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以城鄉聯動改革為突破口，以新型城鎮化為載體，以就地就近和分類有序為導向。具體來說：
推進城鄉聯動改革，加快區域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區域性城鄉聯動改革的重點是解決區域自身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通過區域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徹底打消農民進城顧慮。其基本思路為：以“不侵權、不損財”為原則，在保障進城農民農村基本權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對農村土地(包括林地)農戶承包權和經營權、農戶宅基地的使用權及其房屋所有權進行確權頒證，實現農民“有戶籍才有權”向“有證才有權”的轉變。搭建多種形式的農村權益流轉、交易平臺，鼓勵農民自愿有償退出和轉讓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對農村社區集體經濟資產進行股份化或股份合作化改革，實現集體經濟資產與收益對集體成員的量化、股化、固化和可交易化。總結推廣一些地區“宅基地換城鎮住房”的辦法與經驗，為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的住房問題提供思路和路徑選擇。
加快農村轉型發展，推進區域農民就地轉移與市民化。目前，農村仍有大量需轉移的富余勞動力，因此，通過農村轉型發展、農業產業接二連三和功能拓展、縣域中小城市的發展和產城融合發展，實現農村富余勞力就地就近轉移與市民化，將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有效途徑。一是發揮塊狀經濟優勢，加快農村工業轉型發展，大力培育和發展農村商貿、物流、信息等服務業，引導農民在農村從事二、三產業，實現就地“轉產”就業。二要大力發展高效生態現代農業和鄉村休閑產業，推進農業高效化、生態化、休閑化和產業化，促進農民由“自耕農”向“經營大戶”或“職業農民”轉變，引導農民“轉身”就業。此外，通過農村新社區和新市鎮的建設，引導農民向中心村、中心鎮集中居住，促進其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向城鎮居民轉變，實現農村人口就地城鎮化和市民化。
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實現跨區域農業轉移人口有序有效市民化。針對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難點問題，通過完善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有序解決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在流入省，尤其是在大城市的落戶問題，已具必要性和緊迫性。為此，一是優化“積分”體系。以衡量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與個體價值，提高績優型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激勵。二是優化自律體系。要將有合法住所、穩定職業、繳納社保等作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基礎條件，規范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行為。三是優化管理體系。加快建立財政轉移支付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使財權與事權相一致，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和流動人口管理中經常面臨的上級政府“看不見，管得著”，下級政府“看得見，管不著”的問題。
改善城鎮空間布局，優化農業轉移人口空間分布。目前，我國普遍存在大城市人口壓力過重，而不少地、縣域城鎮對人口、產業吸引力不足的問題，為此合理布局區域城鎮空間，引導人口和產業向中小城市集聚就顯得尤為重要。要按照以人為本、環境友好、城市群合理布局、大中小城市協調、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思路，加快城市群空間規劃和功能定位，使其成為人口與產業的核心載體，以縣域城市、鎮改市試點和中心鎮建設與培育為突破口，將其打造成為連接區域城市群和中心城市的重要節點，成為聚集人口和產業集群的重要平臺，按照新型城鎮化空間布局規劃，加快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便捷高效的城際交通網絡，提高區域通勤水平，以實現包括農業轉移人口在內的人口和產業在空間的優化分布，實現中心城市與周邊區域在產業鏈上的垂直分工和周邊區域以特色產業為主導的橫向分工，推動高新技術產業、資金密集型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各級城市間的均衡發展。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優化農業轉移人口就業分布。目前，我國已到了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通過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實現勞動力結構的優化和農業轉移勞動力產業均衡分布。首先，重點和加快發展信息與網絡服務業，現代商貿與物流業，休閑養生與旅游業，投資與金融服務業等第三產業，以引導農業轉移勞力和農業富余勞力在第三產業就業。其次，通過制度設計、政策引導等手段，堅持“攔、梳、擠、引”并舉，遏制產業零門檻的無序發展。“攔”，對新增產業要設立準入門檻，從源頭上把控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梳”，通過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對現有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強調控，實現轉型一批，轉移一批和淘汰一批；“擠”，加大市場管理和排查力度，運用法律法規及相關政策，對高污染、高耗能以及明顯存在相關隱患的企業，堅決予以關停；“引”，引導企業根據自身特點，按照產業分工規律，在不同等級城鎮合理布局，實現產城一體和轉型發展。
提升社會治理水平，促進農業轉移人口更好更快融入城市。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城市融入不僅關系到區域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還是“以人為本”，推進新型城鎮化的本質要求。要以包容開放的心態，認識到農業轉移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各級政府應創新人口服務管理理念，實現對農業轉移人口從防范式、管制式為主的管理向服務型、治理型為主的管理轉變。通過完善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社會治理體系以及包容開放體系，增進農業轉移人口的“經濟生存融合”、“社會交往融合”與“心理認同”。
作者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求是特聘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 2016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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