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利用2011—2016年安徽省17個縣區342個農場組成的1313個樣本微觀調查面板數據，實證估計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對農場投資非效率的影響，并基于此進一步考察家庭農場的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問題。結果顯示：(1)非效率投資現象在家庭農場普遍存在，其中具有投資不足現象的農場數量更多，但其土地經營規模顯著低于具有過度投資現象的農場；(2)土地經營規模對不同類型的非效率投資行為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對于具有投資不足現象的農場，土地經營規模越大，越能有效抑制投資不足，而對于具有過度投資現象的農場，土地規模越大，過度投資程度越嚴重。鑒于前者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數量更多，因此總體上看，家庭農場具有的規模化經營模式對非效率投資行為呈現出抑制效應?；诖耍瑪U大融資渠道、引導適度規模、加強管理培訓、建立長效機制是改善家庭農場非效率投資,促進家庭農場健康發展應關注的重點。
關鍵詞:家庭農場；投資非效率；經營規模
一、引言
投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之一，農業投資亦不例外，農業投資效率的高低直接關系農業經營主體的成敗。自2013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以來，包括家庭農場在內的多種以規模化生產經營為主要特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迅速帶動了農業投資的增加，包括農業生產者自主性投資、政府補貼性投資和工商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投資逐年攀升。然而農業投資產值效率并未顯著增加。數據顯示，2009至2016年，我國農業新增固定資產從560.71億元增加至7643.46億元，但農業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產出比由4.955下降至2.562；涉農貸款數額從10.85萬億元提高到28.2萬億元，而貸款產出比由0.315下降至0.226。這說明農業各項投資逐項增加的同時，投資效率不僅未見明顯提升，而且出現下降的趨勢。圍繞這一現實，一個自然的問題是：農業投資是否存在非效率現象？如果存在，這種非效率投資是否僅表現為一如既往的投資不足，還是因投資總額的迅速增加引發了過度投資？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的規?；洜I與農業非效率投資存在何種聯系？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關系到新型經營主體自身的發展，而且也是推進中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實現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關鍵。
家庭農場作為以家庭經營為基礎的經營主體，具有農業生產規?；?、集約化、商品化的特征，是世界最主要的農業經營方式。近年來，中國包括家庭農場在內的各類新型規模經營主體數量激增，農業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經營耕地面積超過50畝的規模經營農戶已經超過350萬戶，經營耕地面積達3.5億畝，而同期全國耕地流轉總面積為4.6億畝，家庭農場作為規模化經營主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各項發展指標對于中國現代農業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以家庭農場發展中存在的投資效率問題為切入點，對前述問題展開詳細討論。本研究的實踐意義主要體現在：第一，基于農業投資效率的角度分析家庭農場規?；洜I的積極意義和存在問題，為我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新的視角和方向；第二，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傾向性政策依據，優化資源配置，進而為農業發展提供有利條件。
為深入分析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對投資效率的影響，本文首先基于文獻梳理和理論推演，從家庭農場內部特征和外部環境分析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對農場非效率投資影響的作用機制；其次，利用2011—2016年安徽省17個縣（區）342個農場的1313個樣本的微觀調查面板數據，運用Richardson和Biddle等的方法測算家庭農場的非效率投資程度，并予以分析；再次，實證估計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對農場投資非效率的影響，并進一步考察家庭農場的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問題；最后，基于所得結論，為促進家庭農場發展和改善農業非效率投資提供政策建議。本文結構如下：第二部分為文獻回顧和理論框架；第三部分為研究設計和數據來源；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與分析；最后為本文的主要結論和建議。
二、文獻回顧與理論框架
（一）文獻回顧
