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改革進入“深水區”，發展處于由量變到質變的模式升級轉換期，處于悠關中國命運的“三期疊加”的關鍵歷史時期。基層是我國改革與發展系統的終端節點，也是改革與發展實踐的主場，本文從基層基礎的視角，對關鍵期我國改革與發展問題進行“信號回饋”。
一、中國改革與發展特征化事實的基本認識
（一）改革的特征化事實。
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是由基層的大膽實驗，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向更大范圍擴散的。這一階段改革的特征化事實是：以“放”為突出特點，通過“放”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縱觀我們的改革開放歷史，如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城市的經濟特區試點等等，雖然這種改革起于底層、基層，但由于這種改革試驗，是直接面向于對矛盾問題、突出問題的解決，且具有自發性、內生性、原創性，實踐證明，其成功率更高、更具有方向性，甚至最后發展為戰略性、全局性改革。
中國改革進入第二階段，隨著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我們也在改革與發展中積累了許多單憑“放”難以解決的復雜問題，有的是舊矛盾、舊問題的“擱置”，有的是新矛盾、新問題的“出生”，就是人們常說的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這一階段的中國改革有四個特征性事實：一是所面臨的矛盾與問題具有互聯性、糾纏性、復雜性與體系性，二是帶有明顯的利益與成果的再平衡性，三是法治與改革有互相約束性與互勵性，四是落后的舊發展模式的破壞與先進的新發展模式的創設有緊迫性與震動性。
（二）中國發展的特征化事實。
1，堅定地走工業化，建國初期，中國打下工業化基礎，之后的中國改革開放繼續沿著工業化道路繼續發展。
2，社會主義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使得中國經濟的戰略性產業在追趕中得以壯大；低成本要素，城鄉二元制結構、土地資源的國有化，為中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低成本發展要素。
3，開發人口量能，中國的龐大人口數量、一定質量的教育水平、中國人的勤勞求富特質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最革命性動力和巨大發展空間；市場的力量與政府的作用客觀都發揮了積極作用。
4，開啟民智民力，創業發展，鄉鎮企業的在全國范圍的成長、下海經商氛圍下的民營經濟大發展、“雙創”的實施，都沿著開啟民間動能這個路徑一脈相承地推進。
5，貼近自身的實際情況，即貼近于中國本土的經濟要素，發現中國本土經濟要素間的邏輯聯系，充分利用好本土己有的、有優勢的要素，發展民族、國家產業經濟。
6，包容整合內部與外部要素，即吸納人類文明與各經濟學派成果中的優秀部分，與中國體制性經濟運行經驗有機結合起來，植根于本土要素秉賦實際，發揮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和消費市場優勢，在不斷嘗試與修正中，達到經濟發展“小方向不平滑與大方向平滑”的可持續性。
7，融入世界產業價值鏈，在世界產業價值鏈中找到自已的位置，動態升級，多級并存，即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中，以低級原始積累折價換取中高級結構升級，資源從低效率部門流向高效率部門，這種資本品流動會造成資本品損耗，但在不斷發現中國經濟的位置、結構中，讓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需求與競爭的指導下，逐步完成由結構升級到體系升級的轉型。
8，堅持創新與自身能力與稟賦相適配，適時升級創新模式，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建立在不斷升級的創新之上，經歷了由學習模仿到集成創新，由集成創新到原始創新的初級發展過程，展現出由少數原始創新到全面系統創新的發展勢頭。
9，改革體制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一直在進行改革，土地制度的多次改革，農業經濟改革，經濟基本制度的多次改革，企業制度改革，財產制度改革，中國改革是在根據形勢的變化，進行著方向尋找與結構調整，直至發現適配于時代要求的體制機制。
