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以前，我曾經與孫兆霞等一起在貴州組織過幾次“反貧困論壇”，并到貴州的鎮遠縣等地考察扶貧情況。后來，我忙于復旦大學當代社會生活資料中心的工作，沒有時間去貴州；再后來，疫情了，想去也動不了。作為一個心心念念關心著中國農村發展的學者，我一直牽掛著中西部，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農村的情況。張健等人的著作是“中國百村調查叢書”的一種，講述了一個處于連片貧困地區“邊緣中的邊緣”村落的脫貧故事。有趣的是，該書描寫的貴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興仁縣的聯增村，村名竟然與我的研究點聯民村相類似，更引起了我的興趣。
一、家戶現代化
脫貧故事總帶著苦澀、揪著人心。讀著，我讀到了書中那張“2020年聯增村勞動力結構圖”，注意到聯增村省內、外打工的人數占了全村18-59歲勞動力人口的一大半，全村純打工戶加上打工兼業戶占全村總戶數的74.6%；一句話，聯增村的大部分勞動力都在遠方打工謀生。讀著，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城市工地上那一張張黝黑而疲憊的打工人的臉，浮現出城市街道上那些冒著寒風、酷暑穿梭在大街小巷中的快遞小哥的身影。數億打工人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了貢獻，那么，打工人群體本身呢？他們僅僅是奉獻者嗎？他們僅僅像現代化的“墊腳石”，犧牲自己以實現現代化的“原始積累”、實現城市及精英群體的現代化？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中國的現代化只能是畸形的現代化！張健等的《城鄉互動與農村家戶現代化》給出了否定的回答，認為貧困村落里的農民大眾可能并一定能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書中寫道：“農戶不僅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同時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基礎力量。”
改革開入以來，在急劇的社會變遷與城鄉互動中，大量農村地區的農民進城“打工”，張健等認為，“打工”的農民“并非完全處于被動地位，而是利用自身的資源積極應對，以合理的家庭策略，發揮家庭本身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其應對復雜多元社會中挑戰的智慧，”實現“向上流動”。他們通過家庭成員的個體現代化達成家戶現代化，而家戶現代化是“基于中國國情”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呈現。張健等作者從貴州興仁縣聯增村眾多“打工人”那里看到了“打工”過程中個體身上所發生的微妙變化；變化有著不同樣式，指向卻只有一個目標——現代化！
何以可能？
我們從張健等的著作中注意到，盡管聯增村的農民們一貧如洗，生存艱辛，他們仍然有著強大、持久的生存與發展的“內生動力”。張健等創造性地提出“家戶主義”概念：“當代中國農民的行動單位是家戶，農民的行為邏輯是家戶主義?！睆埥〉日J為，農民的理性不是個人理性，不是集體理性，而是家戶理性；農民倫理不是個體倫理，而是家戶倫理。中國農民的本質價值追求是家戶的繁衍、繁榮與榮耀，個人活著的意義就是為了家戶的生存與延續，村落中存在著以“家戶”為導向的價值觀、公平觀甚至政治觀。
“家戶主義”視野下的家戶倫理打開了觀察中國數億打工者群體的新窗口，從這個新的窗口中，我們驚奇地看到了打工者群體的“另一番風景”。仔細端詳，我們注意到打工者群體中源自于村落卻又超越村落的“內生動力”與精神氣質。
于是，我們走進聯增村，以求更準確理解來自那個村落里的打工人。
二、聯增村的共同體倫理
