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講述的是發生在廣東的一個小故事，通過這個故事可以探析數字游民是如何重塑鄉村治理共同體的。
這幾年陸陸續續帶領學生做了一系列的課題項目，比如賢者歸鄉、政策試點、結對幫扶、資本下鄉、數字下鄉等。近幾年我開始在作一些梳理，這些東西如何進行有效地串聯，從而構成一個研究的脈絡？經過長時間的思考，形成了我們團隊研究的基本思路，那就是有組織的資源流動對于鄉村發展的助力機制及效果評估，其實質是解決兩個問題，是一開始就有還是從無到有。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數字下鄉這樣一種現象的普及，以及在很多地方受到比較大的鼓勵，數字游民這個群體越來越多地從西方的表述中轉移到在中國鄉村振興的敘事模式之中，所以我們有幸接受一些基層政府的邀請，去到廣東所謂數字游民社區做了參觀了解，甚至我讓學生報名參加了數字游民社區的活動，所以這里是以中山的數字游民基地旗村作為一個例子，展示它如何與鄉村進行互動的過程。
本來想做一個模式經驗總結，隨著了解得深入，發現會有更多的反思。眾所周知，實施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在人才方面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問題：一是“留不住人”，你問現在的大學生，問他們愿不愿意考選調、考基層公務員，大家都說愿意，而且報考率確實非常之高，甚至在大三大四時為了一個黨員資格爭破頭，但你再問他愿不愿意留，很多人會搖頭，三五年服務期滿之后，大家都回到了城鎮，一方面組織通過科層努力下放的這些人留不住，本身這些能人包括勞動力通過各種方式，甚至小孩子都被城市吸走了，鄉村目前普遍存在雙向流失的現象。二是“蓄不了力”，特別是隨著網絡化的發展，權利意識的覺醒，基層動員能力有所減弱，權威弱化和流動村莊的現象使得本身這種資源或者要素都非常稀缺的情況下，要蓄力或者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所以“留不住人”“蓄不了力”是無法回避的現狀。
另外是數字游民新現象的興起，二十世紀末，牧本次雄和大衛·梅樂斯在《數字化漫游》一書描繪了這樣的暢想：“對于任何能夠通過電話線、無線通信或視頻連接獲取工作所需信息，同時又能以相同方式發送自己的工作結果的人來說，游歷四方將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選擇。現在小型無線的工作技術使得我們現場辦公、即時辦公具備可能性之后，這種美好的設想將成為現實，鄉村不再成為落后、偏遠、與世隔絕的象征，只要有一根網線，能夠收到快遞，它就能夠成為比較理想甚至更親近的辦公場所，所以最初從那些麗江、大理等旅游景點開始，慢慢地一些城郊村、城中村被數字游民等資本運作者看中，成為一種新社群的組織。
于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看似比較美好的雙向奔赴框架，一方面通過人才主動進場，數字游民下鄉，解決人才困境，另一方面通過與當地群體的互動，形成一種共同體的重塑，這是一種比較好的想法，真實情況怎么樣？但遺憾的是，中國數字游民研究的“在地性”得不到回應，所以，我們想通過我們的調研去了解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雙向奔赴的效果？基于這樣的框架，我們對于旗村（匿名化）的狀況作了分析。
二、數字游民參與鄉村共同體重塑的劇場呈現
旗村是一座“廣東省革命老區村莊”，因地理位置優越與代加工產業發達，集體承包代耕與化肥農藥成為耕作的主要方式，使得污染比較嚴重，所以很長一段時間村內農業生長非常破落，很多農民也不得不去城市中打工。在這個過程中，當地出來的大學生們開始意識到生存的問題，通過把源自臺灣的所謂“樸門永續”的觀點引入到村莊中，開展一些實驗性的嘗試，通過手工業包括耕種方式的改變等，逐步形成了新業態嘗試，吸引了很多高知的數字游民介入，從事新業態，并且逐步獲得了比較好的成果。
