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無法割裂，傳統深植人心，治理體系尤其如此，因為人的社會行為主要依賴傳統，而非創新。以郡縣國家為核心特征的傳統治理體系具有強大的歷史慣性與生命力，在近代以來百余年的內外沖擊挑戰下，浴火重生，全面升級，而并未如一些人所期待的那樣全盤西化，拆了故宮建白宮。滄海橫流，時代劇變，全球市場化帶來全球大流動，中西方應對這一巨變時代時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治理探索之路。中國對自身的傳統有沿有革、大沿小革、支柱沿技術革，成績斐然全球共睹。這其中的道理何在？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未來征程意味著什么？對人類在新時代尋求秩序的意義何在？這些都是值得我們重新審視的重大命題。
一、歷史并未遠去：圍繞郡縣國家的三個問題
在《郡縣國家：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傳統與當代挑戰》（以下簡稱《郡縣國家》）一文中，筆者從結構與制度的角度初步概括了中國在農業時代的治理體系的基本框架和特征，后蒙各方師友撥冗斧正，建議和意見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文中提出的郡縣國家四大支柱（中央集權為核心導向、文官制度為中層支撐、鄉土自治為基層設計、行政區劃為技術保障）的依據和遴選標準是什么？為什么不是別的選項？二是當代中國是否還算是郡縣國家治理體系？三是郡縣國家的治理體系雖然在農業時代是有效的，在當代和未來是否依然有效，即具有合理性？
三個問題均十分中肯也很重要，是《郡縣國家》一文中囿于篇幅并未展開的內容，這里略作回應和進一步闡釋。
首先，四大支柱的選擇視角是源于構成國家的四大要素。我們探討的是國家治理體系，而非公司治理體系、全球治理體系等領域，所以必然緊緊圍繞“國家”的核心要素來選取，而構成國家的四大基本要素一般認為至少是領土、人口、政府和文化。是否有領土構成了國家治理和公司治理等領域的重要區別，所以在四大支柱中特別強調了行政區劃問題，即是這一視角的凸顯，尤其是對于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巨型國家尤其如此。人口方面是從農業時代的靜態社會結構治理方面提煉了鄉土自治的特征。中國在傳統社會中的政府組建與運行，以其先進的科舉取士制度領先世界，是較為早熟的文官制度。而文化方面，中國歷史上是內儒外法，核心取向在于維護大一統的家國天下結構，故而用中央集權的導向來概括，這既是對傳統文化的一個提煉，也包含在政府特征中，當然這樣的概括屬于治理視角，純從文化視角看有其局限，但并無根本的偏差。
其二，當代中國的治理體系和傳統治理體系的關系。如果說兩者完全一致，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但如果我們將這種縱向的歷史比較轉向橫向的世界范圍內的比較，就會發現中國的這套治理體系與歐洲、美國、印度、非洲和拉美等國家和地區的差異更加巨大，而且彼此之間還非“量”的或多或少的區別，而是“質”上的根本思路的差別。中外的治理體系的差異顯然遠遠大于中國縱向的自我對比的差異，如此我們會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中國當代治理體系與傳統治理體系的關系。我們并未遠離傳統，郡縣國家的治理體系基本結構得到了延續，尤其是在中央集權這一核心導向上尤為明顯，但這套治理體系的能力與技術得到了全面的升級與強化。對于這套新體系，筆者從學術視角概括為超級郡縣國家。超級郡縣國家治理體系淵源有自，其核心特征與功能在于始終努力維持一個整合和團結的國家與社會結構狀態。這種整合的狀態對于絕大多數百姓從根本上和長遠上而言是更有利的。而西方是一種高度分化分權的狀態，這當然也是他們的地理歷史文化等因素綜合作用而成的，這種區別是兩套治理體系的最核心差別。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版圖廣袤、人口繁多、內部差異巨大的歷史古國而言，維持整合與團結是壓倒一切的最高標準，否則動蕩不止，或許對極個別人有利，但對絕大多數人而言注定是悲劇。
其三，歷史上有效的治理體系，是否今天和未來依然有效？這種提問背后其實往往還包含著一種價值判斷，即以中央集權為核心特征的傳統治理體系是否還有其合理性？除非心存偏見，否則對于中國歷史上郡縣國家治理體系的成效一般不會有太大爭議。但近代以來我們波折起伏的國家命運和奮斗史，讓不少人困惑于何種治理體系更為“現代”？效法西方分權分化的治理體系是否更為“先進”？歷史在行進中時，我們往往會當局者迷，驀然回首才發現已經變了人間。超級郡縣國家不是無本之木，我們在核心支柱并未改弦更張的情況下，已經離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來越近。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在于近代百年來中華民族面對的三大核心任務和挑戰均從根本上支持了以中央集權為導向的超級郡縣國家體系的建構。這三大核心任務和挑戰分別是軍事戰爭、工業革命和全球市場化。否則，將超級郡縣國家體系的構建僅僅歸結為個別人物的偶然選擇和偏好，則是視野狹窄而膚淺無知的。中國共產黨恰恰是自覺承擔了改造升級傳統治理體系，使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斷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才取得和不斷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并長期獲得人民的認可和支持。這套治理體系的成效已經毋庸置疑，只是不同于西方的路徑而長期被輕視和批判，我們過去經常顯得理屈詞窮在根本上是源于“四個自信”不足，而并非實際治理績效低劣，這種理論上被動的局面正在迅速改觀。
