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距離這里最近的與會者，家里離這里就幾百米。如果不是一個小山頭擋住視線，你們可以直接看到我家的屋頂。大家有興趣的話，閑時可以散步到那里，到我那里喝茶。
那個房子是1998年建的，當時國務院還沒有下文件，禁止城市居民到鄉下買宅基地。蓋房的時候我并不在場，只是委托一個朋友打理，我說就蓋成磚墻、柴瓦、木門木窗的那種，盡量低調，同農民打成一片。后來才發現農民根本不愿意同我打成一片，他們的房子全都是瓷磚、鋁合金，甚至來幾個落地窗和羅馬柱，洋別墅的式樣。這樣，我那個房子就變成一個老土的房子。
我剛入住的時候，農民也不大理解。那時正是進城的高潮，大部分有點錢的人都會搬到城里去，至少到長樂鎮——你們上午看過的地方，然后是縣城、省城、北上廣一類地方。所以他們覺得你來到這里，要么是腦子進了水，要么就是犯事了，來這里躲債、躲案子……有各種各樣的猜測。后來他們知道我是一個作家，但也不大知道作家是干嘛的。比較有見識的人，以為作家是記者，或者是秀才，會寫對聯、寫祭文的那種。但我這樣說，并不是說他們與文學毫無關系。事實上，寫對聯就是鄉村最大的文學運動，遣詞造句是很講究的，經常要被人挑剔來挑剔去的。我寫的《馬橋詞典》《山南水北》，他們后來也偷偷地看，而且猜里面的誰是誰，要“對號入座”。我在書里寫到一個神醫，一個江湖郎中，其實名字也換了，地名也換了，但那個人物原型一看就知道我寫的是他。他被我寫成“神醫”，其實有幾分得意，但不滿意我把神醫寫成了個“塌鼻子”。“我不是一個塌鼻子啊，我的鼻子長得很好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想找到我把這個鼻子的事說清楚。
這里原來建制上是一個鄉，去年合鄉并鎮，同另一個鄉并成了一個鎮，叫三江鎮，有人口將近三萬。很多人以為鄉村和城市完全是兩個世界，其實不是，至少不盡然。據我觀察，城市有的問題，鄉村差不多都有；城市里有的話題，鄉村里差不多也都有。曾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農，有一次酒過三巡突然問我：韓先生，我要問你個問題，這個問題我問了好多老師，好多科級和處級干部，他們都答不上來；我看了幾十部電視連續劇，也沒找到答案。我不知道他要問什么，有點緊張，說你問吧問吧，我盡可能試一下。他的問題是：什么是愛情？什么是友情？愛情和友情的區別在哪兒？這個可真是把我難住了。我說這是一個瓊瑤式的問題啊，你問錯對象啦。我又說，除了愛情和友情，其實還有交情、親情、色情……他說，色情我知道，那是吃快餐盒飯，止一下餓，我不談論那個，那個太低級了。你們看看，一個鄉下七十多歲的老頭，同我們那些城市里的所謂小鮮肉、小清新呵，糾結的事好像也相差不遠吧？
這個地方是汨羅的一個山區。就在我們開會的這個地方的下邊，現在被水淹掉的一個地方，叫楓樹坪，當年中共湘北特委的所在地，印發過《巴黎公社紀念宣傳大綱》的，與巴黎有關系的。為此，光這個鄉就出了一百多個烈士。在你們今天上午經過的前面那一個山口，叫梅沖，1944年王震、王首道領導的八路軍南下支隊在那里設過司令部。他們當時想在國民黨的區域挖出一塊紅色根據地，打出一片天下，后來計劃失敗，又中原突圍，回到陜北。我以前對這里也不熟，是當知青的時候來過這里的。那時要買樹、買竹子、買木炭，雖然是給集體買，但沒有計劃指標，所以也同做賊差不多，要挑著百來斤的東西躲過各種路卡，晚上翻山越嶺，趕在天亮前走到長樂鎮，喝一碗五分錢的甜酒，再一口氣挑到我落戶的那個天井公社。整個來回行程是一百多里路。那時還沒有這個水庫。八景峒、向家峒、藍家峒三個大水庫，都是“文革”中、后期才建立起來的。
我2000年重新來到這里，階段性地居住，帶來一輛捷達車，算是這個鄉第一輛私家車。好多人來圍觀，這個說他下個月要嫁女，那個說他明天要開會，都想借車用一下。他們被拒絕之后，不免有些沮喪。我就說，放心吧，二十年之內，你們都有希望開上車。那時我說二十年，還覺得是一個很大膽的預言。其實也就是十年左右，這里的私家車已普及到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有一次他們開黨員大會，小客車、小貨車停滿了學校半個運動場，嚇了我一跳——這不活脫脫就是美國景象嗎？農村以前最揪心的事是吃不飽，現在呢，一家家開始愁這個“富貴病”，糖尿病、腦血栓、脂肪肝、血脂高什么的。我經常批評他們，說以前你們天天勞動出汗，現在卻成天關起門來吹空調、打麻將，這個身體怎么受得了？你們以前幾個月才吃一次肉，現在天天吃肉，頓頓吃肉，也是轉彎太急了，這個身體怎么受得了？
