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講的六十年在中國歷史上有非凡的意義。從土地改革到土地集體化，再到土地承包，之后是土地流轉，這四個階段在中國歷史農民和土地關系上是劃時代的。
費孝通先生講中國是一個鄉土本色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土氣”，中國文明是從土里面生長出來的。土地是農民的命根，也是一個國家的根基。從土里生長出來的光榮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地的束縛。
費孝通早在1938年寫了一本《江村經濟》。他26歲時回到了自己的家鄉開弦弓村進行調查并得出結論。他非常贊同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的主張，因為不搞土地革命，農民生存則有困難。同時，他得出另外一個結論：僅僅有土地是不夠的，土地可以維生，但是不能致富，所以他主張要發展草根工業，鄉村企業是他很早就主張的。這個主張在相當長的時間沒有得到足夠重視。一直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農民流動開始，費孝通先生的主張才實現。
農民流動是在現代化背景下發生的。工業化、現代化相伴隨的是城市化在人類歷史上具有革命性意義。城市化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重新構造了人類歷史的政治土壤。以往的變革都只是改變了人和土地的關系，只是生產關系的變化，但沒有改變人對土地的依存。人依土地而生，也因此而困，這就形成了一個世代的循環。
中國經歷了無數個朝代，沒有發生革命性的意義，只是王朝的循環。因為王朝都建立在土地基礎上。早在1949年前，費孝通先生就發表了一篇重要文章，題目叫做“被土地束縛的中國”。現代化、工業化興起以后，中國沒有致富是因為被土地所束縛。大家困在土地上，土地的產出是有限的。每畝地生產的產值有限，如果同樣一畝地去造高科技的工廠，這一畝地的產值是不可估量的。中國是在土地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但也被土地束縛了。一直到1990年代初鄧小平同志南方視察講話以后，中國開啟了大規模的現代化。
隨著大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農民開始走出他們世代依存的土地，外出務工。他們是現代化的創造者，并在創造當中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在中國歷史上、中國式現代化當中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中國歷史上值得記載的光輝篇章。我們這次口述史的目的便是記錄他們光輝而艱難的歷程。這次調查是“農民與土地60年”大型口述史調查的結束。口述史的一個特點，就是一定要是當事人來敘述。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們可能不再能夠講出話了。趁他們還記得的時候，我們趕快把他們的歷史搶救出來。
通過口述史調查，我們可以獲得生動的事實資料。這是我們做政治學研究的第一步。我們院做政治學研究就是從田野開始的，形成自己的路徑和特色。但是我們畢竟是政治學研究者。在獲得事實材料之后，還要把原材料通過學術加工轉化為學術成果。
大家最近看到我們院的名稱做了調整，即政治學與國家治理研究院（中國農村研究院）。這個調整也具有革命性意義，是一個質的提升。整整10年前，中國農村研究院獨立建制，主要是為了進行大規模的田野調查，特別是搶救歷史，由此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隨著材料的獲得，我們要整理，更要加工和提煉，使材料具有學科價值，用材料搭建學科大廈，將其轉換為知識產品。調查只是基礎，學術產出才是目的。調整名稱的重要目的，便是增強學科意識，通過更多的學科元素，進行材料提純和提煉，獲得更多知識產品。這有可能將我們院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
怎樣讓我們有學術意識？我想提一點方法路徑。剛才任路老師講了怎么樣在田野做調查，這是田野調查的邏輯。我們怎么樣把田野調查加工為學術成果，這是學術研究的邏輯。這兩者又是相輔相成的。你沒有學術的關懷，只是做調查，僅僅是完成一個任務，就難以有深度的發現。
大家注意到，我們院翻譯過日本的“滿鐵農村慣行調查”。從事這一調查是有學術訓練的一批人，是大學老師和學生。他們的調查有學術意識，通過調查發現“活”的法律。當有了學術意識與追求的時候，再去做調查，你就會不斷地追問。僅僅是問卷沒有深度，不能去不斷地追問。有學術意識的調查，可以提高每個人的主動性和調查的深度性。
近年來我們意識到，田野政治學要將田野與政治學有機結合起來。以田野為基礎，以政治學為目標，將田野調查納入政治學體系，形成行為—制度—原理的認識和分析框架。