二、分化中的整合：超級郡縣國家的使命
超級郡縣國家相對于傳統郡縣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變化在于“政治科層化”，即將傳統“君主官僚制”中只有“皇帝”一個人“講政治”（相對于文官集團的“講行政”）轉變升級為一個龐大強有力的政黨在科層化“講政治”，進而實現了超級動員能力和效率，并且不斷抑制和改造“理性化”的文官隊伍成為講政治的“干部隊伍”。“講政治”指的是自覺維護整體利益的高尚覺悟，“講行政”指的是照章辦事拘泥于局部事務的規則意識，當前中國共產黨對其黨員“講政治”的最新全面表述就是“四個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市場化大潮中社會日益走向“分工”、“分化”（同時也意味著日益解體），一個歷史悠久、版圖廣袤、區域差異巨大的大國如何保持團結和整合，并實現工業革命和民生富足？“超級郡縣國家”治理體系是一種值得重視的選擇和路徑，其理論意義需要更多深入探討。
在當代中國，是中國共產黨以執政黨的方式傳承著傳統郡縣制“中央集權”這一靈魂，并據此呵護版圖統一、抑制分裂勢力，緊密聯系群眾維護社會團結，改造文官隊伍的所謂“理性化”弊病。對現代和當代中國治理體系的分析觀察，只有立足于以中國共產黨這一政黨組織為核心、以“黨軍關系”、“黨政關系”和“黨群關系”三大立柱為基本結構，才是一個基本全面的視角。考慮到和平年代“黨軍關系”一般是處于“隱態”并不顯著，“黨政關系”和“黨群關系”就處于治理體系結構的核心位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黨群關系”屬于“縱向”（上下）上的問題，“黨政關系”是如何更好地“以黨領政”的“橫向”（左右）上的問題，兩者并行不悖，并不沖突。中國共產黨必須同時處理好“黨政關系”和“黨群關系”兩大任務，才能長期優良執政。而并非說強調處理“黨群關系”時需要的“群眾路線”，就可以取消或者直接解決了“黨政關系”中的如何“以黨領政”的難題。如毛澤東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群關系一直很好，但毛澤東卻一直被“官僚問題”（走資派、“新階級”等概念實質都是擔心中共官僚群體異化）所困擾，就證明“組織領導干部”是獨立于“組織領導群眾”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更加難以解決的問題。
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演變（筆者這里沒有使用“轉型”，以避免線性發展觀的局限）首先是淵源于其傳統“郡縣國家”體系，而且這種傳承上千年的“超穩定”現象之核心內容是“先進”的，至少是有較大積極意義的，并非如一些人認為的帶有“停滯”、“落后”等色彩。爭議的焦點無非在于“集權”問題，如果我們撇開西方近代在此問題上刻意的意識形態化的貶損和污蔑，將集權與分權作為具體治理方式看待，會發現更多有益的內容，或者將其更換為“整合”與“分化”也具有同樣的理論啟發意義。
中共在現代中國治理體系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就在于其“整合性”，抑制和克服各種內外部和主客觀因素帶來的“分化”和“解體”風險。其具體意義有三個層面：第一是處理地理空間上各個部分（軍區、行政區、市場區域）的分權化，使其適度；第二是處理不同專業化部門之間的分權關系，使其適度；第三是處理科層組織的工具理性和政治要求的價值理性之間的關系，使其適度。
在黨軍關系中（主要在戰爭年代）主要是第一方面，這是最為傳統的。因此，也構成了當今“超級郡縣國家”的母體。當然同時也有第二方面，尤其是隨著軍隊系統的規模擴大、復雜化和專業化發展，會更加凸顯。黨指揮槍，在和平年代依然有價值。在黨政關系中（主要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三方面功能都有。在黨與經濟的關系中（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時代），主要是前兩個方面。
進一步地總結，這也是現代世界中控制已經中央集權化的官僚體系的一種經驗，甚至于可能具有普遍類型學的價值，而學術界卻長期陷入“民主/專制”的西方意識形態二分法中無法自拔，遮蔽了我們的更客觀清醒地認識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系意義的可能性。如何在一個“大分化”和“大流動”的時代保持“整合”（團結），依然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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