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為例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以后，在義烏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無數來自義烏及周邊地區的農民們創造了小商品經濟發展的奇跡。本文以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為研究個案，基于基層治理實踐的深度考察，揭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地方治理變革的“倒逼”邏輯及其動態演進機制。研究發現，底層經濟社會力量的持續博弈構成地方治理創新的核心驅動力，推動治理模式從早期的“無為而治”逐步轉向多元主體協同的“參與式治理” 與適應性更強的“拓展式善治”。“倒逼”機制本質上是底層實踐理性與政府適應性改革的互動過程，體現了中國特色治理體系中“壓力傳導—政策創新—制度吸納”的動態平衡邏輯。義烏經驗為理解基層治理現代化提供了新視角，即治理變革不僅源于頂層設計，更依賴于底層實踐對制度約束的持續突破及治理主體的協同創新。
關鍵詞：地方治理；小商品經濟；義烏
地方治理指地方政府開展決策、管理、協調、服務等等實踐活動，以有效管理地方資源，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地方治理是實現高效、透明和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與創造美好生活密切相關。
改革開放以后，在義烏這片貧瘠的土地上，無數來自義烏及周邊地區的農民們創造了小商品經濟發展的奇跡，他們從路邊攤、小商品、低檔貨起步，經過短短幾十年的風云搏擊，硬是讓義烏成為“買全球，賣全球”的世界小商品之都！
在義烏小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治理是隱隱含于其中的有效助推力量。何以可能？是知識分子為地方治理提供了決策建議？知識分子的建議帶著美妙的話語，卻常常脫離實際。是地方政府執行了上面的指示？是，也不是，因為上面很難準確了解地方的酸甜苦辣。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的生動實踐告訴我們，改革開放以來，來自底層的“倒逼”是地方治理強有力的動因，部分干部“順底層經濟社會發展之勢”而為之，變革著地方治理的方式，由此而促成了義烏史無前例的縣域經濟繁榮。
一、被逼而“無為”
1980年前后，中國迎來關鍵的轉折關頭。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規范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從此以后，經濟發展成了黨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
“春江水暖鴨先知”。1978年12月，嚴金昌等18位安徽鳳陽小崗村的普通農民秘密商議分田單干，率先邁出了改革的第一步。此時，義烏更有許多無名的勇敢者走南闖北“雞毛換糖”，爬上南下的火車販貨，到廿三里集貿市場擺攤。黨中央經濟改革的閘門松動了，最先感知“春天的溫暖”的農民們離開村落，流動起來，并在流動中尋找著“發財致富”的門道。
但地方治理體制卻繼續滑行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上，難以改弦易轍，農民的經濟行為與舊治理體制之間的沖突日益尖銳。當時地方政府中還有“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俗稱“打辦”；令人感嘆的是，“打辦”的干部越積極，越“有為”，對經商農民的沖擊越大。
權力結構及其運行具有穩定性，需要一種力量逼迫“打辦”收手！1980年前后，義烏存在著這種力量。馮愛倩故事在義烏的廣泛流傳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標志，既意味著義烏人民普遍擁護這種新生的力量，更意味著來自民間的“倒逼”如何“撬動”了地方權力，推動了地方治理的變革，實踐了著名的“無為而治”。
馮愛倩是義烏最早從事小商品買賣的人之一，1980年12月1日，她從義烏稠城鎮工商所領取了“義烏001”營業許可證。但她的小商品交易仍不時被“打辦”所騷擾。
馮愛倩也時時關注著形勢。1982年，她聽說縣里來了一位新書記，思想很開放，突發奇想：找書記。盡管“當時沒有電視，書記、縣長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簡直就是見皇上一樣難”，她還是想試一試。
該年5月下旬的一天，她去縣委隔壁的藥店給媽媽買感冒藥，看見謝高華書記到藥店旁邊的那家小理發店理發，她想“機會來了”，等著書記出來去“截住”。店員說：“愛倩，你要找死?”愛倩回答說：“死就死，怕什么。”
馮愛倩看見謝書記理好發從店里走出來，便壯著膽子迎上去問道：“你就是謝書記嗎?”
“是，找我有事嗎?”謝書記對于一個陌生的婦女突然攔住去路，有些疑惑。
“我是經商的，做點小買賣養家糊口，可政府的人為啥趕著我們天天無處落腳，或是拿高得嚇人的收費來逼我們干不下去呢?”
