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鳥朝鳳”一詞，舊時喻指君王圣明天下依附，后引申為德高望重者眾望所歸。這一成語意指以“百鳥”為代表的“眾”對于以“鳳凰”為象征的權威的道德認同和依附。影片《百鳥朝鳳》的片名，與其說是貫穿影片的一首樂曲，毋寧說，反映的正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道德權威的生成及其強大作用，以及在鄉村市場化、工業化進程中資本邏輯的強大作用下，此種道德權威的生成與維系所面臨的沖擊。
正如影片所敘述的，在無雙鎮，吹嗩吶絕不只是單純的娛樂，更加重要的意義在于它是對故去者人生的一種道德評價：道德平庸者只能吹兩臺，中等者可以吹四臺，上等者能夠吹八臺，德高望重者才有資格吹“百鳥朝鳳”。換言之，只有生前獲得“百鳥”所代表的村莊共同體成員一致認同之“鳳凰”，方能在死后獲得以吹奏“百鳥朝鳳”這一樂曲為形式的道德褒獎和無上榮耀。然而，在以農業的工業技術化，農村的城鎮化和農民的流動性、市民化為基本內容的鄉村社會轉型期，這一傳統鄉村道德評價體系卻陷入了雙重困境。
其一，道德評價優先抑或經濟評價優先？在中外傳統思想的價值排序中，道德評價均優先于經濟評價。亞里士多德曾將善的事物分為三類，即外在的善、靈魂的善和身體的善，每種類型的善事物都配以相應的德目。在他看來，幸福意味著“生活得好或做得好”，是對所有善事物的獲得，是“最高善”，而財富作為“外在善”是多種善事物之一?？梢?，亞氏明確了財富較之幸福的從屬意義和工具價值。而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對義利關系的處理，同樣以“義以為上”、“重義輕利”、“貴義賤利”、“以義制利”為主流，因此，道德評價也在中國傳統倫理思想和道德生活實踐中保持著對經濟評價的優先地位。道德德行往往在對個體或社會成就的評價中被賦予一種獨立品性并獲得相對于經濟評價的優先性。
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以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基本特征，由此，傳統村莊在其形成基礎、結構特征和指向意義上體現出顯著的倫理共同體特征，呈現出一種以道德評價為基礎并依系道德權威力量維持的組織結構。在影片中，焦三爺的言行體現的正是傳統鄉村社會的道德評價優先邏輯。
然而，市場經濟的大潮及資本邏輯的強大擴張力，使經濟行為的“求利”動機逐漸被賦予了一種正面意義，進而使以各種數字（收入、利潤等）為直接表征的經濟成就獲得了在個人和社會評價上的價值優先性。而伴隨著資本大規模地“進入”鄉村，資本邏輯以其擴張性、同質化和意識形態化特征不斷削弱鄉村道德評價的地位并強化經濟評價的優先性，也由此產生鄉村道德評價體系的沖突與矛盾。
其二，何人方能成“鳳”以及“百鳥”何以朝“鳳”？在傳統鄉村社會，村莊共同體成員的日常生產與生活在熟人圈中進行，共同的地域環境和相同的生產、生活方式使其天然地形成某些共同的偏好與傾向，產生有意識的共同記憶。并且，人們的道德判斷與評價往往經驗性地傳承于父輩、老師。由此，村莊共同體成員的道德評價標準具有同一性。也正是基于此種道德評價優先的價值次序和評價標準的同一性，鄉村道德權威能夠得到村莊共同體成員的一致認同。在這一道德評價體系中，“百鳥”以同一的道德判斷和評價標準刻畫并推舉心目中的“鳳”，“鳳”則由此獲得基于個人德行和魅力的強大道德權威。影片中的焦三爺及其率領的焦家班之所以獲得極大的尊重，并非單純出自于對其嗩吶吹奏技藝的肯定，而是更多緣于其具有是否給予死者“百鳥朝鳳”這一鄉村最高道德榮譽的決定權。并且，正是由于焦三爺始終堅持以“德行”作為唯一的判斷標準，以他為代表的嗩吶匠才能在鄉村社會獲得一種超越“匠”而被尊為“師”的禮遇。
然而，伴隨著鄉村市場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道德評價的優先性及此種標準的同一性受到了強大的沖擊。一方面，鄉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多樣化、農村人口流動性的加劇和村民異質性的提高，再加上價值多元化趨勢對鄉村社會的影響，促使傳統鄉村社會的道德評價標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村莊共同體成員不再具有同一的道德標準和道德判斷，也難以形成共同的權威認同。“百鳥”難以形成共同的“鳳”，鄉村社會道德權威的生成和延續方式產生了變化。正如我們在影片中所看到的，失去了作為“道德榮譽”意義的嗩吶樂曲，僅僅只是鄉村紅白喜事上可有可無的背景音樂，于是，嗩吶匠也就不再受到“接師禮”的尊貴待遇，而僅僅成為一種一般意義上的市場化職業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傳統鄉村社會的道德傳承與道德教育更多是基于血緣地緣關系、在共同的生產和生活中進行的道德教化，子輩自小便從長輩那里獲得經驗性的道德判斷與評價，父輩（父親、師傅等）也因此具有無可爭議的權威力量。而在鄉村市場化進程中，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市場化、人際關系的理性化及個人主體性的增強，使人們的道德認識、情感、意志和行為都受到更為復雜的社會因素的影響。由此，鄉村道德傳承與教育方式發生了變化，傳統的父系權威力量被削弱，焦三爺也無法再依靠自己作為“師傅”的權威力量凝聚起被“打工潮”沖散的嗩吶班。
影片上映后，“八百里秦川不能沒有嗩吶”也成為影片引發的熱議。誠然，八百里秦川不能沒有嗩吶，但八百里秦川不能僅僅靠情懷留住嗩吶。當丟棄嗩吶比守住嗩吶獲得更高的利益回報時，無論是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形式，還是作為一種鄉村道德評價的象征，以嗩吶為代表的鄉村道德文化符號的傳承延續，都更需要契合今天鄉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經濟和文化基礎。
應當看到，在中國鄉村社會的歷史變遷中，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模式、生產生活方式呈現出明顯的差異性。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傳統鄉村倫理文化是由具有豐富多樣性的“地方性道德知識”構成的，不同區域的鄉村道德生活經驗和道德知識迄今依然保留著自身的地緣獨特性。嗩吶，正是“八百里秦川”獨特的鄉村道德文化符號。然而，伴隨著鄉村市場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資本邏輯的同質性特征不斷消解鄉村生產、生活方式的多樣性和倫理文化的地方性特色，這已然引起學術界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和爭議。
從倫理視角看，中國鄉村社會出現的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的巨大變化，也帶來了鄉村倫理傳統理念與現代意識間的種種矛盾和沖突。由此產生的鄉村倫理共同體的斷裂、鄉村倫理文化的流失以及鄉村道德評價和道德權威的困境，不僅使仍舊居住在鄉村的廣大農民產生了諸多道德困惑，也引發了社會大眾關于“留住鄉愁”的關注與探討。今天，鄉村仍然是大多數中國農民的生活所在，而鄉村獨特的地方性道德知識和文化符號，更是大多數國民剪不斷的“鄉愁”所系，是轉型期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道德文化資源。因此，充分認識到鄉村發展的地方性特色，關注和利用作為村莊獨特文化資源的地方性道德知識和文化符號，既是“美麗鄉村”建設的題中之義，也是重建村莊共同體道德評價和道德權威的有效路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6月28日第9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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