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摘要：集體所有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制度根基, 其四十年改革變遷是農村生產關系不斷調整和完善的反映, 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始終是這一進程的核心議題。從國家維度分析,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是農民利益保護的主要制度基礎;從市場維度分析, 合理有效的產權配置是解決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關鍵;從農民維度分析, 產權要素與市場要素集聚混合所帶來的發展新動能與風險并存。農村過渡性市場是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進程中的秩序均衡策略, 其對農村產權安排的穩定性具有調控作用, 對農民利益發展具有推動作用。
中國是歷史悠久的農業文明大國, 農民與土地是歷久不衰的議題。新中國成立伊始, 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集體所有制由此在中國確立并延續至今。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特色的農村產權制度, 其改革變遷是農村生產關系不斷調整和完善的反映, 而農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和完善推動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歷經改革開放初期農村生產經營單位調整與鞏固、經濟體制改革時期農村集體產權結構重設與優化、城鄉一體化時期農村產權結構及基本經營制度完善與發展三個主要階段。伴隨這一進程, 始終貫穿著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兩個核心問題。
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國家維度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作為一項國家基本制度, 其承載著國家意志, 并通過制度的政治功能來體現國家意志。農民利益保護是國家意志在農村基層社會的重要內容。理解中國農村的集體產權制度, 呈現其對農民利益保護的內在邏輯, 首先要從政治功能視角對制度建設進行考察。
(一) 政治功能視角下的國家制度建設
制度研究一直是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關注的核心問題。馬克思 (1995) 鮮明指出, 制度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 是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就建議, 對制度的考察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恩格斯 (1995) 在闡述國家和制度的起源時進一步解釋到:“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 ……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馬凌諾斯基則提出, 制度是一個社會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體系, 制度包括價值系統、參與人、規范、物質準備、活動本身以及制度的功能六個方面 (哈奇, 1988) 。從這些經典解釋中進一步引申理解, 國家的形成為所有共同體成員提供了公共空間, 沒有公共空間, 國家也將不會存在。而公共空間離不開制度規范和約束, 制度為共同體范圍內的成員提供了一套基本的行為準則。超越規則的個體行為必然會影響公共生活的質量, 對其他共同體成員造成利益損害。所以, 公共空間離不開制度約束和規范。制度的政治功能如何來實現?可以這樣理解, 一是制度作為工具性手段為國家提供穩定存在。國家的形成必然伴隨著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只有通過制度建設并發揮其功能才能保證國家穩定持久存在;二是國家的存在為制度執行提供政權支持。個體的非理性行為必然會破壞制度, 制度一旦被破壞, 公共利益便受到損害, 只有依靠國家政權的有效支持才能避免制度失效。國家與制度之間相互支撐和支持, 在這一過程中實現空間秩序的有序性和穩定性。
(二)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設的歷史考察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設始于20世紀50年代。傳統農村社會實行土地產權私有制, 農民土地要素流動相對自由, 但歷史上國家基層政權建設疲軟乏力, 并沒有為這一產權制度的政治功能發揮提供強有力的支持。由此, 傳統社會農民失地問題非常普遍, 希望擁有更為穩定的土地權益成為農民最大的利益訴求。新中國成立后, 黨和國家深刻認識到這一問題。通過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 中國完成了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全國一億二千萬農戶中, 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 已經有一億一千萬戶, 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一點七” (劉少奇, 1956) , 這標志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在農村基本建立起來。“我們黨沒有采取單純依靠行政命令、‘恩賜’農民土地的辦法, 去進行土地改革。