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農業生態思想，是漫長農業實踐歷史中人與自然矛盾關系演化的結果，貫穿了整個農業文明的發展歷程。從生態學的角度看，同世界其他農業文明相比，中國農業文化的特點在于其非常注重通過人力來協調農業生產與環境條件的關系，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型文化。這樣的一種生態型文化體系，其產生、發展以及演進，都與其所處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包含了大量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成分，所以能夠生生不息。現代有機農業思想正是直接脫胎于中國的傳統農業文化與技術，各種生態有機農業流派莫不與中國的傳統農業文化有著或多或少的淵源關系。因此，我們只有了解中國傳統農業生態文化，才能對現代有機農業有深入的理解。
一、農業“三才”生態系統學說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傳統農業逐步形成，這一時期出現了以研討農業思想與技術見長的農家學派，遺憾的是該時期的農家著作均已失傳，其大致內容只能從戰國末年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略見一斑。
在《呂氏春秋》的《士容論·申時》篇中首次提出了農業“三才”論：“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稼”（農作物）是整個農業生產系統的核心，“人”、“地”和“天”共同構成了作物生長的環境條件，農作物與天時、地利、人力之間構成了一定的生態關系，從而形成了農業生態系統。
傳統農學認為，農業生態系統由動植物、天、地、人四大要素構成，而這四大要素都與氣的運行有密切關系。從生態學角度看，古人所言的“氣”或“元氣”，相當于現代科學的物質和能量的概念，在作物與環境所構成的生態系統中，存在著物質與能量的交換。“氣”是傳統農學的重要思想基礎。中國傳統哲學認為，“陰陽”是“氣”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處于不斷運動和變化之中，陰陽的矛盾運動成為萬事萬物存在和發展變化的根據，農學家則利用陰陽學說來揭示農業生態原理和農業生態系統的運作機制。
陰陽學說與五行學說各有其發源，從戰國后期到西漢中期，兩者相互滲透融合，逐步發展成為中國文化架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五行”原本被看作構成萬物的物質元素，但逐漸被轉化為萬物依其法則生克流轉的時空系統，成為一種傳統的生態系統觀念。中國傳統農學及農業生產實踐深受五行學說的影響，要求人們必須根據自然環境條件和動植物生長發育規律來安排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二、傳統農業的“三宜”生態原則
中國傳統農業因時、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思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把農業與氣候條件相結合，形成農時知識和月令文化體系；其次是將農業與土地和土壤條件相聯系，形成地宜或土宜知識；第三是把農業與動植物不同性狀及區域分布相聯系，形成物宜知識和風土論等。“三宜”原則是“三才”理論與農業生產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從農業生態學角度看，因時制宜就是要處理好農業與天時要素之間的關系，合理利用自然界的光熱水氣資源，保證農業活動的正常進行。《詩經·小雅·魚麗》：“物其有矣，唯其時矣”；《荀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時，故五谷不絕，而民有余食也。”具體的“治歷明時”思想在西周初期的《夏小正》一書中已有明確反映。