“在街上擺攤，政策不允許！”謝書記說。
馮愛倩急了：“我沒工作，沒田種，不擺攤吃什么！馮愛倩說完這幾句話，謝書記用不尋常的眼光打量了她一番，又見她身后站了一大群圍觀者，便把頭一甩，說：“你到我辦公室去談。”
一聽縣委書記這句話，馮愛倩身后的那些圍觀者嚇壞了，心思你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來，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時“文革”結束沒幾年，大家受階級斗爭的影響太深了。
馮愛倩當時心里確實緊張，人家是一縣之長官，我小小老百姓一個，他一句話說不定夠自己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即便是坐牢入獄，也要從共產黨的書記嘴里弄個明白：“到底做買賣錯在哪里。”
馮愛倩跟著謝高華進了縣委書記辦公室。此后有了義烏歷史上戲劇性的一場對話，沒有錄音，整個情節是清晰的。對話從開始的緊張轉而緩和，最后兩人都一起抽著香煙，幾乎有點兒像朋友。馮愛倩堅持要擺攤，并講了狠話，如果不同意，書記到哪里吃飯，她帶著小孩都跟著。書記“菩薩心腸”，最后同意“你暫時去擺好了”。
謝高華書記被馮愛倩“逼”得沒有辦法，只得說“你暫時去擺好了”！
在階級斗爭氣氛仍然籠罩的時候，“暫時”說透露著政治智慧。“去擺好了”，一個縣委書記的“無為而治”策略卻如同打開了義烏小商品經營的閘門。很快，義烏湖清門道路兩側比肩接踵，成為義烏的一道風景線。1982年9月5日，在湖清門道路兩側搭起的上可遮雨、下可擺攤的市場，人稱“草帽市場”，有固定攤位100多戶，流動攤位600多戶。這個市場正式名字是稠城小商品市場，俗稱湖清門市場，是義烏第一代小商品市場。1984年12月6日，義烏正式以“義烏小商品市場”命名的新馬路市開業，市場占地1.35萬平方米，攤位1849個。市場中心建成四層服務大樓，有工商所、稅收稽征組、銀行分理處、個體勞協、寄存和飲食服務、招待所、問訊廣播室、民警值勤室、治安委員會等服務設施和機構，實現了由“馬路市場”向“以場為市”的轉變。一年多以后，《人民日報》在頭版報導了義烏政府放手發展民間市場的經驗，并以“大興民間商業”為題發表評論，其中寫道：“義烏經驗證明：大興民間商業有利于培植市場機制，這是農村第二步改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
20世紀80年代初，義烏地方政府被民眾“倒逼”，放棄對于小商品經營的管制，采取“無為而治”的治理策略，成就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最初發展。
“擺攤”的自由觸發了義烏民眾更強烈的工商業經營熱情，在民眾的推動下，1982年11月26日，縣委書記謝高華在全縣專業戶、重點戶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四個允許”，“一是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將承包的口糧田、責任田自愿轉包給勞力強的戶；二是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在生產需要的時候經過批準雇用三至五個學徒或幫手；三是允許專業戶、重點戶……將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向市場出售；四是允許專業戶、重點戶……把自己的產品長途運銷。”不久，縣委又明確了“四個允許”的內容：“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開放城鄉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四個允許”是“無為而治”的全面表述。
“無為而治”并不是不作為，而要有更大膽的作為。“無為而治”要給大眾“松綁”，放棄長期以來對于大眾的種種束縛，更要給大眾以開展各種經濟活動的自由。唯有以更大的擔當與氣魄，“無為”才可能達成“而治”。當年的義烏稠城區委書記何京月至今仍念念不忘謝高華如何以瘦小的身軀扛起了“無為”之門，成就義烏工商業的發展。何京月向我們講了下面的幾個事件。
事件之一：城陽區下有個叫趙張叔的辦起啤酒廠，有人揭發告到上面，揭發材料轉到了謝高華那里，材料中有一句話，說“啤酒廠之所以辦得起來，是買通了三級書記，大隊書記、公社書記還有區委書記”。謝高華看了這份材料說，“他不只是買通了三級書記，他買通了四級書記，連我也被買通了。”他明確支持辦啤酒廠。
事件之二：1983年，佛堂鎮幾個農民辦了義烏第一家鄉鎮火腿廠，“田心火腿廠”。消息傳出，省、地、縣食品公司議論紛紛，找到縣里要求關閉農民辦的火腿廠。謝高華很生氣，“農民創造了火腿，怎么沒有加工火腿的權利?”食品廠的人威脅說，如果不關停農民的火腿廠，他們將“到省里、中央去告！”謝高華不妥協，回答說：“就是撤職我也不會去關！”當年，田心火腿廠腌制火腿4613只，成為率先可以用“金華火腿”注冊商標的浙江省第一家“社辦企業”。
事件之三：當時有的農民私自在家里殺了豬到市場上去賣肉，食品公司的人急了，跑到謝高華那里，要求縣委出面阻止。食品公司的人說：“豬肉從來都是國家統一分配，如果農民私自宰殺，食品公司就收不到生豬，干部們今后吃肉也難了。”謝反駁說，豬是農民們養的，他們為什么不能自己殺?為什么不能在市場上賣肉?兩把刀總比一把刀強。這就是兩把刀的故事。
事件之四：朱明忠是永康農民，他在朋友的幫助下辦起了切刀廠，有些干部批評他辦廠是犯了“路線錯誤”，謝高華偏偏支持朱明忠，他去朱明忠的廠里調研，傾聽朱辦廠的故事。有一次，朱明忠請謝高華給題個詞，謝題了三個大字：忠義堂。朱明忠說，謝的忠義堂的意思是對共產黨盡忠盡義。忠義堂的題詞一直掛到2016年。
20世紀80年代初，義烏地方治理從“有為”轉變為“無為”。此時“無為”勝“有為”，“無為”為義烏的工商業實踐清除了障礙，解除了農民身上的束縛，給從事工商業實踐的人們以自由，成就了義烏小商品市場最初的大發展。
二、被迫而“作為”
20世紀80年代初期，底層民眾的“倒逼”迫使地方政府收手，原先忙碌的“打辦”變得門庭冷落，“打辦”的干部變得無所事事。市場經濟的閘門打開了，農民大眾懷著朦朧的夢想、盲目的激情義無反顧地離開土地，投身到小商品經營的洪流中。
“無為而治”“莫名其妙”地促成了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波滾滾大潮。