10，在試驗中有序發展，在一定范圍內開辦試點，一種方式是，容忍、許可、鼓勵基層的闖蕩性突破，另一種方式是，在有一定認識的情況下，進行有初級制度按排的試驗，在闖與試中尋找方法，發現錯誤，在總結得失的基礎上，加以完善，構建相對優化的體制機制；在更大范圍加以推廣，讓資源流向不斷優化的經濟結構，形成規模效應，構建統一大市場。這樣，既有發展效率，又保持發展秩序。
11，適時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中國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形勢，實施了五次工業化進程，第一次是六十年前蘇聯援建工業項目，第二次是七十年代末從法國等國引進輕工業項目，第三次是改革開放前期的來料加工項目，第四次是信息化工業化兩化融合開啟的制造業升級改造，第五次是以信息物理系統CPS為基礎平臺的智能化制造和制造的服務化。在這一系列進程中，都動態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12，以中華傳統文化智慧推動經濟升華，將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理念和中國古代歷史上國際交流繁榮的智慧注入經濟發展中，提出“命運共同體”，在中國經濟在體量與質量達到一定程度后，堅持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堅持中國化的經濟全球化，在國際上積極創設與自己責任能力相匹配的經濟發展議題，開辦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進區域經濟自由化，提出并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凝聚更多經濟伙伴，形成人類經濟社會發展“命運共同體”，拓展中國經濟增長空間，提升國際經濟規則的創設權，為中國經濟的升級發展創造新動能。
二、中國改革目標的確定及標準模型的構建
（一）確定“政治、經濟、社會正確”的改革目標任務。
如何確定改革目標？有三個“中國化實事”應自先搞清楚：一是中國走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二是當前中國貧富分化確實存在，有進一步加大的趨勢，一部分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受到貧富分化的影響，積存一定的人民內部矛盾；三是中國正處在激烈、殘酷而復雜的世界格局中，中國的發展權遭遇日益焦慮的守成大國集團的擠壓，大國博弈日趨激烈。
弄清了這三點，我們就容易定位改革目標：一是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獲得不斷升級的幸福；二是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力、張力、生命力；三是增強中國在世界競爭中的綜合實力。進一步明確地講，改革的目的，從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視角出發，要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這需要創造機制，讓體制內外的力量都能夠幫助我們共產黨提高執政能力，實現“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從而引領廣大眾民群眾實現人民富裕幸福、國家強盛、有旺盛的創造力，成為人類文明的引領者。
目標定好了，我的大的改革架構和體系，就應致力于實現這三大目標：
1，企業用工、財稅、社會保障、教育、人力資源、城鄉產業規劃等一系列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消除嚴重的貧富分化。
2，市場、金融、保險、資本、外匯、企業、財稅、產業規劃、科技、人才、產權、專利、文化、軍事等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增強中國與歐美等西方國家集團的競爭綜合實力。
3，國企、社會、政治、民主、司法、行政、新聞宣傳、信訪、網監等的制度的改革，應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在推進各項制度的改革中，改革的大目標是互勵的、一致的，但不排除在個別部門、領域發生摩擦和矛盾，這就要求我們把握改革的力度和協同性，力求取得綜合效益最大化，根本上要保證人民利益最大化。
若改革，不是朝向這三大目標，而是朝向別的目標，那就不是社會主義改革了，走別的什么道路，那就背離了社會主義改革，而是“地動山搖”了。
（二）構建科學合理的改革標準體系和評估模型
什么是真正的改革？有了科學明晰的標準體系，就能判斷一個對舊有事物的改變“行為”是否是改革。改革的標準，在不同領域適用性有所不同，不應停留在籠統的文字描述上，應繼續量化，構建一個改革標準判斷體系，也就是建立一個關于改革標準與價值觀體系的模型。
