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農民流動的理論分析
（一）基于農業增長的農村發展
最初，農村發展主要依靠改進農業生產技術和要素投入結構。通過土壤普查、土壤改良、作物布局和土地規劃，從宏觀上追求農地有效利用；通過培育和推廣良種、采用適宜的株行距和深耕、深松等農藝措施，從微觀上追求農作物和農地有效耦合；通過優化施肥時間、施肥部位和肥料構成、用肥量，使農作物獲得適宜的養分供給；通過興修水利和優化灌水時間、灌水部位和用水量，使農作物得到適宜的水分供給；通過作物保護、病蟲害防治等田間管理措施，保障農作物健康生長；通過工具改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減輕農民勞動強度。這些措施有很強的針對性和效果。然而，發展中國家的農村發展除了這些農業措施外，還要解決農業勞動力過多等問題。
（二）基于勞動力轉移的農村發展
農業就業不足是早就存在的問題。這是農村早就存在工副業的主要原因。城市和工業的發展，為農業勞動力轉移提供了機會。劉易斯針對發展中國家擬完成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提出了二元經濟理論。該理論的核心是把激勵農民轉移和保持農民轉移條件統一起來。這是他強調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應該實行制度工資的依據。所謂制度工資，它既要高于從事農業的收入，以激勵農業勞動力轉移；又要把它控制住，以維護農業勞動力轉移條件。把經濟剩余更多地留給企業家，可以為擬轉移者創造更多轉移機會，進而加快二元經濟轉型。這是劉易斯提出制度工資概念或不贊成過早提高工資的主要理由（Lewis, 1954）。
（三）基于人力資本投資的農村發展
農村發展除了完善農業技術體系和完成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外，還要加大農村人力資本投資。舒爾茨認為，農民處于貧困狀態，并非因為他們缺乏理性或沒有能力根據自己掌握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找到最優資源配置，而是他們掌握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太有限。所謂人力資本投資就是通過教育和培訓使農民掌握更多的知識、技能和經驗（舒爾茨，2006），不斷擴大其尋求最優解的可行域，進而不斷提高最優解的水平。
二、70年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歷程
（一）1980年前的農業勞動力轉移
中國勞動力統計始于1952年，但1980年前沒有農業勞動力轉移統計，所以本文把1952年作為研究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起始年份，并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勞動力統計數據推算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具體做法是：以當年農業勞動力數量乘以當年全國勞動力年增長率，減去當年農業勞動力統計數，作為當年農業勞動力轉移數。推算結果表明：第一，1958年有6117萬農業勞動力離開農業，1959～1963年又有6252萬人返回農業；若把這6年視為一個區段，則該區段沒有農業勞動力轉移。第二，1976～1978年農業勞動力轉移數分別為527萬人、515萬人和1599萬人，轉移量較多，據分析，除了正常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外，城市下鄉知青返城也施加了影響。第三，1952～1979年，全國共轉移5177萬農業勞動力。他們主要轉移到了縣城和鄉鎮的非農部門。
（二）1978～2007年的農業勞動力轉移
同1952～1979年相比，1980～2007年農業勞動力轉移狀況有較大不同。第一，穩定性顯著增強。這些年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只有1年（1989年）是負增長，4年（1981年、1990年、1991年和1999年）轉移人數低于250萬。第二，年均轉移量高（744.36萬人）。多于1952～1979年的191.7萬人和2008～2018年的549.2萬人，出現了兩個農業勞動力年均轉移量過1000萬的時期，其中1982～1987年的年均轉移量為1013.4萬人，2000～2007年的年均轉移量為1101.3萬人。經過28年的快速轉移，農業勞動力轉移量占農業勞動力總量的份額由1980年的6.37%提高到2007年的44.30%，增加了37.93個百分點。第三，出現6年翻兩番的記錄。1981～1987年期間，農業勞動力累計轉移總量由2050萬人增長到8130萬人，翻了兩番。
（三）2008年后的農業勞動力轉移