很明顯，中國鄉村的經濟建設已有了巨大的成就，但這并不是說沒有問題，沒有嚴重的問題。下面我就要回到今天交流的主題：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如果給中國鄉村來一個定位，那需要哪些必要的參照坐標？
歷史的坐標
現在我們有些到城里讀過大學的年輕知識分子，不容易再回到故土，不大能接受家鄉，倒不是說那里貧窮、落后、土氣、青山綠水不再——這些他們大多還可以忍受；他們常常最覺得受不了的，是道德的崩壞，是世道人心和公序良俗的根基動搖。所謂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笑貧不笑刁，這種情況在有些地方確實是一種刺心的存在。赤裸裸的金錢關系，連親人之間也寡恩薄義，那些年輕人即便一心熱愛家鄉，怎么愛得起來？美好的鄉情和鄉愁在哪里？
道德與文化確實是中國現實的一個短板，是鄉村建設的重要短板之一。對這個問題光是放一放道德嘴炮，并不解決問題，需要一些冷靜的觀察。有一次打雷——我在城市住過多年之后，已幾乎沒有關于雷擊的概念了，結果一個雷打下來，家里五件電器全被燒壞，搞得我狼狽不堪。但鄉下人以前經常與雷電打交道，甚至很多道德觀念也是靠這一類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來維系。所謂“天人感應”“因果報應”“天打五雷轟”……就是相關的說法。鄰居告訴我，以前見天色不對，要打雷了，很多人就會及時關心父母：老娘，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襖呵？我這馬上就去做。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呵？我這馬上就去買。這些話一定要靠近門窗大聲說出來，讓老天爺聽見。為什么呢？因為老天聽見了，在很多人看來，雷電就不會殃及其身了。
問題是，隨著科學技術發展，但是現在我們裝上避雷針了，雷公電母不起作用了，我們的老爸還能不能吃上肉，我們的老媽還能不能穿上新棉襖？當我們的醫療手段越來越發達，大幅度降低傷病的危害；當我們的救災手段越來越發達，大幅度減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蟲的危害，總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減少，那么靠“老天”管理世道人心的機制還靈不靈？替代性的機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先人。在西方，人們常說“以上帝的名義”，但中國人愛說的另一句話是，“對得起先人”。先人，或說祖宗，就是一個中國化的上帝。祖宗意味著名譽和尊嚴，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公共監視和家族壓力，多少能約束人的一些行為，但現在呢，這樣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從前。將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鄉村青壯年正在進入城市，成為流動、混居、相互陌生甚至處于匿名狀態的農民工。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墳也不再出現在房前屋后；周圍沒有族人們的身影；甚至連鄰居也極不穩定，三天兩頭得重新辨認；碰到清明節、亡人節（七月半）、重陽節，在城市里也沒法上香燒紙，沒法建立和加固一種與先人儀式性的對話關系。如此等等，不過是因為環境的變化，因為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祖宗這個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虛化。這也是我們需要有所準備的一個歷史過程。