家庭農場具有適度規模、家庭經營、市場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等顯著特征，已被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經驗證實是農業生產中最有效率的經營模式。而家庭農場效率的發揮依賴于“適度規?！边@一發展特征，這使得眾多針對家庭農場的研究集中于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及其效率的測度與分析上。較為一致的觀點認為，由于我國耕地資源匱乏，小農戶生產普遍處于邊際產出大于邊際成本的區間，通過發展家庭農場經營可以提高土地使用規模和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從而降低單位產出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的利用率，發揮規模效率，提升規模收益，可以有效兼顧土地產出率和勞動生產率，是當前中國農業實現現代化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有學者證實由于家庭農場主同時擁有土地和勞動的使用權，因此既要維護土壤肥力又要致力于提高耕作技能，不利于分工的專業化，從而產生效率損失。任治君和萬廣華等的研究也指出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家庭農場規模經營，在谷物等大田作物的實踐上土地產出率和經營效率是低下的。李谷成等則認為農場耕地規模與土地生產率呈負相關關系，但與勞動生產率呈正相關關系。
對經營規模與投資效率的差異分析推動了對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影響因素的研究。相關文獻指出，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并非一成不變，與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重要的關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技術進步、農場收入增長和資本價格均會影響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由于經濟發展的制約，一個國家的制造業—農業工資比和勞動—資本價格比也是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的主要決定因素。此外，由于受現金流的約束，未預期的經濟波動也會影響農場的經營規模，經濟下滑時，大農場往往擴大規模，小農場則可能縮小規模以獲得更多的土地轉讓金。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土壤質量越差，農場主越傾向于經營大牧場，從而農場經營規模越大。而相比上述因素，土地制度改革對農場規模有著更為重要而深遠的影響，Viaggi等認為，土地改革是對農業生產要素進行再配置的有效手段，對于歐盟國家的家庭農場而言，在實施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后，農場規模有了顯著的變化。中國近年來針對土地確權政策的研究也表明，農地確權政策顯著促進了農地流轉行為，從而帶動了家庭農場規模的擴大。
建立在家庭經營基礎上的家庭農場，意味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從而帶動了農業投資的增加，然而僅有少數學者對農業投資尤其是家庭農場的投資行為做出分析。巴澤爾指出，由于家庭農場的市場價值與家庭農場主的人力資本水平緊密相關，當農場主退出經營時，家庭農場整體轉手的價值將會很低，因此，無論是農場主自身還是外部投資者都缺乏對農場進行長期投資的動力。Abdula等對我國北部地區糧食生產型農場的投資效率分析的結論指出，我國農業的非效率投資程度高于別國，其中既包括投資不足也包括過度投資問題。羅浩軒的研究也指出，隨著農業資本的不斷深化，我國農業資本的投資效率呈現出下降趨勢，這表明盡管我國農業的資本要素投入不斷增加，但資本要素在推動農業經濟增長中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
目前的文獻對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各個維度均有了較為全面的研究，但主要是基于經營規模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測度。一方面，現有文獻中的實證分析以截面數據為主，缺乏具有時序特征的面板數據，因此難以對家庭農場發展的持續性給出準確的判斷；另一方面，現有基于效率分析的文獻以生產效率分析為主，鮮見從微觀層次上對日益擴大的家庭農場規模與農場投資效率及其偏差關系的理論及實證解釋。因此，文本聚焦于家庭農場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問題，從理論和實證二維層面揭示經營規模影響家庭農場投資效率的微觀機制，為我國家庭農場的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加速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理論基礎和經驗證據。
（二）理論分析
以投資總量界定的投資效率問題，一般以是否存在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來衡量非效率投資程度。家庭農場的規模經營通過緩解融資約束、降低生產成本改善投資不足，但也因經營經驗的不足和控制機制的缺乏而導致過度投資。具體理論邏輯見圖1。