改革標準很多，要對這些標準進行結構化、量化、簡化處理，最終形成科學的標準體系，主要變量包括：1效率，是否更快地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2，公平正義，是否使更多群眾受益，是否更好地保障人們的權益；3，體制優化，經濟治理、社會組理、政治治理是否更文明進步；4，人民群眾滿意度，是否使得更多的群眾滿意度提高；5，問題矛盾化解，是否使得存在的突出矛盾、復雜問題得到顯著解決、根本解決；6，勝利，在軍事、競技等領域，是否更有效戰勝對手；7，成績，是否可量化經濟、社會數據得到提高或優化；8，資源，是否減少了投入、有效節約了各類資源；9，運營流暢，是否使系統運營更流暢、可靠性更強；10，系統優化，是否使得復雜系統的運行更加高效、生態、帕累托最優。
改革績效評估模型，要構建“有子系統支撐的集成系統模型”，以利實現對改革發展績效的評價和新改革的再優化。
三個子系統模型分別是：
第一個子系統是“除弊興利模型”，在比較中，基于對弊端、落后的認識、感受和反思后，而采取的一種修正性除弊，將除弊、興利相關的量化標準都納入計算體系，加以量化評估。
第二個是“優化配置模型”，對改革的各要素、舉措進行優化配置，實現綜合收益，將各個單一要素、舉措等量化后的標準納入系統加以考核，對其負外部性、正外部性進行系統計算和評估。
第三個是“創造創新模型”，對未來形勢進行超前研判，提前布局，尋求新的價值，以達到發展態勢持續處于優勢。將原始創新、集成創新、流程創新、突破創新、創新風險、創新溢出都納入量化標準計算體系，形成創新式改革的前瞻性指導模型。
集成系統模型是：在不斷優選的基礎上確定適配的數學模型，設計智能化的軟件處理系統，對各個子系統的計算結果進行結構化處理，確定精當的權重值，再運用現代的大型計算工具加以運算，獲得改革的綜合收益值，應用于對復雜問題、矛盾問題、對沖問題的改革效能評估。
對模型計算效果的實證：有了改革的標準體系和對改革的目標分類，是否是真改革，改革是否有成效，還要在實踐中進行評估和檢驗，就象中央改革領導小組指出的那樣：“改革成效要靠實踐檢驗，既要看單項改革的成效，也要看改革的綜合成效。各有關方面要對已經出臺的改革方案經常“回頭看”，既要看相關聯的改革方案配套出臺和落實情況，又要評估改革總體成效，對拖了后腿的要用力拽上去，對偏離目標的要趕緊拉回來。”
三、中國改革戰略與路徑的優化設計
我國的更大范圍的改革設計究竟如何進行？是走頂層設計路徑，還是走基層設計路徑？亦或是混合路徑？這是戰略問題，要做科學決策。
頂層設計的改革路徑：站在全局和戰略高度，而進行的體系化、結構化設計，而不是狹義地理解為站在“頂層人士”進行的措施下壓。其優勢在于，站得高、看得遠，全局性與系統性強、協同性好、平均成本低、效率高、執行力度大，避勉重復性建設，能節約社會資源。“頂層設計，一定要接地氣，這個接地氣，就是常說的群眾路線，這個群眾路線中的群眾，不僅是與改革直接相關的群眾，還有那些間接相關者的群眾，以直接相關者來說群眾路線肯定是片面的，以活在當下的群眾來說群眾也缺乏前瞻性，還要考慮未來的中國人的利益，只有這樣的改革，才是可以接受的，才是頂層和底層打通的改革。”
基層設計的改革路徑：是處在局部和戰術的層面，植根于堅實的社會基礎，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導向，進行局部的模塊化設計，不是簡單理解為“底層人士”的摸石頭式的試驗。其優勢在于，觀察細致、貼近實際，親和性強、針對性強、實效性好，對頂層設計有啟發價值和案例借鑒意義，成功了易于擴散，失敗了社會影響可及時收斂，避免造成因失敗而形成對社會的巨大創傷和破壞。
中國改革的路徑選擇：應基于我們的改革進入第二階段且改革具有極端復雜性，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判斷。中國當前及今后改革，必須站在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高度，兼顧公平正義與效率，運用體系化思路，將頂層系統性設計與基層模塊化設計有機結合起來，既注重框架體系的構建，又注重實體內容的改革，既從戰略層面改革，又從戰術層面改革，優化配置全要素，暢通信息，上通下達，在彈性空間內有力、有序改革，凝聚更廣范的人投入改革，讓更廣泛的人享受改革成果。
我們的改革，在亮明我們的改革目標后，接下來就是堅定我們的改革意志，有序、有力、有效、統籌、科學推進改革，不斷將社會主義事業推向新的高度，讓人民生活的幸福，有尊嚴、有品位，成為人類文明的標桿，讓國家發展的更強盛，有力量、有威望，成為世界的向導，為世界治理現代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
四、中國戰略性國企的改革與發展
（一）對國企效率、價值和作用的清醒認知