……用徹底發動農民群眾的群眾路線的方法, 充分地啟發農民特別是貧農的階級覺悟, 經過農民自己的斗爭, 完成了這一任務 (劉少奇, 1956) ”。所以, 從歷史考察來看, 這一制度建設具有內生性的動力。同時, 這一制度建設受特定歷史條件的影響。經過大規模的土地改革, 雖然農民擁有了土地, 但是龐大的農民群體與有限的土地資源成為推動農村發展、農民致富的外在矛盾, 而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指向了合作化。“由于我國農村地少人多, 全國農民平均每人只有三畝耕地, 南方許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者只有幾分田, 所以在農村中仍然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在繼續個體經營的條件下, 他們要想過富裕的生活是毫無把握的。這就使占農村人口大多數的貧農和不富裕的農民積極地響應我們黨的號召, 愿意走合作化的道路” (劉少奇, 1956)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確立至今, 成為中國農村社會的基礎性制度。這一集體產權制度徹底終結了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實行的土地私有制。與傳統社會不同, 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設是伴隨著國家基層政權建設同步進行的, 國家政權為這一制度的執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發展到今天, 農村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這一制度紅線始終堅不可破。
(三)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政治功能
農民利益保護是國家意志在農村基層社會的重要內容,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首要政治功能就是要彰顯這一國家意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設“使得農民在合作化運動中不斷地得到好處, ……從而避免了或者大大減少了由于突然變化而可能引起的種種損失” (劉少奇, 1956) 。可以看出,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建設初衷是要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利益保護問題, 把農民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 (也就是土地) 通過制度功能進行國家規制。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農村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 諸如市場的發育以及農民自身溫飽問題的解決等, 這些變化一方面賦予了農村資源資產更多潛在價值, 另一方面推動了農民利益發展意識的覺醒。這一過程中, 農民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呈現出擴張狀態, 但農民手中大量的資源資產卻受制于國家規制, 而這些資源資產的效益增長難以沖破制度紅線。所以, 農民內生性的利益擴張需求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控制成為一對主要矛盾。一旦具備外部空間條件, 農民手中潛在的資源資產隨時會轉換成為農民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這說明集體產權制度的政治功能已經不能滿足或不適應農民利益發展的現實需求。而制度結構決定制度功能, 于是,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為新的時代命題。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是通過調整和完善農村產權結構, 以此重塑集體產權制度的政治功能, 在實現農民利益保護的前提下探索農民利益發展的穩定空間。
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市場維度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伴隨著農村市場發育而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以來,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農村社會通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徹底擺脫了高度集中的生產經營體制, 解決了中國農民的溫飽問題, 保障了農民的生存利益。但是, 面對新的市場發展環境及農民對利益發展的新訴求,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需要更深層次的變革。理解這一變革議題, 首先要從產權制度與市場經濟的關聯性進行把握。
(一) 經濟功能視角下的產權制度