第一，經營規模的擴大從改善融資約束和降低生產成本兩個維度改善投資不足。規模的擴大必然導致投資需求的增加。如何滿足增長的投資需求是改善投資不足、促進家庭農場發展的關鍵。一方面，由于農戶獲取外部資金的主要障礙是缺乏有效的抵押品，當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較小時，只能通過內源性融資和非正規金融市場提供的外源性融資獲得必要的資金，其中非正規融資渠道主要包括民間借貸和以親友關系構成的社會網絡，而民間借貸的高利率、社會網絡的深度與廣度以及人情和面子的“隱形利率”均會對農場的融資可得性和融資規模構成限制。隨著農場規模經營的不斷擴大，農場經營的土地數量、已有的資產規模使農場主能夠較為確定地向市場傳遞農場的資產狀況和可能的投資回報等相關信息，尤其是當農場主面臨的資金約束表現為有限責任約束時，其規模的擴大和資產的增加使其能夠接受的抵押和擔保條件越多，融資能力隨之增強，從而更易拓寬融資渠道獲取外部資金，增加投資；同時，近年來政府制定的農業發展政策對于土地流轉和規?；洜I主體的導向性支持政策使得農場主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直接的政府補貼，還能夠在日益發展的農村金融市場中獲益，而為了促進土地流轉，多數地方政府制定的家庭農場補貼和支持政策均以經營規模作為門檻條件，這也提升了經營規模較大的農場對于政府支持性融資的可得性。另一方面，規模經濟理論指出，規模經濟的實現與生產成本密切相關，經營規模的擴大使得農場主不僅能夠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和資源的利用率，并從外部引進先進技術和生產經驗，降低生產成本，還能提高市場進入能力和談判能力，從而降低單位產出的交易費用。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的降低能夠提升資金的利用效率，緩解投資不足。
第二，過大的經營規模易因農場經營經驗的不足和控制機制的缺乏引發過度投資。首先， 家庭農場作為以“家庭經營”為主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農場主主體主要來源于原本從事家庭經營的小農戶以及曾就職于第二、三產業的企業家或職工但缺乏農業生產經驗。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達到一定限度，從小農戶發展起來的農場主易因管理經驗不足，尤其是財務管理經驗和規模化生產管理經驗的缺失而難以合理把握資金的有效需求，在資金充足時，引發投資過度；后者則因從事農業生產的經驗不足，多利用第二、三產業的理念和思路來發展農業，忽視農業生產的特殊性，同時對農產品市場的不確定性缺乏深入的認識而產生對市場信息的誤判，引發不盡合理的投資行為，而同時兼備生產和企業管理經驗的農場主仍是當前農業發展中的稀缺人才。其次，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被認為是改善企業過度投資的有效手段，與一般企業不同的是，家庭農場具有典型的業主所有制的契約特征，既是農場的管理者也是所有者，當家庭農場經營的規模較小或適度時，農場主能夠依靠對家庭成員的有效管理實現投資決策的優化。然而，當農場的經營規模過大而使得農場主不得不雇傭專業化管理人員時，由此產生委托代理問題，此時高質量內部控制的不足將引發非理性的投資行為，產生過度投資問題。
盡管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在家庭農場經營過程中可能同時存在，但就我國農業發展的實際看，一直以來，農業投資程度不夠被認為是阻礙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而家庭農場“適度規?！钡牟粩喑珜Ш娃r業政策向“適度規?！钡牟粩鄡A斜，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家庭農場規模的盲目擴大，從而控制了投資過度的現象，因此總體上經營規模能夠抑制非效率投資，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家庭農場模式下的規模經營在總體上能夠抑制農業投資非效率，糾正投資偏差。
假說2：經營規模對非效率投資的抑制源于對投資不足的改善，但過大的規模可能會導致并加劇過度投資行為。
三、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非效率投資測度
本文借鑒Richardson和Biddle等對企業非效率投資的測算方法作為分析家庭農場非效率投資的基礎，設定如下模型：
上述公式（1）中，被解釋變量invi,t為第i個家庭農場在第t期的投資規模，invi,t-1為上一期的投資規模，incomei,t-1為上一期的收入，scalei,t-1為上一期的土地經營規模，loani,t-1表示上一期的欠款額度，costi,t-1表示上一期的生產總成本，renti,t-1表示上一期的土地租金，agei,t-1表示到t年初期家庭農場的成立時間，vi和λｉ分別表示個體和時間固定效應，εｉ，ｔ為滿足正態分布的隨機擾動項。
基于Biddle等的思想，通過對（1）式回歸獲得的當期最優投資，再利用當期實際投資規模與當期最優投資規模對應值作差后的殘差絕對值作為家庭農場非效率投資的度量指標iresi,t，也即模型（1）的回歸殘差，當iresi,t>0時表示過度投資，且iresi,t的值越大，表明過度投資的程度越高；反之，當iresi,t<0時，表示投資不足，且iresi,t的值越小，表明投資不足的程度越高。
（二）模型構建
為檢驗假設1，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上述（2）（3）（4）式分別用來分析經營規模對非效率投資、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的影響。被解釋變量iresi,t為非效率投資，under_iresi,t和over_iresi,t分別表示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核心解釋變量scalei,t為家庭農場的土地經營規模。鑒于調查樣本的限制，為保證結論的可靠性，本文中的土地經營規模包括土地經營面積和歷年土地新增經營面積兩個維度（后文中用scalei,t和dscalei,t區分）。若回歸系數α1顯著大于0，表明土地經營規模對非效率投資具有正向影響關系，反之若α1顯著小于0，則說明增大的經營規模能夠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資。同理，若回歸系數β１ 和 γ１ 顯顯著大于0，表明土地經營規模對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具有正向影響，不僅不能起到抑制作用，反而會促進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若考慮到遺漏變量問題，本文引入家庭農場主特征變量xi,t和家庭農場經營特征變量zi,t作為控制變量。家庭農場的主要投資決策者是農場主，農場主的個人稟賦特征如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工作經歷等均可能是影響農場主作出非效率投資決策的因素，而農場經營特征變量包括當期土地租金、經營成本、收入水平等。另外本文還控制了不同區域的個體效應（vi）和時間效應（λｔ）。具體變量說明見表1。
