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違規吃喝政策的出臺，本是凈化政治生態、防范權力尋租與利益輸送的重要舉措，目標在于厘清公權力邊界、維護公共利益，具有鮮明的價值正當性。然而在縣域基層治理場景中，政策執行卻逐漸顯現“一刀切”傾向。由于未能充分適配基層“熟人社會”的運行邏輯，也未對“正常私人社交”與“違規利益交換”作出清晰界分，不少基層干部陷入“公權力執行者”與“私人關系主體”的角色沖突，被迫以“斷親”的方式規避風險，甚至影響到與基層群眾的聯結。
一、禁止違規吃喝的價值初衷與治理目標
禁止違規吃喝的政策設計，預期目標集中體現在三個層面。首要任務是防范利益輸送，杜絕以飯局為載體的隱性腐敗，嚴格區分公務與私誼的界限。其次是推動干部作風轉變，引導基層工作者將精力集中于公共服務，擺脫不必要的應酬負擔。最后是鞏固群眾信任，通過規范干部行為消除“吃拿卡要”的群眾疑慮，增強基層治理的公信力。
從縣域治理的實際需求來看，這一政策的必要性尤為突出。基層干部直接面對群眾，其行為作風與群眾的獲得感、信任感直接掛鉤。以往個別干部借紅白事、項目協調之機違規吃喝，不僅消耗行政資源，更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政策的初衷，正是要通過明確“紅線”，讓干部從“應酬壓力”中解脫，回歸公共服務的本質。但問題在于，基層治理并非“非黑即白”的線性邏輯，尤其是在熟人社會的場域中，基層干部的親友圈、社交圈常與工作圈重疊，政策的剛性執行需要適配這種復雜的人際互動現實，而當前普遍存在的追責過泛、管理服務對象概念模糊等問題，更讓政策落地面臨額外挑戰。
二、政策執行“一刀切”模糊公私邊界
在政策落地過程中，“一刀切”的執行方式逐漸消解政策初衷，問題集中于邊界模糊、彈性缺失與追責泛化。一方面，政策未細化“違規吃喝”的場景、主體與性質界定，比如私人出資宴請曾長期共事的老同事是否合規、參與村民紅白事是否構成利益關聯，均無明確標準。另一方面，基層缺乏政策解釋與執行的彈性空間，干部既無報備渠道，也無判斷依據，疊加動輒追責的壓力，只能以切斷所有可能引發爭議的私人關系這種最保守的方式來規避風險。
基層調研案例生動呈現了這種困境。有干部為兒子結婚建房請教規劃部門老同事后，反復糾結私人請吃飯是否合規；岳父去世后，身邊長期有人情往來的體制內親友因規定限制無法到場；老家傳統節日親友上門聚餐與探望的傳統，也因親友怕“牽連干部”改變，只要干部在家吃飯，親友便主動回避，待其離開后才敢聚餐。這些正常私人社交被納入潛在違規范疇，政策執行只關注“是否有吃喝行為”的表層特征，忽視“是否存在利益交換”的內在本質，最終造成“私人生活為公權力買單”的錯位。
更值得關注的是，“一刀切”還引發多重連鎖影響。一方面，弱化了基層干部與群眾的工作聯結。在農村熟人社會中，需要每一個干部、每一名黨員通過自己的情感網絡，團結最廣大的農民群眾，其中“吃飯”“串門”既是情感維系方式，也是政策落地、矛盾協調的接地氣手段。村干部化解鄰里糾紛時，在村民家吃頓便飯能拉近距離；工作隊爭取老黨員支持時，在其家人紅白事到場慰問能建立信任。但政策壓力下，這些“接地氣”的方式被禁止，干部晚上吃飯只能從外面打菜回家，不敢與人同席；村民辦事見干部在場便搬凳子離開，不愿同坐一桌。正如基層干部所言，“在農村，吃頓飯聯系感情與不吃頓飯，完全是兩回事”，這種距離感最終削弱基層治理的人情溫度與執行效能。
另一方面，還間接影響縣域經濟活力。有縣領導吐槽，農業縣工商業本就不發達，消費主力多為教育、醫療、黨政機關等體制內人員；政策“一刀切”下，干部不敢參與私人聚餐，導致縣城人氣最旺的餐飲業基本陷入停滯，不少農民工失去就業機會，餐飲個體戶血本無歸，農產品也失去了最具活力的本地消費渠道，讓本就薄弱的縣域經濟雪上加霜。
三、多重張力下的基層干部角色沖突
基層干部的“斷親”境遇，是三重治理張力交織的結果，背后折射出基層治理邏輯與現實場景的深層適配問題。
（一）公權力執行者與私人關系主體的身份焦慮
從角色沖突理論來看，基層干部同時承載“公權力執行者”與“熟人社會關系主體”雙重身份，而“一刀切”政策未對兩類身份的行為邊界作出合理劃分，疊加追責過泛的壓力，直接催生“身份焦慮”。作為公權力執行者，干部需恪守“避嫌”原則，哪怕是私人出資請老同事吃飯，也擔心“被舉報”“日后被翻舊賬”。作為私人關系主體，干部又需維系家庭、親友的正常聯結，參與親朋好友葬禮、回應傳統習俗等本是人之常情，且基層干部流動性不強，熟人與朋友多為體制內人員，這種聯結更難輕易切割。
這種沖突的核心在于“角色模糊”。政策既未明確“私人宴請”與“違規吃喝”的區分標準，也未提供報備、解釋的渠道，干部只能靠“主動收縮私人社交”以規避風險。調研中，基層干部“建房子請人幫忙要反復考慮合規性”“不敢與親友同席吃飯”的糾結，正是“角色過載”的體現。政策壓力將公權力責任無限延伸至私人生活，迫使干部以“斷親”緩解焦慮，而這種焦慮又進一步傳導至縣域消費領域，加劇經濟活力不足的問題。
