嚴格執行國家政策，某種程度上講，大躍進中的狂熱無不與此相關。其次，國家作為“恩人”和“救星”的形象，讓農民對不切合實際的政策失去了懷疑或抵制的合法性理由，因為任何懷疑或抵制都會被認為是“忘恩負義”的行為。最后，在前述原因之下，普通社員大多樂意將政策失誤的怨氣發泄到基層干部或其他社員身上，從而誘發社員之間在偷盜和怠工上的普遍競爭，并最終導致人民公社制度難以為繼。
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讓鄉村社會遇到了治理缺失的新問題。一方面，緣于傳統士紳主導下的鄉村自治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具備人情基礎并有能力領導鄉村社會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傳統士紳精英已經絕種，鄉村自治傳統、自治資源的缺失使鄉村治理面臨困境。另一方面，人民公社制度下生產小隊和生產大隊中的新興精英在土地承包到戶后無事可干，因為這些基層干部的所有工作任務幾乎都來自于國家的指令，其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意識、經驗和能力相對缺乏。此外，這些基層干部在工作中長期習慣于對上負責的原則，相對忽視基層群眾的需要和訴求，因而干群之間的關系并不十分融洽，從而在群眾中缺乏領導自治的威信和基礎。在鄉村社會日常生活需求的倒逼下，促使鄉村民眾組織起來為尋求合適的自我管理方式探索經驗。
一些地方根據傳統經驗和現實需要，在鄉村自治模式上做了有益的探索。如在廣西宜州等偏遠地區的鄉村，農民根據傳統經驗，自發組織了以自然村為基礎的村民自治單位，行使自我組織和自我管理的自治職能，有效化解了原有基層管理組織渙散帶來的問題。這種新的自治形式相較于傳統士紳自治和人民公社管理制度具有不同之處：一是它是農民平等主體間，在共同需求之下，按照自愿原則組織起來的村民自治組織；二是這種基層自治組織以自然村為基礎，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交往密切的人情圈內；三是基層干部產生于群眾自下而上的選舉授權。這種以平等主體間橫向聯系，自發組織起來的自治形式，開啟了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的新篇章。1982年國家在憲法中確立了以村民委員會為單位的村民自治合法性地位。198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提出，“村民委員會一般設立在自然村；幾個自然村可以聯合設立村民委員會；大的自然村可以設立幾個村民委員會。”這表明，自村民自治誕生到后來國家認可的基本單位，都是以農民日常交往十分密切的自然村為基礎。
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將以自然村為基礎的村民自治基本單位上移到了建制村，其功能也由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自治組織轉變為主要服務于征糧、征稅和計劃生育等行政事務的行政化機構。由此，新的村民委員會自治功能弱化，執行國家各項政策的行政功能增強。隨著農村稅費改革和廢除農業稅后的合村并組風潮迭起，使村民自治單位的規模更加膨脹，原本誕生之初以人們關系親密的自然村為基礎的自治單位，越來越遠離人們交往密切的人情圈，村民自治制度有效運轉的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
三、人情與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新探索：可能的進路
目前村民自治制度在鄉村運轉中出現的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民參與意愿不強、熱情不高、信心不足。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村民自治制度實現形式過于單一。所以，2014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積極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并提出，“開展以社區、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這就為解決以行政村為基礎的村民自治行動單位下人們日常交往太少、人情關聯度太小而引發的自主、自力和自律能力不強等問題提供了政策依據。筆者以為，應當立足于人情與村民自治的內在關聯，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內在動力與文化基礎，嘗試建構以“日常性人情圈”“儀式性人情圈”和“混合型人情圈”為基礎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