（三）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課題組對家庭農場的專項調查，家庭農場樣本按照分層隨機抽樣方法取自安徽省17個縣（區）50個鄉鎮中的86個行政村，時間跨度為2011—2016年，調查數據涵蓋了家庭農場的歷年土地經營面積、土地租金、投資總額、投入總成本、信貸規模、獲得補貼規模、補貼來源等較為詳盡的信息，由于調查過程中存在家庭農場經營者的新入和退出，再剔除調查中的無效樣本，最終獲得包含農場個體總數為342戶的有效樣本1313個。
表2為樣本農場按照非效率投資測算結果分組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從非效率投資（iresi,t）的數據可以看出，在所有有效樣本中，有非效率投資現象的樣本達到894個，其中投資不足樣本數為530個，占非效率投資總數為59.28%，超過半數，表明即使在規?；a的家庭農場經營中，投資不足問題仍是限制農業發展的主要問題；而投資不足農場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取值為10.381和10.428）均小于過度投資指標（取值為10.632和10.701），同時針對兩組數值進行的雙樣本差異性檢驗t值為2.217，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投資過度的程度顯著高于投資不足。而具有投資不足和投資過度情況的農場的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經營面積的均值分別為328.362畝、614.807畝和15.299畝、101.296畝，差異性檢驗t值分別為3.729和7.361，即投資不足樣本的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土地經營面積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小于投資過度，表明相對于投資不足，過大的土地經營規模更有可能導致投資過度現象發生。
為更直觀地反映經營規模與家庭農場非效率投資的關系，圖2進一步描述了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樣本對應的經營規模的核密度估計。由圖2可看出，過度投資樣本對應的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面積更加集中在較高水平。表明不同經營規模下的家庭農場存在非效率投資的方向可能不同，經營規模越大越易出現過度投資現象，而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更易出現投資不足。
四、實證結果
（一）基本結果
本部分首先考察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表3匯報了基于OLS方法的估計結果。從表3第（1）列和第（2）列看出，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土地面積變量系數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負，在加入戶主年齡（age）、性別（sex）、受教育程度（edu）、工作經歷（exp）、土地租金（rent）等控制變量后，二者系數的變動幅度不大且仍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為正（表3第（3）（4）列），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與非效率投資呈相反的變動方向，家庭農場的土地規模經營能有效抑制非效率投資，改善農業生產中的投資非效率，從而驗證了假說1。針對控制變量的分析發現，除土地經營規模外，較為顯著的影響因素還包括：家庭農場主年齡越大越能抑制非效率投資；有從事農業以外的工作經歷能夠抑制非效率投資；而農場主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導致非效率投資；而上升的土地租金并未抑制非效率投資反而對其具有加劇作用。
由于非效率投資包含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兩種形式，擴張的經營規模對不同的非效率投資的影響路徑可能存在差異，本文試圖從投資不足和過度投資兩個方面分析經營規模對投資效率的影響。
（二）經營規模與投資過度
表4給出了土地經營規模變量與投資過度指標的OLS估計回歸結果，從表4可以看出，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土地面積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即經營規模正向影響投資過度。
表5進一步考察了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對投資不足的影響，OLS估計結果顯示，不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土地經營面積和新增土地面積的系數均顯著為負，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能夠有效抑制投資不足。這一結果與描述性統計分析類似，顯然土地經營規模對不同農場的投資效率影響方向并不一致，規模經營在改善投資不足的同時，也加劇了過度投資。通過表4和表5中第（1）（3）列的系數及樣本數的比較發現，土地經營規模對于投資不足的回歸系數絕對值高于對投資過度的回歸系數，且投資不足農場樣本數多于過度投資農場，這可以解釋為何總體上土地投資規模對非效率投資表現出抑制效應。