我國古代先民很早就認識到動植物與土地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早在先秦時期關于土宜、任地、辨物等方面的文字記載就已經很豐富，已形成相關生態知識體系。據《周禮·地官》記載，大司徒的職責之一就是負責調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等五類土地所適宜生長的動植物。而《管子·地員》已揭示出，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特定土壤會生長特定植被，彼此依存，形成特有的生態系統。李約瑟博士評價道：“土壤學連同生態學和植物地理學，確實都好像發源在中國。”
古代文獻中的“物性”、“物情”、“天性”，一般是指動植物的生物學特性。古人已經認識到物性體現在各個方面，包括動植物的遺傳性、變異性和生長發育的階段性等。漢代《論衡·物勢篇》中認為生物“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就是說生物種類的性狀是可以遺傳的，且其生殖是通過種子來實現的。《周易·未濟·象傳》中有“辨物居方”的說法，意思就是要辨別生物的遺傳特性，并按照這些特性為它們創造適宜的生長條件，實行因物因地種植。
三、以自然生態為依據的土地利用規劃
從戰國時期的《周禮》一書中就可看到，當時在做土地規劃之前就要先進行土地資源的調查和評估，“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即把人口規模、都邑大小和土地面積作為土地規劃的三個基本要素，使三者保持適宜的比例關系。同時，要“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從而“三農生九谷”，合理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
在土地資源考察和評估的基礎之上，還要充分考慮人口數量和土地承載力的關系，以環境容量思想來指導土地利用規劃，促進了土地資源的合理開發和永續利用。《禮記·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爾雅·釋地》中闡述了“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的聚居形式，即以城市為中心，由內向外遵循一定的圈層規則，使農業生產不僅為城市提供農產品，還起到改善城市周邊生態環境的作用，具有現代農業區位論的某些科學思想內涵。
四、土地生態資源保護的思想與舉措
早在戰國時代，就有了自然土壤與農業土壤的區別概念，古人把“萬物自生”的地稱為“土”，把“人所耕而樹藝”的地稱為“壤”。《呂氏春秋·任地篇》中有“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的論述，說明人的活動可以對土壤肥力起到調節控制的作用。
自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的精耕細作的農業體系，采用了集約經營的思想，因而能以有限的土地資源取得高產，同時還維持土壤的肥力。對遏制以擴大土地面積來實施增產的做法，減少土地開墾以及保護農業生態具有一定的作用。這方面在人口急劇增加的明清時期，表現更為突出。
主要舉措包括：挖掘農田生產潛力，提高單產；將山地種植方式由沿坡漫種改為修筑梯田，倡導山地分層利用；植樹造林，涵養水源，在山地丘陵地區修建中小型陂塘堰壩，保持水土；政府采取封山育林的行政管理措施，封山驅民；民間制定以土地山林保護為主要內容的鄉規民約，采取各種措施護山育林。
五、農田水利生態思想與實踐
傳統的“水土”概念實際上是廣義的環境資源概念，包括了水利和土地資源兩個方面。《尚書·禹貢》中的“平治水土”，是最早出現的“水土保持”概念。說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要把治水和土地疆里看作相互聯系的整體，先水后土，導水平土，土因水而治，水因土而得其用。實現治水改土，趨利避害，改善生態環境，發展農業生產的目的。
漢代就制定了專門的“水令”，是專門為了解決農業用水先后次序問題的法令，要求下游先灌溉，上游后灌溉，從而避免上游的無節制灌溉，在節約水資源的同時，保證下游用水。
古人在建設水利工程時，也非常注重其與周邊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關系。傳統農田水利建設十分重視渠首工程的選址，如戰國時期鄭國渠的涇河取水口；注意利用環境資源，在保證工程質量的同時節約建造成本，如北方灌區的埽工技術（俗稱“埽壩”、“卷埽”）和南方灌區的榪槎、竹籠、干砌卵石等都是典型的生態型水利建筑技術。