第一，中國農業勞動力轉移同國際經濟形勢密切相關。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農民工數量出現負增長。第二，農民工增長出現減緩態勢。2010年以后農業勞動力轉移數量趨于減少。第三，外出農民工占比有下降趨勢。其中，家庭成員外出打工人數占比由49.6%降至47.9%，下降1.7個百分點；舉家外出打工人數占比由12.7%降至12.1%，下降0.6個百分點。本地打工人數占比由37.7%提高到40.0%，上升2.3個百分點。如果把外出打工、本地打工同異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相對應，說明就地城鎮化推動力在增強。這是反映中國走向全域發展的一個指標。分地區看，東部地區在省內打工的農民工占比由79.7%提高到了82.8%，上升3.1個百分點。中部和西部地區在省內打工的農民工占比分別由29.0%和37.0%提高到了39.4%和50.4%，分別提高10.4個百分點和13.4個百分點。這是反映中國走向全域發展的另一個指標。第四，16～20歲年齡段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10.7%減少到2018年的2.4%，說明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越來越成為這個年齡段的農村勞動力的主要選擇。第五，50歲以上年齡段的農民工占比從2008年的11.4%提高到2018年的22.4%，幾乎翻了一番。這說明打工不再是農民在特定年齡段的選擇，他們若能找到工作很可能會一直干到退休年齡。第六，2008年以來新生代農民工開始成為農民工主體。他們的占比由2013年的46.6%提高到2018年的51.5%。
三、農業勞動力流動目標的變化
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改革開放最初20年的主要任務是消除貧困，第二個20年的主要任務是建成小康社會，今后30年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共同富裕。這3個階段中的農民工個體特征和文化、觀念、行為有明顯差別，農業勞動力流動的目標也在發生變化。
（一）消除貧困的農民流動
第一代農民工是20世紀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外出打工的農民。他們進城主要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身份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為了讓家庭成員住好一些的房子，用好一些的物品，特別是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總體上看，第一代農民工是生計型就業。他們中的大多數覺得城市設置門檻是天經地義的。雖然他們干得多掙得少，有時還遭城里人白眼，甚至遭遇很多困境，但總覺得外出打工比呆在農村好很多，比留在農村的其他農民好很多，因而能夠承受各種不公平待遇。正是他們最大限度地掙錢、省錢和攢錢，使鄉村的住房結構和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他們為消除農村貧困作出了巨大貢獻。他們當中少數有技術專長或管理能力的人仍在打拼，絕大部分人已經返回農村。
（二）奔向小康的農民流動
新生代農民工選擇的是發展型就業。這是城市就業管制不斷放松和城鄉存在較大差異雙重作用的結果。他們進城就業不僅要有合乎自己要求的工資，還要有適合自己發展的機會和自己喜歡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他們想一直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不再返回農村。他們的選擇又具有多樣性，其中只有少部分人想進大城市，大部分人想進中小城市，尤其是縣城。他們會為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而主動參加技能培訓，掌握一技之長。他們會為識別和提升自己的能力而不斷進行嘗試，這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頻繁跳槽的主要原因。由于重視自己可獲得的社會保障水平，他們會把企業給不給自己交保險作為就業選擇的一個標準。他們會把自己在城里獲得的各種權益作為自己融合城市的重要指標。這是他們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像其父輩那樣逆來順受的重要原因。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研究：基于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的視角”課題組所做的問卷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工資2835.15元，比新生代城市工月平均工資（2989.37元）低5.2%，差距已經較小。50.36%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老家有田地/林地/山地，其中48.99%明確表示不愿意放棄土地，即這些可能沒有種過地的農民工仍有一半人對土地、農村是有感情、有依戀的。如果只能選擇一種身份，只有3.82%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農民，7.77%認為自己是農民工，合在一起只占11.59%。