聯增村位于黔西南九盤山麓，北盤江南。“九盤”因山高而得名，詩云“九曲盤空天地頭，鳥飛不過人何游?！北北P江水源充沛，但岸陡坡峭，水位相差100-500米，難以利用灌溉農田。大山深處的聯增村民們依靠耕耘山腳下的田壩為生，土層薄，肥力差，更是有雨水汪汪，無雨土朝天，旱與澇年年糾纏著聯增村人，一位村民說：“聯增田壩每年都會被淹，不同年份被淹的時長不一?！绷硪晃徽f：“我們壩子（聯增田壩）最嚴重的就是干旱。”聯增村僅有水田1130畝，旱地1670畝，人均水田0.46畝、旱地0.68畝，土地的產出常難以滿足最基本的吃飯需求！
聯增村，像許多自然條件嚴酷的西部地區的村落一樣，是人類頑強生命力量的表征！九盤山地區很早就有先人刀耕火種，“耕山到處皆憑火，出戶無人不佩刀”。從明朝以來，江西、云南等的人們因種種原因遷居此地，開荒耕地謀生。
生存難，難不倒聯增人，反而激發出強大的內生動力。經過一代代的頑強努力，不少家族“興旺起來”。此間，有人從外面遷入，與村里人家結成準親屬關系。于是，一個個自然村在大山深谷間出現了。到2021年，這一帶有蓮花等7個自然村，組合而成聯增行政村。聯增村共有582戶，2455人；其中62%的聯增村民是布依族。
長期以來，聯增村，這個血緣地緣合一的村落在應對嚴峻的生存挑戰中孕育出特征鮮明的共同體倫理。這種倫理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并在實踐中錘煉出勤勞節儉、勇敢頑強、機智善變等精神氣質。這種倫理驅使村落里人與人之間互助合作，有效扼制各種可能導致分裂的觀念與行為，使宗族的血脈能在嚴峻的生存挑戰中世代綿延，在歷史風云變幻中長期生存。中國著名鄉村建設先驅梁漱溟先生早年對村落共同體倫理有許多精辟論述。他認為，在村落共同體中，“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一切相關之人，隨其親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也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人類在情感中皆以對方為主（在欲望中以自己為主），故倫理關系彼此以對方為重；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為他人而存在?！绷菏檫€進一步強調這種“以人情賦予生命意義”的村落共同體倫理就是中國人的“理性”，“人情即是理性”，“所謂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靜通達的心理?！?/span>
聯增村人尤其注重家庭的是縱向關系。“縱向關系”讓光宗耀祖、傳種接代的責任轉化成每一個村民，尤其是男性村民的巨大“內生動力”，“香火綿延”演繹出許多聯增村的故事。與其他自然村落相比，聯增村家戶的“縱向”特征十分明顯。一方面，在聯增村，“青年人結婚新建家戶，不僅能從父母處分得相應財產，而且可將‘父母’隨之繼承過來?！彼?，聯增村較少一代或者二代人的核心家庭，更多是具有縱向特征的三代同居家庭。另一方面，傳種接代的強烈愿望驅動著村民們更多生育，2021年，聯增村每戶平均4.21人，而浙江省農村戶均人口僅3人左右！張健在書中列舉了LCH家庭的打工情況，這個家族的人口結構令人吃驚。該家族有八兄弟。大哥有二個兒子、三個女兒；大姐有四個小孩；二哥有五個小孩，前三個女兒，后二個兒子；三哥有四個小孩；二姐有三個小孩；敘述者自己二個小孩；大弟弟第一胎是三胞胎，后來又生了第二胎、第三胎；最后，最小的弟弟結婚以后也生了三個小孩，頭胎是男孩，后來又生了二個女孩。
