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戶籍制度從預防性儲蓄、持久性收入預期兩方面阻礙了城市非戶籍人口的消費水平。所以，首先，應該在城市的公共服務上盡量實現無戶籍移民和戶籍居民的均等化，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各種保險項目；第二，應逐漸降低大城市的落戶門檻。
我越來越相信：任何限制經濟要素自由流動的政策，無論是對于人、資本還是土地的限制，都會降低要素的配置效率，并帶來宏觀上經濟結構的失衡；最終受損的，是經濟中的每一個人。
一、中國居民儲蓄之謎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國的居民消費占GDP的比率(以下簡稱“居民消費率”)一直處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并且還在逐年下降。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提供的數據：2000年，該比率為47.4%；而至2013年，它降至了36%。2013年，美國的居民消費率為68.5%，英國為64.8%，皆高出中國近30%。
發展中國家的消費率通常是低于發達國家的。因為在一個國家處于經濟發展的早期時，資本的回報率通常比較高，所以人們會更多地儲蓄、而投資占GDP的份額也更大。此外，在發展中國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較大的融資約束也是居民消費率比較低的原因。由于缺乏社會保障，人們會做更多的預防性儲蓄以防不測；而金融體系不發達使得人們在有需要時很難從正規金融部門中借到錢、或者借錢的成本很高，如此融資上的約束進一步增強了人們存錢的動機。
然而，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這并不足以解釋那么低的居民消費率。印度和巴西同為發展中國家，但中國的消費率低于印度超過20個百分點，與巴西相比則低了約25個百分點。假如我們將中國與早期、尚處在發展階段的日本和韓國進行比較，我們仍然會發現很大的差距。比如，日本的居民消費率的最低點發生在1970年為48.4%；仍遠高于中國在2013年的水平。日本和韓國與中國具有相似的東亞文化，所以文化本身也不足以解釋中國居民的低消費。再進一步，我國政府在教育、醫療和養老等公共領域上的支出低于其他主要國家，這就意味著，我國家庭承擔著更多的教育、醫療和養老的支出(都是消費)。考慮到這點，那么低的居民消費率就更難以理解了。
在最近幾年，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居民消費率最低、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而由于消費率低且不斷降低，我國實現高速經濟增長不得不嚴重依靠于投資和出口作為驅動力。這在內部導致了過度投資以及許多行業產能過剩的局面，而在外部導致了我國與主要出口國之間大量的貿易與匯率糾紛。
為什么我國居民消費那么低、或者儲蓄那么多?為什么在過去十幾年中，我國每年實現經濟增長9%-10%，而我國居民消費卻沒有實現同步增長?這一問題在學術界被稱之為“中國居民儲蓄之謎”。回答這個問題對于理解當下我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以及實現我國經濟的再平衡而言是至關重要的。
二、我們的解釋：戶籍制約居民消費
今年6月，我和上海交通大學的陸銘教授以及中央財經大學的陳斌開教授在World Development上發表了一篇英文論文，題為：“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這個刊物是發展經濟學領域國際上排名第二的期刊。我們試圖為“中國居民儲蓄之謎”提供一個新的解釋。
與既有討論相比，我們特別強調戶籍制度的影響。這個國策對于國人在不同地區間的流動施加了嚴格的限制，尤其限制農村人口在城市中永久定居。同時，它也限制了大多數的農村人口獲得一些城市中的公共福利，小到打折購買城市公交月票、大到子女進入公立學校就讀以及其他的一些社會保障。此外，沒有當地戶籍的移民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是受到歧視的：城市中有很多工作是將他們排除在外的；而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會面臨各種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阻礙。
如此，在大城市中，戶籍制度按一個人有沒有戶籍把人分成了兩類。在戶籍制度沒有放松的情況下，隨著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城市內部形成了“新二元結構”。一個人是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是與生俱來的；改變戶籍并非不可能，然而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中。
我們的研究把這樣的一個歧視性的制度和我國宏觀上的結構失衡聯系在了一起。我們發現，因為沒有戶籍，城市中的那些移民的消費行為和戶籍居民的消費行為是不一樣的。具體而言，我們使用了中國社科院主持的一個家庭和個人調查數據(CHIPS)，對比了其中的四千多戶有戶籍的城市家庭和四千多戶沒有戶籍的城市移民家庭。我們的研究發現，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鎮移民的消費水平比當地戶籍居民低了約16-20%。