關于國企的效率與價值的問題，要做出其效率、價值高低的準確判斷，應以歷史唯物主義、辨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做縱向橫向比較研究，用社會主義性、市場性、國際產業競爭性、戰略性、國家經濟安全穩定性等的多價值觀加以衡量，才能得出準確評估。中國解放后，國企擔負起了中國工業化的重任，在近六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成為當今世界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在許多工業領域追趕甚至超越了許多以私企為主的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以國企為主的航空航天、軍工、高鐵、核電、船舶、導航、超高壓輸電設備、重型機械等領域形成了一定競爭優勢。依此看，中國國企與歐美私企在綜合效率上，是具有競爭優勢的，其綜合效率還是高的，這應值得我們在對國企的改革中，認真思考，揚長避短，以做到精準改革，增強戰略性國企的社會主義柱石的支撐作用。
（二）對本輪戰略性國企改革路線圖的綜合分析
習近平同志指出：“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有機融合起來”，這一輪國企改革就是“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有機融合起來”的一次偉大實踐，這次偉大實踐必將在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為人民群眾謀福祉、構建人民利益共同體上，產生重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下面就中央進行的戰略性央企改革，在學習的基礎上做一些分析。
1、確定國有企業改革的價值觀。
國企改革一定要與憲法一致，要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致，要增強社會主義生命力，而不是消弱社會主義生命力。國企改革是中央實施做強做大國有企業方針的重大戰略步驟，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正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那樣“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2、明確國企改革的戰略性目標任務。
要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其次才是圍繞目標，實施與目標不背離的改革行為。沒有正確的目標堅決不行，改革措施與目標反向更不行。要保持國企這個戰略力量，為國家經濟逆周期調控提供抓手，在復雜局面下提供產業支撐，提供國際軍事斗爭的威懾力量，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底線經濟基礎，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力。國企的進一步深化改革，旨在構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世界市場需求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形成國企、民企、外企公平自由競爭的法治化市場環境。
3、建立國企的新范式。
在政府行政權與企業發展權邊界清晰、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邊界清晰、三權權責分明的基礎上，以公司法和企業章程為權責激勵約束原始契約性藍本，構建有利于資本運營管理團隊和企業商品經營管理團隊充分發揮作用的“共價”體制機制，賦予經營團隊與市場化競爭相適配的經營權，充分運用資本權行使、第三方審計等手段強化對經營權的綜合合規性和經營行為對資本權的悖離性的監督，優化和強化對國企資本運營和企業經營的考核，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世界市場的強有力競爭主體、公益服務產品的合格提供主體。
4、科學劃分國有企業的功能類別。
“根據國有企業業務范圍和所發揮的職能作用，進行科學分類，便于對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向進行引導和考核。
