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的未來雜談一
說到中國農村的未來，100個人可能會有100種說法和描述，而且大多會集中在生產生活和村容鄉貌等看得見摸得著的方面以寄托期盼。這些方面的描述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忽略了從另外一些角度與現在情況進行一番對比。這樣做可能會讓我們對中國農村未來的判斷產生更深也是更為清晰的印象。
比如，未來的中國農民作為農業經營者，他們會像工商業經營者擁有自己名下所經營的資產那樣擁有自己名下的土地資產和土地上所有附著物的資產嗎？
還有，未來中國的農民作為鄉村居民，他們會像城市居民那樣可以自由買賣或出租所居住的具有商品房資格的房屋嗎？
還有，未來中國的農民所居住的農村社區的道路交通、給排水、垃圾處理、文教衛生、體育和醫療等基礎設施規劃與建設也會像城市社區那樣由國家財政或國家投資為主設立的發展基金來承擔嗎？
還有，現在正在逐步擴大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將來每一個所謂的五年計劃結束時將會被縮減到一個什么樣的比例上呢？
還有，什么時候我們的政府不再壟斷土地的一級市場，即便在真正需要以所謂“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開發商的名義征用農民的土地時能夠將土地改變用途后的溢價全部返還給將這塊土地出售給國家的農民以維護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呢？
還有，什么時候我們的農業生產效益突出的農戶能夠通過收購或租賃等市場方式逐步擴大自己的農業經營規模以更多地提高其經營效益呢？
顯然，這些問題的回答要比上述那些描述要困難得多，因此，給我們描述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美好愿景的人們大多在這些問題上選擇了沉默。可是，我們真的能夠在回避這些問題的基礎上成功建設一個體現了那些美好愿景的真正的新農村嗎？顯然，這也是不行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只能直面這些尖銳的問題，將嚴酷的現實和艱難的改革現狀呈現給廣大的國民，讓人們都能冷靜而清晰地而不是稀里糊涂地去建設一個回避了上述問題的新農村。
建國后的中國農業集體化歷史已經證明，1978年起步的承包經營制度不過是所謂土地集體所有制下的一種可能是最佳但卻是無奈的選擇，而且，其對中國農業發展的促進作用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就已釋放凈盡了。不僅如此，這種制度現在已經陳舊到了越是堅持不變就越有可能束縛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程度了。
我國這二十年來糧食產量從1984年的4.07億噸[1]僅僅增加到2003年的4.51億噸[2]，僅增加10%多一點。而同期，農業化肥使用量卻從1460萬噸[3]增加到將近4000萬噸[4]，增加了近2倍。
（2016年中國糧食產量6.21億噸，比2003年增長37%，而化肥施用量——折純量則為7627萬噸，比2003年化肥施用量劇增了90%。而2015年全世界包括氮磷鉀肥在內的化肥總產量也只有1.83億噸。中國化肥產量居然占到了全世界的42%。而那年全世界的糧食總產量則超過了27億噸，是中國的4.4倍。
不僅如此，我國2001年農藥生產量為69萬噸，而到了2015年，我國的農藥生產量居然猛增到374萬噸，15年期間增長了442%！農藥施用量則高出了世界平均施用量的5倍以上！
這種用天量化肥和農藥堆砌起來的中國農產品其成本和價格怎可能不高？而其質量又怎么可能高？在此情況下，中國又怎么可能不大量進口糧食？2016年中國糧食進口超過一億噸就是明證。——作者注）
這還表明，如果刨去科技進步和農業投入大量增加的因素，在過去這二三十年的我國農業的發展中，現有的這些涉農制度，尤其是現行土地制度，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中不僅沒能起到促進作用，其實是起到一種極大的阻礙作用的。這也就是說，我們現有的土地的集體所有制連同其派生的土地承包經營制度（含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制度等）都不過是一種我們自以為很先進、其實是非常落后的農業經濟制度。
按照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分析，這種土地公有、個體經營的農業經濟制度似乎更像是一種現代條件下的井田制。在這種制度下，農民被僅僅是土地的使用權而束縛在土地上難以解脫，而國家也被這種表面上集體實質上國有的土地制度所蘊涵的巨大的眼前利益牢牢地羈絆住手腳，以至于在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內都深陷貧弱至極的“三農”泥潭中而不能自拔，無法實現自己朝思暮想的真正標志國力強盛的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
因此，無論是國家、所謂集體，還是農民，均沒有從這個制度中得到應得的利益。城鄉差距和農民的相對貧困化在新的世紀里仍然在無情地逐步擴大。一切似乎都在向著與我們自己預想著的那些美好的愿景正好相反的方向在發展。這難道還不足以引起我們對以前農村改革的反思嗎？
國家前些年取消了農業稅的做法既沒有讓所謂集體得到好處，其實給農民的好處也很有限（按照國家減免農業稅前的2001年全國征收農業稅總額338億元人民幣[5]和8.2億農村人口計[6]，當年平均每個農業人口僅增加收入約41.2元人民幣），于國家而言，不僅因分灶吃飯的財政收入減少一塊而造成基層政府危機，而且隨著農民繳納農業稅責任的免除，現有的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也已經名不副實了。
如果再嚴格地說，我們一直在說的承包經營制中的“承包”兩個字由于農業稅的免除也不復存在了。“承包”概念的消失必將導致現有的所謂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概念的動搖和變化，而這毫無疑問又必將給今后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現有相關法律體系的修訂和重建添加了目前還難以預料的風險和難度系數。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要預測中國農村的未來首先得預測我們什么時候能改革并廢止現有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并回答本文開頭所提出的那些問題。離開了這個最終的改革目標，任何人對中國農村未來的任何設想和預測，那都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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