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文章將以系列推出，分為《從“自給自足”到“兩個市場”的形勢變化》《外國農產品為什么能在中國城鄉“橫沖直撞”》《中國農產品難與洋貨“刺刀見紅”的幾種說法》《應該怎樣看待我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成本》《勞動生產率低下的問題也要冷靜剖析》《農業生產方式多元化視角下的再考察》6部分進行討論，今天發出之一。
中國古代農業社會是以男耕女織、自給自足，努力做到“萬事不求人”為典型特征的自然經濟社會。明、清兩朝之所以盛行閉關鎖國的保守主義政策，乾隆皇帝1793年給英國國王的復信中便有明確的詮釋：我“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因此，幾百年來中國人堅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豐衣足食”之路，從不稀罕亦不屑于發展國際貿易。即使萬不得已非要做一些農產品的進出口生意，也始終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免讓“洋鬼子”趁火打劫，致我滋生依賴之心而受制于夷人。
由于祖先們這個諄諄教誨早已刻骨銘心，加之20世紀下半葉幾十年間西方帝國主義結盟形成的政治和經濟封鎖，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幾乎毫不猶豫地推行自力更生與“關起門”來搞農業的政策，也別無選擇地一直堅守著“以糧為綱”的方針路線，把“保吃飯、保供給”作為農業產業最重要的使命之一。
至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農產品特別是糧、棉、油、肉制品等大宗農產品的生產始終以自給自足為奮斗目標，與國際市場可以說是處于一種完全隔離、毫無關系的境地。由于長時期的孤立性與封閉性，先進發達國家的農業是個什么樣子，絕大多數中國人甚至包括農業農村部的領導恐怕也說不清、道不明。
改革開放之后，我們的“國門”終于主動地向全世界敞開。在改革開放初期即整個1980—1990年代，我國的農業市場體系尚未建立起來，計劃經濟的傳統慣性仍在起主導作用，包括糧、棉、油、肉制品等在內的大宗農產品在流通領域還是由“統購統銷”說了算。
雖然1985—1986年、1991—1992年、1999—2003年間全國曾經出現過三次大規模的農產品“賣難”現象，讓人們明顯地感覺到中國農業的生產能力將要或已經出現嚴重過剩的狀態。但在多數時間里，中國的農產品市場行情總體上只是呈現著一會兒“多了”，一會兒“少了”的波動與搖擺。增加產量、保障供給、解決農產品“短缺”問題，依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農業政策的首要目標。
強調充分利用“兩個市場”與“兩種資源”，這只是新世紀以來才出現的新詞匯和新思維。當時，無論是主管部門的決策意識，還是基層干部的情況反饋，并沒有把正確應對和積極參與市場化、全球化進程作為中國農業發展的一項任務，更談不上把開拓“兩個市場”與利用“兩種資源”放在國家現代化的戰略高度來深刻思考與認真操作。可以說，農業的總體思維始終依舊圍繞著“國內自給自足”的模式在運轉。換個角度講，中國的農業尚未切實感覺到國際市場體系正在日益迫近的巨大壓力。
我國推行改革開放的初心，本是為了順應世界發展大勢，促進經濟社會的繁榮昌盛，自然要搶抓機遇，盡快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浩蕩洪流。進入新世紀之后，為盡快加入WTO組織，國家不斷加大改革開放的前進步伐。那時候社會上有一句比較流行的口號，叫努力“與世界經濟接軌，按國際規則辦事。”
也是那個年代，我正在縣域基層工作，上級每年對我們的考核指標體系中，“引外資”和“創外匯”都有具體的工作目標和任務要求。即使所在縣域沒有工業支撐，也必須用農產品把外貿“缺口”頂上去。這種時代背景之下，積極主動也好，裹挾被動也罷，我國各個產業領域均開始精神抖擻地向國際市場吹響了沖鋒的“集結號”。
眾所周知，農業及農產品問題一直是國際貿易談判領域最為敏感、最為艱難的一件“扯皮”事情。由于農業產業的特殊性，關系到國計民生，具有經濟社會“穩艙石”的意義，所以各國利用WTO《農業協定》的一些縫隙，一方面努力加大政府財政的貼補力度，支持本國農產品向國外出口；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采取征收高額關稅、實施進口配額管控、嚴格檢驗檢疫標準、限制轉基因等手段設置貿易壁壘，最大限度地避免國外農產品對國內農業造成沖擊。
中國作為世界上的農產品生產大國，同時也是世界上農產品消費大國，14億人口的吃喝需求帶來無可比擬的巨大容量，不可測的收益預期，無論大國小國誰都為之眼紅、誰都深情向往！既然中國主動地“投之以桃”，東西方國家便鉚足勁兒地朝里面擠，導致每年各種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的總值以近百億元的數量級跨越一個個新臺階，成為農產品國際市場上的一匹突然發飆的“黑馬”。