進一步，通過細致的數據分析，我們證明，戶籍制度通過三個不同的“途徑”削弱了城市移民的消費。（1）由于沒有戶籍，城市移民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更大，并且獲得的社會保障更少。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他們必須更多地存錢以備不時之需。換而言之，他們會做更多的“預防性儲蓄”。（2）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移民不能永遠定居在城市中。他們知道，總有一天，他們會回到農村。而一旦回到農村，他們的收入就很可能會降低。因此，哪怕眼下的收入是相同的，相比有戶籍的城市人口，沒有戶籍的移民對于未來收入(“持久性收入”)的預期更低，這也限制了他們當前的消費。（3）因為沒有當地戶籍，這些城市移民的流動性更高——一旦聽聞在另一個城市有更好的機會，他們很可能會選擇離開現在的城市。在短期寄居而非長期定居的預期下，他們會減少購買諸如家電等難以攜帶的耐用品。我們發現，無戶籍移民和戶籍居民在家用電器上的消費差異超過了20%。
自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就業。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4億。即從90年代中期到最近幾年，我國城市中無戶籍移民的總數在不斷上升、他們的總收入也在不斷提升；并且，這個群體中的大部分是原本消費能力比較強的青年和壯年人。在嚴格的戶籍管制下，上述戶籍制度制約我國居民消費的總效應也在不斷增強。這就是我們提出的對于我國居民消費率“低且不斷降低”這一現象的解釋。
以下，我們更為具體地討論前兩種戶籍制約消費的機制。
三、戶籍抑制消費的機制：
（一）預防性儲蓄
首先，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移民通常難以得到戶籍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會保障。我們的樣本中總共有4221戶無戶籍移民家庭。其中，只有940個家庭(21.3%)的戶主享有養老保險；2,623個(59.3%)移民戶主享有醫療保險，573個(13.0%)移民戶主享有失業保險。而在4,547個戶籍家庭中，有3,417個家戶(75.2%)的戶主享有醫療保險；遠高于非戶籍移民家庭(59.3%)。國家統計局給出的保險覆蓋率的數字更低。根據統計局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2013年，外出農民工參加養老、工傷、醫療、失業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只有15.7%、28.5%、17.6%、9.1%和6.6%。這樣，農民工只能通過自己存錢的方式來預備養老和看病之需了。[page]
第二，無戶籍移民的勞動收入的不確定性更大。我們考察了城市移民與戶籍居民在勞動合同上的差異。在總樣本中，48.1%的戶籍居民與雇主簽訂了長期合同或者固定勞動合同；而只有40.3%的城市移民有這樣的勞動合同。另外，25.1%的移民是沒有正式勞動合同的零時工，而只有4.6%的戶籍居民是這樣的情況；21.9%的移民從事個體經營，而只有4.7%的戶籍居民如此。這些數據與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很接近。根據統計局的監測報告，最近幾年中，外出農民工與雇主或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的比例大概在40%左右，其中還有15%左右是沒有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
反映移民收入的穩定性低的另一個方面是移民會更加頻繁地變化工作。在樣本中，38.8%的無戶籍移民曾經更換過工作，而只有5.2%的戶籍居民有過類似的經歷。更糟糕的是，移民變動工作的代價很高。最新的一項在北京、無錫和珠海三市進行的調查顯示，正是由于戶籍制度所固有的制度性歧視降低了移民可能找到的工作的數量。事實上，移民所從事的工作往往是本地居民所不愿意做的；即便如此，制度性的歧視還是提高了他們搜尋工作的成本以及由失業所帶來的代價。所有這些數據和事實都顯示，無戶籍移民的收入不確定性顯著高于戶籍居民，這就會迫使移民更多地存錢，以備搜尋新的工作時的日常之用。
最后，移民還面臨嚴重的欠薪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們引用2010年一篇論文中所提供的調研證據：
“少于半數(48%)的農民工能按時得到工資，而52%的受訪民工經常或者偶爾會碰到工資拖欠的情況。68%的農民工一周中沒有一天休息，但54%的農民工從來沒有得到過法律規定的加班工資，76%沒有得到過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
拖欠工資的高風險會進一步提高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總之，與有戶籍的城市居民相比，城市移民所得到的社會保障福利要少很多；并且，他們的工作的不確定性要高很多。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無戶籍移民的預防性儲蓄的動機會更強。