傳統農田水利工程通常都會通過巧妙的設計，將周邊河流納入主體工程，使之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在提高工程效益的同時，改善周邊環境。春秋時楚國令尹孫叔敖在安徽壽縣建設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工水庫——芍陂，開渠將周邊的淠河、淝水與芍陂相連通，在保證芍陂蓄水的同時調節河流的滯蓄。該工程農業效益巨大，楚莊王因此稱霸一時。
古人注重發揮農田水利工程的綜合效益，根據當地自然條件和社會需求進行合理規劃，兼顧防洪、航運、農田灌溉和環境改善。如戰國時期秦國境內的鄭國渠、秦國蜀太守李冰主持興建的都江堰和東漢時期會稽太守馬臻主持修筑的鑒湖水利工程都是杰出的例子。
歷史上的重要農田水利生態實踐，還包括戰國時期開始的北方地區引河水淤灌， 漢唐以來寧夏平原引黃灌溉與洗鹽壓堿，北宋時期大規模放淤改土，南方地區自漢代以來蓄水抗旱防澇的陂塘水利，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擋水除澇造地護田的圩垸水利。
六、傳統土壤耕作
由于春旱多風，冬少雨雪，所以抗旱保墑和改善土壤水分條件一直是中國北方農業生產中的突出任務。《國語·齊語》有“深耕而疾耰”，《呂氏春秋·任地》有“人耜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說明戰國時期人們已經開始通過深耕與碎土來減少土壤水分蒸發，保持土壤濕度，并且要求在耕地或鋤地的時候，要根據適當的土壤水分含量來進行。漢代以后，北方旱作區的中耕技術得到進一步發展，中耕除草成為中國傳統農業的重要特色，成為提高作物產量的重要措施。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了耕、耙、耱三結合的抗旱耕作技術體系，調節水、肥、氣、熱，生態意義明確。
我國秦嶺、淮河以南的廣大南方地區，氣候濕熱，植被豐茂，河流湖泊眾多，以種植水稻為主。從東漢時期開始，水稻生產由直播向移栽發展。在當地的自然環境條件下，形成了以耕、耙、耖為中心的具有明顯生態特點的水田作業方式。到明清時期進一步發展了提倡深耕、凍土曬壟和開溝作畦等方面，充分借助干濕、凍融、曝曬、生物等自然松土力的作用，改善土壤生態，提高土地利用率。
七、有機肥積制和施用
“肥料”是近代詞，中國古代稱肥料為“糞”，甚至以植物作肥料也稱糞，如野生綠肥叫曹糞，施肥叫做糞田。中國傳統農業以有機肥的積制和施用為基礎，幾乎所有的廢物和農業副產品都被循環利用，以彌補農田養分輸出的損耗。
中國農田施肥肇始于商周時期，到明清時期傳統肥料發展到頂峰，以致出現糞肥買賣的現象。我國現存最早的農學專著——西漢《氾勝之書》中就有“溷中熟糞”的提法，指的是腐熟的糞肥，說明當時人們已經認識到人畜糞便使用前必須先經過腐熟。古代農民對于糞肥的施用強調“用糞得理”，對用糞量、施肥時機和施肥方法都有很多講究。
中國傳統肥料結構主要有：糞肥，從人糞、牲畜糞到禽類糞乃至蠶屎，這是傳統時代最容易獲得也是施用最早和最廣泛的肥料；餅肥和糟渣肥，包括菜籽餅、棉籽餅、豆餅、麻餅以及豆渣、酒糟等等，是利用油料、糧食、果蔬等原料加工農產品的剩糟殘渣加工的肥料；綠肥，包括苜蓿、紫云英、蠶豆、大麥、三葉草、水藻、浮萍等等，中國農民很早就專門種植綠肥來肥田，其中以豆科作物最為常見；泥肥，包括河泥、湖泥、塘泥等，通過疏浚河塘將淤泥挖起，在鋪填到附近的農田中；土肥，包括陳墻土、炕土、灶土等，由此人們還發明了熏土制肥的方法；草木灰；骨肥；雜肥，包括泔水、谷糠、稻殼、魚內臟和畜毛禽羽等，也就是有機生活垃圾；無機肥，包括石灰、石膏、食鹽、鹵水、硫磺等，用于調整土壤組成成分，改善土壤性狀。
八、種養結合與物質循環利用
中國農業很早就確立了以農為主、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的綜合經營模式，農業為畜禽養殖提供飼料，畜禽養殖為農業提供糞肥 ，形成物質循環利用的生態關系。
中國傳統農業始終以糧食生產為主，這與我國的土地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有關。根據食物鏈上能量流逐級遞減的規律，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社會可以比以動物性食物為主的社會多養活幾倍的人口。糧食種植系統的發達為供養更多的人口提供了基礎，反之人口數量的增長又進一步促進這種勞動密集型糧食農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糧食種植業物質投入少、生產周期短的優勢使得個體農戶具備了頑強的生存和再生能力。