商業類國有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為主要目標，按照市場化要求實行商業化運作，依法獨立自主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優勝劣汰、有序進退。其中，主業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國有企業，要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為目標，重點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安全效益的有機統一。
公益類國有企業以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必要的產品或服務價格可以由政府調控；要積極引入市場機制，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能力。”
5、使用國企引入戰略投資的新方法。
本輪央企改革，主要是企業治理結構的再優化，不能簡單理解為股權結構的變化“混改”，水道渠成則混，條件不成熟則不混，不搞強拉硬拽，不搞表面文章，不搞國有資產人為消弱，應當既吸引民資，又不能人為低估值出讓國有股份。
央企混改，引入民資戰略投資者，應通過公開的市場化平臺（產權交易所），以公開競價的方式，而不是通過簡單少數人的窄幅通道。其實，央企不必專門強調混改，整體入市也是一種路徑，在長期股市競買中，自然形成民營戰略投資者，按照公司法進入股東會，以投資人身份與國有出資人一道參與企業決策。
6、堅持國企改革與市場準入的有機結合。
要把本輪國企改革與國內市場對民企的準入結合起來，讓各個行業都允許民企進入，為國企、民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讓民企在競爭中增強核心競爭力，可以把國企多年來積累的核心技術擴散給民企，而不是急著把國企的資產轉送給民企，從而培養與國有企業展開競爭的量級合格的民營大型跨國企業，消除所有制鴻溝，讓金融公平的對待民營企業，從增量上入手，而不是從存量上下手，讓民企在競爭中增強核心競爭力，從而培養民營大型跨國企業，從而形成合格的民企、國企在市場上公平競爭的局面，同時，注重民營小企業在產業價值鏈中的培養，從金融、技術轉讓等多渠道有效支持小企業的生存發展，以增強市場主體的動力，來推動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構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型、場景和大生態。
7、建立與國企發展適配的人力資源制度。
國企改革要去行政化，國企改革中市場化的問題要用市場的方式解決，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市場經營人員與國家公務員要科學區分，由于二者的行業特性和職業發展規律有所不同，這就要求企業在選用高級職業經理人員時，要注重在契約和規則的約束下，積極到企業職業經理人才市場去公開競聘，為企業的市場化經營提供人才上的有效保障，使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引領國有企業在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壯大成長，完成企業經營戰略目標任務。
五、中國金融的改革與發展
（一）處理好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節奏性與協同性問題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就是走了一條漸進式改革開放的路徑，這是中國的戰略問題，實踐證明這種戰略和路徑是成功的。中國金融的改革與開放，是中國經濟改革與開放的一部分，中國金融改革必然與中國經濟的改革與開放，在總體節奏上保持一致，這是符合追趕型新興國家新結構性發展規律的，是貼近中國實際的，也是必然要保持的節奏。
認為中國金融的漸進式改革與開放，產生了累積性改革風險，主要是結構性套利與價格扭曲，這其實只觸及了問題的部分原因，并未抓住問題的全部，問題的另一個根本性原因是：中國金融改革與開放中，財稅、銀行、保險、股市、債券、信托等各個金融子系統在改革與開放中步調不一致，缺乏協同性，在監管體系上存在的體制機制缺陷，也存在監管行為的不協調性、不協同性，這兩個因素疊加，就導致了所謂的改革非協調性累積風險。
中國金融改革，要注重在縱橫兩個維度上統籌展開。縱向上，改革開放仍要堅持漸進式改革，在整體藍圖下，審時度勢地推進改革開放，有按排、有序、有節奏實施改革開放。橫向上，必須加入協同性、協調性的新考量，致利于建立中國金融統一大市場，使金融的子系統、各結構、各板塊在改革開放的推進中保持協調性、協同性，各個改革開放要拉起手來，要彼此考慮本子系統改革開放的外部性，減少甚至避免各子系統改革開放的摩擦性、對沖性，同時，打通各子系統、內外兩個池子的“閥門”，去掉隔膜，消除壁壘，建立大金融統一市場，激活金融市場價格發現體系，形成金融系統性改革開放的大格局，營造大金融市場生態。