(二)持久性收入預期
機制二與移民對于未來收入(持久性收入)的預期相關，這會影響他們在當前的消費行為。無戶籍的城市移民不能長期生活在他們所工作的城市中。而一旦他們回到農村地區，他們的收入就會降低。根據去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一個農村居民遷往城市的概率隨著年齡的上升先提高后降低。這一倒U型的轉折點為33歲；即在33歲之后，城市無戶籍移民更可能會回到故土。近十幾年中，我國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的三倍以上。因此，這些移民會預期他們的收入在回到家鄉后將顯著降低。
由于持久性的收入是很難精確測度的。在我們的論文中，我們以一個比較間接的方式來證明這一機制。由于這個機制根源于一個城市限制無戶籍移民長期居住；因此，限制越嚴格，戶籍制度對移民的持久性收入預期的影響就更大，而對其當前消費的影響也越大。由此，我們按戶籍管制的嚴格程度將樣本分為了五組，分別為：上海、重慶、沿海省份的省會、非沿海省份的省會以及非沿海省份的非省會城市。在我國，農村居民在大中型城市中取得城市戶籍的難度更大。在一些官方的文件中，從農村到城市地區的戶口遷移、或者從其他城市遷移到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的戶口遷移必須進行“嚴格控制”；而從村莊到城郊、從小城鎮到小城市的戶口遷移、從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遷移應該被“合理控制”。
分組分析的結果支持我們的猜測。上海的戶籍管制是最嚴格的。我們得到的估計結果是，上海的無戶籍移民與戶籍居民之間的消費差為46.3%；重慶的差為26.2%；沿海省份的省會城市為20.6%；非沿海省份的省會為6.05%；最后，非沿海省份的非省會城市為11.3%。最后這兩組的結果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這些結果表明，兩個群體的消費差異主要存在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沿海地區。這些結果印證了我們的預期：一個城市的戶籍管制越嚴格，戶籍制度對消費差異的影響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結果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猜測。比如，有人或許會將城鎮移民消費較低簡單地歸因于他們是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若如此，即便他們有了當地城市的戶籍，也不會消費更多。如果我們的結果主要是由遷移效應導致的，那么在不同的城市中，我們應該觀察到無戶籍移民和戶籍居民的消費差是差不多的。而如果戶籍制度是導致消費差異的主要原因，那么消費差應該在戶籍管制越嚴格的地區越明顯；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
四、政策上的討論
我們的研究發現，由于沒有城市戶口，城市移民會做更多的預防性儲蓄、對于持久性收入的預期更低；并且，因為流動性較高，他們減少了對于耐用品的消費。我們還發現，戶籍制度對低收入移民的影響更為顯著；并且，兩個群體在消費上的差異并不能由家庭結構、文化、子女教育開支或者是否擁有住房等方面上的差異來解釋。
在過去的十幾年中，隨著城市中移民群體的快速壯大，戶籍制度抑制我國居民總消費增長的作用也不斷增強。因此，我們認為，戶籍管制是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政府一直試圖通過各種政策來提升居民消費、并且實現我國經濟的再平衡。我們的結果顯示：戶籍制度是當下中國經濟再平衡的重要障礙；如果放松戶籍限制，將提升近3億城市中無戶籍移民的消費，從而顯著刺激內需。
更具體地來說，基于我們在機制部分的研究發現，我們在此提出戶籍制度改革的兩個步驟。首先，應該在城市的公共服務上盡量實現無戶籍移民和戶籍居民的均等化，尤其是社會保障以及各種保險項目。此外，需要采取措施來禁止勞動力市場上對于無戶籍移民的各類歧視。這些舉措將會降低移民的預防性儲蓄的動機。第二，應逐漸降低大城市的落戶門檻；這樣，城市移民對于長期居住在城市中、以及獲得比較高的持久性收入會有個更高的預期。為此，政策制定者可以調整現行的登記制度，使得那些有穩定的工作、穩定的住處以及穩定地繳納社會保障的移民更可能成為當地戶籍居民。在戶籍限制尤為嚴格的大城市，可以給一些經過挑選的移民以居住證，從而使其能合法地在該城市居住五到十年。類似的政策可以降低移民的流動性，從而提高他們購買耐用品的動機。
切實有效的戶籍制度改革是促進消費、實現經濟平衡、可持續增長的有效手段；改革這一歧視性的制度，也有助于實現“人人機會均等”這一目標，從而有利于我國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作者系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茶座》2015年第4輯26-3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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