農民流動是一種行為，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一個異質性地方的行為。我們觀察農民流動，要從農民的行為角度去觀察，這個行為是怎么樣發生的，行為過程有遇到一些什么問題。這些事情要讓行為者去講述。但是我們作為政治學的學生去調查，要關注這個行為是在什么樣的制度環境下發生的，所以我們要注重制度。
農民流動事實上沖擊著傳統的三大制度：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幾千年來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國家怎么樣治理農民，要靠這三大制度來治理。這三大制度都以農民依附于土地為前提條件，這是傳統國家治理的根基。我們要把三大制度帶到國家治理的視角來看。國家治理體系是由高層和基層共同構成的。國家怎樣來治民？怎樣讓農民穩定下來，以此獲得國家所需要的稅收，這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性問題。
大規模的農民流動改變了國家治理的根基，也推進國家治理的改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一定伴隨制度創新。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三中全會大都講制度改革。農民流動在制度變遷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農民流動是在過往的人口收容遣送制度背景下發生的。20多年前發生過“孫志剛事件”。身上沒有帶一份有關外出人口的證明，就會被收容，被遣送到你的原住地。現在人口收容遣送這一制度被廢除了。
第二個是農業稅費的廢除。中國是交納農業稅最早的國家，也是廢除農業稅最晚的國家，有三千多年的農業稅歷史。中國歷史是靠農民的稅收維持的。農民大規模流動的重要背景是農民負擔沉重。當時朱镕基總理講到農民負擔重的時候提到“民怨沸騰”。但是，當時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抗爭。重要原因是外出務工，農民有了新的生存方式。城鎮化改變了我們整個國家政治的基本邏輯，不再是政治對抗。
農民流動給鄉村治理帶來新的問題。人不在地上，如何治呢？進入新世紀，國家痛下決心廢除農業稅，從根本上改變了幾千年來的國家治理方式，不僅廢除農業稅，還要建設新農村，讓農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務，農民獲得平等的國民身份和地位。所以說農民流動改變了政治環境。
農民流動也改變了農村經濟基礎。農村產權發生了重大變革，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立。土地革命使得作為勞動者的農民獲得土地，集體化將土地歸屬集體所有，有了集體所有權；土地承包，農民從集體中獲得土地，有了承包權。有承包地可以生存下來，可以吃飽飯了，但是難以發展。無農不穩、無工不富。工業化、城市化帶來巨大的財富效應，把農民從土地上拉走。人口流動有一個“推拉理論”。土地的人口過多，把農村過多的人口推出去；城市工業的財富效應，把農民吸引走。“推拉”以后，承包地怎么辦呢？這就鼓勵流轉，流轉到其他人手上。這就有了經營權。為什么叫農民流動與土地流轉？我們要把這個背景弄清楚，沒有農民流動，就不可能有土地流轉。
農民流動到哪去呢？流動到城市去。當你流動到城市以后就改變了城市的治理。過去的城鄉有一道鴻溝，到一個縣城就看到它有城墻。外面的人是不能隨便進去的，里面的人也不能隨便出來。過去的城市是政治性城市，一直把農民擋在城門之外。這就有了“外來妹”這個說法，是當地人稱呼外來人的說法。一定要看一看電視連續劇《外來妹》。農民工改變了城市的政治。沒有外來人，工業城市發展不起來，你不得不打開城門。中國幾千年的城門是靠誰沖開的？是農民撞開的。雖然我們沒有了那個有形的城門，但是戶籍制度是無形的城門，是進不去的，進去了也難以安頓下來。
以上一系列制度都與農民流動有關。農民作為行為體，既受制于傳統制度，又是新制度建立推動者，盡管他是不自覺的。他的行為本身造成這個變動。所以我們看到行為和制度是一個互動的過程。這就給我們從政治學觀察農民流動提供了一個重要視角，要從制度的角度去理解。
行為和制度是一種現象。這個現象不是無緣無故發生，而有自我存在的根據和理由。從行為者的角度看，農民流動的行為不是盲目發生的。我們過去把農民流動稱之為“盲流”，要防止盲流。這是國家的行為和邏輯。我們要理解國家，它也是行為體，但是它按國家的邏輯。大規模流動以后，火車站招架不了，確實對于治理帶來極大壓力。