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農牧分區已基本形成。傳統農區普遍利用農業副產品以及種植飼草來養殖牛、羊、豬等牲畜，積糞肥田。還將苜蓿等飼草與糧食作物進行輪作或混作，利用苜蓿根系的固氮作用，提高土壤肥力。
目前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東漢時期我國開始出現稻田養魚，到明清時期就很盛行了。稻田養魚使稻、魚共生于稻田的生態環境中，促進了物質的就地循環，是傳統農業種養結合的典范。
桑基魚塘是栽桑養蠶與池塘養魚相結合的農業綜合經營方式，宋代就已在太湖流域形成，后來還發展出蔗基魚塘、果基魚塘、菜基魚塘和稻基魚塘等多種形式。它實現了水域與陸地兩個人工生態系統之間的聯結，通過能量和物質的交換與補償，實現系統內循環，減少了外部能量與物質的投入，具有重要的生態意義。
九、生物多樣性的保護與利用
《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意思就是說，只有允許不同的食物共同存在，才能生成世間萬物，如果所有的事物都一樣的話，這個世界就不再發展了。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導了后人對于生物多樣性的觀察、認識和利用的實踐。
農業生物多樣性包括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態多樣性三個層次。中國是世界上農業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不僅世代積累的農業生物物種資源繁多，農業生物物種培育、引進和保護經驗豐富，而且擁有很多抗病、蟲、旱、寒和高產等優良基因的野生種與野生近緣種。
“種谷必雜五種”，傳統農業對于生物多樣性的利用，主要體現在輪作復種、間作套種方面，尋求多樣生物之間的最佳生態關系，實現生物互利作用的最大化和互害作用的最小化。此外，還采用以蟲治蟲、黃猄蟻防治柑蠹、青蛙治蟲、養鴨治蝗、鳥類捕蟲等方法，利用生物之間相生相克的關系來達到對于農業病蟲害的防治，維持生態平衡。
中國農業很早就面臨著耕地不足的壓力，因此傳統農業生物多樣性首先是適應不同自然環境下多樣化的土地利用方式的需要，其次是要適應傳統農區盡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多熟種植集約經營方式，再次是通過利用不同生物之間的相互關系來保持地力常新，第四是通過利用不同生物組合的抗災害能力和相抑相克現象以確保農業穩定發展。
十、畜力與自然力運用
中國農業的畜力利用大約始于春秋戰國時期，主要是牛拉犁耕，牛耕成為傳統農業確立和發展的標志。秦漢以后，畜力利用范圍逐步擴大到農田灌溉、糧食加工以及農業運輸等方面，形成以畜力牽引和人力操作相結合的模式，為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提供的動力保障，使農民擺脫了一部分繁重的體力勞動，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商周時期，中國先民就已經對水體因勢能位差而出現的自流現象有了科學的認識，到春秋戰國時期，引水、調水、控水等各種水力利用原理以及水車、水碓、水碾、水磨等水力機械開始廣泛應用于農業的各個領域。水利機械的使用，是中國古代在農用動力能源上的重大進步，為部分生產環節實現自動化創造了條件。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風的能量，并通過一些工具和設施在生產、生活中加以利用。從使用簸箕、木杴、竹揚杴、飏籃等手工工具利用自然風清選谷物，到采用以手搖或足踏為動力的風扇車來對谷物進行清選，擺脫對自然風的依賴，進一步擴展到利用風車提水灌溉和排水，乃至汲取海水制鹽。
畜力特別是自然力的利用，不會消耗寶貴的自然資源，不會造成環境污染，這些實踐經驗和發明創造，在農業生態保護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作者系參與式保障體系研究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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