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仍然有不少社會“精英分子”認為，牧牛悠悠、炊煙裊裊、漁舟唱晚、天人合一的農業生產方式與農村生活模式才是人類與自然最美好的存在形態和最和諧的治理狀態。然而，這種充滿了中國鄉土社會狹隘價值觀念的濃郁鄉愁，并非為今天的改革開放突出重圍所提出的新生思路，而是反映了部分人遇到問題便想回頭的陳規陋習。實質上就是對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時代大潮所表達出來的一種情緒抵觸，也是為正在走向衰亡的傳統農業農村社會而譜寫的一曲悲傷挽歌。
為此，作者撰寫《莫讓浮云遮望眼——鄉愁思潮批判》系列文章，今日推出最后一篇《傳統“三農”走向沒落是時代發展的必然》。
根據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我們斷言這個世界上包括“鄉愁”在內的任何意念、思想與思潮都只是某個歷史時期現實需要的客觀反映，也屬于一種帶有時代印記的特殊產物，都有花開花謝、潮起潮落的時候，總會經歷發生、發展、衰敗與沒落的自然過程。人世間從來沒有永恒不變的審美觀與價值觀，也就不可能存在永恒不變的“桃花源”。
雖然農業社會的整體穩定性很強，但農業文明的核心“病灶”卻是一盤散沙式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千百年來的實踐證明，它始終難以聚集成蓬勃拓展的內生動力；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總是難以破繭化蝶，沖破“靠天吃飯”的依賴；政治模式又陷入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泥潭而久久難以改革創新，無法遏制統治階級你方唱罷我登臺，各領風騷數百年，讓朝代不斷更迭卻又換湯不換藥的周期性特征，從而導致整個社會處于長期停滯不前的狀態。
當人類社會邁入工業時代之后，隨著生產力與經濟基礎日新月異的發展，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開始出現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動蕩，不僅使得平穩運行了2000多年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面臨著土崩瓦解的節點，而且亦讓作為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的農耕文化再也無法維持往日“歲月靜好”的格局。曾經融化在中國人血脈與骨髓里的主流價值觀——“耕讀傳家”的精神信仰終于無可奈何地走到了時光的盡頭。
這就叫“千古未有之變局”！主要表現以下三點：
第一，農業已不再是國民經濟的支柱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農業社會里，農業領域借助歷代王朝產業政策的扶持，一直呈現出“舍我其誰”的豪氣，承擔起支撐國計民生穩健運行的重任。2000多年來，農業不僅是社會的經濟基礎，也是國家的支柱產業，更是統治階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源泉。因此，它長期獨占著極其受寵的戰略地位，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撼動。
工業革命的蓬勃興起，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生產要素組合關系。以社會化的大生產方式與市場化的全方位競爭為主要內涵的各種新型經濟業態、市場體系、企業組織、經營理念等很快風起云涌、披靡全球。這種體制機制上的革命性變化，給人類社會注入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活力，催生出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
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中高度肯定：由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使得工業社會的主導者和統治者——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而且，它還創立了巨大的城市社會，讓城市人口在農村人口不斷地轉化中迅速增長。資產階級“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使鄉村從屬于城市，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
相比之下，傳統農業的性質很大程度上屬于“生命工程”，勞動對象主要是動植物，具有區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顯特征和內在規律，且極易受到地形、地貌、環境、氣候、旱澇等嚴重制約，一般只能在自然界即“老天爺”給定的環境里進行各種作業。也就是說，農業受自然界因素的特殊限制，生產過程很難獲取機械化、化學化、電子化、標準化所要求的客觀條件。這不僅阻礙了規模化生產經營的步伐，而且也降低了社會化分工協作的可操作性。因此，生產資料細碎化、資本與科技含量低、投入大、收益小，抵御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能力弱等與生俱來的許多缺陷性，嚴重地制約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所以，面對先進的工業，傳統的農業在效益競爭上就像當年手執弓箭長矛的印第安人與擁有洋槍洋炮的歐洲殖民者戰斗一樣，只能屢戰屢敗、落荒而逃。由于農業與工業雙方在生產力水平上的巨大懸殊無法消除，最終必然導致“此消彼長、你死我活”的悲慘格局，迫使傳統的農業不得不把國民經濟核心基礎的尊貴地位拱手讓出來。
工業革命“橫空出世”之后，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毫不猶豫地把實現工業化當成富民強國的主要路徑。實踐證明，像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工業化的奮斗進程實現的現代化。雖然這些國家仍然保留了一定規模的農民和農業，但這已不是傳統的農民與農業。而且，如果沒有政府優惠政策的大力扶助，這些農民與農業仍然還是很難生存和發展。
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往日的各種戰略優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即使心里有一萬個不情愿，也照樣得要順應世界發展的潮流。早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主席就曾明確指出：“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我們一直在強調農業是國家的經濟基礎，農民是國家的政治基礎，農村是國家的社會基礎，但是，舉全國之力，堅定不移地走工業化道路，始終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