上述分析表明，土地經營規模越大越能夠改善投資不足，從而抑制投資不足引起的投資非效率，但不斷擴大的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卻加劇了由于投資過度而導致的投資非效率問題，這一結果驗證了假說2。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土地規模經營對緩解融資約束的作用，融資約束越小越能抑制投資不足，但如果對資金缺乏有效的管理，融資能力的增大將導致投資過度現象的產生。對于家庭農場而言，規模的大小往往與融資渠道有直接的關聯，規模越大的農場，其融資渠道越多，越易緩解其面臨的融資約束。一方面，近年來，政府對于規模經營主體的補貼力度有增無減，而在補貼對象的選擇上，經營規模大小往往是家庭農場發展前景的重要信號，流轉土地越多，經營規模越大，越易獲得高額的政府補貼，從而越能緩解資金約束，并以此成為解決資金不足問題的重要途徑。另一方面，農村金融的大力發展為農業生產資金的獲取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而緩解農業生產融資約束的有效途徑是通過組織化和監督來代替抵押品，顯然相比規模較小的小農戶經營模式，有組織、科學化的較大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更易從不斷改革和變化的農村金融市場中獲得好處，以此改善資金不足，但普遍存在的家庭農場主資金管理經驗的缺乏使得投資過度現象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
（四）內生性討論與穩健性檢驗
1.內生性討論
理論上而言，土地經營規模和非效率投資之間可能互為因果關系，故而引發內生性問題，導致估計結果是有偏的。為克服內生性問題，本文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2SLS）方法進一步予以檢驗，具體采用滯后一期的土地經營規模變量作為工具變量，同時引入穩健標準誤克服異方差性和序列相關性。表6中的估計結果顯示，在控制了個體效應、時間效應和其他影響因素后，經營規模對于非效率投資、投資過度和投資不足的回歸系數分別為-1.510、0.233和-0.442，符號與前文中的計量結果一致，且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進一步說明，規?；洜I能夠有效抑制農業生產中的非效率投資和投資不足，但擴大的經營規模也是導致家庭農場投資過度的重要根源之一。
2.穩健性檢驗
如果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能夠抑制由于投資不足而產生的非效率投資，但也會提升由于投資過度導致的非效率投資這一結論是可信的，則在不同的實證環境中，上述結論均應是穩健的。為說明這一問題，本文基于三種實證環境予以估計。若不同環境下的實證結果沒有顯著性改變，則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可以抑制非效率投資的結論是可信的。
實證環境一：考察家庭農場的作物種植類型對實證結果的影響?；跇颖鞠拗?，考慮家庭農場是否種植糧食，若家庭農場種植有糧食作物，賦值為1（dumy=1），未種植糧食則賦值為0（dumy=0）。
實證環境二：考慮家庭農場所處地理位置對實證結果的影響。具體根據地區是否為平原地區，將平原地區賦值為1（dumy=1），非平原地區賦值為0（dumy=0）。
實證環境三：考察家庭農場所屬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對實證結果的影響。若地區基礎設施較為完善則賦值為1（dumy=1），否則賦值為0（dumy=0）。
限于篇幅，本文僅匯報不同的實證環境下，土地經營規模對非效率投資的影響，具體見表7。表7反映出，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不同區域的個體效應和不同年份的時間效應后，在1%的置信水平下，經營規模變量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在三種不同環境下實證結果均未發生顯著改變。因此，土地經營規模的擴大可以抑制家庭農場非效率投資的結果是可信的。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理論上揭示了家庭農場土地經營規模影響農業生產非效率投資的內在邏輯，并利用2011—2016年安徽省的342個農場組成的1313份樣本調查形成的微觀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1）非效率投資現象在家庭農場普遍存在，其中具有投資不足現象的農場數量更多，但其土地經營規模顯著低于具有過度投資現象的農場；（2）土地經營規模對不同類型的非效率投資行為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對于具有投資不足現象的農場，土地經營規模越大，越能有效抑制投資不足，而對于具有過度投資現象的農場，土地規模越大，過度投資程度越嚴重，鑒于前者的抑制作用更為顯著，數量更多，因此總體上看，家庭農場具有的規?；洜I模式對非效率投資行為呈現出抑制效應。
基于上述結論，本文的政策建議為：一是要持續制定和完善家庭農場的發展政策，在加大對家庭農場的扶持力度的同時，持續放活農村金融市場活力，為農業生產者提供更多的融資渠道，同時將金融政策支持的重心從大規模農業經營主體向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偏移，在進一步改善農業生產投資不足現狀的同時避免過度投資的產生；二是針對家庭農場發展的特點，基于資源配置的角度研究制定和引導適度規模經營，防止因經營規模不斷過大而產生的投資過度問題產生，造成資源浪費；三是進一步為家庭農場主提供必要的技術和管理能力培訓，使家庭農場主具備并不斷提升資源管理能力，從源頭上改善投資非效率問題；四是在積極探索抑制農業生產非效率投資的長效機制，整合各類農業生產資源，提高生產效率，從制度上為家庭農場發展和農業生產提供保障。
作者簡介：王麗霞，女，安徽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生，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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