如今，不足60戶、戶籍人口僅250多人的旗村先后吸引了來自復旦大學、劍橋大學、弗吉尼亞大學等國內外知名院校的高學歷人才17位，以及從事生態農業、新型業態的新農人30余戶。2022年，旗村成為廣東省“環境教育基地示范單位”中唯一的自然村，數字游民群體的向心力和靈活性在旗村治理創新中得到充分體現。
在這個過程中呈現出以下幾個治理劇場要素：一是場景，即旗村生態農場、鄉村議事角、新農人對外開放的村莊活動參與區等物理空間，以及推送鄉村活動的新媒體平臺、社交平臺等虛擬網絡空間；二是導演，是以街道黨工委為代表的上級黨組織；三是編劇，即辦事處村民委員會和以中市政府為代表的行政機關；四是演員，涵蓋私營企業、自由職業者、新媒體從業人員等在內的數字游民以及參與治理過程的當地村民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五是觀眾，即外地游客、消費者、本外地村民等不參與治理實踐的群體；六是表演，即在現實與虛擬不同場景的互動，以新型社區營建、推廣“楓橋經驗”、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助推新老村民互動等為主要內容。
在這個“治理劇場”中，街道/村委/企業家做了哪些事情，確實展現了比較好的一種狀態。2010年開始的十多年發展過程大概是：數字游民初訪旗村到生態企業家與“游牧”學者決心加入，再到示范與品牌效應擴散吸引更多數字游民加入，最后成立了旗村青年聯盟。2015年雖然這個概念還沒有今天這么發達，但是已經呈現出非常興旺的狀態，當地儼然是一個網紅村，但在2017年出現了一個事件，一方面數字游民的基地（當然不是叫這個名稱）成了網紅村，很多新興從業者在這里開咖啡店、網紅打卡取景地以及各種各樣的工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大量外地游客在周末和節假日涌入到這個鄉村，另一方面當地村民不再滿足于把房子租給外來人開工坊，大量游客涌入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干擾越來越排斥，后來甚至出現趕走涌入的從業者，在村口設路障的方式，產生了沖突，當地政府特別是街道開始介入到村莊的發展過程之中。首先成立了所謂的旗村青年聯盟，其次是委托給數字游民社區新任務，一方面通過這種方式向外為旗村的發展打造品牌，獲得收益，另一方面向內如何服務于當地老百姓和村民，將這種發展路徑從外向型的獲取利潤向治理功能轉型，與當地村民產生比較好的互動。
三、數字游民參與鄉村共同體重塑的機制總結
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共構”的治理模式，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在簡約治理之外的另外兩種模式，一是讓渡模式，二是代理模式，它可以通過經濟組織模式轉型的方式，承擔部分關于基層治理、關于共治這樣一種社會功能，通過基層政府訂單式的委托，將這樣一種契約精神發揮到良治的過程之中，促進不同社會主體在村莊范圍之內進行良性交流，所以得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總結：
一是共識凝練，即強調自我品牌標簽的數字游民生態圈個體和群體的加入，結合旗村農業生態惡化的形勢生成了以“樸門”為總基調的綠色發展路徑。“樸門永續”（Permaculture）凝結了永久持續的(permanent)、農業(agriculture) 、文化(culture)幾個單詞的含義，強調“自下而上”的實踐性，以及“公平共享、回饋盈余”的樸門理念，成為旗村傳遞特定價值觀念、道德規范與行為準則的象征性符號，在村域范圍內也起到規約作用。
二是儀式符號的內化，數字游民自發成立了鄉村青年聯盟，不定期舉辦創意市集、工作坊和課程，承接紅色教育活動，讓本土村民、游客、培訓主體和社會團體參與其中，最大化聯結不同群體感受樸門農藝與綠色生態，體驗與自然的鏈接。與此同時，奔赴旗村找事業的新農人、數字游民等新社會階層群體，在黨政主體的“編導”之下，逐步致力于傳播和保護本土客家文化，在日常活動策劃、游客導覽活動、村莊會展布置、鄉規民約制定等方面，嘗試融入本土、客家特色，甚至將儀式與符號的作用拓展至生態農業層面，保護本土作物的生境，以適應本地客家村民的生活。