當然，對于道德管理來說，歷史性變化也不全是負面的。以前的鄉村人情有很強的經濟功能，“人情是把鋸，你一來我一去”，隱含著一種先存后取的互助機制和期權關系。如果我們仔細了解一些貪官的案情，也許能發現有些當事人無奈的隱情。比方他們來自鄉村，以前家里窮，考上了大學沒學費，怎么辦？于是就把親戚、族人們請來吃一頓飯，意在收禮金，拉贊助，相當于融資和參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來對付高昂學費。那么問題來了，當他學成就業、升官晉級以后怎么辦？他欠下那么多債，看起來軟，實際上很硬，能不償還嗎？他一個科長，一個副局長，工資就那么幾個錢，若不利用權力介紹個工程、安插兩個人頭、揩一點國家的油水，又拿什么來回報？有一個村的書記曾對我說：教育真是特別重要呵，一個地方關鍵是要出人才呵。你想想，將來讀大學的多了，我們在財政局有人，在交通局、農業局、水利局也都有人，我們就能多吃點社會主義；就算他們全部成了貪官，不要緊呵，肥水不流外人田，這些人總要回家蓋點房子，修點路吧。
你們不要笑，這個書記是真心誠意這么說的，很多人的邏輯就是這樣簡潔和務實。他覺得一個人讀書做官，不撈點錢怎么回報家族和家鄉？由此可知，經濟不僅僅是經濟，也是道德和文化的關聯條件。所謂“人窮志短”——相反，一個人脫貧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獨立一些，更陽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筆學費而背上沉重債務，受制于某種人情關系網的枷鎖。這就如同工業化能帶來婦女解放——沒有工業化，女強人再多也困難重重；有了工業化，婦女們想不解放都不行，誰都攔不住。這里面都有一個歷史變化的水到渠成。
那么，為了補上道德與文化這塊短板，與其著急和開罵，就不如順勢而為，因勢利導，注意各種新的資源、新的方式、新的機會，以便于拿出有效的治理舉措。
世界的坐標
如果說歷史的坐標是縱坐標，那么世界的坐標就是橫坐標，需要我們做一些橫向的跨地域比較，以便我們對問題的把握更準確，更有分寸，更切合實際，更少一些憤青式的輕率。
中國的人情傳統源于漫長的農耕定居歷史，與歐洲人的游牧史迥然有別，這個老話題我們就不說了。這里說一說土地政策的問題。我在印度、墨西哥看到過巨大的貧民窟，所謂世界上三大貧民窟奇觀，只差一個巴西的沒看了。你們可能看過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滿世界的乞丐和流浪漢，就是那種景象，像一望無際的海洋，五光十色的“垃圾”海洋，把城市里三層外三層地團團圍住，誰看了誰都會覺得恐怖和窒息，覺得轟的一聲天塌了。稍懂得一點經濟學的人肯定知道，這些國家的農村政策肯定出了大問題，土地政策一定是失敗的。簡而言之，因為土地私有化，因為土地兼并嚴重，大量失地的農民無路可走，從四面八方涌向城市，而虛弱的城市和工業又吸納不了他們，于是只能把他們排拒在城外，成了里三層外三層包圍這些孤島型城市的海洋。只有在這里，人們才可能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意義，理解土改的意義，還有土地家庭承包制的意義。說實話，以前我覺得家庭承包責任制并不是一個最有效率的制度——農民就這一點點田土，人均幾分地，頂多一、兩畝地，雞零狗碎的，怎么形成規模效益？怎么走向“大農業”？生產、銷售、技術創新的高成本怎么降下來？……我也曾差一點贊成土地私有化，差一點相信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能自動解決失地農民的謀生問題。但我看到國外的貧民窟以后，發現問題遠不是那么簡單。