義烏是個小地方，“一條馬路七盞燈，一個喇叭響全城”。當義烏及周邊地區的農民蜂擁而至，背著麻袋，扛著紙板箱，挑著貨郎擔，擠滿了“城里”那唯一的大道，產生的問題遠遠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闖”義烏的農民們都想賺錢，能嗎？“闖”義烏的農民們用各種手段賺錢，行嗎？
農民們到義烏做小商品買賣，生意小、生活苦、利潤薄，但原先的稅收制度卻可能導致農民們“竹籃打水一場空”。小商品經營者們自然不甘心。他們千方百計“逃稅”，一時間，征稅與逃稅之間的斗爭已織成一片片烏云，籠罩在義烏小商品市場上空，給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壓力。
斗爭呈現著膠著狀態。小商品經營者的行為給地方治理的壓力難以想象，但稅收是國家財政，似乎誰也不敢輕易松動。20世紀80年代末，終于，地方政府中有人勇敢地站到了小商品經營者們一邊，一個標志性的事件逼迫地方政府在稅收治理方面有所作為。
那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某一天，義烏市稠城鎮鎮長何京月正生病在家。一位朋友找上門來，劈頭就罵了一通：“你很會為老百姓講話，但是你現在躺在床上，我們解放村都遭殃了，你還在那睡覺?!”怎么回事?原來義烏公檢法聯合起來，到解放村一些商人家里查稅，還抄家，要抓人！何京月急急起床，披起一件衣服就跑到鎮里，他“咬牙切齡敲著桌子”對鎮黨委書記說：“徹底完蛋了，書記。鎮上徹底完蛋了。下面搞得一塌糊涂，要查稅。”鎮黨委書記建議馬上開辦公會，何京月更策劃在會上先發制人，他知道，如果有反對派的聲音占主導，這件事匯報上去也麻煩。
會議開始，何京月第一個發言，堅決反對這樣查稅抓人。第二個發言的是鎮工商所的周史伏，“非常支持”何京月的意見。接著，稠城小商品市場工商所長也“完全支持”進一步“開放個體經營，開放市場”，給小商人以稅收優惠。三個人發言以后，會議氣氛形成，“后面其他人沒有一個反應”。
會后，何京月就去找檢察長丁張永，叫他“馬上停止”。丁說他“沒有辦法，上面有文件必須要做。”何說：“如果你明天不停，我就帶出稠城鎮的干部跟你們打架，我只能跟你們打，是不是?”最后，檢察院終于收手了。
2020年1月11日，我們在義烏商城賓館聽何京月講曾經的稠城，他感嘆地說：“如果那次不剎車的話，市場‘馬上就要跑’。”
此事被“捅”到了市委市政府。經過反復較量，終于，本著“發展生產，培植稅源，造福于民”的指導思想，義烏市委市政府下決心采用“二稅并一稅，定額包干計稅”辦法，并于1990年5月頒布實施了《義烏市定期定額稅收征收管理暫行辦法》。
但不久，義烏又遇到新的麻煩。有位新華社記者到義烏調查了稅收情況，詳細了解義烏的做法后，在《內參》上刊登了相關報道。國家財政部看到這篇文章后，就把這份材料及批文到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處，表示義烏的定額包干計稅違反了稅法。為此，省委派了省財政廳進行調查。省財政廳的調查人員來到義烏，聽取義烏縣委縣政府和市場經營戶的想法和意見后，對新稅收辦法其結論是：義烏推出的稅收辦法是可行的，但是還欠妥，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加以完善。
最終，在省委的間接支持下，義烏堅持實施了定額包干計稅的辦法。事實證明，它符合市場發展壯大的需要，為廣大經營戶所擁護，極大激發了市場內的經營熱情，達到了“放水養魚”的目的。市場的加速度發展得以延續。
義烏小商品市場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發展，1992年3月21日，國家工商局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聞發布會，首次公布全國十大市場名單，義烏小商品市場位居1991年全國十大市場榜首。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
義烏小商品市場從誕生那天起就被打上了農民的印記。小商品經營者不顧他人（陌生人）利益的“自私”行為產生出種種經營中的弊端，這些“農民的弊端”一旦與商業社會的劣質要素結合，就如徐勇教授所說，一定會產生“疊加劣勢”——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并最終把市場“拖垮”。
這是無數農民出身的小商品經營者們對于地方治理的“倒逼”，這是義烏市委市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嚴峻挑戰。在經歷了最初的快速市場擴容以后，市委市政府迅速騰出手來，打擊假冒偽劣，凈化市場，大力倡導誠信精神。這是地方治理的“有為”之舉，一旦出手，力度不斷加大。
以前假冒偽劣產品確實比較多的，……在人們印象當中，這個義烏這個市場就相當于是一個什么呢？用一個詞，就是假貨比較多的市場。……真正開始改善，重視起這個問題是應該是92年吧，當時舉辦了一個我們現在小商品博覽會的前身，叫名特優產品展覽會。從那時候開始，因為那時候好像是國家知識產權局對打擊假冒偽劣的力度也比較大了，開始對這個品牌保護加強了。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義烏原先那種粗放呢，簡單的仿造，開始慢慢轉型，（大家）有這個意識了，就是意識到一個要保護名牌，一個是自己開始創自己的品牌。然后從那個時候開始，應該說是經過很長時間，我們現在已經不會有這種印象了，說義烏小產品市場假冒，這種印象已經沒有了。
這是一場無聲的戰斗。
1992年，國務院、浙江省人民政府先后發出關于嚴厲打擊售假冒偽劣商品活動的通知，義烏市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專項斗爭。6月25日，市政府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千余人參加的打假專項公開處理大會，共公開處理14起大案，公安局當場受審3人，公開銷毀了價值80余萬元的假貨。下面是義烏工商局1992年案件查處記錄，數量之大，品種之多，觸目驚心。