從農民流動本身看，他是有自己的行為邏輯的。我有田野思維，注重從行為者內在邏輯思考問題。我 2010 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我講了一個觀點，講中國奇跡一定要想到億萬農民。文章編輯很有人文情懷，認為廣大農民作了巨大貢獻，需要進行研究。文章有相當的事實根據。我跟蹤過在廣東深圳打工的人，每天工作 17 個小時。加班是他自己申請的。他覺得加班相當于農村打夜工。八個小時工作制、五一勞動節，是現代化的產物。農民祖祖輩輩有五一勞動節嗎？我記得在農村時每年會說“不插五一秧”。五一節正是大忙時節。
農民進入現代化軌道時，還是按照農民的邏輯，幾千年形成的習慣。這種農民理性和現代化、工業化結合起來，會產生擴張。所以我說中國的奇跡是農民創造的。鴉片戰爭的時候，是外國人要把商品傾銷給我們，我們把門關住，那現在呢？特朗普即將上臺以后要干什么事啊？提高關稅，限制商品自由流通。
亞當·斯密早就講過，自由貿易、社會分工是市場經濟的基石，各得其所。物美價廉是商業邏輯。我們的產品銷往世界，重要原因是便宜。中國的產品為什么便宜？我到義烏的農村里面去看那些小商品怎么生產出來的，就是在農村的祠堂里面靠那些閑著的老人的手工去做出來。同樣是廉價勞動力，為什么印度不如中國，在于印度的教育較差。我們的“外來妹”一到生產線上，就會看說明書。
為什么農民會拼命去工作？在于家戶制農民，他要養家糊口，要光宗耀祖。我在外面拼命地干，哪怕受苦受累有危險，但是改善了全家人的生命和命運。一個人外出打工，全家人脫貧。這就是農民的邏輯。陳軍亞教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韌性小農：歷史延續與現代轉換——中國小農戶的生命力及自主責任機制》，韌性來自于以家戶制為特點的內在責任激勵。現代化是“權利本位”，傳統社會是“責任本位”。
通過農民的行為，我們要關注“農民理性”的生成機制。在訪談當中要注意從行為體本身的角度去了解，你不能代替他去想。你在有了知識以后，就要把他的想法給引出來。只拘泥于問卷一問一答的形式，就難以把深層次的想法給挖掘出來，就不能理解他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農民作為行為者，有自己的行為依據。他們不一定會按照國家的邏輯，按照預先設定的規則來行進。這就給我們做制度研究的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大家會接觸到西方政治學的行為主義和新制度主義。其學說對微觀行為、微觀制度及其之間的關聯缺乏深入細致的描述。學政治學要有理論發現的眼睛。口述史的一個重要好處就是能夠挖掘行為體的內在依據，看到的制度是一種“活”的制度。
除了人們的行為有內在依據外，國家訂立的制度也有其理由和目的。我們前面講的戶籍制度，是國家工業化初期，以工業優先、城市優先的產物。國家成文制度的一個特點就是普遍性、規范性，會形成了一個普遍性的行為模式。個體的行為離不開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會塑造個體的行為。這種模式化的行為又會構成人們的命運和感受。你們下去之前還要讀一本書《人生》。這部小說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是當時的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塑造的命運。“外來妹”這個稱呼也是這個制度化的產物。話語是某一種制度的表達。我們講一些話，特別是大家約定俗成的一些流行話語，背后都有制度文化的影響。
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農民流動沖擊著傳統的限制性制度。幾千年來傳統的國家治理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人定土定。人定于土，土是搬不動的，土叫不動產，不動的土地不動的人，便于國家治理。但是這個制度因為農民工的流動而發生了變遷。“外來妹”這個稱呼被“新市民”所代替，也就是制度變遷了。隨著農民流動，那些不成文的鄉土規則也在悄然發生變化。過去的農村“熟人社會”，現在可以說是“陌生的熟人社會”，一年才見一次，見了面以后像不認得一樣。
農民流動和土地流轉是一種社會現象。作為政治學科的學生，首先要以此為對象，原原本本記錄這個歷史現象。同時要注意到把這個社會現象抽象到一般的理論層面，以農民流動和土地流轉為載體，發現其中的政治學理論。這是一個進入田野又超越田野的提升過程，也是田野政治學走向新階段的必經之路。我們過往學習過西方政治學的行為主義和新制度主義的方法路徑。這些思想和方法需要學習，可以參照，幫助我們打開思路。但是也要注意，西方的研究方法是在西方大地上生長出來，有其特定含義。我們也可以從中國大地出發，建構起自己的認知，形成自己的理論。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部部長，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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