由于受長期以來短缺經濟的深刻影響，一直到進入新世紀之前，中國的農產品都似乎有一種“皇帝的女兒不愁嫁”的優越感，誰也沒有把覬覦已久的“洋貨”放在眼里，擱在心上。直到2004年，中國農產品由凈出口轉為凈進口這個標志性事件才開始引發了中國人的高度警惕，因為這匹“黑馬”狂飆的客觀結果，正在促使中國農產品外貿出現與日俱增的巨大逆差。
就正常貿易而言，一定的順差與逆差所反映的應該主要是農業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但是，不少人認為，現在的狀況與趨勢不是人們當初所期待的那種補缺填空、互通有無的貿易性質，而是一種潮水般的農產品進口傾銷，并且已經明顯地對我國農業的產業安全和廣大農民的切身利益構成了嚴重威脅。甚至有人形容說：現在的中國幾乎成了外國大宗農產品橫行霸道的“天堂”。
據海關總署資料，2001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僅為279.2億美元，2013年便已高居1866.9億美元。其中出口678.3億美元，進口1188.7億美元，貿易逆差為510.4億美元。若從由順至逆轉折點的2004年算起，短短9年間的功夫竟然迅猛地擴大了9.6倍，年均增長高達34.3%。2014年，貿易逆差又呈垂直上升態勢，并超過2013年的水平而再創歷史新紀錄。
2018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更進一步擴大到2168.1億美元，同比增7.7%。其中，出口797.1億美元，增5.5%；進口1371.0億美元，增8.9%；貿易逆差573.8億美元，增14.0%。2019年，雖然美國挑起的貿易戰讓農產品的進口量受到很大的抑制，但我國農產品進出口額仍然高達2300.7億美元，同比增5.7%，續創歷史新高。其中，出口791.0億美元，減1.7%；進口1509.7億美元，增10.0%；貿易逆差718.7億美元，增26.5%。
根據國家有關部門公布的統計數據和一些科研機構搜集的市場資料，我對近些年來國家大宗農產品的進出口情況作了一個梳理：
1996年，《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提出糧食自給率不低于95％，但2009年我國糧食的凈進口量占國內消費量的比重是7.4％，已經超出5％的標準。
2010年，我國糧食凈進口量已增加到976萬噸。其中，進口玉米157萬噸，為2009年的19倍；小麥進口量120萬噸，為2009年的5倍。
2013年，中國糧食生產實現“十連增”，但糧食進口全年超過了7000萬噸。這些糧食中，谷物凈進口1316.9萬噸，不斷地刷新紀錄。
2017年，我國進口的大豆加谷物，總計1.21億噸，相當于全國糧食產量6.61億噸的19%，成為歷史上糧食進口量最多的一年。中國糧食自給率已經下降到90%以下。
到2020年，中國預計進口糧食約為2,224萬噸，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糧食進口國（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2020年實際谷物進口為3579.1萬噸）。與此同時，中國的食用植物油消費量更是呈持續增長、迅猛增長的態勢。其中，豆油、棕櫚油和菜籽油的進口量皆已經名列世界第一。三大食用植物油進口總量占全球貿易量的18％，其中豆油進口量占到了全球豆油貿易總量的24%。當前，我國大豆對外依存度為40％左右，食用植物油對外依存度超過60％。
下面是2019年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綜合清單，由此大致上可以看出當前中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所占據的份額與貿易地位。
小麥：進口348.8萬噸，同比增長12.5%；出口31.3萬噸，同比增長9.7%。
玉米：進口479.3萬噸，同比增長36.0%；出口2.6萬噸，同比增長1.1%。
大米：進口254.6萬噸，同比下降17.3%；出口274.8萬噸，同比增長31.4%。
大麥：進口592.9萬噸，同比減13.0%；出口315.4噸，同比下降95.5%。
高粱：進口83.2萬噸，同比下降77.2%；出口4.1萬噸，同比下降15.3%。
棉花：進口193.7萬噸，同比增長19.0%；進口額36.0億美元，同比增長12.6%。
食糖：進口339.0萬噸，同比增長21.3%；進口額11.2億美元，同比增長9.0%。
食用油籽：進口9330.8萬噸，同比下降1.3%，進口額384.0億美元，同比下降8.0%；出口116.0萬噸，同比下降3.0%，出口額16.9億美元，同比下降1.4%。其中，大豆進口8851.1萬噸，同比增長0.6%；油菜籽進口273.7萬噸，同比下降42.5%。
食用植物油：進口1152.7萬噸，同比增長42.5%，進口額74.1億美元，同比增長26.4%；出口26.8萬噸，同比下降9.6%，出口額2.8億美元，同比下降11.3%。其中，棕櫚油進口755.2萬噸，同比增長41.8%；菜油進口161.5萬噸，同比增長24.6%；葵花油和紅花油進口122.9萬噸，同比增長74.8%；豆油進口82.6萬噸，同比增長50.3%。