1992年共查處各類違法違章案件627件，結案626件，罰沒164.02萬元，創歷史新高，比上年增加56.2%，……其中查處重大案件28件，罰沒款為69.74萬元。為企業個體戶追回貨款90多萬元，搗毀制假窩點94個，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11件15人；受理外縣市來隊查案人員86批次、195人。受理各種舉報137件（次）。出動檢查人員2572次；檢查廠、店、攤18594個。吊銷營業執照3家，收回攤位使用權9戶，查獲各種假冒偽劣商品價值八百多萬元。主要假冒偽劣商品有：酒26.15噸、化妝品860箱、商標標識4.5噸、手表7380只、卷煙51577條、化肥53.75噸、生鐵17.39噸、食鹽120噸、飲料17748瓶、味精4665千克、電扇5036臺、罐頭15360瓶、糖果1717千克等。
查閱1992年到2002年十年打擊假冒偽劣記錄，我們注意到當年形勢嚴峻，政府面臨著巨大壓力。政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查處的案件仍呈上升趨勢！1993年共查處種類違法違章案件422件；1994年478件；1995年864件；1996年1098件；1997年604件；1998年1126件；1999年1630件；2000年5530件；2001年7240件；2002年4827件。
1992年以后，義烏市委市政府不斷加大打擊力度，就一個縣級市政府而言，看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數據吧，可以說地方治理已經用了“洪荒之力”！
然而，小商品市場之亂繼續“倒逼”著義烏市委市政府，地方政府直接的“有為”之舉似乎步履維艱。我們看看1994年義烏小商品城的情況吧。1994年10月17日，勞動報記者王海與上海《解放日報》《文匯報》《消費報》記者以及上海楊浦區檢察院的檢察官、上海各大化妝品企業代表赴浙江義烏“采訪”，第二天，“采訪團”來到義烏中國小商品城，他們吃驚地看到：
一瓶力士洗發液竟只售3元人民幣，還有無數的可蒙系列、牡丹系列……隨行的化妝品企業代表隨手擰開瓶蓋。“全是假的！”上海利華有限公司的曹海平先生指著“力士”洗發液說：“你看，這里的標明的產地是廣東雅柔集團，利華在中國唯一的授權廠家就是上海利華，決無他號！”整個小商品城，凡是賣化妝品的攤位，幾乎無處不假。……在小商品城內的橫幅上大字赫然在目：“打假治劣，決不手軟！”
三、秩序壓力下的“參與式治理”
打假之難，可見一斑。單靠國家的“有為”舉步維艱，單靠國家直接出手治理難以扼止假冒偽劣，難以樹立誠信文化，建立良好市場秩序。
無序的市場必敗，如何建立市場秩序？
其實，這個難題從義烏小商品市場建立不久就出現了，此后，一直像一座大山，壓在義烏市委市政府頭上，“倒逼”著他們變革地方治理的方式。
怎么做？義烏市委懂得“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們巧妙運用“有為”與“無為”的辯證法以達成國家與社會的“有機融合”“合作共治”，創造出義烏地方的“參與式治理”模式。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的“無為”是為老百姓“松綁”，不直接對老百姓“為”，卻無意中促成了老百姓的“大有所為”，真可謂“無中生有”；那么在建立小商品市場秩序過程中，所謂“無為”指國家盡可能留出空間、創造機會，讓各種不同的民間力量可以有所作為。此時的“無為”是“引而不發”，不直接對老百姓“發”，卻無意中促成了老百姓“群情激發”投入到建立市場秩序的過程中，真可謂“莫名其妙”！
這就是義烏。
義烏的地方治理以黨組織引領、群眾組織參與的方式成功取得了建立了良好的市場秩序，實現了“打假治劣”的勝利，逐步建立起義烏小商品市場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聲譽。
共產黨組織建設。
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最初沒有黨的組織，一些農村的黨員甚至黨支部的干部設攤經商，不亮出自己的身份。“整體來說這個市場是上不了臺面的，人家不會來宣傳你。國稅部分說是偷稅漏稅，不來支持的。工商部門，很多說我們是搞廢品市場，也不來支持。黨員進入市場后，不敢把自己的身份亮出來。怕去了，就說是搞資本主義經營了。”在市委組織部的領導下，義烏小商品城于1985年在個體勞動者協會的框架下成立了第一個黨的支部。1988年，時任組織部副部長樓林祿直接到義烏小商品城去建設黨的組織。他“把分散在各個角落的黨員排摸出來”，建了幾個支部，同時建了黨的總支，“這個總支就是歸機關組織管”。
在小商品交易市場里建設黨的組織，這在全國是首創的。黨組織要求黨員“掛牌經營”，“黨員受到監督，……掛牌以后，他要帶領周邊的經營戶，招商納稅等等都要帶頭。這樣搞，市場風氣就好起來了。”假冒偽劣得到抵制，誠信得到發揚。另一方面，掛牌經營“對黨員自己也有好處，買東西就到黨員這里來買，買東西放心。黨員的生意也好起來了。這樣，黨員都想掛牌子了。這個是首創。現在還有一個博物館，當時的牌子上就有黨員的牌子作為展品。”1988年，樓林祿就根據義烏的做法寫了一篇市場黨建的文章，發表在中央組織部在上海辦的一張報紙上。這是全國首篇相關文章。
市場黨建開始以后，有些工商業經營者積極“向組織靠攏”，要求入黨。黨組織嚴格把關，“表現好的企業家有機會入黨，走在前列的，……沒有不好表現的，受災了贊助的，哪里有困難都帶頭的，就入黨。”但有人提出來，工商業經營者，特別是雇傭8個人以上的，就是剝削了。市場里不能有剝削，不能一個人發大財。那些錢的來路說不清楚的人不能入黨。有人搬出馬克思，強調無產階級的先進性，爭論激烈。義烏組織部拿出一些實例來說話。
何海美、王長明他們在市場里都是骨干成員，沒有偷稅漏稅，市場管理都是他們在做。他們沒有剝削，在流通領域辛苦干活勞動所得。他們做生意，有些人也不是都在賺錢的。沒有賺的就不能算是剝削。你是賺的，他是賠錢的。不能說經營就是剝削。經營他也是在勞動的。不能叫剝削。后來中組部覺得也有道理。
1995年，義烏成立中國小商品城黨委，在黨委的領導下，5年內在工商業經營者中發展了黨員40名。我們在訪談中問及市場黨建對于誠信文化的發揚與市場秩序的建立的作用，時任義烏市組織部副部長的樓林祿說：“那是絕對好的。”義烏把“市場黨建”工作做得十分扎實，他們的工作得到了中組部的支持。他們去北京搞了一個市場黨建研究會，全國很多鄉村的組織部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干部等很多人出席了他們在中央黨校召開的市場黨建全國性研討會。
工會功能的拓展：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