這樣，中國的金融改革開放就會真正消除改革風險，去除改革累積矛盾，從而使中國的金融改革走穩、走好、走出自信，取得實效，爭取中國金融在世界金融的有利競爭地位，為中國經濟發展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發揮強有力的融通、組織、發現、引領作用。
（二）處理好金融發展中的幾個重大關系問題
金融在經濟發展中起著巨大的融通作用，它將經濟各要素有效組織和驅動起來，形成了經濟發展體系。金融在國際商品、服務貿易中起著導向和發現作用，有效地構建起全球產業價值鏈體系。處理好金融發展中的幾個重大關系，將使金融的作用得到乘數性倍增。
1，金融與主權、主導權。
在金融領域，要獨立自主，不能喪失主權。我們的金融資本市場改革創新，一定以中國國家利益為考量，我們的金融市場不是配合別國金融操作的工具和場所。此前，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指出：“積極穩妥推動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加快建立完善有利于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有利于增強金融有序競爭、有利于防范金融風險的機制”。這是有智慧和定力的判斷和做法。與此同時，還要注意把握開放的時機和力度，研判博棄對手的真正意圖，競爭對手極力主張的、推薦的、施壓的，恰恰是中國應該謹慎應對的，要謀定戰略，揚長避短，積聚力量，創新工具，創造抓手，協調聯動，始終把金融發展主導權掌握在手中，充滿智慧地開展國際金融多邊、雙邊合作，使金融市場自由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互為支撐，推動人民幣由外圍國際貨幣向核心國際貨幣轉身的這一重大歷史進程。
2，金融與發展階段、迭代升級。
中國在體制特點、所處發展階段上，與金融強國的差距較大，存在許多不同之處，金融強國現行做法可能與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體制機場并不適配，客觀上存在代差。如果金融是按照代際規律向前推進的，那么，低級別的金融體與處于高級別的金融體在博弈中，要努力發揮自己的要素稟賦，采取發展經濟學的遞進加強發展思路，發揮后發優勢，集聚自身優勢穩步發展，有自己的節奏和路子，先形成局部優勢，再累積擴散為全面優勢。中國搞金融科技、數字貨幣、移動支付就是在發揮后發優勢，利用新業態、新模式積聚的力量，實現換道超車。
3，金融與歷史經驗、教訓。
我們要深入分析國際金融史上重大金融危機的成因、機理，系統研究金融強國的資本金融市場發展歷史中的一些成功做法和反方面教訓，用研究成果為給我們現在的金融工作提供借鑒和指導，博采眾長，結合實際，正本清源，構建起金融市場主體與監管主體相適配的金融體制，防范類金融危機的各種不利因素激化共震為實質性系統風險，確保金融始終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4、金融與政治、軍事。
超級金融強國在金融上的領先，除了其金融體系的完備、市場的發達外，還突出表現在其善于發揮金融與政治、軍事的協同性上。在大國博弈上，它們將政治、軍事與金融做為組合手段聯動使用，用政治、軍事手段配合金融操作目標的實現，維護金融霸權，用金融手段為政治、軍事行動提供經濟支撐，以達到實現其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目標。鑒于此，中國應拓展金融視野，既要從局部上看、戰術上學，又要從全局看、戰略上看，既要從書本上學，還要實際金融操作行上學，總之，要樹立政治、軍事金融學理念，從更高的層面、更寬的視角，放大金融的戰略作用，成為善于協調運用金融與政治、軍事綜合手段的戰略級博弈者。
5，金融與科技、先進管理
金融本身的威力，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金融與科技、產業、管理能力的深度融合與綁定，才能使金融具備超級能力，才能形成資本聚合能力。中國金融引導下的資本，走出去己成為發展必然的大趨勢，但中國金融引導下的資本進入美國、歐洲、拉美，大部分流向了國債、非高新技術、非優勢產業部門，大多進入了院線、足球、旅游、房地產、資源等行業，進入科技性實力企業部門的較少，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的資金沒有技術、先進管理做為其支撐，資本回報率較低，而金融強國進入中國的是“資本綜合體”，其在中國投資有巨額利潤回報的，就是源于國外跨國企業、金融機構有著很強的技術、產業、管理整合能力。面對差距，中國金融引導下的資本，應在國家力量的輔導下，打造跨行業平臺，在實戰中增強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的優化配置能力，組成集資本、產業、服務于一體的復合體，參與到國際產業價值鏈的市場競爭中。
