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有調查數據顯示，多數社區支持農業的經營績效并不理想，要想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仍面臨種植技術、經營經驗等多方面的挑戰。
2017年春節剛過，王鵬程與郭銳便在廣州從化區流溪河上游的銀林村，尋找合適做有機農場的土地。
王鵬程曾是一塊面積達50畝的有機農場合伙人，按照自然農法耕種，也就是不使用農藥化肥，也不使用牲畜糞便。
郭銳是銀林村的返鄉青年，他在村里開了四十余畝的銀林生態農場。按照郭銳的說法，生態農場也不使用化學農藥化肥，但會用動物糞便堆肥、配制生物農藥。
他們都用社區支持農業的方式（簡稱CSA）進行經營，而消費者采用預購的方式與農場訂下一年或者數月的農產品，這樣消費者與農民共擔風險，相互支持，促進城鄉互助。
這樣的經營方式始于2010年消費者的餐桌自救行動，在全國一二線城市已有數年探索。據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陳衛平統計，在2014年中國已有超過80個社區支持農業項目，這些社區支持農業已在一萬兩千余畝的農作物用地上按照健康生產原則開展農業生產，為一萬多個市民家庭供應新鮮安全的農產品。
連續14年關注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在2017年仍聚焦這個領域。
2017年2月7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農辦主任唐仁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了公開解讀。其中，唐仁健認為調好生產方式，突出一個“綠”字。就是要推行綠色生產方式，修復治理生態環境，既還歷史舊賬，也為子孫后代留生存和發展空間。在這樣的背景下，CSA這一生態農業的新型經營方式值得觀察和思考。
不會撒謊的土壤
郭銳是2009年回家經營農場的。回鄉前曾在一家實驗室從事食品添加劑研究，工資待遇還不錯。只是基于小時候對生活環境的記憶，郭銳一直想做健康、安全的農產品生產，甚至一度在畢業后去了一家有機農場工作學習10個月。誰知農場倒閉，他輾轉多份工作后才終于回鄉創業。
他在村里租下四十余畝地，一面養殖生態土豬，一面種植有機蔬菜，門前還有一片魚塘養鴨鵝。他負責種地配送，他的哥哥一家則在農場開農家樂飯館，蔬菜豬肉都由農場直接供給。
2016年，郭銳的農場邊上多了一片20平米的試驗地，王鵬程打算用自然農法做種植試驗，總結它們的生長規律。他經營2年的農場在這年夏季關閉，實驗地是為農場的重開做積累。
王鵬程注重土壤的培養。一鋤頭下去露出一條蚯蚓，或是無數不知名小蟲四散奔走開來，無疑是讓他和其他農民驚喜的好土。王鵬程還會聞一聞土味，幫助判斷土壤的好壞。他試驗的是秀明自然農法，源自上世紀40年代的日本，只使用植物堆肥。
土地與植物都是有生命的，“跟養小孩一樣，照顧太多往往比較脆弱，但是你不管它，它就會自己往下扎，抵抗各種災害的能力也會更強。”伙伴譚昕昕邊拌著種子和泥團邊解釋。依據王鵬程的指點，她要趕在雨季來臨前，育下一茬黑麥草。這種牲畜吃的草料被用作綠肥，它的根系發達，能深入地下四十多厘米。靠著綠肥疏松土壤，就能給土地排毒，培養微生物。
早在2012年，王鵬程開始學習自然農法，專注土壤改良，他相信尊重自然、愛護土地才是可持續的種植方法，才能真正做到與自然共處。他原先在南方電網公司工作，過著許多人艷羨的白領生活。但是作為電力工程設計者，他的工作就是不斷趕工期，趕項目，永遠停不下來。生活好似土地一般板結了。
“劈柴的時候想著挑水，挑水的時候想著煮飯。”王鵬程覺得所有人都在苦等未來，放棄享受當下。何不劈柴的時候就是劈柴，挑水的時候就是挑水呢？掙扎幾年后，他從單位辭職，決定到田地里去。
小農的艱辛