義烏原先只是一個農業縣，后來也只是一個縣級市。義烏的發展，其真正秘訣在于，義烏的地方治理把義烏打造成一個富有活力、聚焦于小商品的社會文化空間，無論誰來到這里，都會被“激活”，充分發揮出內在潛能；無論誰愿留在這里，都被尊稱為“新義烏人”。義烏成為一片誘人的文化沃土，吸引著許多外來人口。截至2005年12月20日，義烏市共登記外來暫住人口達828328人，大大超過了義烏當地居民。在外來人口中，18歲以上的勞動人口占比90%以上，外來人口大部份來自江西、安徽與河南。
外來人口的大量增加給義烏工商業經營帶來了生機，但如何處理好與外來人口的關系也成為義烏地方治理面臨的挑戰。這里的核心概念是平等，這里遇到的影響最大的問題是“討薪”，如果連“討薪”這樣似乎簡單的難題都解決不了，談何誠信建設？
2000年10月，經義烏市民政局批準，建立了由義烏市總工會領導的非營利專門機構“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協會”，后改稱“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根據章程，各基層工會為其團體會員，職工為自然會員，中心工作人員向社會公開招聘。在中心成立以后，經過試點，先后建立起三大運作機制。其一，與義烏市法律援助中心“對接”。義烏市總工會、市司法局聯合成立了義烏市法律援助中心職工工作部，解決了工會法律工作人員代表職工參加勞動爭議仲裁、訴訟的阻力，又疏通了工會維權的渠道。其二，與律師事務所“掛鉤”。市總工會與義烏市天地法律服務所、浙江思源昆侖律師事務所緊密合作，復雜、疑難案件由法律服務所人員與中心工作人員共同辦理。市總工會提供案源，在營業收入中按比例提成，作為維權中心的經費。其三，建立工會跨地區聯合維權工作站。在義烏的開化籍職工已超過2萬人。義烏市總工會與開化縣總工會為此聯合成立了兩地工會聯合維權工作站。僅這個工作站，就為職工追回工資等105.72萬元。
義烏市職工法律維權中心成立以后，為外來經商務工人員提供了大量服務，有力維護了義烏的正面形象。“見微知著”。我們從下面一件小事中可體會維權中心的真情與誠意。
2005年8月11日，義烏總總工會一樓的維權中心來了4名成都籍的外來務工者，他們是來投訴工資遭拖欠的。案子很“小”，涉案金額只有300多元。接待他們的是維權中心的調解員王冶清。在記者面前的王冶清有些黑瘦，語速很快，他并沒有因為案子涉及金額少而有絲毫的怠慢。王冶清先是問清了具體情況，然后又馬不停蹄地叫來了當事的老板。在和老板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里，王冶清從勞動法講到打造“平安義烏”，又從“關愛民工”講到了打工者的難處和無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整個辦案的過程中，王冶清沒有皺一下眉頭。他……，一邊忙不及地接著不斷響起的電話，一邊往返于各個辦公室幫成都籍民工聯系各種事情，幾乎都是一路小跑、疾走……。終于，4位外來工在老板口里得到了滿意的答復，他們緊緊地握著王冶清的手：“本來我們想賺點路費就回老家了，義烏有這樣的好工會，有你這樣的自家人，我們下次一定還來。”王冶清這時才顧得上喝一口水，擦一把汗，他告訴記者，這才是他最享受的時候，不是因為民工的謝意，而是因為又有外來工把義烏、把工會當成了自己家。
義烏個體勞動者協會。
據義烏縣志介紹，義烏最早于1982年建立稠城鎮個體勞工商者聯合會。1983年全縣各區、鎮和縣小商品市場先后成立個體勞動者協會。1985年1月22日成立縣個體勞動者協會。縣小商品市場和佛堂鎮兩個協會分別成立治安保衛委員會，協助公安部門維持市場秩序。1991年底，義烏召開個體勞動者協會代表大會并修改章程，在工商管理部門的指導下，個體勞協逐步在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工作職責和會風會貌等方面實現了規范化。到1995年，小商品城個協會員47200余名。義烏個體勞協的組織是一個“寶塔型”的層級組織。小商品城個協1名會長，副會長9名，理事51名。47200名會員分成16個行業大組，410個小組。
義烏個體勞動者協會實現著“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功能。個體勞動者協會組織開展“戶戶講道德，店店無假貨”活動，進行“職業道德規范”教育，榮獲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頒發的“個體勞動者職業道德教育先進單位”稱號。組織評選“五好經營戶”和“優秀私營企業”，5300余個攤（店）掛上文明攤（店）牌子，全市場1000余名黨員在攤上亮出共產黨身份，接受監督。個體勞動者協會還開展法制教育，1995-1996年學習、培訓《勞動法》《商標法》稅法》，在誠信義烏建設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義烏個體勞動者協會初期，就有一批工商業經營者積極參與，在小商品市場中，100余名成員成為個協理事、大組長等骨干。每天都有6-8名同志輪流值班，協助市場管理部門維護市場經營秩序，調解與處理各種糾紛。小商品城在市場內設17個大組，410個小組，分別從不同層面主動協助、積極配合工商、稅務、公安部門，打擊偷逃稅、搶劫、盜竊、賭博等，穩定市場。
個體勞動者協會的運行創造了一種需求、一種態勢，把一個敢于“攔截縣委書記”的矮小、潑辣的女人推上了義烏的舞臺，她就是馮愛倩。
馮愛倩的故事展現了義烏地方“參與式治理”的文化底蘊與治理績效。
馮愛倩是義烏最早的個體勞動者協會的主任，義烏小商品市場治保主任。在湖清門市場，入口第一間就是她的辦公室，用她的話來說，“我們經營的人都是農民出身，素質兩樣……，打架很多。”當時，市場內會發生不講誠信的事情。有些經營把別人的貨拿去，甚至把別人裝好車的貨趁著混亂運到自己那里去；有些講好買兩件貨，偷偷拿了三件貨；有些質量不好，幾次三番都不肯退貨；等等。糾紛一旦發生，就拔拳頭打架。馮愛倩十分硬氣：“你要打架就不要做，所以我攤位收回去。你不要賺錢，你打架，生意也不要做。……你打架就打到外面去，我，這里面不是打架的，叫你來賺錢的。”凡是打架的，賭博的，欺騙的，她不由分說，就叫人把攤位抬到治安辦公室，直到當事人做了檢查，保證不再重犯，她才肯讓當事人開張。她強調市場里要有好風氣，嚴禁賭博。有一次，幾個經營者用裝滿襯衫的麻袋作掩護，躲在麻袋后面賭博。她人矮小，看不見賭博的人，就爬到隔壁的椅子上，踮起腳“觀察”，證據確實，再去“當場抓獲”。她也會遇到蠻不講理的人，下面的故事使我們有機會想象小商品市場當年的情景，體會義烏誠信文化建設的艱難。