6，金融與人才培養、引進。
中國是發展中的金融體，從金融理念、規則制定、體制構建上，都深受美歐影響，特別是在金融人才培養上，中國的金融教育、人才培養美歐化傾向很深，雖然我們學得了先進金融理念、知識、技術，但也深埋了金融發展的隱憂，如美英等金融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依靠向新興經濟體輸出理念、價值觀、理論和標準，來影響新興經濟體資本市場的體制，使其體制更使金融發達經濟體熟悉和易于操控和進出，獲得類似軟件的“后門”，使我們的金融體制存在設計性安全漏洞。因此，我們必須找到安全的、先進的、以中國金融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人才培養體系，不能全盤美英化，也不固步自封，應緊密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實際、本土實際，自主、自信的主辦中國化現化化的金融教育體系，在汲取世界先進金融文明成果基礎上，為中國所用，服務中國經濟發展。
金融的影響力不是單一部門，而是全體部門，金融業發展己進入“大金融”時代。我們要有“大金融”時代的大智慧，協同好金融發展的各個關系，使中國金融在完成服務本土經濟強大的歷史使命中，創造性選擇中國金融的發展路徑，由后發到齊頭并進，由齊頭并進到超越，實現對世界經濟的方向性引領。
五、中國農業的改革與發展
（一）中國農業改革與發展的基本認識和戰略選擇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農業的體制機制改革率先展開，全面推動了“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拉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為中國其他領域的改革探索了方法論，農業改革的成功，也為中國進一步改革與發展積蓄了生產力。
隨著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深化，以分包到家庭為標志的“舊農業改革”在發展中也殘存了體制機制問題，再加上時代的變化對農業生產樣式也提出的新要求，進入新世紀，農業發展大勢呼喚以“集成至產業化”為特征的“新農業改革”，在新農民、新集體與新外部力量的共同合意下，推動著一場“新農業改革”的偉大實踐。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農業合作社，或農業產業化項目，都有一個所謂理想化的認識：小眾化、新奇特品種，在市場上是稀缺的，因而可以取得較高價格，以期掙得“大錢”。這種以“簡單化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農業發展理念，在后商品短缺時期，或者說在市場化沒有深度發展的時期，由于我國的資本、技術、人才積累還沒有達到較高水平，投資門檻相對較高，小眾化的稀缺農業生產力還不是很高，這種以新農業種養殖品種引入、更新為特點的創新，還可以在局部獲得較豐厚的利潤。
但在中國經過近四十年的持續改革與發展，形成了資本充裕、技術傳導快、產能過剩的全新格向，在這一大背景下，任何“品種創新”都會被迅速規模化，造成產能過剩，價格很快降下來，也就不再掙錢了。同時，隨著中國農產品的市場開放程度的加大，無論在大宗農產品、小品種農產品、蓄牲產品、干鮮水果等大部分品系的農產品上，都受到國外產品強烈競爭，面臨巨大沖擊。這是當前中國農業產業化面臨的巨大難題，找到一條“持續有生命力、持續適應市場、持續有效益地農業生產經營”的道路的確很難。
鑒于，中國農業的要素稟賦和競爭力水平不高實際情況，以及中國農業的極端復雜性：土地權屬固有特點、土地權益處于創新變革期、地域廣、就業人口巨大、自然環境差異別大等綜合因素，我們想象利用一種模式、一種方法、一種路徑的單一創新和“簡單化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己很難解決中國農業的復雜問題和利益訴求，因此，這要求我們，既要將外國的先進經驗做法、體制機制引進來，又要將全國各地本土化原始創新激發起來，既要注重培養農業的內生動力，又要注意鼓勵外部力量對農業的助力，然后結合我國農業發展的階段性特點，以市場配置為主導，以政府的政策引導和規劃做適度配合，遵循農業發展的一般規律，推進體系化創新，就成為推動中國農業發展的優選之路。
綜觀世界各國在農業發展，還是召示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農業人口是減少的趨勢；現代科技在對農業的改造中，提升了農業的生產力；做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在與其他產業在深度融合中，各產業的界線在模糊，農業形態在不斷升級變化。