曾經，“縱向關系”驅動著聯增村民多多生育，那么，在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以后，源于“縱向關系”的內生動力發生重要的變化。張健寫道：“這些外出打工的人，……因自身沒有像樣的學歷而感到苦惱，對過去沒有好的條件接受教育而感到遺憾……，對教育有了全新的理解?！彼麄兛释屪优畯浹a自己人生的遺憾，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條件成為他們打工的強大動力。在聯增村，村民們已經高度認同“不讀完初中，在外不好打工”這句話，村民們把孩子的培養當成整個家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來對待。尤其值得稱道的是，“或許正是有著由鄉入城并深受沖擊的經歷和感受，這些打工群體在對待子女上學，尤其是女孩上學問題時，在觀念和行動上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他們認為，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都需要上學學習一些基本的知識與技能，以后外出打工和在家發展才有基礎，才不會吃虧?！睆?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到了21世紀初，“聯增村人在送孩子上學時，已經不再考慮性別差異，他們常常說的一句話是‘男娃娃女娃娃都是一樣的，都一樣供讀書。”
“供讀書”成了聯增村民外出打工賺錢的重要內生動力！
三、“積極的打工人”
如最初的吃螃蟹者嘗到了鮮味，螃蟹成了夢里的追求；封閉村落里最早的打工者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外出打工成了聯增村民追求的夢想。
于是，無數貧困的村落里涌出了千千萬萬積極的打工者，聯增人的故事讓我們有幸看到了打工者積極的那一面。
堅忍不拔，不畏風險。
與群山環抱的村落相比，外部世界有誘惑，也有風險。1990年代初，聯增村最早的一批年輕人離開村落，到附近一個廣東人承包的建筑工地打工。期間，一位女青年與來自湛江的小伙子戀愛、結婚。工程結束后，村里十幾個年輕人隨著這個女青年一起到廣東打工。年輕人在廣東收入不錯，每個月有幾百元工資收入。但湛江小伙子人品壞，喜歡賭博，總想方設法拉著聯增村的年輕人一起開賭，邊賭，邊“出老千”。結果，聯增村十多位年輕人賺的錢幾乎都被他騙走了。一年多的辛勤勞動白白付之東流，聯增的年輕人“最終認清了他的真面貌，紛紛離開了他”。一心想著賺錢的年輕人被劈頭澆了一盆冷水，有的甚至連回家的錢還得湊。怎么辦？他們沒有一個“打道回府”，每天吃著咸菜白飯，仍“踏破鐵鞋找機會”。于是，正如書中所寫：他們“視野被打開了，他們成了最早的一批‘種子’，逐漸在沿海地區生根發芽?？恐壓偷鼐壍募~帶，一批又一批親戚朋友被連續帶了出去，聯增村打工的隊伍也不斷擴大?！?/span>
排除萬難，能出盡出。
聯增村被封閉在大山深處，幾乎所有的變化都比外部世界“慢半拍”；打工的信息直到進入21世紀以后，才引起村民廣泛關注。2007年以后，聯增村出現了外出打工的高潮，當年就有112人離開村落，2008年更有152人外出。2015年，政府開始實行精準扶貧政策，除了實施多個種植、養殖項目外，扶貧工作的主要內容是幫助村民外出打工。在聯增村，年輕人成年后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一段時間，然后結婚、生育，妻子在家撫育小孩，丈夫則繼續在外打工以維持家庭開支。等到小孩一歲以后，妻子把小孩“丟”給公婆撫育，自己再與丈夫一起在外打工。張健等在聯增村調查時一戶人家，“家中已有一個孩子在家由老人照顧，妻子在二孩出生幾個月時，就堅持要和丈夫一起外出，并且將兩個孩子一起帶出。這樣，一個人的收入要供在外的一家四口生活，入不敷出，不得已，在家的老人只能把通過養牛養豬所掙的錢，按時寄給在城市打工的兒子。”老人在家極其有限的收入，竟然得提供給兒子，以支持打工！
上下求索，積極進取。
觀察中外打工人，發現有兩種不同的情況。有些打工人安于自己的社會地位、生存狀態。無論打什么工，他們都順從老板的指示，做好手頭的工作，“一是一，二是二”，從來不會動其他腦筋。有些打工人“吃著碗里的，看著鍋里的，想著田里的”，他們勤勞努力，卻總是尋找著新的機會與可能。他們“不安心”，想著“出人頭地”，一有機會，他們就可能“跳槽”。我們稱前者是“消極的打工人”，后者是“積極的打工人”。