三是網絡時空特征，在旗村生態社區，每周末的論壇通過視頻號運營與直播等形式共議“樸門永續”生態理念在旗村治理實踐過程中的融入，有村民分享創業經歷、有博士分享生態農業相關課題研究成果，有新一代社區“開荒牛”、也有新一代海歸90后，多元主體視角在線上線下空間的交互為旗村的發展路徑提供新思路。與此同時，還開設了匯集生機飲食、真誠鏈接、讀書會等與旗村相關、有意義的Kloud云社區實踐活動，虛擬時空與現實情景交融讓介入村莊治理的新社會階層歸屬感進一步提升，破解“留不住”難題。
四是激勵機制，作為大灣區節點城市，近年來中市市委在筑巢引鳳方面下足了功夫，先后出臺“人才23條”并建成國際人才港，推出“特聘人才”政策，輻射效應吸引旗村的大批鄉村創業者慕名而來。當前，桂南黨總支部整合現有自然資源，依托人文資源基底，初步建立起以基層黨組織為主心骨，以新村民社區、專業智力團隊、老村民社區為支柱的“1+3”人才體系，并加快推進創新創業基地建設。Z市用好綠水青山這個吸引人才的“聚寶盆”，栽好梧桐樹，給政策、建平臺、添活力，構建出了一個高凝聚力的新型社區，形成“互聯網+農業+生態”與現代文旅產業相結合的整合空間，開啟了賦能鄉村振興的“示范櫥窗”。
由此，形成了數字游民重塑鄉村共同體的機制，促進了基層政府、村民、數字游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事實上更多是一種反思，純由數字游民這種自在的方式，通過游牧型方式，西方主流對于數字游民的界定，促進鄉村的發展，我們在很多地方發現這種嘗試是失敗的，因為它很容易出現掠奪式或者景觀式的發展形式。更進一步地，還要警惕文藝青年不夠用的現象，因為很多所謂的游民基地、創客基地都是以吸引文藝青年作為目的的，但文藝青年是有限的，怎樣都能留住，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組織化、在地化一定是發展趨勢。
四、結論與討論
數字游民群體發展過程中，不僅是一種景觀套利和把鄉村作為一種景觀消費場所，而是一種創業的沃土和共創空間，所以在這個基礎之上提出了四個版本的發展脈絡：一是在場，要留得住人；二是共現，共同參與一個創富過程；三是互利，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實現利益的有效分配，比如珠海已經研發出一套系統，讓村民和數字游民基地共同參與到景觀打造過程中和基地建設過程中，參與到什么程度呢？買一張門票，村里拿多少錢，游民基地拿多少錢，馬上能夠通過手機得到體現，雖然可能只是幾分錢，但是只要買一張票就有，通過這種方式，滿足感、獲得感、在場感、參與感得到最明顯的體現；四是共贏，這是最終的目的。
當然它也有缺陷：一是局限于有限的空間和小共同體，當然與目前特別在廣東所提出的以縣為主體的“百千萬”工程可能還有更多需要探討的空間；二是數字游民社區雖然可以在鄉村開展，事實上它高度依賴基礎服務設施特別是網絡設施和物流服務，在很多偏遠地方難以有效實現；三是目前我們對于數字游民的產業發展更多來自群體擬像，這跟我們設想中的文藝青年作為主體的狀態是有區別的。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除了媒體和所謂浪漫化的假設之外，更多是生存危機，所以關于文藝青年群體有這樣幾個描述，有閑、有才、沒錢，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把這些人激發起來，同時又能夠產生效益，促進鄉村在地化的發展，這應該是在所謂社群建設包括打卡點的建設過程中，我們在規劃或者管理時需要討論的問題。
作者系華南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教授；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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