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鄉村振興促進條例（草案）》日前提交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審議，其中一條是擬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根據集體需要聘用職業經理人并提供相應的福利待遇。這一條被認為是撬動農村集體經濟轉型發展的有力舉措。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就明確提出，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需要“扶持培養一批農業職業經理人、經紀人、鄉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遺傳承人等”。2019年4月，國家人社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十三個新職業。“農業經理人”作為同批次唯一的農業領域職業入選。浙江省近年來積極推進農業職業經理人的培養和使用。農業職業經理人被形象地稱為“鄉村CEO”。
2018年，我和同事在河邊村組建了“雨林瑤家合作社”。當時的思路是，合作社是全體村民的集體經濟組織，實際上就是農民通過客房入股的公司。這樣一個經營現代業態的農民經濟組織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誰來管理合作社？我和村民講，在城里的各種各樣的公司，都有老板。這些老板都是市場中的精明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能人。但是，他們同樣需要很多懂管理的職業經理人幫助他們管理公司日常的業務。在這些公司里有首席執行官、首席財務官、首席技術官。公司里的總經理或者首席執行官往往都叫做CEO。CEO的名稱聽起來“高大上”，有一種現代的感覺，而我們在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往往是，村干部既是董事長又是總經理。村里的干部既要做大量政府交辦的事務，還要管理村里的各種村務，還要打理自己家里的生計，很難有精力真正投身于合作社的經營業務。為什么河邊雨林瑤家合作社不可以聘用CEO來管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呢？所以我們在村里選了幾位年輕人做雨林瑤家的CEO、CFO和CTO，合作社支付他們的工資。他們就像城里的職業經理人那樣管理著合作社的各種日常業務。村里的年輕人做了這些工作，大大減輕了村干部的壓力，填補了鄉村經濟合作組織缺乏經營管理能力的空白。當然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這些年輕人也需要長期的培訓。
鄉村長期以來是“被改造”的對象。在現代化的語境下，像中國這樣一個曾經長期以“三農”為主體的國家，現代化的方向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現代生產部門都集中在城市，而且相對于鄉村，城市無論在收入、福利還是社會服務上都占有優勢。這就造成了人才向城市的流動。與此同時，現代的教育體系無論從知識、技能還是價值觀方面都是服務于現代化的。現代部門都集中在城市的情況下，即使有能力的年輕人愿意留在鄉村，也常常發揮不了作用、體現不出價值。因此，人才流向工業和城市，也成為了一個社會的價值導向。“有出息的人”一定是離開鄉村的。這就導致了鄉村成為了人才的荒漠。
隨著以工業化為導向的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城鄉的關系也開始發生新的變化。一方面，盡管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已經下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多，但是這一趨勢還在繼續。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仍然具有發展的空間。另一方面，在城市化的推動下，鄉村的經濟、社會文化價值開始回歸。這主要是由于城市的過度發展所導致的“城市病”的不斷出現，以及鄉村的社會稀缺性的出現。因此，推動現代化的戰略正在由主要依靠工業化和城市化轉向新型城鎮化。而在這樣一個新的語境下提出的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戰略共同構成了中國城鄉關系的新特征。這一新的戰略也正在形塑新的轉型戰略。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共同推動鄉村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空間。鄉村旅游、文旅產業、養老休閑等新的業態正在成為驅動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新的動能。不斷出現的鄉村新產業開始提升鄉村資源的價值。同時，回歸鄉村所呈現出的社會價值也在帶動一批人回鄉、到鄉創業和生活。在新的條件下，鄉村人才缺乏的問題日益凸顯。
