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返鄉的過程中可以明顯感受到一個現象,即使許多農民已經在縣城甚至城市購置了住房,他們仍然傾向于在農村新建一棟房屋。這些新房在外觀和體量上往往頗為氣派,甚至超過了城市商品房的標準,但其中相當一部分常年處于空置狀態。對外出務工群體而言,新房并非單純的居住空間,而是多重意義的綜合體。它既承載了宗族關系和文化延續,也成為社會身份的可見化符號,同時還承擔著父母與自身養老的現實功能。
一、農民返鄉建新房的現象
通過觀察發現,返鄉建房的主體主要是外出務工的中青年群體。他們多為40至55歲的農民工,經過多年在沿海省份或鄰近地區從事建筑、裝修、制造等行業,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后,選擇回鄉建房。一棟三層小樓的建造成本通常在50萬元左右,具體取決于建筑規模、裝修檔次和材料選擇。許多建房者采用“分期建設”的模式,先完成主體結構,待資金充裕后再進行內部裝修。這種靈活的投入方式,使得更多中等收入家庭能夠逐步實現建房的愿望。
盡管建房投入巨大,但新建農房普遍存在利用率不高的問題,表現為季節性使用特征明顯。多數房屋僅在春節、清明等重要節日才會有人居住,平時基本處于空置狀態。村莊的常住人口普遍老齡化,長期居住者多為老人,年輕人僅在節假日短暫停留,許多精心設計的房間常年無人使用。很多建房者即使已經在城市有房產,仍堅持在老家建房,形成“城有住房、鄉有新房”的“雙棲”模式。這種看似矛盾的選擇,恰恰反映了農民工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心態。一方面,他們渴望城市帶來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他們又不愿徹底割斷與鄉土社會的聯系。
二、農民工為何返鄉建房?
農民返鄉建房現象背后,蘊含著深刻的社會文化邏輯與經濟理性考量。從表面上看,這種投入巨大卻利用率不高的建房行為似乎不符合經濟理性,但若將其置于現實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考察,便發現其有內在的合理性與必然性。
(一)宗族觀念的延續
宗族觀念在當代鄉村社會依舊具有深遠影響。返鄉建房首先是對宗族關系的一種回應。房屋作為家庭在村莊中的固定位置,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居住點,更是宗族譜系中的標記。老家有房意味著在宗族網絡中占有一席之地,若無房屋,個體和家庭便容易被視作“脫根”。因此,即便在城市長期生活,農民也傾向于通過在老家新建住房來維系與宗族的聯系。房屋在這一意義上成為宗族秩序得以維持的重要支點,保證了外出人口在“家族共同體”中仍然具備象征性的存在。比如,今年過年的時候家里的人就在商討修建新祠堂的事情,家里的老一輩對于這件事情是全力支持的,認為祠堂是家族凝聚力的象征。
另一方面,返鄉建房也承載了“落葉歸根”的心理期待。在外出務工已成為常態的背景下,城市生活雖提供了經濟機會,卻常常缺乏情感歸屬與未來保障。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困境中,農民并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返鄉建房成為他們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理性選擇。同時村莊空間則恰好提供了這種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歸屬感。新建住房不僅為個體保留了回歸的物質條件,也象征著與祖先傳統、宗族血脈的持續連接。春節或重大節日期間,空置的房屋重新熱鬧起來,家族成員聚集其中,這種周期性的使用強化了房屋與宗族的精神紐帶。由此可見,建房不僅是現實需求的滿足,更是一種文化邏輯的再生產,也是對未來的規劃。
(二)社會身份的象征
同時房屋在鄉村社會中也是身份與地位的外化形式。在熟人社會的結構里,社會評價往往通過“可見的資本”來完成,新房的體量、層數、裝修風格和裝飾細節,不僅體現了家庭的經濟實力,也成為家庭在村莊內部聲望的象征。許多返鄉者表示,即便父母對居住條件并無過高要求,但新房的建設依然是一件“必須完成的事”,因為這關系到家庭在宗族與鄰里的面子。“面子”不是自己給自己的,而是個體要求別人對自己的尊重與順從而得來。如果沒有新房,便可能被視為混得不好,而一棟氣派的新房則足以成為外出成功的象征,是向鄉親們證明自己混得好的證據,也是獲得“面子”的一個行為模式。事實上,這類建房行為已超越了居住本身的需求,而是把在城市積累的經濟資本和社會經驗轉化為鄉村社會資本的過程,既滿足了家庭的榮譽感,也在村落共同體中鞏固了其社會位置。
(三)養老需求的回應
在返鄉建房的動機中,養老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維度。受傳統鄉村倫理的深刻影響,子女對父母的贍養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的供養上,還往往通過改善居住條件來體現。新建住房因此被視作子女盡孝的具體實踐,是讓父母住得體面和舒適的方式之一。對許多老人來說,新房既意味著舒適的生活空間,也象征著子女的成就與關懷,同時回應了村莊社會對孝道的普遍期待。此外也是為了自己以后返鄉養老做準備,也在子女步入婚姻、可能產生代際分居或沖突的情況下,保留了一個穩定的家庭空間。尤其是在土地確權政策推行后,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產權獲得了法律上的確認,建房就不僅是一種現實選擇,更是一項穩固的家庭資產配置,因為農民基本上沒有投資能力,建房不僅風險小,還能在通貨膨脹背景下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
三、農民工返鄉建房的影響
返鄉建房的持續興起,已經在多個層面深刻影響了鄉村社會結構與城鄉關系。首先,在物質層面,它顯著改善了農村住房條件。過去常見的磚瓦平房逐漸被多層小樓取代,村莊的整體面貌煥然一新,成為外出務工經濟回流的直觀體現。其次,從城鄉關系的角度看,返鄉建房并不與城鎮化相矛盾。相反,它折射出農民工群體在城鄉間的“雙棲”生存策略。一方面,他們在城市購置住房,以滿足工作和教育的現實需求;另一方面,他們又在農村修建新房,為養老和身份認同預留空間。農民工并非完全脫離鄉村,而是通過建房等方式維系與鄉土的持續聯系。某種意義上,返鄉建房為城市化進程提供了一個新的觀察維度,它倒逼政策層面重新審視城鄉發展模式,推動城鎮化由單純的人口集中向更加注重城鄉協調、雙向流動的階段轉型。最后,在治理層面,返鄉建房不僅帶來人口回流,也為農民工未來參與鄉村治理奠定了基礎。許多返鄉者兼具城鄉雙重經驗,他們既理解村莊內部的人情秩序,又熟悉城市中的制度規則與公共事務邏輯,這使他們能夠在鄉村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推動村級事務更契合現代治理需求,并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動力與資源。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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