2014年夏季，王鵬程與友人合伙的農場在廣州從化開張，名為“正覺”，意在正知正覺活于當下。農場采用CSA方式經營，它不僅通過直銷獲得更高、更公平的回報，同時也注重與消費者建立聯系，建立土地與食物的聯接。
這一概念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瑞士，在日本得到最初發展，目前遍布世界各地。截至2013年底，歐洲大概有4000個社區支持農業項目和40萬消費者，日本約有600個社區支持農業項目和2200萬個消費者，美國的社區支持農業農場數量已超過4000家。
早在2008年，踐行CSA理念的北京小毛驢農場即已開設，并在2013年達到一千多戶會員家庭。2010年，專門為小農戶提供有機農產品買賣的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建立，目前年交易額已超千萬。此外，西安、天津、上海等地都陸續出現農夫市集，以直銷方式讓農戶與消費者面對面，促進城鄉互動交流。
“每次躺下要睡12個小時才能恢復。”這是王鵬程辭職后的農人生活，地里總有干不完的活，翻土、堆肥、植被覆蓋。到了晚上，還需要做農事日記、整理訂單財務、做農場微信推送，那些瑣碎、繁雜的小事似乎并不容易。
原來與他合伙經營的人一共是四位，帶著孩子來享受自然生活的媽媽很快就離開了，農事的艱辛與理想的田園生活并不一致。最后只剩他與另一位搭檔決心認真經營下去。
兩人實行輪休，王鵬程周一至周五皆在農場，而周末則回城陪伴家人。他們也一度雇了5個員工，負責日常的打理。
比合伙人離開更麻煩的，是他們種不出菜。廣東夏天氣溫高，菜籽下去不見動靜，剛見著小芽，地表一干也就死了。種植技術是新農人的一道關，郭銳表示自己返鄉初期的情況類似，2009年種下十畝五谷雜糧，現金收入不到一萬。2010年限量使用化肥，農產品拿到普通菜市場售賣，但相對不控制化肥農藥用量的普通農場菜品來說，郭銳的菜成本還是太高，競爭不過。農場轉而以生態土豬的養殖補足蔬菜的虧空，結果土豬數量過多，一百多頭豬積壓在欄中賣不出去，只好低價處理。如此一來一回地調整，農場處于持續虧損狀態。
過去幾年中，多數社區支持農業的經營績效并不理想。2014年，中國人民大學陳衛平副教授曾在《社區支持農業消費者食品信任的縱向研究》中對全國70個社區支持農業農場作數據統計，52%的社區支持農業近一年的凈收入虧損，36%的凈收入在10萬以下，僅有12%的凈收入達到10萬以上。
“消費者的網絡建立和生產技術不完善是虧損的常見問題。”廣州城鄉匯執行理事饒琪弘這樣認為。自2011年建立支持本土生態農業城鄉匯互助平臺，饒琪宏接觸了不少廣東地區的CSA農場，像郭銳一樣虧損的農場不在少數，但也有成功案例，各家農場問題不一。
農業是“慢”的
2016年，王鵬程的正覺農場遇上大筆投資。對方是廣州一家地產公司，誠意收購農場。收購后，王鵬程和搭檔仍然是農場的經營者，同時還可以耕作另一塊100畝的地，這幾乎是原來農場面積的兩倍。誘人的還有地產公司豐富的客戶資源，新農場旁邊就是高檔住宅小區，這些住戶對于生態農產品有更高的需求和購買力。穩定客源解決了，許多問題將迎刃而解。
但誰知道這樁生意卻直接導致農場關閉。問題出在追加投資后的資金分配，王鵬程的搭檔認為應該給予農場經營者一部分補償，畢竟每月3000塊的工資完全不能體現他們的工作負荷。
投資者反對，堅持要以簽署的股份分配為準。矛盾就此引爆，雙方互不相讓。王鵬程認可搭檔的意見，農場的工作看似簡單，實則要付出許多心血。數次反復溝通后，兩方曾經試著各退一步，卻由于種種原因抽身離開。原定的后續投資，也因團隊矛盾無人響應，微信溝通群里一片死寂。2016年8月，在經營兩年后，正覺農場關閉。
再次回頭看這場爭論，王鵬程感覺有點像“過家家”，大家皆是滿腔熱情要投到農業中去，卻無法理智應對經營問題。
“要做好三五年內掙不到錢的準備。”王鵬程這樣總結。“慢”是農業特性，必須耐心經營。但現代社會其實很難有“慢”的空間，郭銳的搭檔就因此退出了銀林農場的經營。農場以公司方式經營，農場合伙人工資微薄，難以負擔起家庭在城市的生活，種種壓力下他只能回城上班。農場也留不住其他打工的年輕人，平均工作三四個月便會離開。王鵬程還記得在他的農場工作最久的那位小伙子，皮膚曬得黝黑，也喜歡接近自然的生活，但是農事辛勞，加上家人施壓，他在半年后離開了。