聯增村農民是“積極的打工人”，張健等在書里提供了“一個在聯增村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例”。這個人初中畢業后就開始在附近做零工，期間，曾到河北做過幾個月非常艱辛的水泥搬運工。搬運工累，賺錢并不多，他怎么算著都劃不來，就離開赴浙江打工，兩次前往，兩次離開，先后做過六份工作。有趣的是，他每次換工，工資都有所提高，他說：“2004年我當組長的時候，工資是960元一個月，后來到1200元，2008年的時候就有2000元，2009年又加了300元，2010年2500元，2011年2800元，2012年3500元。但是這個時候我女兒要出嫁，兒子也在城里讀書，要高考，關鍵的時候你不可能不回來，于是就在城里租了套房子，守著兒子讀完高中，2013年就回來了。為了掙錢，還開了兩年的服裝店。
聯增村農民的“積極打工”具有積極意義，“打工”的生命實踐已經并將繼續開通富有魅力的中國航線，依稀可見前方的標牌寫著“農村家戶現代化”與“地方發展”。
四、“家戶現代化”的畸形與扭曲
張健等著作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是“農村家戶現代化”，我們不去辨析概念，仍感嘆于“打工”對于家戶的強烈沖擊，感嘆于在短短十幾年中發生在閉塞山村里的“革命性變革”。
“長幼有序”一直是聯增村人遵循的行為準則，其最令人唏噓的是父母對于子女婚姻的支配。由于地理區隔，聯增村的婚姻常常局限于該村所轄的“盆地”內，村里甚至因此創造了一個詞“盆地婚姻”。在“盆地婚姻”中，“背帶親”占比極高?！澳信p方尚在背帶上時，父母就已為他們定下了娃娃親。”張健他們在聯增村聽到了許多“背帶親”的故事，講述者的平靜、安詳讓傾聽者吃驚。這里引用二則：
我的“背帶親”是乜篾一組的，姓王，小名叫小轉。她媽媽和我媽媽是親姐妹，也就是說，她是我表妹，我們是姨表關系。10歲時，我們就盤酒結婚了。
我10歲時就結婚了，她比我大5歲，姓王，是乜篾三組的。我們是“背帶親”。她是我姨媽家的女兒，也就是說，岳母和我媽媽是親姐妹。結婚時已經辦酒了。結婚后，我們沒有住在一起，等了13年以后，她28歲，我23歲，我們都成年了，才住在一起。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過大山，沐浴了九盤山脈，尤其是1990年以后，人性在春風中蘇醒，“背帶親”陋習很快被拋棄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初沖破“背帶親”的是一個外出打工的年輕女孩。1990年代初，那個早已“定親”的女孩走出乜篾村寨，到百德鎮的一個建筑工地上幫助做飯。每天，她與工地上來自各地的打工人吃住在一起，嬉笑打鬧，感受著自由。慢慢地，她與一位廣東湛江小伙子相戀了。消息很快傳到乜篾村里，父母強烈反對，“背帶親”親家也想辦法阻止。但她不顧一切，在百德工地結束后，就只身跟著小伙子去了湛江。
這位女青年的故事具有多重意義，它宣示了“背帶親”的終結，更進而標志著“長幼”權力的“下移”；它宣示了女性與男性一樣，地位平等、機會共享；它宣示了人生選擇，尤其是婚姻的自由。正如張健等的書中所說：“隨著大量人口外出打工，……自由戀愛取代了‘背帶親’，如今40歲以下的已經沒有人以這種方式締結婚姻，即使其中有部分人在小時候有‘背帶親’的對象，在他們外出之后，也主動取消了這種婚姻關系。”
擺脫“背帶親”，打工中的自由戀愛成了聯增村的“時尚”，書中沒有統計數字，引用的案例讓人感受著聯增年輕人戀愛中的自由之風：
大哥家有五個小孩，老大是女兒，老公是興仁縣城邊上，是大嫂的妹妹在打工中認識后介紹的。老二是兒子，現在在貴陽打工，老婆是開陽的，兩個人是打工時認識的。老三以前在廣東打工，結婚后回到我們村來搞養殖。老四是嫁到甕安，在浙江打工認識的。老五也是女兒，嫁到湖南，也是在浙江打工認識的。
二哥家有五個小孩，老大是女兒，嫁到百德鎮，他們倆個是在浙江打工時認識，現在還在浙江打工，有兩個小孩。老二是女兒，嫁到甕安那邊，也是打工認識的，現在還在打工，有兩個小孩。老三是女兒，嫁到馬場，她是幼師，讀了中專，考到郵電局上班，她老公在教書，有一個女兒。老四是兒子，老婆是安徽的，兩個人打工認識的……。老五是兒子，老婆是浙江的，也是打工的時候認識的……。
