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國兩會第四場部長通道于3月12日上午開啟。其中，國家林草局局長張建龍回答記者提問時講道，我們通過管理、監管、執法，建立監督、監測體系，使一些過去在國家保護區、現在在國家公園這個范圍內，一些非法的、不合理的工程項目，現在已經逐步開始退出，甘肅的祁連山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現在把一百多個不合理的違法項目停止，并且逐步在退出。(03-12澎湃新聞)
祁連山素有我國的生態屏障之稱，曾經在當地個別黨員干部的權力異化中滿目瘡痍，而今在壓實從嚴管黨治的責任中，通過建立完善的監管、執法，建立監督、監測體系，非法的、不合理的工程項目已經逐步開始退出，生態治理有效推進，成為了生態環境修復的典型。
機構改革為法規的實施提供了保障。法規是保障生態環境、規范人們行為的標尺，卻因機構設置中造成權力的分化，形成相互制約，致使其在持續落地中打了折扣。這場自上而下的機構改革，進一步革除了機構設置的弊端，創新了機構的設置形式，把保護區納入了公園管理的范疇，理順了監督、執法的主體責任，解決九龍治水、七虎治山的問題，讓監管者失去了推諉的責任。因而機構改革，為政策法規的落地提供了保障，在明晰責任中激發了擔當。
保護生態環境還需堅守保護環境的戰略定力。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內蒙古團的審議時，既明晰了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又明確了不停步、不松勁、、不動搖、再出發，治理生態環境的目標。因而作為黨員干部要始終把保護綠色生態環境，作為檢驗“四個意識”“兩個維護”觀念牢不牢的試金石，從而在保持維護綠色生態的定力中不斷提升政治站位，創新工作思路和舉措，動真碰硬地解決環境污染中的突出問題，在綠色生態打底中實現經濟轉型發展，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良性互動。
濃厚保護生態環境的社會氛圍需要持續監督執法。生態環境保護既有了完善的法律保障、監督執法的機構支撐，需要在常態的監督執法中，壓實黨員干部的責任與擔當，才能消除人們保護生態環境上存在的僥幸。尤其是要創新考核機制，既要對生態環境治理責任不落實的企業業主，依法問責；又要追究監督管理者的失職督促責任，特別是要有祁連山生態突出問題問責的政治勇氣，不管涉及到誰、不管職務有多高，對違紀違規者都要要堅決追責。從而通過管理、監管、執法，建立監督、監測體系的建立，引導非法的、不合理的工程項目逐步退出，從而在推進生態修復中為經濟的再次騰飛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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