有一次，篁園市場有一個經營者賭博，還跟別人打架。馮愛倩知道后，叫三個人去，要拆他的門板，抬到治安辦公室去。不料那個經營者一臉兇氣，一副打架的氣勢，把馮愛倩派去的人趕走了。馮不服氣，一定要管到底，一定要叫他深刻檢查。更何況馮知道這個人是租的攤位，不是正式的法人。馮對被趕回來的人說，三個人不行，我叫八個人去，一定制服他。馮馬上電話呼叫市場里的治安員，親自帶了八個人去拆他的門板。他說：“你為什么要抬我的攤位?”馮說；“你執照里持證者是誰?”他說不清楚，馮說：“這個攤位不是你的，法人沒你的名字，……我拍一下，你滾出去。你寫好檢查，叫營業執照里的法人一起來，我再看你態度處理。”
第二天，經營者寫來了檢討書，紙上只有雞蛋大幾個字。什么檢討，馮氣得當場撕了，叫他重寫，過一天再送來。經營者氣頭上來，說要殺人！馮愛倩回憶當時依然透露出一副“死也不怕”的氣勢：
……他要來殺我。我說我住在新馬路82號，然后上面寫的馮愛倩，你來殺，我愛人走了，菜我來燒給你吃，吃了，你再把我來殺掉，好不好？你沒有力氣，吃飽了再殺我，到我家里來吃，我說我燒菜很本事的，吃了，吃飽再殺我。不吃飽，沒力氣殺我。
經營者后來找了很多關系，一直找到區委書記，結果區委書記對他說：“跟謝書記吵架的人，我怕的。”最后，經營者只得服軟，做了深刻檢查，才重開店面。
馮愛倩當年是義烏的名人。她作為個體勞動者協會主任，被評為全國先進工作者，于1986年3月3日赴北京參加會議，見了總書記，還受到胡耀邦接見。1995年，朱镕基到義烏考察，馮愛倩介紹義烏小商品市場發展，她說：“朱镕基在那里，省委書記、義烏書記，……他們都站在那里，我老太婆坐在那里講……笑死了。”
或許，馮愛倩是義烏歷史中必定會涌現出來的一個代表人物，她是曾經義烏苦難人民的象征，更是義烏這片土地上浩然之正氣的精靈。她自己說：“我一周歲就沒有爸爸，是很苦出來的小孩子。母子倆孤獨。如果我做人不好，我對不起我爸爸。我媽給人家洗衣服，給我念書，……所以我做人要對得起自己。那么多眼睛，他們都看著我當主任。我和一個演員一樣，臺上做戲……。”“我這個擔子一定要挑，不挑也要挑，為了市場，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義烏的問題。你說對不對?！”
義烏市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
集貿市場的商品常常伴隨著壞名聲：假冒、偽劣。義烏市工商管理部門大膽進行管理創新，采取了顧客監督、自我監督和相互監督等等辦法，借助掛牌管理，使經銷假冒偽劣商品、敗壞市場的人名譽掃地，抬不起頭來，取得了效果的顯著。但是，伴隨著名牌大企業、著名品牌以不同方式進入義烏，上述管理方式顯現出局限性：有場內無場外、有事后無事前、有銷售無生產、有個別無組織。
1995年，義烏市成立保護名牌產品聯合會，其宗旨是：聯絡企業、溝通信息、聯手打假、共同扶優護牌，促進市場繁榮和競爭有序。聯合會會員有個人會員和團體會員，到2001年，企業團體會員已經達146家，全國20余個省市許多名牌企業都是會員。聯合會成立以后，積極參與“打假治劣”，成績顯著。在1999年5月到2000年4月的一年中，省市級各種媒體上刊登了大量打假案例和宣傳聯合會形象的報道。義烏小商品市場內設立了廣告牌，通過全方位、立體式宣傳，較好引導消費者和經營者，逐漸形成了“市場需名牌、名牌向市場、消費者認牌購物”的良性循環機制。
聯合會建構了立體的打假協作網絡，橫向聯合公安、技術監督、衛生防疫、商品檢驗等有關執法部門保持聯動；縱向與會員企業保持密切聯系和信息溝通。聯合會還聯合個體勞動者協會，從聯合會企業、消費者信得過企業攤店和市場名牌經銷商中推選人員組成“百名保護名牌產品義烏協查員”隊伍。這支隊伍的成員打假熱情高、熟悉廠家商品、善于辨別真偽，為工商執法提供了更多更準的案源信息。聯合會以極大熱情和認真負責的態度對待保護名牌工作，僅1999年5月到2000年4月底的一年中，共計查處聯合會企業的假冒案件386起，罰款194.9萬元，案值1242.6萬元。查扣實物15768件（箱），假冒商標標識21萬張，內外包裝箱（盒）39.3348萬臺（套），為凈化義烏營商環境，創導誠信精神起到了積極作用。
四、發展壓力下的“拓展式善治”
秩序，秩序！能否建立秩序直接影響到小商品經營者的生存，“生存意識”激發了各方參與地方治理的積極性。但是，農民勇敢投身到工商業經濟的大潮中，決然不滿足于生存，他們有著強烈的發財致富欲望。這是一種來自底層的發展壓力。這種底層“倒逼”與來自上層的發展要求相互結合，使發展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一件大事。
發展的壓力直接影響著地方治理方式。義烏創造出“拓展式善治”，治理為小商品經濟“搭臺”，成為小商品經濟發展的驅動因素。
工商聯動。
1981年，國家開始執行第六個五年計劃，改革開放浪潮初起，義烏農村趁勢而行，鄉村工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1982年，風向突轉，在“糾正不正之風”“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中，鄉村工業發展受阻。此時，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卻頂著潮流支持鄉村工業，使義烏的鄉村工業沒有受挫。截至1985年，義烏有聯辦企業1279家，人員17240人，年產值5717萬元。個體企業多達20114家，從業人員35595人，總產值7069萬元。其中家庭工業11038戶，從業人員23492人。
但義烏工業的發展遠遠滯后于小商品交流，據有關統計，1992年，義烏小商品城交易總額達到20.54億元。義烏的大量小商品來自外地，主要是廣東、福建等地。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義烏決定大力發展小商品生產，創造出“前店后廠”的義烏小商品生產經營模式。
1993年，義烏市依托市場發展業已形成的人才、資金、信息、機制等先發優勢，轉化商業資本發展工業生產，以商促工、引商轉工、工商聯動，形成了市場與工業兩者雙向互動、相互依存、共同繁榮的局面；全市小商品加工業蓬蓬勃勃發展。該年，全市已有各類工業企業1.6萬家，發展了針織襪業、飾品、拉鏈等20多個優勢行業，形成了“小商品，大產業；小企業，大集群”的制造業發展格局，培育了“中國襪業名城”“中國無縫針織服飾名城”中國工藝品工貿基地”等10個國家級產業基地。義烏在小商品制造業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堅持推動“小商品義烏造”向“小商品義烏創”轉變的小商品制造自主創新能力。