農場關閉后，陸續有人找到王鵬程合作開農場，或是直接投資，但是他都拒絕了。經歷一場紛爭后，他慎重許多。他更希望基于自己的能力與實際需求去經營農場，堅持自然農法。
“中小型農場的經營是農業生產中效率最高的。”國際社區支持農業聯盟URGENCI副主席、分享收獲CSA創始人石嫣曾參與創立全國第一家CSA農場“小毛驢”，她認為生態農業可以“小而美”，關鍵是不能“太著急”，否則技術、經營經驗不足容易造成虧損，越虧越著急。她創立分享收獲農場時最先做的是找會員，在此基礎上進行生產管理。“把握住CSA產銷關系這一核心，深入了解CSA運營方式，通常不會虧損嚴重。”現在，分享收獲CSA已對接600戶會員，年收入1000萬元，年利潤率（作為社會企業，農場收益都放入生產再投入）10%左右。
可期的未來
郭銳的農場在2014年與沃土工坊協作后，經營情況得到改善。位于廣州番禺的沃土工坊是為農戶提供銷售渠道的社會企業，原是廣東地區小農考察、宣傳CSA理念的志愿團體，如今已經擁有線上的微信商城，網羅全國各地的生態農產品，營業額突破一千萬。郭銳是沃土工坊的其中一家合作農戶，每年雙方會協商各個季節計劃種植的菜品，每周二、周四則是蔬菜生鮮的配送日，沃土工坊會派專車到農場對接。
“平臺方面的自組織相對成熟一些，城市消費端和農村生產端的自組織還在探索，當然可以看到一些萌芽。”有機農業的支持型NGO“社區伙伴”（PCD）的項目統籌陳宇輝這樣認為。
“社區伙伴”在內地推廣CSA模式十多年，與企業、市場不同的是，作為公益組織他們更關注CSA在建立消費者、食物與土地的鏈接、尋求公平貿易等方面的訴求。因此，“社區伙伴”曾對有機農業熱潮抱有擔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后，公眾對于健康食品的關注陡然增加。2010年，有從業者在全國社區互助農業（CSA）大會后，與社區伙伴分享了他們的見聞：似乎這股熱潮比較混雜，許多人抱著投資的態度卷入CSA運動中。
梳理過往經驗及案例后，“社區伙伴”認為城市消費者出于對食品安全問題的恐慌而參與的CSA活動，可能會忽略對于農村社區、農民、環境保護的關注，而這些都是CSA運動的重要內涵。
“社區伙伴”開拓新的工作策略，嘗試與當地的CSA組織合作開展城市端的教育與組織工作，同時也與梁漱溟鄉建中心及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等伙伴合作加強農村社區的建設。
2014年，沃土工作坊建立非營利組織“沃土可持續農業發展中心”，協助農民技術提升、減少外來投入。其《可持續農業》雜志采寫各地的優秀種植技術，致力于可持續農業的推廣，郭銳用中藥渣堆肥的方法就被收錄其中。
“政府政策支持這一塊也很重要。”石嫣認為生態農業CSA的發展需要整個社會環境的發育。政府更需要做的可能不是單個的農場支持，而是營造好的生態農業發展環境，例如針對生物肥料，農產品本地運輸費用的補貼，推動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使有志于農業的返鄉青年安心經營，無住宿、孩子教育的后顧之憂；同時CSA需要一個行業協會，各個經營生態農業的生產者、平臺方聯合起來，推動市場教育、技術推廣、經驗互助；農民與消費者各司其職，做好監督與互動。
“我們在堅持階段。”郭銳農場的合伙人趙師敏這樣認為，“我們一直在堅持階段。”郭銳補充，數年探索，他深刻體會到CSA農場經營的難處。他們與王鵬程意見一致，健康的農業必有前景，因為糧食、土地、環境始終關切人類發展，像他們這樣的小農場得到政策與市場的支持、轉向盈利是可期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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