可以說在鄉村人才向外流動的長期影響下，鄉村人才缺乏的問題是全方位的。鄉村也很缺乏基層治理的人才。很多地方村兩委換屆，選拔村里合格的干部都常常出現困難。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通過相應的組織機制選派“第一書記”，選派和鼓勵大學畢業生到鄉村服務。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村兩委干部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鄉村同樣缺乏致富的帶頭人。“有頭腦的聰明人”都出村創業了。客觀地講，真正能夠致富的能人，本身在社會中就是一個稀缺資源。當人才大多都流向城市以后，能夠在鄉村致富的帶頭人就更少了。國家制定農村致富帶頭人的計劃，培養了一大批在農村從事產業開發、帶動共同富裕的致富帶頭人。我在西南某地的一個村莊遇到一位種植業的大戶，他把農民的土地流轉起來，成立了合作社。他過去就是一個搞農產品收購的能人。但是，就全國范圍來講，這樣的人并不多，而且能人有些時候是很難“培養”的。村莊里的村民大多數缺乏市場渠道，也沒有自己的組織，因此他們面對市場經營的能力不足，使得他們在價值鏈的分配中處于劣勢。農民們對于他們自己的劣勢是了解的，所以很多地方都組織了合作社。但是沒有能人的帶頭，這些由普通村民組織起來的合作社，運轉是相當困難的。也就是說，鄉村里還缺乏能夠經營鄉村資產的經營人才。一個村莊的村民組織起來，由政府給予支持，發展成為一個鄉村旅游企業。如果這樣一個企業能夠聘用到職業的經營人才，那么即便沒有帶頭人，由普普通通農民組織起來的這樣的合作經濟組織，同樣也是可以發展起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面向鄉村的職業性的經營人的缺乏是鄉村人才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與鄉村致富帶頭人不同的是，這些職業經理人主要的工作是鄉村的經營管理，比如聯系各種市場渠道、進行財務管理、做電商、網上銷售，等等。這些技能是可以培養的。也就是說，像在城市里發展起來的企業一樣，鄉村的振興同樣需要一大批高素質的職業經理人來負責運營。這也就是中央的政策、很多地方的實踐都開始重視鄉村職業經理人的重要原因。
我和我的團隊在昆明開展都市驅動型鄉村振興實驗，在安寧雁塔村成立了安寧花巷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這是一個主要經營集體資產的公司。按照實驗的計劃聘用了一位大學畢業生趙全康為鄉村CEO，同時作為村委會主任助理。趙全康又聘用了幾位年輕人，組建了一個管理團隊，經營村里的咖啡店，并策劃發起各種各樣的農旅項目。在他的管理下，國慶假日期間，雁塔村第一天的人流達到了9000多人，整個假期公司的收入達到20多萬元。當然，趙全康的工作也是在街道和村干部的大力支持下展開的。實際上，鄉村CEO并非有了就能馬上發揮作用。鄉村的經營非常復雜，在很多情況下對這些職業性的經營人才的要求更高。因為他們面對兩個社會，一個是現代的市場社會，一個是復雜的鄉村社會。我們的學校里缺乏針對這樣的目標進行人才培養的機制。所以，鄉村CEO在村里工作，往往會遇到更多的困難和失落。
11月26日，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與騰訊為村鄉村實驗室共同發起了鄉村CEO培養計劃。這一計劃聚焦鄉村職業經營管理人才匱乏的短板。基于我們過去在云南展開的實驗的經驗嘗試性地展開鄉村CEO的培養。這一計劃不可能滿足鄉村對職業經理人的需要。這一計劃更大程度上是一個實驗，希望通過三年的實驗來摸索鄉村職業經理人的培養機制。這一計劃將圍繞著“培養什么樣的鄉村職業經理人，這些職業經理人將如何在鄉村合作社、農民的經濟組織以及鄉村的公共事務管理中發揮作用”，同時也探索高等教育如何能夠更好地聚焦鄉村職業經理人的培養。這一計劃主要瞄準大學畢業后從事鄉村經營性工作的人才，特別是那些在鄉村各種組織中有工作經驗的和在職的年輕人。
鄉村職業經理人的培養只是解決鄉村人才問題的一個方面。鄉村人才的缺乏需要在城鄉融合的新的背景之下與鄉村治理人才、鄉村致富帶頭人培養等不同方面的工作聯動展開。鄉村職業經理人的成長還需要鄉村產業興旺、治理有效、宜居宜業的條件以及涉及到職稱、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不斷均等化的政策環境。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度教授，中國農業大學國家鄉村振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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