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在東部很多發達城市的城鄉結合部，一直活躍著諸多不起眼的“夾縫經濟”，比如說為農民工提供服務的小餐館、小旅店、小賣部等配套經濟活動。這些夾縫中的經濟形態，孕育了一定數量的就業崗位，滿足了低收入群體中的本地失地農民和外地農民工的就業需求。
但是，在中央大力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推出后，不少地方政府開始想方設法淘汰這些“落后”的經濟形態。比如，浙江北部的某地，近年來將減少外來人口、降低社會治理成本當作政府工作主要目標，并將相關任務層層下達到基層政府，納入行政考核內容。通常，這一工作任務是在產業結構調整的名義下完成，甚至掛上“騰籠換鳥”的名頭，意即要將低層次的人力趕出去，才能換來高層次人才。
所以在聲勢浩大的集中整治活動中，低端高能耗的小企業被關停，那些缺乏技術的外來農民工找不到工作，就自動離開。整治小商店、小餐館，嚴格外來人口暫居管理，生活成本提高自然擠出外地農民工。與此同時，因為小企業的減少，原本在這些企業當中就業的五六十歲的本地農民，也失去了工作。他們普遍技能不高，年齡偏大，也不太愿意外出務工，就業就成了難題。
以人為本，是黨和政府一貫的執政方針，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也是正確的經濟改革道路。但不能忽略農民的就業利益。當前，我國農業正積極邁向規模化和機械化的現代農業模式，土地不斷地從農民手中向工商資本大戶中流轉。這樣勢必會助推機器對農村勞動力的替代，失去土地的農民不會滿足僅僅拿著少量的地租過活，就業需求的不滿足也會孕育著更多的社會穩定風險。
多年來，我國一直進行法治化的社會管理改革，積極推動依法治國綜合治理。那么，對于夾縫中的農民就業問題，可否嘗試也進行法治化的管理呢，在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的天平上，可否多聽聽當地的民意呢。筆者認為，當地政府應該在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同時，也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
首先，把握好產業結構調整與保障農民就業的節奏，堅持關停一批企業，解決一批農民就業，在就業庫存仍然高企的情況下，可以適當放緩節奏，要把農民的不滿情緒化解在初期，給出時間和空間，讓農民找到新的工作。
其次，統籌安排經濟形態與崗位設置，在經濟結構調整的規劃圖上，合理安排各類經濟形態，既需要高科技環保的新經濟，也需要規模小服務社會的“夾縫經濟”，統籌安排經濟發展區劃，讓這些不起眼的小經濟發揮更好地潤滑作用，滿足多樣化的用工需求。
再次，建構夾縫經濟大數據庫，充分調配就業崗位。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原先需要就業的農民也可能不再愿意就業了，原先在一種崗位工作的農民也可以有其他崗位需要了，這些動態的變化，都可以反映在政府部門的夾縫經濟大數據庫中，可以充分提高就業調配的效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