不少經濟學家說，如果容許土地自由買賣，農民立刻可以通過賣地獲得可觀的原始資本，就可以自主創業，進城做生意等等，促進現代化和城市化。但我在海南工作多年，親眼看到不少郊區農民發了土地財，賣地以后腰纏萬貫，手上戴幾個金戒指，兜里一掏都是美元或日元，但一兩年過去，兩三年過去，他們的錢很快就揮霍一空，無非是賭博、嫖娼、吸毒、養二奶，三下五除二就被打回原形，重新成了需要社會救助的窮光蛋。由此可見，所謂人們都是“理性人”的啟蒙主義假設，以為人人都是天然的理財能手、都能“利益最大化”的假設，大半是書生的想當然，具有極大風險。只有從實際出發，我們才可能知道，為什么家庭承包責任制盡管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卻是社會巨大的穩定器，是給一大半老百姓社會保障托底。其微觀經濟效益如果不是最優，但至少有宏觀的社會效益最優——至少讓中國不至于成為全球第四個貧民窟大國。為廣大農民工留一條謀生的后路，這種安排也為工業經濟應對波動周期，提供了充裕的回旋余地和抗壓能力，形成另類工業化道路的“中國特色”。西方媒體把中國的“農民工”普遍譯成migrant labour（移民工），完全漏掉了亦“工”亦“農”的義涵，在這方面的理解上一直不得要領。
事實上，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等東亞社會，也都是警惕土地兼并風險的。大體上說，東亞國家和地區的鄉村建設、農業發展相對成功，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的有關經驗值得借鑒，比歐美經驗更重要。歐美基本上都城市化了，因為他們碰上歷史機遇，搶上了工業化的早班車，已把遼闊的發展中國家當成他們的“農村”，自己當好“城里人”就行了。即算他們還有一點農業的問題，但基本上沒有農村和農民的問題，只有farmer（農場工），沒有peasant（農民）；只有farmer這種現代身份，沒有peasant這種前現代身份；不像我們這里是農業、農村、農民三位一體，“三農”總是捆起來說的，現代/前現代的雙重挑戰是需要一并應對的。歐洲多是“雨熱不同季”，土地好，氣候不好，即氣候不大宜農，因此歷史上從未有過東亞這樣深厚的農耕傳統。這樣，他們的經驗離我們太遠，參考價值不大，更不可作為發展范本。有人想讓中國重復歐洲歷史，比如也把農村人口比例降到百分之五以下，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們這樣說的根據是什么。我們從未重復過他們的中世紀、殖民時代，為什么就一定要重復他們那種“都市化”？
農民工春節返鄉潮。
東亞當然也有內部的差異性。比如，我曾注意到臺灣的村莊大多人氣旺，晚上萬家燈火，寺廟香燭熏騰，“空心村”的現象少見。后來才知道，臺灣就那么大的地方，村里人白天進城打工，晚上坐一個捷運或大巴，騎一輛摩托，也是可以回村和回家的。這使他們宗族、村社、部落的格局都相對完整和穩固，一時半刻沒法被掏空。相比較而言，內地幅員太遼闊了，廣西的農民工去北京，貴州的農民工跑杭州，一去就是數千里，晚上怎么回村？“白天進城晚上回村”的生活模式怎么可能？就因為這一點，這一個地理幅員條件的制約，現在內地的鄉村治理、鄉村建設、鄉村文化、鄉村留守兒童和老人等問題，都多出了一個人力資源的困局。有時要找個能干正派的年輕人當村長，配強幾個業余的組長，還真不那么容易。連劃個龍船，跳個廣場舞，都可能人力短缺。那么，內地與臺灣這一差異，是否會影響到今后兩岸文化承傳和建設的差異，會怎樣影響各自教育、民俗、公益、經濟、政治、城鎮化進程？
凡此種種，恐怕都是有意思的課題。
發現故鄉和鄉土書寫是一個很重要的會議主題。今天我就此談了一點零散的體會，算是起個頭。謝謝大家。
（本文為2017年8月17日，在湖南汨羅八景村的一個演講，已經作者本人修訂。初稿整理者：崔國輝）
作者簡介：韓少功，作家，現居海口。主要著作有《馬橋詞典》《山南水北》《日夜書》等多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涯》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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