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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柏:直面鄉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鄉愁派

[ 作者:王君柏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6-04-29 錄入:王惠敏 ]

摘要:近30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不平衡日益顯現。廣大內地農村,從絕對意義上看確實進步很大,但從相對意義上來看,實存在失落并且繼續走向衰落的趨勢。對此趨勢,理性派認為是必然的,甚至認為衰落的可能還不夠徹底;鄉愁派則認為衰落的農村需要加以挽救。務實的態度應該是綜合兩派觀點,一方面,順應歷史,繼續加大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步伐;另一方面,立足現實條件,充分挖掘一切現階段可以利用的條件,提高留守鄉村者的生活質量。 更多還原

關鍵詞:理性派; 鄉愁派; 區域平衡; 相對失落; 城鄉二元結構;

以中國地域之遼闊,東西南北自然條件、人文環境、發展先后之差異,貿然地說農村如何如彼,都難免有例外的情形出現。即使如此,我們還是有一個大致的判斷,那就是廣大的內地鄉村,已然開始衰落,越是遠離經濟中心,衰落的程度越是迅速、決絕、徹底。如何看待這一趨勢,需要有務實理性的態度,既不可因為目標正確就無視過程中的陣痛,也不可因為鄉愁的溫馨浪漫,就模糊了遠望的視野。

一、理性派與鄉愁派

對于鄉村衰落的趨勢,存在著各種不同的看法。首先,有一部分人是不承認這一趨勢的,認為農村這些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收入一直上升,住房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等等。毫無疑問,這只做了縱向比較,而且持這種觀點的人總體而言是少數。其次,另一部分人認可鄉村衰落的趨勢,但對此趨勢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分歧。我們權且把這些不同的態度區分為理性派和鄉愁派,或者叫做經濟派和文化派。前者以經濟學者為主,后者以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者為主。

理性派的典型,就是從舒爾茨到蓋爾·約翰遜,到林毅夫的研究傳統,其基本觀點是:三農的根本問題就是使農村居民與城市居民的收入相當。毫無疑問,這是從根本上保證城鄉人口平衡的要求。因為理性派有一個前提,那就是農民是明智的,同樣會進行理性選擇,這也是我們在鄉村中實際所看到的,鄉村空心化就是農民用腳投票的結果。而要達到城鄉居民收入相當,就需要減少農業人口,具體的方法,一方面是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即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改善教育,為農村人口到城市就業提供知識準備。所以,政府在三農領域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政策制定和制度建設。在此邏輯下,中國目前鄉村的衰落可能還不夠徹底,畢竟農業人口所占比例還偏高。如何通過科技改造中國傳統農業,就是理性派認為最緊迫的問題;相反,土地問題,口糧問題,都不是問題①。

對這種理性觀點,我們應該有足夠的重視,畢竟發達國家的歷史也印證了三農最終走向衰落的趨勢。但以中國人口之多,農村發展之不平衡,在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勢必有一個過程,而對此過程中的種種痛苦,政府必須要有充分的預估,不能因為目的正確就忽視這一陣痛的過程。

與理性派不同,鄉愁派成分復雜,支持者眾多。它首先體現為一般的文人雅士的鄉愁觀念,而這往往都是那些已經脫離了鄉村生活人士的一種回憶。客觀地說,無論城市還是鄉村,人們都有這樣一種對自己兒時生活環境、玩伴師長的念舊情緒。對于鄉村,它表現為鄉愁;對于城市,它表現為對舊時街巷弄堂的難以割舍②。其次,鄉愁派也體現為某種形式的政策或主張。比如,有政府提倡“留得住的鄉愁”,就是從鄉村建設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也算是對鄉村建設可能帶來的破壞性的一種提醒吧。又比如,一些地方出于旅游宣傳的目的,假借鄉愁情懷來打造所謂的“老家”“鄉愁”概念。此外,在學術研究中,典型的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出于保護急劇社會變遷中的傳統文化的目的,他們高度認同鄉村文化的價值,對于鄉村的失落感到痛心疾首,主張對村落文化進行搶救;面對急劇變遷的大環境,有些人甚至退而求其次,主張對這些消失中的文化哪怕做點“臨終關懷”,也是一種積極的態度③。

