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3日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即《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意見》。這是十八大以來第十三個聚焦“三農”的一號文件，也是自2004年以來，連續二十二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2025年一號文件發生一些新的變化：一是篇幅更加精干，從以往的11000多字精簡到7000多字。二是更加聚焦重點問題，糧食安全問題占了1/3的篇幅。三是堅定“兩個確保”，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四是首提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提出壯大縣域富民產業實現農民增收。
回顧二十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可以發現，2005年中央一號文件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工作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若干政策意見》，強調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是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內的核心任務。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農業現代化建設的若干意見》，突出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我們初步可以梳理出中國“三農”的演化路徑：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業現代化-鄉村全面振興。在這個演化過程中，農民、農業和農村正在發生新的變化。
一、農民：從傳統小農到高素質職業農民的代際轉換
2024年，長沙縣開慧村發布自己村歌——《村民最聽黨的話》。據這首歌的詞作者開慧村第一書記朱有志（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原院長）介紹，村里人不愿意管自己叫農民。這恰恰表明如今“村民”只是一個區域居民身份，不再是一個職業身份。改革開放前，村民基本上就是農民，集體化時代所有村民在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統一組織下從事農業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農產品供給。改革開放經歷40多年，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生的農村人口，盡管盡管是戶籍上的農民，但是大多數已經不會種田，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他們這一代成年之后就以“農民工”的身份成為“外出務工人員”。“農民工”是一個尷尬的身份，他們是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突出貢獻者，但是他們大多數沒有城市市民的待遇。值得慶幸的是，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出健全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機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村勞動力基于要素報酬差異持續輸出，2024年總數達到2.9億的“農民工”成為實際上的產業工人或服務業從業人員，導致農村的人力資源和農民專業化素質長期處于低水平狀態，農業人力資本和職業農民數量不足以支撐農業農村現代化。未來誰來種地？誰來養活中國？如何培養、造就一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力軍，實現農業勞動力的新老更替？是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最緊迫的問題。如果傳統農業沒有在特定階段實現現代化改造，中國一些區域可能長期陷入“低水平均衡”或“中等收入陷阱”。
為了貫徹落實中央一號文件，為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人才保障，早在2004年7月，教育部啟動“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2012“中央一號文件”把培育新型職業農民納入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系統工程，2020年提出加快構建高素質農民教育培訓體系。立足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湖南、浙江、四川等省份啟動“農民大學生培養計劃”。根據湖南農業農村發展具體實踐，2014年和2022年，湖南省委組織部聯合相關部門分別下發《關于實施“農民大學生培養計劃”的通知》《關于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持續實施“農民大學生培養計劃”的通知》，致力培養一批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基層黨員干部和新型農村實用人才。從農業農村現代化推進的現實需要，國家政策導向就是要加快傳統小農向新型職業農民或高素質農民的代際轉換。通過農村人力資本提升全面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實現對農業的現代化改造。
二、農業：從“第一產業”到“1×2×3”六次產業轉型
“六次產業”的概念在1996年由日本農業專家今村奈良臣提出。其基本涵義是：農業生產向二、三產業延伸，通過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形成集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的完整產業鏈。將一、二、三產業相加（1+2+3）或相乘（1×2×3）成為“六次產業”。日本最早實施“1×2×3”六次產業的目的，是為了在工業化背景下能夠把更多的增值收益留在農業領域。“六次產業”也就是我們今天國內通常所講的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農業從“第一次產業”到“六次產業”，是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能夠在市場機制下有效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今年的“一號文件”提出，著力壯大縣域富民產業，深入實施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項目，培育鄉村新產業新業態。