因此，隨著工業化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農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小。1952年，我國農業經濟占GDP的比重高達51%，1978年減至28%，2015年又進一步下降為9.57%，2018年為7.2%。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業經濟的增速一直呈快速回落趨勢。1980—1985年，第一產業增加值增速平均為8.1%，2004—2008年為5.1%，2009—2012年為4.3%，2016年為3.3%，2020年下滑到2.2%，達到歷史新低。
2019年，我國GDP總值約為100萬億人民幣，我國農業農村貢獻的僅為全國總額的7%，折合人民幣為66066.45億元。據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統計，同年，各級政府與社會力量無償支持農業農村工作的各種投入總額約為7萬億元。算大賬，農業經濟的地位已經到了微不足道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了。
第二，農民已不再是社會政治的主體
古代中國社會里，農民群體在總人口中一直占據絕大多數，對王朝政治生活具有理所當然的重大影響，很多方針、路線與政策都會明顯地朝著有利于農民群眾的方向傾斜。如禁止商人乘馬坐轎和穿綢緞衣裳，不得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農民名義上的階級地位很高，僅次于官員與知識分子，謂之“士農工商”。從理論上講，底層農民群眾的孩子只要努力奮斗，就可以遵循體制內的上升渠道改變人生命運，“范進中舉”現象雖然不多，但卻是一個典型范例。
工業社會里，政治斗爭風起云涌，階級力量推陳出新，站在風口上并對社會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已不再是農村農民而是包括工人與知識分子在內的廣大城市居民。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基礎設施建設、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勞動就業、福利養老等很多方面，國家政策對城市居民的傾斜遠大于農村農民。中國曾經長期實行過城鄉二元社會治理模式，把居民和農民劃分為高低貴賤和三六九等，實際上就是這種政策差別的明顯反映。
從人類居處的意義上講，雖然城市與農村同樣是—種空間地理聚落，但由于城市形成和發展的經濟基礎、社會職能、內部結構與鄉村聚落不同，具有交通發達，信息匯聚、通信快捷、市場便利等諸多客觀條件，很容易與現代工商經濟業珠聯璧合、融為一體，使其不斷地神奇般崛起，成為一個個讓生產要素有效配置的富集地、制高點和區域性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農村與城市現實作用、社會地位的斗轉星移，充分詮釋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詭秘。
城市越完善，虹吸的能量就越大，經濟也越興旺，便越能顯現其“馬太效應”。這里的基礎設施全、公共服務好、信息傳遞快、就業機會多、勞動報酬高、生活質量優，而且潛伏著許多足以改變貧窮命運且能躋身于上層社會的際遇。于是，農民紛紛“洗腳上岸”，扶老攜幼，義無反顧地脫離農業、沖出農村、走向城市，從而導致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的分崩離析，開啟了人類歷史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時代轉型。
隨著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放眼當前的全世界，人口和財富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城市集中。城市數量呈幾何倍數急劇增加的同時，超級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很多新的城市空間組織也如雨后春筍。一個國家能否躍身于先進發達的行列，城市化率已經成為極其重要的檢測指標。
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 DESA）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化趨勢》報告：2018年，全球城市化程度為：北美洲8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81％，歐洲74％和大洋洲68％，亞洲50％，非洲43％。這份報告預計到2050年，全球城市化率有望達68%。可以斷言，城市化已成為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中國的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為17.92%，1995年為29%，2011年為51.27%，2019年則飆升至60.6%。與此同時，農村人口從1995年的最高峰8.6億，迅速下降到2018年的5.6億。2022年再降到4.9億，整整減少了3.7億人。估計到2055年，中國的農村人口數將會降至更低。
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就曾經說過：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這次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大遷移，從本質上講是廣大農民群眾打破“安土重遷”與“耕讀傳家”的陳舊觀念，擺脫貧困落后的農村羈絆，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大突圍，亦是順應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要求的大進軍。因為農村人口從鄉村轉移到城市，或從農業領域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本是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同時，我們必須看到，這也是一場鄉土中國夢想的大潰敗和農村生產要素的大逃亡。農業副業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現象越來越普遍，絕大部分農村中農業正在衰敗，村社債臺高筑，集體經濟缺失，基層組織渙散；多數農民精神萎靡、思想麻木，國家意識淡薄，社會主義信仰退化，凡事都得“等、靠、要”政府支持的惰性成風，絕對自由散漫主義和極端自私自利行為任性泛濫等問題越來越嚴重了。但這不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無情“禍水”，更不是要回到傳統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的強硬理由。