現代市場經濟發展離不開健全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產權作為一項制度規則, 是人類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 資源的稀缺性為產權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原始動力。合理的產權制度安排能夠對產權關系實現有效的組合、調節和保護。以往對產權制度的理解更多是從靜態的法律層面展開, 但隨著人們認識不斷深化, 產權制度的含義越來越寬泛, 從經濟發展的動態層面理解產權制度安排對更好發揮產權制度的經濟功能提供了新視野。產權制度的經濟功能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在計劃經濟條件下, 資源的配置主要依靠行政手段, 資源交易成本高, 資源配置效率低, 資源帶來的收益非常有限。而市場經濟條件下, 資源的配置取決于市場的流動, 哪里有市場, 資源就往哪里配置, 但資源的流動性配置必須要有清晰的權屬界限。只有權屬清晰, 才有可能塑造權責統一的市場主體, 才有可能降低交易費用、提高配置效率, 否則就會擾亂市場環境。所以, 產權制度安排為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起到了潤滑和保護作用。二是為經濟活動提供了有效的激勵和約束。產權制度明確了產權主體的權責界限, 權利份額決定了利益分配占比, 責任界定決定了利益邊界, 在利益驅動下產權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會選擇將所占有的權利發揮到極限, 以此來獲取更多的收益, 但又不能超越責任的界限。所以, 產權制度既能夠激勵產權主體追求權利收益又能夠有效控制越軌風險和權利侵襲風險。隨著經濟社會發展, 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問題越來越突出, 而資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必然引致資源潛在的高收益結果。所以, 產權制度作為一種經濟制度和市場規則, 現代市場的發展和資源的稀缺為其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新動力。
(二)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經濟邏輯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建立起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這一目標表現為對產權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如上文所述, 產權結構決定產權制度的功能, 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本質是產權結構的變革, 通過調整產權結構, 重塑或再造集體產權制度的經濟功能。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標導向則是為農民利益發展創造新空間。改革開放以來,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經濟邏輯尤為明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 將土地承包權從所有權中剝離出來, 實現“兩權分離”, 賦予農民更加靈活的生產自由權, 這一產權結構調整解綁了農民與國家。對于農民而言, 其同樣具有經濟理性, 所以這一改革極大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 農民的溫飽問題也隨之而解。雖然這一改革受市場影響較小, 但其背后的經濟邏輯卻已顯現出來。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大潮,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建立, 城鎮化快速推進, 市場發育急劇進行, 農村生產生活環境發生了巨變, “兩權分離”的產權結構再次不能滿足農民現實利益發展需求。于是, 農村土地承包權進一步調整為土地承包經營權, 進而實現了土地“三權分置”, 這一產權結構調整解綁了農民與土地。土地“三權分置”下, 所有權歸屬集體經濟組織, 承包權歸屬農民, 經營權在集體經濟組織范圍內實現自由流轉。通過產權結構的優化, 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基本實現了自由流動, 為參與市場經濟活動釋放了空間。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至今, 其背后的市場邏輯越來越明顯, 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
(三) 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限度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推動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關鍵舉措。但應該看到,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始終沒有突破集體所有制這一國家規制, 說明市場邏輯的行進并沒有徹底瓦解原有的政治邏輯。國家通過制度調適, 既堅持通過集體所有制安排實現農民利益保護, 又以產權結構調整實現農民利益發展。這一舉措既有對歷史的反思, 又有現實考量。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 中國歷史上實行了幾千年的土地私有制, 結果農民失地問題嚴重, 嚴重損害了農民的生存權益。這一問題雖有國家政權乏力的原因, 但是產權私有制下合法的資本控制土地也不應該被忽視。而后者在今天更具有現實意義。有學者認為, 土地之于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已經嚴重弱化了, 農民已經不再需要依靠土地來保障生存 (王瑜等, 2011) 。基于這種認識,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農村土地承包權也可以流轉。現實是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依舊存在, 在快速城鎮化階段, 農民的弱勢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即使進了城, 一旦遭遇重大挫折, 隨時有退城回村的潛在可能性。