劃行歸市。
歸行歸市，最初只是義烏工商管理部門規范化小商品管理的嘗試，不經意間卻成為文化生態場域中最具活力的促成創新精神生長的影響因子，真如民間流傳的詩句：無意栽柳柳成行！西方學術界從這種社會現象中概括出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非預期后果；這個概念至今仍是中國學者用以解讀中國的理論工具。
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義烏劃行歸市的社會治理變革實踐給我們更多反思空間與理論啟迪。
1982年，義烏市場剛剛開放，經營者辦證有先后，各類商品放置混雜，工商部門按照經營商品的范圍編了30個管理小組，其中小百貨21個、針織7個、其他2個。此后，市場發展迅速，商品品種增加“如火山爆發”，商品分類莫衷一是，攤位雜亂無章。小商品市場“漫天要價、價格欺詐”等問題頻發，商業文化被“同行是冤家”“公開競爭是傻瓜”等流行說法扭曲，有些“來頭大”的攤主只打小算盤，阻礙改革。
1991年年初，時任市場工商管理處處長的轉業軍人何樟興以軍人特有的作風開始新的管理嘗試。他們借鑒當時商業部門商品分類辦法，對市場幾千種商品進行分類，基本劃為文體、五金、電子、箱包、雨具、紐扣、化妝品等8個行業，7100個攤位就按8個大類商品歸口到8個經營區域。綱舉目張，“劃行歸市”設想浮出水面。該年下半年，工商管理處要求每個經營戶按經營行業種類申報登記，通知發出，最初3天竟然無人申報，可見抵觸情緒之大，可見改革之難！
工商管理處認準“劃行歸市”的價值，就全力推行。1992年1月26日到28日，新建篁園琪城中路市場13910個攤位按行業抽簽，經公證處公證，使小商品市場攤位按“劃行歸市”原則順利落實到經營戶。1992年2月13日，篁園一期市場試開業，1.39萬名經營戶按抽簽定位進場交易。短期內，市場攤位很快爆滿，交易興旺。此后，中國小商品城在市場搬遷、擴建、安排商位時，堅持按“劃行歸市、分類經營”的原則，對市場統一布局，有效提高了市場商品的集聚效應，疏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整合了市場資源，為創新精神的生長提供了較好的文化生態環境。
眼看著“劃行歸市”取得了成功，時任小商品市場工商管理處處長的何樟興曾經感慨說：
我根據以前對劃行歸市的思考，總結了劃行歸市的好處，撰寫文章，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肯定這是一件“好得很”的事情：一是有利于顧客貨比三家，不吃虧，使外地客商進入我們這個大市場能較快地找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二是有利于促進經營者改善服務態度，鉆研經營規律，提高商品的檔次和質量；三是有利于小商品生產者及時了解市場行情，生產適銷對路的商品，促進商品質量、品種、價格、科技含量等方面的新變革，形成產品的多樣化、同一產品的系列化和生產的科學化。
會展經濟。
1992年8月，國家工商局正式把義烏小商品市場命名為“中國小商品城”；同年12月17日，中國小商中城股份有限公司（商城集團）宣布成立。義烏小商品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新時期需要有新思路，新舉措。怎么辦？
義烏市政府意識到，對于義烏這樣的縣級城市，舉辦商品博覽會是打開眼界、推動創新發展的最好方法。經過精心籌備，1995年5月18日到5月22日，“中國小商品城名優新博覽會”（第一屆“義博會”）隆重舉辦。博覽會由義烏市政府、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主辦，中國小商品城股份有限公司、義烏市工商管理局承辦，展區面積近5000平方米，展位384個，境外參展企業16家，廣東、上海、福建三省參展企業123家，義烏知名企業40家。展區日均客流量高達20萬人次，實際成交額達1.01億元。這次博覽會開啟了義烏會展經濟的先河，標志著義烏小商品市場不再只追求數量上的無限擴大，而更關注提高商品質量與市場品位。義烏決心以創新精神向“名優新”邁進！
此后，“義博會”年年舉辦，越辦越興旺。2002年以后，展會升格為“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由國家對外貿易部、經濟合作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中國商業聯合會等五個部門聯合舉辦。2004年，義烏被評為年度最佳會展城市，“義博會”被評為會展業最佳展覽會。“義博會”一年比一年好，2007年，展會面積擴大至10萬平方米，共有展位6萬個，其中主展館設國際標準展位4500個，有2565家中外企業參展，1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110156名客商參會，其中外商17011人。展會成交額首次突破百億大關，高達108.9億人民。在線點擊率高達436924人次。
為了使會展經濟常規化，1997年，義烏成立義烏商城展覽公司，不久，一些國內外專業展覽公司相繼涌入，年舉辦種類專業會議展覽達80個。經過十年努力，商城展覽公司從最初的5位員工增加到150位員工，從“義博會”一個項目增加到“義博會”“文博會”“五金會”等8個自辦項目，從每年一個展覽項目400余個展位發展到10個項目10000個展位。義烏商城展覽公司成為了國際UFI會員、中國展覽館協會理事單位、浙江省展業協會副會長單位等。
到2008年，義烏小商品市場“舊貎換新顏”。曾經，義烏人背著資料乘火車去全國各地去參展推介商品，現在，“義博會”展位供不應求；曾經，義烏每年只接待幾千個客商，現在，超過10萬客商云集義烏，義烏賓館“人滿為患”。會展經濟成為義烏小商品的一張新名片，已經并將不斷譜寫義烏創新發展的新篇章。
五、義烏地方治理的啟示