蔬菜、水果：2019年我國蔬菜出口155.0億美元，同比增長1.7%；進口9.6億美元，同比增長15.9%。水果出口74.5億美元，同比增長4.1%；進口103.6億美元，同比增長23.2%。
畜產品：豬肉進口199.4萬噸，同比增長67.2%；豬雜碎進口113.2萬噸，同比增長17.9%；牛肉進口166.0萬噸，同比增長59.7%；羊肉進口39.2萬噸，同比增長23.0%；奶粉進口139.5萬噸，同比增長21.0%。
事實上，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除了大米、大豆、棕櫚油類是國際農產品市場的第一大進口國之外，棉花是第二大進口國，豬肉則是第三大進口國，鹵制品是第六大進口國。可以說，“洋米”、“洋面”、“洋奶”、“洋油”和外國豬肉、牛肉、羊肉等各式“洋貨”如今正在像潮水般波濤洶涌、傾瀉而來，不僅塞滿了我國大小城市的商店貨柜，而且連內陸農村那些頗為偏僻的山鄉小鎮上也能隨處可見其廣為招搖的“亮麗倩影”。面對這些堪稱物美價廉的舶來品的橫沖直撞，昔日俏銷的國產貨似乎無地藏身，無處遁形，只能一觸即潰、節節敗退、欲哭無淚。
我曾經在不同的地區進行過深入廣泛的走訪調查。在信息采集過程中，有相當一部分受訪者是地方政府從事“三農”工作的一線領導干部，他們對當前外國農產品“大軍壓境”這種形勢的直觀感受非常清晰而強烈，覺得我國農業產業領域的“日子”之所以如此艱難、苦不堪言，最終將會被一步步逼上窮途末路，“罪魁禍首”就是經濟全球化，特別是農產品市場國際化帶來的一場災難。
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大部分地方基層干部出于直覺而對此事難以理解，甚至有一種義憤填膺的思想情緒。他們從維護民族農業、保衛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痛心疾首，大聲呼吁國家決策層要重新評估開放政策的風險，提高警惕，守好“關門”，盡快改變改革開放以來無視本國農業和農民利益的錯誤做法，不能以犧牲自己的農產品市場為代價與外國政府進行政治、經濟交換。受其影響，即使是學界的一些專家和省市級地方政府的一些領導同志，也似乎對國家現行的有關農產品市場開放政策頗持微詞。
2020年初，世界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一些國家為應對疫情可能帶來的形勢，斷然宣布禁止糧食出口。消息傳來，中國股市涉農板塊60余只股票聞風上漲，多只股票連續數日漲停。其中的金健米業11天內獲得9個漲停板，由此可見平日里國外農產品大量進口對國內農產品打壓所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因此，不少人提出要認真反省過去對外國農產品進口政策“失之于多、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錯誤與教訓，切實把牢國家海關的“關門”，扎緊外貿戰線的“籬笆”，構筑中國農產品市場的“銅墻鐵壁”，保護好我國農業的產業安全和農民的切身利益。
這種爆發于基層的聲音很有代表性，“分貝”與反響都很大，應該說也有一些道理，甚至充滿了愛國主義情懷。但仔細分析卻發現這種意見的“弦外之音”，很大程度上是對國家現行的農產品市場開放政策的批評。如果順著其邏輯套路深入思想下去，便有可能陷入既片面又狹隘的“閉關鎖國論”之中。而且這種論調也很容易煽動起公眾的民粹主義思想，誤導人們對當今全球化趨勢特別是對世界自由貿易體制機制等基本常識的否定。
嚴格地講，孫中山先生早在二十世紀初批判滿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時，就認為貿易的全球化是“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今的歷史航船已經駛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海洋，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成為不可抗拒的時代大潮。如今我們若再希望通過政府行政手段，采取“御敵于國門外”的辦法來保護中國農業產業安全，非但不是新觀點新理念，而且屬于早已遭到全世界唾棄的地區貿易保護主義與傳統閉關鎖國思維的粗糙復制。從骨子里講，這是一種完全過時了的毫無民族自信心支撐，不敢正視全球化潮流，害怕市場化平等自由競爭的反動論調。
還有一種“甩鍋”理論，認為WTO體系不是一種純粹意義上的商業經濟活動，農產品貿易的背后是國際間的政治角力。因此，國家決策層站在外交舞臺上對一些利益糾結也不好直接“硬扛”，或許可以隨便打個“哈哈”，從態度上敷衍一下也算是不得已而為之。問題在于我們有些國人缺乏愛國主義情操，才放任“洋貨”禍水橫流。如果中國消費者對洋貨能夠不聞不問不買，洋人又豈能把我們咋的！所以，國內經常發生一些抵制“洋貨”的呼聲，看來并非無稽之談。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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