六次產業不是傳統工業化時代的產物，而是新技術革命時代用融合發展模式是對傳統工業化農業的再改造。這種改造不僅強調農業與第二和第三產業的融合，并且要充分利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新技術、新要素改進農業生產效率，實現農業多功能價值。也就意味著將人工智能、“互聯網+”、文創產業、共享產業等為特征的第四、第五產業、第六產業也納入新農業全產業鏈，共同構成完整的六次產業體系。六次產業體系中農產品加工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各種新業態不斷涌現，推動農業向綠色農業、智慧農業、數字農業轉型，從而實現農業產業鏈的延伸和價值鏈的升級。
我們對農民大學生創新創業的調研發現，農業向六次產業轉型的趨勢更加顯現。農民大學生或高素質農民創業一般優先選擇發展特色精品農業，主要模式包括：1.創新發展當地具有資源稟賦優勢的特色產業。應用種植養殖和加工的核心技術，以“公司+合作社+基地+農戶”等方式組織生產經營，進行標準化種植養殖、規模化生產加工，注重品牌營銷策略，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區域性龍頭企業與小農戶、村集體和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組成產業利益聯盟，形成“興一個產業，活一地經濟，富一方百姓”的共同富裕發展格局。2.推動農旅融合發展。立足城市近郊區位優勢，促進農旅融合，打造鄉村生態旅游休閑地；或借助市縣全域旅游、農旅融合發展，打造田園綜合體，啟動生態農業休閑項目。3.基于互聯網電商平臺創新創業。脫貧攻堅期間，湖南共有79個縣獲得全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的政策支持，鼓勵了一大批“新農人”進行農村電商微商的創新創業，不斷增強基于線上線下市場需求的農產品生產能力、品牌意識、互聯網思維，逐步形成農村電子商務發展的優良生態，推動傳統農業的信息化改造，為減少貧困、增加農民收入、提高城鄉居民生活品質和促進農業農村數字化轉型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農村：從農民生產生活空間向城鄉居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轉變
最近，長沙市很多地方的“共享農莊”“都市農夫”成為新的網紅打卡點和網紅名片。2023年長沙市委組織部牽頭發布了《關于開展“城鄉對接-村社互進”行動助力鄉村振興的通知》，明確2023年至2024年分兩批推選100個“六好”特色村和100個城市社區結對共建，著力構建村社互聯互通、互促互進、互幫互助的城鄉融合發展格局。城鄉對接-村社互進”行動下，城市居民能夠更好的共享農家菜園、農家餐桌、鄉村節會，開展村游計劃、研學活動等。
放眼全國，近些年我們看到：在浙江安吉余村，竹林掩映的民宿里坐著來自上海的創業團隊；在陜西袁家村，關中風情街巷中穿梭著操各地口音的游客；在云南哈尼梯田，都市攝影師與當地農戶共同守護著千年農耕文明。這些場景生動詮釋著當代中國農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革——從傳統的農民專屬空間，演變為承載城鄉多元價值的新型復合空間。這種空間功能的重構，既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必然產物，更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創新實踐。
農村正在經歷生產空間的范式革命。正如前面所講的農業在從第一產業向六次產業轉型，那么農村不僅僅是第一產業的生產空間，而是產業融合發展的空間。這種新生產范式打破了“農村-農業-農民”的固化鏈接，催生出“田園綜合體+”“互聯網+農業”等各種新業態新模式，印證著生產要素的跨界流動正在重構農村生產力布局，使農村成為城鄉要素優化配置的價值高地。
農村正在進行生活空間的場景重構。長沙市推動的“城鄉對接-村社互進”行動，促進“土特產進城，城里人進村”，讓更多的城里人實現了“我在村里有丘田”“我在鄉里有棟房”的念想，體驗了“村晚村歌村BA”美麗鄉村圖景。這種雙向流動構建出新型生活共同體：城市居民在鄉村獲得詩意棲居，農民通過提供多元服務實現增收。教育部數據顯示，全國中小學年均組織1.2億人次開展農耕研學，城市家庭在參與農事體驗中重構代際認知。這種空間共享不是簡單的物理位移，而是文化互鑒、價值共創的社會過程。
農村正在實現生態空間的價值轉化。前面提到的長沙市、浙江吉安、陜西袁家村都是城市周邊城鄉融合發展模式。那么對于承載大多數農村人口的山區、丘陵、平原地區城鄉融合路在何方？2024年，國家發改委確定了首批國家級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的十個城市，包括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湖南省懷化市、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等典型山區地級市。這意味著生態系統生產總值（GEP）核算體系將清新空氣、優質水源和森林碳匯轉化為可交易的生態產品。森林碳匯交易等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將開辟山區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徑。今年“一號文件”提出，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發展森林食品，豐富“森林糧庫”。這是給森林綠色農產品賦予生態價值。生態價值實現機制創新，使“綠水青山”真正變成“金山銀山”。同樣，戈壁、沙漠、高原等自然條件和資源稟賦差的地區，鄉村全面振興如何實現？當前，央企和省市屬國有企業正在大規模承建風電、光伏、儲能等新能源開發項目。這些項目建設占用當地自然資源，應該考慮與當地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深度融合，形成促進地方經濟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良性機制，讓項目建成后的受益更多惠及當地村民。
這種轉化包含著深刻的發展哲學：當都市人群愿意為每立方米負氧離子付費，為古樹名木養護認購，為綠色生態和新能源的消費支付，這實質是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認知躍遷。農村生態空間因而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財富，承載著人類永續發展的希望。
作者系懷化開放大學校長、研究員；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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