第三，農村已不再是先進文明的舞臺
農業社會里，農耕文化就是先進文明的突出代表，屬于在長期農業生產中形成的一種適應農業生產、農民生活需要的經濟、政治、法律、教育、禮俗風尚等社會結構性的文化體系。以此為“根基”構筑而成的上層建筑與國家形態，在古代中國2000多年間一直處于強勢的主流地位。
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不得不講究天時、地利、人和這三重邏輯的和諧關系。所以，農耕文明的本質是聽天由命；它的基本舞臺在廣闊的山鄉農村，依賴的資源是土地與環境；顯著特征是安土重遷，辛勤勞作，自給自足，守望相助，主要內涵是崇尚無為而治，與大自然友好相處，維系天人合一的格局。幾千年來，農耕文化生生不息，沉淀到人們的心田，逐漸煅鑄成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至今仍以無形的力量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
但是，中國傳統的農耕文化從一開始就并非完美無瑕，而是裹挾著許多歷史糟粕與主觀主義，因而在社會向前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地顯現出諸多負面效應。
一是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小農經濟”亦稱自然經濟和個體經濟。是以家庭為單位、生產資料則以個體所有制為基礎，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勞動，滿足自身消費為主的小規模農業經濟。主要特點是土地細碎，分散經營；表現形態為男耕女織，自給自足；顯著風險則是抗災能力弱；生產效益差。由于長期處在一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的隔絕狀態，特別容易產生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極端散漫主義。
二是封閉保守的生活習性。傳統農業排斥社會分工，農民不向往團結協作，不愿意創新冒險，興奮于單挑私干，習慣于因循守舊和按“黃歷”辦事，對新生事物嗤之以鼻，沉湎于“幾畝土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溫柔之鄉，崇尚小富即安與安土重遷的陳腐觀念，除非戰爭、饑荒等不可抗拒的原因，人們一般不愿背井離鄉去闖蕩。即便在外地工作與生活得再好，也總是思念故鄉的親人，嘮叨家園的秀美，傾訴離別的眷戀，老想著“落葉歸根”。
三是專制統一的政治體系。中國的農民在生產方式中處于高度分散與嚴重封閉的狀態，學術語言稱之為“原子化”。這既是歷史性生存景觀或文明形態，也是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過程中的原始反射，亦屬漸進地逐漸積累而成的文化基因。為了維護小農經濟的社會秩序，使之長治久安，就必須建立起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依靠強大的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來保障這一盤散沙式農業社會的正常運轉。所以，古代很少有人對“大一統”和集權專制制度產生疑惑。
我們承認，建立在傳統農業經濟與農村社會基礎上的文明構件與價值體系，確實曾經給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包括法律等各個領域帶來過積極的影響，塑造了相當完整的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規范性，在當時的條件下，對于維護國家秩序的穩定和促進社會的和諧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鄉愁思潮反映了時代的脈搏，呼應了社會的訴求，也把自己融入了歷史文化的晶核之中。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全球化突飛猛進的發展，傳統農業的凋敝與傳統農村的衰敗已是不可避免和無法阻擋的必然趨勢。維系了2000多年的鄉土社會正陷入風雨飄搖、分崩離析之中，也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非常自然的邏輯演繹。
因此，當近代工業革命的號角吹響之后，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農業農村便開始風光不再，趨勢一路下行。現在，傳統的農業農村更像一個躺在ICU里病入膏肓的危重患者，渾身插滿了輸血、輸氧、導食、導尿和監測儀器的各種管子，每天消耗著大量的富貴資源，明知其必死無疑，人們卻仍然在全力以赴地進行著搶救。20世紀20—30年代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恐怕是被一種精神層面上的傳統“鄉愁”蒙蔽了眼睛，干擾了方寸。
孫中山先生曾經強調過：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對農業農村工作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任務，我們必須認清當前工業化、城市化這個歷史大趨勢、時代大方向、社會大格局，正確分析、具體解剖、科學判斷我國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的階段狀況、本質屬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從。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轉換觀念，審時度勢、因地制宜，按照現代化的新理念、新路徑來探索、謀劃、構建城鄉經濟社會與生態環境融合發展、和諧發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切實推進人類社會存在形態從低級向高級、從傳統向現代化的全面轉型和全面創新。
作者簡介：宋亞平，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副書記、研究員，政協湖北省第十二屆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著名“三農”問題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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