新生代農民工既有鄉村居民的價值觀，又有城市居民的價值觀。但前者的影響力會逐漸減弱，后者的影響力會逐漸增大，正是這個變化，會使中國城鎮化變得越來越穩定。
（三）追求富裕的農民流動
今后30年，隨著中國由點狀發展、塊狀發展走向全域發展，農民將由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躍遷到全域流動。這種情形的出現有以下背景：第一，工業生產方式發生了顯著變化。工業生產，尤其是大批量、標準化的工業品生產，要靠集中在一起形成內部或外部規模經濟，形成產業鏈，使公共基礎設施得到充分利用，甚至可以減少公共基礎設施投入。這也是工業化與城鎮化相融合的重要原因。然而，智能化制造的崛起使得個性化制造變得越來越可行，電力、交通、通訊網絡基礎設施的全域覆蓋降低了把生產集中在城市的經濟性。它們為全域發展創造了條件。第二，大量鄉村人口離開農業，促進了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生產要素、農產品商品化。這些變化為鄉村帶來了創新和創業機會。第三，中國已經進入以城市人口為主的發展階段，向往鄉村環境和文化的人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多。獨特的鄉村生態系統和地方文化納入產業體系的條件會變得越來越好。
四、農民工返鄉創業與鄉民共同富裕
農民工返鄉創業是近些年出現的新現象。他們返鄉創業主要是為了增加家庭福祉，但也有鄉村建設情懷、鄉村依戀情結和鄉村文化認同等因素。
（一）農民工返鄉創業的現實意義
第一，同國家創業創新戰略高度契合。農民工返鄉創業是實施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的重要措施，是把該戰略落實到中國全域的重要措施，是振興鄉村和帶動鄉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返鄉農民工文化程度高，掌握了現代經營理念和專業技能，具有更強的創新乃至創造意識。隨著這一群體的增大，他們會成為鄉村創業和創新的主體，對鄉村發展作出越來越大的貢獻。第二，同鄉村產業升級目標高度契合。農民工返鄉創業是發展縣域經濟的新亮點，提升縣域產業結構的新動能，建設家鄉、發展家鄉、富裕家鄉的新活力。返鄉農民工創辦的企業80%以上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產業融合項目，而不再局限于種養業。據農業部調查，浙江省85%的返鄉創業者把經營領域延伸到了加工、休閑、網絡營銷、物流配送等二三產業，安徽省的這個比例為82%。第三，同解決鄉村社會問題高度契合。返鄉創業農民工了解鄉村發展的重點和難點，他們會為解決鄉村人才匱乏、“三留守”、村莊凋敝、文化凋零等問題作出重要貢獻。第四，同實現共同富裕目標高度契合。返鄉創業農民工熟悉當地資源優勢，有創業的經濟基礎，有帶動父老鄉親共同發展的情懷，更容易成為鄉村共同富裕的帶頭人。
（二）政府應該履行的責任
第一，優化農村發展環境。各級政府應立足當地資源比較優勢和發展全局來謀劃農民工返鄉創業，提升道路、電力、通訊網絡等公共基礎設施，完善經濟態勢、市場需求、就業狀況等信息服務，實現以優勢引導創新、以創新支持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的良性循環。第二，構建良好的創業服務機制。做好政府服務、市場服務和社會服務的協同，營造良好的服務氛圍。規范政府行為，解決干部不作為和亂作為等問題；第三，制定完善的技能培訓制度。改變關注培訓人數和發放培訓證書的做法，重點改進培訓內容，拓展培訓渠道，提高技能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四，推廣可復制的共同富裕典型。實現縣域經濟發展、更多鄉村人口受益和共同富裕水平提高三者的統一。
（三）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展望
改革初期，一些海外僑胞的家國情懷使很多僑鄉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機會，但它的覆蓋面有限。今后30年，具有家國情懷的農民工會發揮同樣的功能，它的覆蓋面將是全域性的，將會成為推動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鄉村是個熟人社會。返鄉創業農民工作為熟人社會中的成員，鄉民對他們有高度認同感；他們作為新鄉賢，在鄉民中有很強的號召力；他們不僅有贏利目標，還有建設家鄉、扶持鄉民的目標，這些優勢都是外來投資者不具備的。返鄉創業既是他們實現自身價值和提升家庭福祉的理性選擇，也是傳承中華民族認同的達則兼濟天下的文化的表現形式。農民從走出去到返回來，是中國社會經濟發生轉折性變化的標志，是非常值得重視的新現象，也是非常值得總結的新經驗。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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