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鴻在《作為方法的“鄉愁”》中試圖通過對作家閻連科代表作《受活》核心詞語和象征符號背后所涉及到的詞義變遷、歷史語境和種種社會生活沖突性存在的分析，考察文學以何種通道達到對它所描述生活的展示。梁鴻說，經過一個世紀的現代化發展后，“鄉愁”幾乎被固定為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反現代性潮流的情緒。以今天的社會現實和文明發展方向來看，我們卻恰恰需要重新反思這一保守主義傾向和反現代性情緒。重回“鄉愁”是以同情之心回到生活的內部，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去重新審視當代社會的發展。
把“鄉愁”作為一種方法論上的術語具有很大的風險。因為這一詞語包含著過多感性的成分，傷感、追憶、美化、憐憫，等等，都是鄉愁的基本內容，很難從方法論上加以把握。而在中國特殊的現代化發展語境中，鄉愁還有著某種保守主義的指向，因為這里的“鄉”不只是普遍意義的故鄉，還是非常具體的鄉村、鄉土和傳統。把鄉愁作為一種方法，意味著在思維方式上背向現代性發展的方向，這是作為方法論的鄉愁所具有的本源缺乏，具有消極意義。但這些“消極”因素卻恰恰是筆者所想作為“積極”意義來使用的。
日本學者竹內好提出“作為方法的亞洲”給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發，子安宣邦依此提出“作為方法的日本”和“作為方法的江戶”，即把亞洲、日本、江戶作為一種生成性的存在，去考察這一存在的意義的起源、流變，以此，來考察近代亞洲的生成和日本的生成。
那么，“作為方法的鄉愁”，這一提法是否成立？鄉愁不是一種實體存在，也沒有具體的時空限定，它是自古以來產生于任何離家懷鄉之人的頭腦的情感。但如果把這一概念限定于自現代社會誕生工業文明發展以來，它就有了某種實在的含義。在這里，鄉愁不只是一種超越于時空的情感存在，同時也是現代性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產生物。所謂的鄉愁是在現代性發展觀照下的鄉愁，只有在現代性的視野下，才能考察它所代表的時間維度和心靈指向的深層原因，鄉愁才有作為方法論的可能性。
鄉愁是與現代性相對應的產物。它不是一種終極價值，而是一種思維的起源。現代性是向前的，屬于未來，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性，如波德萊爾所言，現代性是一種過渡、短暫、偶然，是藝術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永恒和不變。鄉愁，正是屬于“永恒和不變”的那一半。
日本文學評論家柄谷行人從勒南的文章《什么是民族》中得出一個頗為有趣的結論：民族并非根植于“種族、語言、物質利益、宗教親近感、地理或軍事的必要性”中的任何一項，而是根植于所共有的光榮與悲哀、其中特別是悲哀的“感情”。這意味著假如美學是指“感情”優越于知識、道德而為最基本的東西的話，那么，本質上民族就是“美學”的。換言之，如果說民族是以“美學”的方式生成，植根于感情，那么，包含在這一美學中的悲哀、鄉愁和自我則應該是我們思考民族存在時的基本起點。
把鄉愁作為方法，意味著以此出發，把自己置身于民族生活之流中，去感受民族生活的種種。鄉愁包含著對詞語的回憶，它是我們以人文主義態度進入語言之時的基本方向。比如魯迅以一種充滿鄉愁的情感書寫《祝福》，他不只發現了記憶之故鄉和現實之故鄉自然風景之不同，發現了村莊、鄉土、國民性與民族文化結構，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人”的生活之源和精神之規約。
但魯迅一代所處的語境是西方現代性觀念進入封建帝制的中國之初，“現代性”以絕對的積極因素存在于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經濟空間中，在這其中，鄉愁常常是作為現代性對立面出現的，是被批判的對象。經過一個世紀的現代化發展后，鄉愁幾乎被固定為具有保守主義傾向的、反現代性潮流的情緒。以今天的社會現實和文明發展方向來看，我們卻恰恰需要重新反思這一保守主義傾向和反現代性情緒。因為“現代性”已經成為布滿中國生活各個縫隙的事物，它的消極因素開始慢慢呈現出來，而鄉愁中所包含的保守、永恒和反現代性則呈現某種積極性。
在這一情形下，重返鄉愁其實也是重新思考“鄉”在中國生活中的獨特意義。“鄉”既是廣義的“鄉”，你我的家鄉，某一個村莊，某一個小城，我們的民族，也是實際的鄉村、大地、山川、河流、樹林、花草，還指中國獨特的文化意義上的“鄉”，鄉土、農業文明、亞洲文化、東方生活等等。我們要思考的是：這一“鄉”內部有怎樣的生活樣態，這些樣態哪些應該屬于“永恒和不變的那一半”，哪些則是屬于“不停變化著的過渡的未來的那一半”。
重回鄉愁，其實也是以同情之心——同一之心和同一之情——回到生活的內部，它與人最基本的情感、道德與生命感受相聯系，它是觀察世界的起點和終點，尤其是，它也應該是當代社會各個制度層面發展的起點與終點。只有充滿同情之心，才能夠正確處理鄉和鄉村的問題。我以為，這種以鄉愁為起源的思維與以理性和經濟主義為起源的思維成為對照，可以幫助我們去重新審視當代社會的發展。
以鄉愁為視角，還包括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農業文明那種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和思維形式逐漸為工業文明的科學思維所代替，每一個人生活在一種類似于唯物的清明和新的混沌之中，晨昏日落，風雨雷電，山川河流，都只被看作為可征服的事物而輕蔑處之。老子所思考的天之道，康德在仰望星空時所產生的敬畏之心越來越少，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不斷疏離，而四時、農業、耕種、農業文明越來越成為要被遺忘的或注定要消失的事物。當以鄉愁的視野來審視這些變化時，就會發現，人在越來越遠離詩性思維，遠離與自身存在之地的親密關系和互相之間的感知能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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