（二）熟人社會中公私領域的異化重構
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論，恰能解釋基層治理的特殊場景。中國鄉村社會以“關系”為紐帶，基層干部的社交圈天然與工作圈、權力圈重疊。親友可能是體制內同事，熟人可能是服務對象，這種“公私交織”并非必然指向“利益輸送”，而是熟人社會的常態。但“一刀切”政策忽視這一邏輯，簡單以“是否涉及吃喝”作為判斷標準，導致公私領域被異化重構。
基層干部的困惑頗具代表性：“什么是朋友？一面之交算朋友，還是深交算朋友？”這種困惑的本質，是政策將“熟人關系”等同于“風險隱患”，未區分情感維系與利益交換的本質差異。干部請老同事吃飯，核心是“感情聯系”而非“利益輸送”。參與老黨員葬禮，是“維系工作信任”而非“違規社交”。但在“一刀切”執行邏輯中，這些行為的“表層形式”被無限放大，“本質目的”被忽略，干部只能主動切斷正常關系，擔心“發生分歧時一張照片就把自己‘崩出去’”。這種重構的危害在于，打破了熟人社會的信任基礎，讓基層治理失去“人情紐帶”的支撐，反而可能驅使利益交換轉入更隱蔽的渠道。
（三）公共服務短板下的社交與工作互嵌
城鄉二元結構下，農村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的短板，進一步加劇了基層干部的困境。由于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基層干部的工作往往需要依賴“非制度化”的社交手段。通過與村民吃飯、聊天了解訴求，通過參與紅白事爭取群眾支持，這些行為并非“違規”，而是公共服務在地性的必然要求。
基層干部要推動農村“三大核心難題”工作，必須與村民建立深度信任。但“一刀切”政策忽視這種“互嵌性”，將“協調糾紛時喝一杯酒”“在村民家吃一頓便飯”簡單歸為“違規公款吃喝”，導致干部“不敢與群眾近距離接觸”。比如村干部為化解鄰里宅基地糾紛，本可通過“一起吃頓飯”拉近距離、耐心調解，但政策壓力下只能“走形式”地宣讀規定，最終矛盾無法真正解決。這種“管表皮不管本質”的治理方式，不僅割裂干部與群眾的聯結，更讓公共服務失去“落地的溫度”。
四、以彈性治理實現政策剛性與鄉土邏輯協同
解決基層干部被迫“斷親”困境，并非否定禁止違規吃喝政策的價值，而是要優化執行邏輯，在政策剛性與基層現實之間找到平衡，明確邊界、賦予彈性、聚焦本質。
第一，細化政策邊界，區分“違規吃喝”與“正常社交”。需清晰界定公款吃喝的定義、對象與場景，明確不納入追責的具體范圍。同時建立便捷的報備機制，比如干部可通過單位內部系統報備私人社交活動，避免因“自我猜測”過度約束私人生活。只有邊界清晰、追責精準，干部才能在“合規”與“人情”之間找到平衡，既守住底線，又不背離“人之常情”。
第二，賦予基層彈性空間，信任基層黨組織的判斷能力。縣域治理承上啟下，基層黨委最了解本地實際情況，對于“村里協調糾紛時喝一杯酒”“參與老黨員葬禮”等場景，應允許基層黨委結合實際判斷是否合規，預留“彈性條款”避免“全國一刀切”。正如基層干部所言，彈性空間要留給基層黨委，因為他們最清楚“哪些是人之常情，哪些是違規風險”，這種信任也能提升基層治理的主動性與靈活性。
第三，聚焦治理本質，從“管表皮”轉向“管核心”。禁止違規吃喝的核心目標是防范利益輸送，而非限制正常社交。政策應將重心放在“是否存在權力尋租”“是否涉及公款”等本質問題上，而非糾結于“是否吃飯”“是否到場”等表層現象。對于全面從嚴治黨而言，應該還有比吃喝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針對“私人宴請”，只要不涉及利益交換就不應過度干預；對于“干部參與群眾紅白事”，只要不使用公款、不搞特殊化就應允許。唯有聚焦本質，才能避免“舍本逐末”，讓政策真正回歸“凈化生態、服務群眾”的初衷。
基層干部的被迫“斷親”境遇，是國家治理現代化進程中，制度理性與鄉土邏輯磨合陣痛的縮影。既非政策初衷的必然結果，也非基層干部的“個人選擇”，而是治理邏輯需要優化的信號。禁止違規吃喝政策的價值不容否定，但基層治理的復雜性要求必須兼顧“剛性”與“彈性”。在守住“公權力不可私用”底線的同時，必須尊重熟人社會的運行邏輯，為基層干部留出“人之常情”的空間。唯有如此，才能讓基層治理既有“規矩”，又有“溫度”。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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