所以, 從農民利益保護的角度看, 農民利益市場化發展必須要毫不動搖堅持集體所有制這個根本制度, 承包權的流轉則要穩妥審慎推進 (張守夫等, 2017) 。從現實來看, 市場經濟條件下, 資本的流動更為頻繁, 也更為跌宕起伏, 從側面加劇了資本侵襲的風險。但是, 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不可避免的引致資本的趨利性流動。有學者認為資本下鄉是“資本家剝削小農、傷農害農、一定是壞事” (趙俊臣, 2009;侯江華, 2015;賀雪峰, 2009) 。這一認識沒有從根本上看到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現實需求和其限度, 所以對資本下鄉持有消極態度。而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有限性主要來源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的有效控制。同時, 解決“資本下鄉”這一問題, 還要加強對資本的有效監管, 建立更為合理的利益增長分享機制, 加大現代農民培育力度等, 構筑起農民利益發展安全堤壩。
三、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農民維度
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同樣具有內生性變革的特征。縱觀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歷程, 無不是以農民需求為導向。從農民利益保護到農民利益發展, 都是圍繞著農民而進行。隨著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不斷深化, 理解農民在這一進程中的角色與定位, 對明確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進路和農民利益保護及利益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農民利益保護與農民利益發展的主體性
從現實發展來看, 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這一對關系主要經歷了三個變化時期:集體產權制度建設時期,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 這一時期主要采取農民利益保護為主、農民利益發展為輔的策略;改革開放以來, 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 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開始兼顧進行;近年來, 隨著城鄉融合發展快速進行, 逐步形成了農民利益發展為主、農民利益保護為基礎的格局。對于農民利益保護而言, 主體是國家, 對象是農民。國家作為制度的供給者, 向社會進行制度輸入, 為公共空間提供一套明確的規則和秩序, 進而實現空間秩序穩定。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是國家向農村社會提供的一套規則秩序, 目的是保護農民的土地利益。而對于農民利益發展而言, 主體是農民, 客體是市場。近些年來, 農民基本生存利益得到了國家有效保障, 農民進而開始轉向謀求自身利益發展, 這一轉變是農民自身意識的覺醒, 農民希望以主體身份從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場域中獲取更多利益。從農民利益保護到農民利益發展, 背后主體由國家讓渡為農民個體, 同時也伴隨著國家意志與農民意識的契合。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內生性特征由此凸顯出來。但這一內生性變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的主體二元性特征將長期存在。歷史經驗證明, 農民利益發展必須建立在有效的農民利益保護基礎之上。而農民追求利益發展也是基本事實, 在這一過程中, 只有通過有效的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實現制度的互動調適, 才能真正為農民利益發展塑造新空間。
(二) 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中的小農理性
農民理性問題是學術界熱議的話題。有學者認為, 正是基于農民理性的擴張才創造了中國發展奇跡 (徐勇, 2010) 。不可否認, 農民理性中包含著諸如勤勞、善良、節約、吃苦、耐勞、算計等樸素的理性色彩。但也應該看到, 農民理性中也蘊含著挑戰現代規則的小農非理性、非正式規則等成分。歷史上, 農民長期附著在土地上從事農業生產, 公共空間也局限在農村基于血緣、宗族、傳統文化等因素所維系的“熟人社會”, 農民的規則認知和行動邏輯都是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 且在相對封閉的“熟人社會”里不斷渲染, 經過代代傳承而延續下來, 從而使這些非正式規則和行動邏輯具有了“歷史的慣性”。從現實來看, 當前部分農村并沒有把集體產權制度嚴格落實到實踐中去, 農村土地隱性私有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 農民土地自私買賣、土地用途混亂不受管制等問題也進一步凸顯。農民對利益發展的非理性追求往往會擠壓國家的制度安排。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安排對農民而言本身具有一定的救濟性特征。但是, 農民一旦主動擠壓和破壞制度, 制度的效能便被侵蝕。同時, 在現代社會, 僅僅依靠“暴力”支持來執行救濟性制度已不具有內在可能性, 而國家的引導性政權支持則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以農村土地執法為例, 當前農村土地執法主要是引導性的, 但這一過程中執法體制的弊端也暴露出來。在我國行政體制的安排上, 縣一級政府才擁有比較完整的執法權, 但農村社會與縣級執法單位存在空間因素的制約, 由此導致信息反饋的時效性不強, 進而影響和制約了土地執法效果。鄉鎮政府直接面對農村社會, 但其不具有執法資格, 在處理過程中往往是“睜一只眼, 閉一只眼”。解決這一問題, 就要探索土地執法體制改革, 可考慮通過委托執法等形式賦予鄉鎮政府土地執法權。