二、鄉村真的失落了嗎

從縱向比較,中國農村的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農村的變化更是有目共睹。但從橫向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確實存在地域差異、城鄉差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有我們所說的鄉村衰落問題。究其實質,目前中國鄉村的失落只是一個相對衰落的問題,但這種衰落,卻存在從相對衰落走向絕對衰落的趨勢。

基于對重慶、四川、貴州、湖北、湖南、安徽、北京、山東、江蘇等地區不同鄉村的實地考察④,關于鄉村是否已經失落的問題,我們有如下大致判斷:越是發達地區,越是靠近中心城市,鄉村衰落的趨勢越不明顯;而且,這些鄉村的農業也相對越來越不重要,經濟收入越來越多地依靠工業與服務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城市有更多的反哺,另一方面是這些區域的地價為鄉村贏得了更多資源,或者說,鄉村工業化是其沒有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反之,越往內地,越遠離中心城市,鄉村衰落的趨勢就越明顯。

具體的,鄉村的衰落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是人口裂痕很大,鄉村人口難以為繼。當前鄉村家庭人口的基本構成是:老人留守村莊,干農活,帶孩子;中年人奔波于打工城市和鄉村之間,城鄉對他們而言都是雞肋,在城市并無輕松賺錢的活干,回鄉已經沒有了種田的熱情;青年人多數遠離鄉村在外打拼,狀況也千差萬別,有少數對城市生活適應良好的,但大多數人并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但幾乎所有青年人都已經對回鄉毫無興趣;幼小一代,大多隨老年人留守鄉村,隔代教育,在家長、學生和老師的三角關系中,難以建立順暢的溝通渠道,受教育狀況不容樂觀,學業不佳、性情不良,預示著幼小一代的未來未必能夠向著良性的方向發展。鄉村人口在代際繼替上出現脫節和惡性循環,同時因為計劃生育而在數量上也開始青黃不接;當鄉村人口難以為繼時,鄉村事實上的衰落和人們精神狀態的頹敗,就不可避免。

二是各種資源的流失。首先,最直接的就是物質財富向城鎮集中。如果說上一輩人的物質財富積累體現為建造一幢房子,那么當前這輩人的理想則是集老少幾代人的積蓄,到縣城或者小鎮買一套房,人們就是這樣用在鄉村的微薄積累澆灌著城市建設。其次,還有間接的物質財富流失,表現為農副產品進入市場后,大部分利潤落入中間商和工業生產者手中。無論是種植糧食,還是家畜飼養,無不如此。此外,各種公共資源設置的城市中心化導致鄉村相對被邊緣化了,如優質的教育、醫療這些涉及民生的關鍵資源,都集中在城鎮,從子女入學到治病就醫,人們都得往縣城省城跑,鄉村包括所謂的中心鎮,慢慢空心化了。

三是基層組織渙散,無法應對市場大潮。這至少有兩層意思:一是基層黨政組織不強,越是衰敗的鄉村,村級財政虧空,既無法行政,村民也無所期待,加上家族因素摻入其中,更有偏離代表所有村民的公意初衷;二是村民各自為家,眼睛全都盯著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既無先進帶動后進,又無合作精神,哪怕修條小小的馬路,也因為意見分歧而困難重重。然而市場是無情的,沒有合作就難以形成力量,在市場大潮的沖刷下,鄉村這一盤散沙不斷地被侵蝕,如何不走向衰落?

當然,鄉村之衰落遠遠不止這些,其它如自然環境、民風民俗、傳統手藝等等,都有江河日下之勢。舊的鄉村崩潰殆盡,新的尚未成型。筆者觀察的結論是:廣大的內地農村,正在走向全面的衰落。