其一，以“日常性人情圈”為基礎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日常性人情圈”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基于瑣碎的日常生活需求，形成相對穩定的人情交往圈子。如日常生活中人們幫忙看護街坊鄰里的老人、小孩、畜禽和莊稼，老人小孩遇險要及時救助，畜禽糟蹋莊稼要及時驅趕，外人偷盜莊稼要及時制止；鄰里之間或家庭內部發生暴力沖突，人們要第一時間介入平息爭端、調節矛盾；哪家有人生病，一定得登門看望問候以示關心；生產生活中人們在勞動工具、生活用具、資金乃至勞動力等方面要周濟余缺；過去人們在外求學、工作，外出經商或打工回家，都要拜望鄰里以示禮貌。這些日常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表達親近感或感謝出門期間鄰里對家人的照顧。在“日常性人情圈”內的行為與活動，都是基于人情關系的義務性活動，這既滿足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需求，也表達了情感、加深了關系，以維系共同體內的團結。在南方地區鄉村，“日常性人情圈”大多以自然村或同姓家族為單位，在北方地區大多以臨近的街坊鄰里為單位。以“日常性人情圈”為基礎建構村民自治單元，可以充分利用人們親密關系和情感認同及其人情關系下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和義務觀念，既可以調動人們參與自治活動的積極性，也可以降低公共性問題的協商成本，還可以降低執行公共決議的監督成本，從而較好地解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問題。
其二，以“儀式性人情圈”為基礎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儀式性人情圈”是人們在舉辦或參與規律性的家庭重大儀式中，形成相對穩定的人情交往圈子。如結婚典禮、小孩誕生后的慶典、房屋落成慶典以及葬禮等。舉辦儀式性慶典的功能在于：一是互助的功能，即人們參與儀式活動是為主人家集資，川東一些地區不少老人仍以古老名詞“團會”“大家團個會”來描述參與儀式活動，清晰表達了儀式的互助功能。二是正式宣示或確定合法地位的功能，如傳統鄉村農民結婚沒有國家專門頒發的“結婚證”，甚至也沒有民間“婚書”，但人們強調“明媒正娶”，即在眾鄉親的見證下完成婚禮儀式，以宣示婚姻關系正式確立，并獲得正式合法地位，同時讓大家認識和接納新成員，以保障其獲得成員資格，享受成員權利，以便日后大家對其言行予以監督。三是監督的功能，如傳統鄉村在葬禮儀式中，逝者（若為女性老人）娘家人可能會以“打人命”的形式，對夫家人的虐待行為予以興師問罪、讓其接受問責，夫家需要在眾鄉親面前，對自己所犯過錯當面道歉以示懲戒。逝者（若為男性老人）同輩尊長，可能會在儀式上對逝者子孫的不孝行為興師問罪，被問責者也要在眾鄉親面前，向長輩們道歉認錯以示懲戒。因此，就第二、第三這兩種功能而言，舉行儀式活動就是依據鄉村習慣法維護鄉村秩序的民間權力的運作劇場。人情圈內的人們參與儀式活動，既是給主人“添人氣”“爭面子”，也是增強民間權力和習慣法實施的民意基礎。質言之，眾鄉親構成了實施民間法則的“權力場”。四是社會交往的功能，如川南一些鄉村有“逢十”（滿整歲）祝生的習慣，人們頻繁舉辦生日慶典，并非在于“集資”或“斂財”，人情圈內的參與者送禮并不多，其主要目的是給人們提供一個“聚在一起耍一耍”的機會，因此儀式成為人們交流感情、交換信息和增進友誼的平臺。“儀式性人情圈”在南方地區多以關系較緊密的幾個相鄰自然村為活動單位，大多會涉及不同姓氏的若干家族，從而打破了血緣界限，團結了更大范圍的人群。以“儀式性人情圈”為基礎建構村民自治單元，具備施展公共權力的民意基礎，人們時常在同一人情圈內共同參與活動，容易形成心理認同，也較容易就某一個公共議題達成共識，也能夠對公共決議的執行提供有效的監督網絡。此外，由于“儀式性人情圈”的范圍和人口規模相對較大，也能夠承擔較大的公共任務，從而有利于鄉村社會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
其三，以“混合型人情圈”為基礎探索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村民自治的目的是解決日常生活中單個農戶無法解決的公共性問題，由此人們必須組織起來結成相互合作的自治單位。在現實生活中，有些公共性問題是“日常性人情圈”和“儀式性人情圈”等規模和范圍相對較小的自治單位無法解決的，因此必須要組織規模和范圍相對較大的自治單元才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例如在較大區域范圍內，水利設施的管理維護及用水權的分配調節，跨區域修建鄉村公路在集資、征地和確定線路走向中的協商，還有偏遠鄉村的治安聯防等，都需要在較大范圍內形成暫時或相對固定的自治組織才能解決問題。針對這些問題，可考慮以“混合型人情圈”為基礎組織村民自治行動單元。“混合型人情圈”由多個“儀式性人情圈”組合而成，人情圈之間不完全重合，但有交集，一個個人情圈之間彼此既有聯系，但也有認同上的區別。人情圈之間的認同與耦合連接，需要跨人情圈的那部分人群從中發揮粘連與協調作用。以“混合型人情圈”為基礎的自治單位相較于前面兩種自治模式，公共議題協商難度較大，公共決議執行成本較高，內部成員相互認同和凝聚力不強，為完成公共活動，有時候不得不借助外部力量組織干預，因此，這種自治模式的持續性和自我運轉能力較前兩者更弱，較適合解決權益性而非日常性的公共問題。
四、結語
筆者嘗試從人情這一情感和心理認同視角，來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并不是為了否認或替代現有行政村的存在價值。相反，筆者認為，行政村在完成繁重的行政任務和鄉村治理實踐中，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筆者只是強調，村民自治有效運轉，需要滿足復雜多樣的社會條件。因此，立足于學理分析與政策探索的立場，需要從不同的條件和視角，對其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嘗試以多樣化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彌補當前村民自治實現形式過于單一而產生的村民自治制度運轉不良的問題。
原載于：《領導科學論壇》2017年第13期，第68-76頁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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