義烏的發展是神奇的。習近平總書記曾經用“無中生有，莫名其妙”八個大字說義烏，甚至在義烏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的當年稠城鎮黨委書記何京月先生在講起那一段故事的時候，字里行間也充滿著神秘感。他贊賞浙江省委組織部的“偉大”，“無意識的配備了三代領導，三個各具特色的市委書記”，第一代市委書記謝高華“創業”，后兩代書記則能“守業”“建業”，從而實現了一生二、二生三，“事不過三，三生萬物”，成就了義烏的繁榮。何說：“我把它稱為鬼運，很多地方是這一代領導做對了，下代就完蛋。”
義烏的出現真的只是偶然的嗎?回答是肯定的，謝高華，一個瘦小個子的農民兒子，1982年4月27日被正式任命為烏縣委書記，這里充滿著偶然性；但回答又是否定的。當年的改革開放宏觀環境“造成了一種局勢和條件”，使得像謝高華這樣“不忘初心”、脾氣耿直的干部能走上重要的基層領導崗位，“有可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世界上沒有純粹的偶然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相互依存，偶然性是必然性的具體化，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假如我們把謝高華們放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國家與社會總體中，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勢與場景中，放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與文明的傳統中，放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形成的新傳統中，我們看到了謝高華們出現的必然性，看到了義烏地方治理的實踐邏輯所具有的歷史價值。
在義烏，小商品經濟發展與地方治理呈現出相互促進的關系。小商品經濟發展的先導性必然會帶來許多“出乎預料”的新問題、“難以想象”的新需求與“無法解釋”的新情況，從而“倒逼”地方治理做出應對、采取措施、創新方式。義烏市委市政府的積極應對是黨的“實事求是”優秀傳統在改革開放時代的踐行，又體現了黨的“人民至上”宗旨的“落地”過程。具體而言，義烏地方治理在以下四個方面富有啟迪。
其一，領導擔綱，敢為善為。
20世紀80年代代初，“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仍然彌漫在中國大地，報紙上、會議中仍然充斥著階級、階級斗爭的話語。在義烏，農民的工商業活動仍然被有意無意地掛著資本主義道路的標簽。那些黨員工商業經營者“不敢公開自己的身份”，“我們有個省長到這里來，他市場都是不進去的。他跑到門口轉了轉，就走了。是怕進去以后出事情。……人家說義烏市場是垃圾市場、廢品市場，藏污納垢的地方，投機倒把，偷稅漏稅。”在那樣的情況下，給農民們經營的自由，需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而領導擔綱，敢作敢為，義烏才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者。另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義烏小商品市場能迅速發展，得益于義烏地方治理中的許多創新，讓治理成為小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
其二，多方參與，齊心協力。
我們已經在“參與式治理”中討論了民間力量參與地方治理的義烏實踐，此外，義烏實踐還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黨政各個部門的齊心協力。地方經濟運行情況復雜，有時，人們為了一個項目，不得不到工商、公安、質監、防疫等不同的部門“跑關系”，但義烏不需要，義烏“全聽市政府的”，高度統一。二是“吸納式集聚”效應，可納全球商業資源參與義烏的小商品發展。何京月在訪談中談到，“義烏小商品市場壓根就沒有義烏”。義烏就是做了一個奧運會場館，全世界的運動員都到這里來了。義烏提供了一個平臺，“小商品”是這個平臺最具有吸引力的品牌；這個“小商品”品牌吸引著全球無數商人紛紛來到義烏“淘金挖礦”。由此，“雞毛飛上了天”，義烏實現了“買全球，賣全球”。
其三，正向推動，健康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加速發展，生活實踐每天創造著新東西，地方治理往往滯后，“倒逼”成為常態。“倒逼”的態勢錯綜復雜，如何應對，才能開啟地方治理的新局面？義烏的實踐啟示我們，唯有“正向推動”，才能促成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所謂“正向推動”，意味著新的地方治理舉措必須有利于建構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有利于經濟社會發展，有利于為全體人民大眾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由此，既要敏銳地捕捉、發現、弘揚好的東西，又要果斷地抑制有害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弊端。可以說，在地方治理中，“正向推動”的應對同時也是“塑造新人”、創造新生活的過程。
其四，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倒逼”日日新，地方治理也應該日日新。義烏地方治理變革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日日新！義烏從最初的草棚市場開始，經歷了劃行歸市、前店后廠、“大眾創業”、新義歐以及直播電商等等不同的階段，在每一個階段，由于都伴隨著地方治理的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才成就了“買全球、賣全球”的輝煌！
曾經的輝煌已成為歷史，新的“倒逼”又出現了。義烏人將勇立潮頭，書寫令人玩味的地方治理新篇章。
作者系復旦發展研究院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來源：《鄉村治理評論》202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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