(三) 市場化進程中的農民能力建設
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 本質是農村發展動能轉換, 農民能力建設則是核心問題。當前, 農民能力建設主要是圍繞其民主能力建設展開的, 這與農村推行基層民主制度建設的客觀環境密切相關 (馬華, 2011) 。但是, 農民能力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 包含了諸多方面, 如農民的參與能力、利益表達能力、合作能力、監督能力等。從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視角來看, 農民作為市場主體駕馭市場的能力仍舊十分薄弱, 農民以市場主體的身份從市場中獲取收益的風險成本和機會成本非常大, 市場風險對農民的打擊往往是毀滅性的。一方面, 農民利益發展需要通過市場化來整合、配置資源, 使農民手中的資源資產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 農民對市場駕馭能力又不足, 農民擁有的資源資產一旦被裹進市場化的洪流中, 或一哄而上, 隨時可能“血本無歸”, 這成為當前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主要阻礙。所以, 農民利益市場化發展的關鍵是加強農民市場能力建設。從國家層面分析, 國家支持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 以期實現農民增收致富。但也意識到農民在市場環境中的弱勢。因此, 近年來, 國家先后開展職業農民培訓、選聘大學生村官、選派農村第一書記等工作, 同時, 在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建設過程中向農民提供專門的金融扶持、信貸支持等。國家既要讓農民“打鐵自身硬”, 還為農民提供有力的外部支持。這一行動邏輯直接映射了國家對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與農民自身能力建設滯后矛盾的清醒認識, 并予以有效回應。
四、過渡性市場:三重維度下的秩序均衡策略
農民利益發展離不開現代市場, 但完全自由化市場對農民利益保護提出了挑戰。應該看到, 農民利益發展是當前農民的主要訴求, 但是利益保護對農民而言是永恒主題。所以, 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必須要尋找一種漸進性策略, 進而實現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秩序的均衡與穩定。這一策略有別于完全自由化市場, 又遵循一定的市場邏輯, 將其稱之為過渡性市場。
(一) 過渡性市場的內涵與特征
過渡性市場是一種不完全市場形態, 但其蘊含著基本的市場邏輯, 卻又受控于特定的制度規制, 隨著制度的不斷調整和完善, 進而為過渡性市場釋放新的發展空間。由此分析, 過渡性市場具有以下四個基本特征:一是有限性特征。過渡性市場的有限性由現實發展條件決定。如果忽視農村現實發展條件限制, 盲目追求完全自由化市場, 并將其引入農村發展場域, 必然會伴隨著高成本、高風險, 而高成本、高風險不一定帶來高收益, 這對于農民而言是不可取的。二是漸進性特征。從發展的階段性來看, 農村過渡性市場不是一種靜態市場, 其在農村客觀條件基礎上, 推動農民利益發展逐步走向更加開放的市場, 其隨著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環境而不斷演進和深化。所以, 過渡性市場的發展呈現出漸進性的特征, 這也正好說明了農村過渡性市場屬于一種動態發展市場。三是調適性特征。農村內外部的客觀環境發生了變化, 也就意味著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條件發生了改變, 與此相適應, 過渡性市場就要不斷調適, 以回應客觀環境和條件的變動, 從而優化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的體制機制, 并實現農民利益的更好發展。四是穩定性特征。農村過渡性市場的最大特征就是穩定性, 穩定性來源于過渡性市場的有限性、漸進性和調適性, 有限性、漸進性和調適性屬于農村過渡性市場的結構性特征, 結構的調整和優化目的在于功能的完善, 在這個意義上, 穩定性是農村過渡性市場的功能性特征。
(二) 秩序均衡的過程與策略
農村過渡性市場的培育和發展, 必須要基于國家、市場和農民三個維度進行。從國家維度而言,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既要把農民利益保護置于首要位置, 又要圍繞著激活市場活力進行。以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為例, 通過產權分置的形式, 將所有權牢牢控制在集體手中, 這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的利益保護問題, 為土地這一生產要素的流動劃設了空間范圍;將承包權賦予農民, 穩定農民的利益預期, 進而使農村社會維持相對穩定;將經營權放活, 使土地要素能夠相對自由流動, 為農民利益市場化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由國家建設, 其制度調適也由國家進行,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的國家作用非常重要, 其是農村過渡性市場培育和發展的掌舵者, 必須健全和完善相應的監管機制。從市場維度而言, 市場流動的背后是資本要素流動, 伴隨著資本的流動, 市場也為農村發展帶來了技術、管理等新要素, 這些現代性因素的滲入, 對農村發展意義重大。