短短二十多年，聯增村農民家戶內的權力結構發生了顛覆性變化，究其原因，觀念的滲透性影響是重要的，但關鍵卻在于“積極打工”本身。家戶內部關系的改變與個人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即“積極打工”。當聯增村農民懷著強烈的“求變”意愿外出打工，他們的生存狀態就可能發生總體性變化；而驅動一切變化的軸心是錢。
錢給了年輕人權力，還有自由。從前，年輕人身無分文，他們只得順從父母的支配。打工以后，他們賺的錢遠遠超過父母。在很多時候，他們說話比父母響，脾氣比父母大，可以自由選擇“對象”，自由尋找落戶的地方。
錢驅動著年輕人爭創家戶的榮耀。像其他自然村落里的情況一樣，聯增村村民們都暗暗地較勁，掙面子，比賽誰家的房子修得更好，更氣派。正如一位村民所說，打工的目的一是修房子，一是送孩子讀書。聯增村“不少人家以前就修了一百多個平方米的平房，外出打工賺錢之后，又在邊上修了幾間，或者加層，面積差不多三百多平方米，有的還裝修得很好，但是一年四季都很少有人在里面住。很多村民都把房子修好了就出去打工了，在他們看來，能修大房子就是有錢，就是有本事?！比缃瘢哌M聯增村，一幢幢洋氣的別墅耀眼，與“貧困村”之名形成極大反差
錢、洋樓就等于現代化？
讀著書中關于留守兒童令人傷感的故事，我心中涌動著傷感與無奈之情。我一方面感慨于聯增村的打工者們已經并將繼續為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重要貢獻，做出了巨大犧牲；另一方面，我從“家戶現代化”中發現了畸形與扭曲；在這里，金錢吞食了人的情感，發展侵蝕了正常的生活！
五、以人為中心的地方發展
家戶現代化是地方發展的題中之義，家戶現代化的扭曲讓我們看到了中西部，尤其是少數民族區域地方發展的痛點，逼迫我們反思地方發展的聚焦點。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惦記著中西部貧困地區的發展，尤其在進入新世紀以后，“脫貧攻堅戰”打響，貴州省政府更以“洪荒之力”推動地方發展，使聯增村這樣“深山老林里的村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張健等在書中寫道：“在聯增村，從2003年起，……基礎設施建設就是重點，道路從通村路到通組路和串戶路，全部是硬化的水泥路；飲水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都有了高度保障，通信和網絡都能高速入戶?！庇烧苯油顿Y的基礎設施建設為地方現代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此外，聯增村的教育發展令人驚訝。改革開放以前，女孩都難以上學讀書的深山村落，由于政府的持續投入與推動，截止2021年，聯增村竟然有91人接受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其中有8人跨進了全國重要985、211院校！
聯增村地區地方發展就勿容置疑，但在地方發展中，政府項目落地與打工者返鄉創業之間“兩張皮”現象卻教人深思。
從2010年以后，在“項目扶貧”思想的指導下，地方政府經過反復論證確定了聯增村的扶貧方案。最初實行的是“依托農戶型項目”，其中包括核桃基地、五星枇杷種植與黃牛黑山羊飼養等三大項目，項目設計盡可能“盡善盡美”，執行過程也反復推敲。但出乎預料的是，所有項目都不了了之，還造成資源的浪費。政府接受了第一輪失敗的教訓，經過專家認證，決定采取“龍頭企業+農戶”模式幫助聯增村發展。經過招商，一個廣西金礦老板前來聯增投資，種植400畝生姜。另一個老板則承包了聯增小學后面的1000多畝荒地種植構樹。兩個以后，兩個老板早已不見身影，只留下一片拋荒的土地！