三、兼顧理性與鄉愁

現代化過程并不僅僅只是物質的變遷,文化的銜接、文化生態與精神家園的傳承,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都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而我們目前的發展模式,過于強調物質的一面,忽視精神層面的東西,已經產生了很多不良的后果。但文化的傳承應該采取何種方式,應該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現實,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至少,我們應該承認,文化始終處于變遷之中,文化是為滿足人類需要存在的,而不是相反。這就要求我們應該從人的發展的角度去考慮鄉村變遷問題,我們需要做的是增強人的文化適應性,而不是為保留某種文化而保留。鄉愁固然美好,但仍然阻擋不了歷史的變遷。因此,面對相對失落的鄉村,無論是理性派還是鄉愁派,都要順應歷史潮流促進鄉村的進一步發展,又立足現實改善鄉村目前的處境,應該才是我們面對失落的鄉村應有的務實態度。

費孝通先生曾將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巨大變遷概括為三級兩跳,即從農業社會跳到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跳到信息社會。在此過程中,第一跳就拉開了很大的差距,以致英國著名學者托尼也不得不說,上海周邊只不過是中國的一條繡花邊,切記不能將這繡花邊就當成中國全部。現在正在進行的第二跳,雖然我們正在大力建設物聯網,倡導“互聯網+”的概念,但這些與廣大的內地農村還是沒有多大的關系,并且第一跳的缺口沒有補上,第二跳的作用就非常有限,畢竟邊緣化的內地,沒有人財物的匯集,物聯網時代給人的直觀感受,就是大量農村青壯年到城市充當快遞員。雖然費孝通認為“西方國家現代工業的成長是以農村的蕭條和崩潰為代價的,這是西方工業化的道路。在當前歷史條件下,中國是絕沒有可能走這條道路的。不能想象上億的農民,擁入城市來發展工業”①,但實際上鄉鎮企業的成功,只是沿海地區的事情,而且它們正是人口流入地。對于廣大的內地農村,恰好與費孝通這里講的西方道路沒有什么不同。從區域發展來看,這就是因為一步慢,步步慢,馬太效應明顯,內地(尤其是鄉村)在三級兩跳中順應失當,相對陷入衰落。

鑒于這一大趨勢,對于鄉村而言,無論進退,都積極順應,而不是徘徊于城鄉之間,以致彷徨無所歸,既不安其位,又失其發展。人們能夠做的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方面以積極態度融入城市,真正適應城市,在城市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種資源,追求有質量的留守。

積極融入城市。鄉村人口融入城市,首先取決于城市的吸納能力,吸納能力的關鍵在于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取決于創新,否則,人們進城也只能從事建筑、快遞、小攤小販之類技術含量極低的職業,終歸難以融入城市。我們有超過2億流動人口在城市,但只有極少數能夠留下來,這不僅僅是政策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我們的產業創新不夠,沒有足夠的產業支撐來養活這個龐大的人口群體①。其次,從人口自身來看,能否在三級兩跳的過程中適應環境,是否具備良好的素質是最關鍵的問題之一,這就涉及學校正式教育的問題。我們現在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資格的獲取,無助于快速變遷中鄉村人口適應能力的提高,更何況這種敲門磚式的教育,對鄉村青少年來說也是一種稀缺資源。此外,品格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問題。現實中,有很多并未接受過很好學校教育的農村青年在城市里憑借自己的誠實守信、吃苦耐勞,迅速適應了城市的生活。但遺憾的是,在當前我國內地農村,品格教育與正式學校教育,同樣的缺失。

追求有質量的留守。首先,政府對農業需要重新認識與定位,針對不同的自然條件,提出不同的經營模式。適宜規模經營的,堅持走規模經營之路;對于不宜規模經營的,可以根據當前追求特供的時代特點,強調高品質的農產品生產與經營,這也是目前很多學者提出的社會生態農業②。其次,要減少人為地將鄉村邊緣化。如果說市場導致的鄉村邊緣化是必然的,那政府在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政策方面將鄉村邊緣化則是可以避免的。像目前農村的各方面投資遠遠不足③,政府應有傾向性地扶持,通過加強鄉村的社會建設,讓人們在鄉村看到希望。最后,要充分利用各種資源,努力維持鄉村社會的生態平衡,這既包括縱向的鄉村文化與傳統的繼承與發展,有形的如傳統手工藝,無形的如桑梓情誼、鄉賢精神等;也包括橫向上各種力量的結合,促使今日中國的鄉村從一盤散沙走向合作。在這一方面,英國、日本等域外經驗,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作者單位:江南大學法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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