但是, 農村市場發展導向不應是掠奪式的利益攫取, 農村過渡性市場既要通過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放大農村資源資產效益, 又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增長分享機制, 實現市場與農民的雙贏。目前, 部分地區探索的農民土地股份合作、“三變改革 (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 ”等, 都是對農村過渡性市場的有益探索。從農民維度而言, “打鐵還需自身硬”, 農民需要不斷加強自身能力建設, 以能力建設拓展自身利益發展空間, 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要增強農民現代性認知, 把小農理性中的非合理部分予以祛除, 打破農民行動“歷史的慣性”。具體措施上, 要繼續推進現代職業農民培訓, 精準選聘、選派大學生村官、農村第一書記等。
(三) 秩序均衡的邏輯建構思考
國家、市場與農民之間的秩序均衡有其內在的邏輯。從現實看這一邏輯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國家與農民的持續性有效互動。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內生性變革, 但這一內生性的力量有賴于國家的認可與推動, 也就是要有國家與農民的持續性有效互動。以安徽省小崗村為例,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農民囿于落后生產關系的限制, 溫飽問題難以解決。農民為求生存開始自我探索包產到組、分田到戶, 并收到了良好效果。時任安徽省委書記萬里予以肯定, 并支持繼續探索, 所以, 后來農民喊出了“要吃米找萬里”的口號。這一過程得以順利進展, 正是基于國家與農民持續性的有效互動。這一持續性的有效互動, 既規避了農民內生力量的異化和沖突, 又保障了農民的生存發展利益。可以看到, 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四十年來, 國家與農民持續性的有效互動始終沒有間斷, 且更為頻繁, 這也是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始終得到農民認可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二是由試點到整體的漸進性改革。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具有明顯的漸進性特征。這一漸進性特征來源于農民對自身利益穩定性的訴求。如上文所述, 當時歷史環境下, 農村包產到組、分田到戶是農民為求生存而內生的變革力量, 屬于草根式的自發行為, 不具有可預見的穩定性。這一新生力量的萌發得到了國家的關注, 并通過特定的程序 (試點) 進行論證, 進而在更廣范圍內推廣實施。1982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中就指出, “這是一場牽動億萬群眾的深刻而復雜的變革, 時間短, 任務重, 經驗不足……, 需要我們采取積極而又慎重的態度, 毫不松懈地做好生產責任制的完善工作”。再如, 1983年中央關于基層供銷合作社體制改革政策強調, “要抓緊進行試點;已進行試點的地區, 要總結經驗, 逐步向面上推開。……爭取盡快地、穩妥地在全國范圍內完成這項改革”。試點做法一直延續到今天, 涉及農民群眾重大利益的改革都遵循了試點到整體的漸進改革路線。試點過程中, 范圍被嚴格限定在一定空間內, 以期通過特定空間的試驗來驗證其可行性, 或修正其非科學的部分, 進而形成更具有普遍意義的行進路徑, 真正維護了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三是基于歷史經驗的反思性進取。中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是基于歷史經驗反思的制度安排, 這一制度根本解決了農村幾千年以來的發展弊病。站在歷史的新起點,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成為時代要求, 但是農村集體所有制這一基礎性制度始終牢不可破, 并且是新時期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2016) 鮮明指出,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要“堅持農民集體所有不動搖, 不能把集體經濟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 防止集體資產流失;堅持農民權利不受損, 不能把農民的財產權利改虛了、改少了、改沒了”。這一基于歷史經驗的反思性進取路線, 最大限度維護了農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從根本上保障了農村社會的長久穩定。
五、討論與展望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已經轉換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在農村社會表現得更為明顯。鑒于此, 中央決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必然能夠更好回答農民利益保護和利益發展議題, 而繼續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將是這一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看到, 農村過渡性市場是基于農民利益發展市場化要求而采取的策略。雖然這一策略能夠有效調適農民利益保護與利益發展問題, 但農村過渡性市場畢竟是一種不完全市場, 會否引致農村市場內卷化問題值得學界進一步討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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