正當地方政府緊鑼密鼓搞“項目抶貧”時，聯增村有25戶50多人回到貴州興仁縣創業，其中回到聯增村的有8戶。創業的門類多種多樣，在興仁縣域內，有人做鋁合金加工、室內裝修、百貨店、飯店、順豐快遞、水果家具銷售、駕駛員、微商以及辦課外培訓機構；在百德鎮，有人搞石材加工、鋁合金加工、家具加工以及百貨批發；在聯增村，除了銷售、屠宰以外，最著名的是幾個牲畜養殖大戶。張健等在書中介紹了一位聯增村的“養豬大戶”，他1982年出生，畢業于貴陽畜牧學校，最初到縣畜牧局工作，2006年外出打工搞運輸。2016年，“人太累了，想給自己一些休息的時間，也想做點新鮮的，嘗試不一樣的工作?！比绱讼胫?017年10月，他回到聯增村籌建了養殖場。他說：“養殖場大概2000多個平方吧，投了45萬，一次性貸了10來萬。我有個老朋友是我們縣農林局的，給他們打個電話，辦了相關的手續，走了一些程序，然后就開始建了。……如果有熟人介紹或者指導，按照規定的程序方法直接辦起來就要快點，可以節省時間……，”他的養殖場辦得有聲有色，2021年，他準備新建500多平方米豬舍，在原來養殖200多頭的基礎上，再增加150多頭。他認為，“目前看來，我們這里發展養殖業是比較有可能的，最安全的就是養羊、養牛?！?/span>
在聯增村，一方面，政府的項目難以真正落地，另一方面，外出的打工者回鄉艱難創業，少數取得了成功。二者都關聯著地方發展，為何不能形成合力？
情況錯綜復雜，解釋林林總總，歸根到底一句話，人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可寶貴的。地方發展必須依靠人，為了人，“以人為中心”！以此觀之，聯增村“積極的打工者”自然應該而且必須成為地方發展的“中心”，他們的生存狀態自然而且應該成為地方發展的起點。
我們先看看“積極的打工者”的生存狀態。
首先是回鄉的意愿與實踐。
與江浙沿海地區的農民相比，聯增村與廣大中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民相似，他們與村落以及地方保持著更加緊密的聯系。張健等在書中專辟章節書寫“鄉村的拉力”，其中包括城鄉的比較效應、農民身份所蘊含的權利、家庭情感的紐帶以及村莊的文化紐帶。書中寫道：“聯增村打工的農民，不管在外面打工多少年的人，過年都一定會回來?！甭撛龃宓拇蚬ふ吲c家鄉地方“藕斷絲連”，“絲”是文化的力量，拉著不少打工者自愿回鄉創業。在這里，回鄉創業中的“返鄉不返村”現象值得關注，在25戶回鄉創業的人中，17戶沒有回村，而分別到百德鎮以及興仁市縣城、農村開啟他們人生的新征程。
其次，“安家落戶”是“積極的打工者”們最強烈期望。
“2021年春季學期，聯增村共有571名學前教育及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其中……近500人中會有相當大一部屬于留守兒童?！边@是聯增村的打工者，像全國數億打工者一樣，為中國式現代化做出的悲壯卻無奈的犧牲！犧牲無可奈何，“打工者”卻頑強地以自已的努力創造新的生活。他們以家庭代際支持為基礎展開了可歌可泣的“接力式進城”運動，一代緊接著一代，每一代都嘔心瀝血地超越“打工-結婚生子-打工-返鄉”這樣的家庭生命周期。張健等在書中寫道：“‘新家庭生命周期’模式，特別是農戶一代接一代努力打破打工的代際遺傳循環，為理解當前社會大流動、城鄉二元、家庭‘分離’背景下農村穩定性與農村現代化的未來可能，為理解流動時代農戶家庭的行動邏輯極具啟發性?！?/span>
聯增村以及該村打工者的情況為我們思考中西部地區的地方發展提供了啟迪。
地方發展的聚焦點既不在“鄉”，更不能在“村”，而應該以縣域為中心；地方發展不是“鄉”，更不是“村”的發展，而應該是城鄉融合的一體化發展。地方發展規劃應該“以人為中心”，尤其關注“積極的打工者”，尊重現實情況與風俗習慣，保持一份謙虛，留有充分彈性。
地方政府要體察“積極的打工者”回鄉就業、創業需求，激活地方資源，搭建交流與創新平臺，提供溫馨怡人的服務活水，讓地方成為地方人才回流、外來人才落戶的制度沃土。更重要的是，數億人夫妻分居、子女留守的悲壯故事應該收尾了，各地方政府，尤其中西部及少數民族地區的地方政府有機會做出新的貢獻，讓“打工者”們都有一個夫妻團聚、老幼同堂的家。
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愿景，也應該是張健等書名中所說的“家戶現代化”的題中之義。
作者系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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