我們在認識到這些規律后，應遵從規律指導的方向，合理施策，科學推進，有序落實，才能不走彎路，高效推動中國農業的發展。農業的戰略性方向在于：不斷向農業注入的科技化、生物化、信息化要素，提升農業的產業化、服務化水平，使農業升級為資本密集、技術密集、賦能較高的現代化新興產業；不斷轉移現有農業就業人口，降低農業承載的就業人口，提高農業就業人口的專業素質，提高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業就業人員的收入水平。堅持集體化與單元化相結合，大市場與多樣化相結合，規模化與精細化相結合，組織化與信息化相結構合，產業化與服務化相結合，大規模定制化與新零售相結合，實現農業經營與發展的互補式、迭代式創新升級。
（二）關于“三農”部門的體制機制改革與發展
“三農”問題一直以來，是我國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基礎。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一系列重大政策，推動“三農”部門的發展，各地一些創新與實踐，也為“三農”發展拓展了道路。
1，股權問題
要把“確權”當做拉動“三農”發展的牛鼻子。“在農村發展股東經濟，要對股東類型、確權登記、資產評估、資金整合、合同管理、操作運行、日常監管等方面進行全面規范。要結合新的實踐進行不斷探索和發展，建立健全一套科學的股權體系。否則，土地承包權，股權化后，能夠流轉了，很有可能出現股權的集中，結果又會出現資本集團，出現因家庭變顧而失權農民，造成較大社會問題。”
2，金融問題
要把金融當做激活“三農”的重要手段。
股權、收益權的出現，金融資本要延伸到“三農”部門，普惠金融應延伸并覆蓋到“三農”。資產證券化，也要創新到農村產權、股權領域，適度推出“三農”支持債券等金融衍生品，擴大支持“三農”的資金池子。最終，通過金融運作，調集要素和資源，推動“三農”的發展。這樣做的好處是：拓展了融資渠道，但也要注意防范風險：泡沫積聚、破裂，產生三農危機，沖擊動搖社會穩定基礎。
3，產業孵化問題
要把產業集群的壯大，當做重大支撐。
集體經濟的承載力也很關鍵，有體制機制保障、有項目支撐、有贏利模式，可保障創投資本的可循環性。通過孵化、助推基金、資本對集體經濟注入、支持后，也有退出機制、止損機制，讓集體經濟有欲望自己獨立發展，以勉產生財政依賴或套利慣性。
4，模式與道路問題
要系統推動“三農”的“五化”，形成改革與發展的協同倍增效應。
組織化：選擇能夠把農民有效組織起來的產權、管理、運營、勞動生產的現代治理模式。
企業化：要把集體組織、合作社、復合體等三農主體，當一個可持續營利的機體來創辦，以可持續地推動農民致富、農村發展、農業產業狀大。
產業化：農業項目的小打小鬧、價值鏈短小、技術含量低、上下游不銜接，不能適應我國市場深化的需要，更不適應國際市場的競爭，必須以產業化的方式提高競爭力，增強生存力；
共治化：對治理結構進行科學設計，成立代表機構，進行管理權激勵，保障農民以創辦人、合伙人的身份實施對機構的治理權。
共享化：對利益分配機制的科學設計，進行股權激勵，保障農民以股權人、勞動者的雙重身份對機構所取得利潤的收益權。
通過，探索、改革與發展，整體實現農民的共同富裕、農民社會地位的普遍提高、農民文化魅力的普遍提升，從而全面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村區域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總之，中國改革與發展是系統工程，要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特征化事實，善于發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性，挖掘、優化、放大改革發展的全要素資源，動態、柔性運用市場、政府與科技性監管等多元化調控手段，以創新推動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一體化平衡前進，以包容構建經濟發展伙伴主體間的命運共同體，形成供給與需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動態平衡的改革與發展生態系統，從而完成推動改革與發展的偉大歷史使命，實現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兩個一百年”和“中國夢”的戰略目標任務。
（作者單位：河北省聯宇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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