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抓住改革紅利 擁抱新科技浪潮
世界經濟在減速，中國經濟也在減速，當世界經濟減速的時候，特別是由發達經濟體帶動的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一直不振的情況下，有一個比較常用的解釋，或者比較流行的解釋：在危機之后，企業針對著危機之前積累起來的巨大的杠桿率、巨大的債務，要進行修復資產負債表的活動，也就是說，在很長的時間內，它只想解決它資產負債表上的爛攤子，而不愿意再進行新的借貸，也不愿意進行新的投資。持這個解釋最有名的是學者付朝明，他用上述觀點來反思美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蕭條，也反思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到今天持續低迷的宏觀經濟狀況。
當前，世界經濟新平衡主要是需求側的因素，也就是說，無論是長期的人口結構變化的結果，還是金融危機以及歐洲的債務危機等，導致經濟沒有回到原來發展水平上，總的來說，他們把原因歸結到需求側上，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明確地說，西方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無一例外就是需求側不振。
但是中國跟他們不太一樣，中國應該從供給側去看待中國經濟的減速，因此上述解釋也就不適用。中國經濟的減速主要是因為人口在2010年發生了巨大的轉折，這個轉折直接的表現是勞動年齡人口到達了峰值，從那之后是負增長，接下來還有農民工的負增長。過去很多年，農民工的供給每年增長4%，但2014年只增長了1.3%，去年只增加了0.4%，今年會不會是零？今后會不會是負數？我認為完全有可能。
農民工的新增量也不再是從土地里轉移出來的，而是在農村讀初中和高中的學生，也就是說，16歲~19歲的這部分農村人口，數量在2014年到達了峰值，去年開始是負增長，農民工的增長速度自然就要下降了。到了進城的人越來越少、而在城市已經打工到40歲以后因為沒有得到城市戶口還要返鄉的人數大于進城人數的時候，農民工勞動力就是負增長，勞動力的供給就會進一步的緊張。無論是人口學家還是經濟學家都會批評我，是不是把勞動力這一個生產要素作用過分夸大，我認為沒有夸大。首先要承認勞動力供給很重要，因為勞動力供給不足就會導致工資上漲過快，快到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趕不上工資上漲的速度，就意味著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
如果這種提高速度快于其他的國家、快于其他主要的先進制造業國家，我們跟它的單位勞動成本差距急劇縮小，就意味著我們在制造業的一個重要優勢正在迅速喪失。另外，勞動力是一個變量，下一個變量是人力資本，中國的人力資本過去迅速的改善是靠新成長勞動力的不斷加入，因為任何時候年輕人都會比年紀大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而當新增量越來越少的時候，改善存量的速度就放慢了，因此另一個變量人力資本也放慢了提高速度。因為勞動力短缺了，資本過快地替代勞動，造成過高的資本勞動比，面對越來越多的機器、越來越復雜的工作程序，工人應對不了，資本投入后的回報不再像原來那么快了，報酬的遞減將會導致資本回報率迅速下降，很多事實都證明了這一點。
當跟發達國家技術差距縮小的時候，當勞動力轉移不那么快、資源重新配置速度不那么快的時候，生產力的進入速度也會大幅度下降，這些就是生產函數中所包含的所有變量，所有的變量都變得不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必然下降的。所以，僅僅靠修復資產負債表，靠刺激、寬松的貨幣政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都做不到大幅拉動經濟的增長，因為不是需求的問題，而是必須從供給側來解決。但也正因為不是需求側的因素，所以我們不需要等，相比于其他國家，我們有更多的機會。
也就是說，當你認識到高回報的時代過去了的時候，你還有一些額外的機會在供給側，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機會窗口。抓住改革的機會窗口就可以得到改進，現在的改革都是有利于提高勞動參與率，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潛在增長的能力的，改革紅利是大于改革成本的，對于一個投資者、創業者來說，可以分享到改革的紅利。所以，中國的企業家應該搭上改革的機會和順風車。我們現在進行的改革，可以顯著地降低企業面對的制度性交易費用，同時降低企業的直接生產成本。投資者和企業以及潛在的創業者，現在面臨的困難是什么？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交易費用太高，直接生產過程當中的成本太高，改革一般而言一定是會降低這些交易費用和直接成本的。但是，在這個之外，還有一些直接的產業機會和領域機會。舉一個例子，戶籍制度改革目的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現在的新型城鎮化，固然也是一些投資的機會，但是，更主要的是想通過農民工市民化，增加勞動供給，同時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就可以讓中國的人口紅利稍微延長一點兒，及時探尋到新的經濟增長的源泉。因此，我們把新型城鎮化的重點放在人上。當1.7億已經進城農民工，以及1億離開農業，還沒有進城的農民工變成了亞洲版的中產階級時，當他們不再是農民式消費模式，變成了城鎮居民意義上的消費群體的時候，我們將面臨新的投資機會和產業機會。而這個過程也是必然要推進的。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都說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之所以中國到達了一個經濟增長減速轉折點，也是因為人口正大幅度老齡化。但是，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是剛剛開始的。過去還是一個緩慢的轉向老齡化的階段，從2010年之后，我們才開始加快了老齡化，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老齡化本身就被稱之為第二次人口紅利，也就是說，除了老齡可以作為一種人力資源，成為新的儲蓄來源之外，老齡產業、健康產業等一系列的產業也會成為一個新的人口紅利機會。
再比如，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到五大發展理念，其中綠色發展就是低能耗、低排放的新的發展模式。綠色發展被國際上一些學者定義為是未來全球化的一個起爆點。我們歷史上有過多次起爆點，當年西班牙向外擴張，英國人推動殖民地拓張，都曾經是全球化的起爆點。上世紀90年代以來，計劃經濟國家轉向市場經濟，擁抱世界，又啟動了一輪全球化。因此，下一輪全球化就是以新的發展模式為依托，所以中國就應把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大旗接著扛下去，以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為主的，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實現綠色發展，是全球化新的起爆點，也是重大的投資機會，這些都是需要抓住的。
第二個我們可以抓住的機會窗口就是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新科技浪潮什么時候來？我個人覺得或許已經來了，因為當我們說新科技浪潮、新工業革命的時候，都是指歷史上已經有的，就是17世紀、18世紀已經開始了的工業革命。這也就意味著，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但是，細想一下，在工業革命高歌猛進的時代，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最聰明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對著工業革命。
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已經在一個新的科技革命的中心了。90年代到21世紀頭20年，就是技術進步最快的時候，但是今天不知道，所以不能等待。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用了兩個多世紀的時間，這一次很可能在很短時間內就完成了。
當成本迅速下降的時候，科技革命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非常通用的模式去改造傳統的東西。也就是說，如果你有意識擁抱它，就可以用低廉的成本解決問題。比如說，德國是先進制造業的一個典型，它在新的科技革命當中保持自己競爭優勢的主要的做法，可以概括為新數據、老技術。就是說技術可能都不需要去更新，不斷用新信息、新大數據去賦予傳統技術更高的智能，這是新的制造業技術革命的一個重要特點，對于中國這樣大的一個人口國家，必須保持中國實體經濟制造業不斷更新，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擁抱新技術革命的浪潮。
本文為蔡昉在本次論壇上的發言，陳偉整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營報 201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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