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民工回流客觀上拉近了子女與父母的居住距離，勢必會對原來因子女外出務工導致的農村養老難、農村留守老人等問題產生影響。本文基于安徽、河南、四川3省的實地調研數據，運用傾向得分匹配法、OLS估計以及有序Probit模型，分別從經濟狀況、心理狀況、生活滿意度3個方面檢驗了農民工回流對其父母生活質量的影響。結果顯示，在總體上，農民工回流顯著改善了其父母的心理狀況和生活滿意度，但對父母的經濟狀況無明顯影響；回流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慰藉則對父母的生活質量有著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
關鍵詞：農民工回流 父母 經濟狀況 心理狀況 生活滿意度
一、引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每年有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務工，但受城鄉二元結構和戶籍制度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農村勞動力在向城鎮轉移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返鄉或回流的現象。近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轉型以及新常態下經濟增速的換擋回落，外出農民工增速下降，回流到本地就業的農民工占比逐步提高。2016年，本地農民工占農民工總量的39.9%，較上年提高0.7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總量的比例達到88.2%。眾所周知，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到城市務工是導致農村養老難、農村留守老人等問題的直接原因，那么，在外出農民工總量增速放緩、回流到本地就業的農民工數量逐步增加的新形勢下，農村養老難的問題是否得以緩解、農村老人的生活質量是否有所改善成為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
關于農民工流動與農村養老問題，大量文獻關注的是農民工流出對農村養老的影響，對農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回流的影響因素、返鄉就業創業的影響因素與創業績效等問題上，幾乎沒有涉及農民工回流對農村養老的影響。然而，考察農民工回流對農村養老的影響不僅有利于發現農村養老問題的癥結所在，還可以為政府制定農村養老的相關政策提供實證依據和重要參考。本文基于實地調研數據，嘗試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農民工回流后其父母的生活質量總體上是否得到了改善？第二，子女回流前后代際支持有哪些方面的變化、對其父母的生活質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與模型設定
1.傾向得分匹配法。子女是否回流是一種自我選擇行為，并不是隨機產生的，倘若對這種自選擇行為不進行有效處理，可能會導致本文無法正確地得出子女回流對父母生活質量的影響。針對此，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來盡量消除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以期得到無偏的估計結果。PSM在計算過程中包括三種平均處理效應，即處理組平均處理效應（ATT）、平均處理效應（ATE）和控制組平均處理效應（ATU）。通常情況下，學者們關注的是ATT，對本文來說即有回流子女組中的個體由于子女回流所導致的生活質量變化。
通過PSM計算平均處理效應的一般步驟如下：首先，借鑒Rosenbaum and Rubin（1983）提出的反事實分析框架，將樣本分為處理組（有回流子女組）和控制組（無回流子女組），然后，根據傾向得分值的大小對樣本進行匹配處理，根據匹配后的樣本來計算ATT，以此來判斷是否有回流子女對父母生活質量的影響。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首先采用最近鄰方法進行匹配，之后再分別采用半徑匹配和核匹配方法進行匹配。
2.普通有序Probit模型。本文通過經濟狀況、心理狀況和生活滿意度3個被解釋變量來反映老人的生活質量，但除了經濟狀況為連續變量，可以采用OLS進行回歸分析以外，反映心理狀況和生活滿意度的變量值均為排序數據（ordered data）。對于這兩個變量，如果采用multinomial 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將會無視數據內在的排序；如果采用OLS進行回歸，又會將內在的排序視為基數來處理。因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進行估計。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選擇
數據來源于課題組于2016年10月～2017年8月開展的實地調查。調查區域覆蓋安徽省、河南省和四川省。課題組采用多階段隨機抽樣方法，首先在每個省隨機抽取5個地級市，然后在每個地級市隨機抽取80名60周歲及以上農村老人為調查對象。最終用于分析的有效樣本共1061個。
主要變量定義如下：被解釋變量包括3個，即父母的經濟狀況、心理狀況、生活滿意度。其中，經濟狀況根據調查問卷中對“2016年您（和老伴）的總收入？”這一問題的回答來定義，對其取對數后放入回歸方程；心理狀況根據問題“您是否經常感覺到孤獨寂寞？”來定義，0～4分別對應“總是”“經常”“一般”“偶爾”和“從不”；生活滿意度根據問題“您對目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來定義，0～4分別對應“非常不滿意”“比較不滿意”“一般”“比較滿意”和“非常滿意”。
在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子女回流對父母生活質量的總體影響時，基于研究目的及參照已有的相關文獻，選用父母的個人特征變量（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家庭特征變量（子女個數、居住安排等）以及地區特征變量來估計老人是否有回流子女的傾向得分。
在采用OLS、有序Probit模型估計子女回流前后代際支持的變化對父母生活質量的影響時，主要解釋變量為子女回流前后提供的經濟支持變化、生活照料變化和情感慰藉變化。其中，對經濟支持變化、生活照料變化的測度分別基于問卷中“與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對您（和老伴）經濟支持的變化？”“與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對您（和老伴）生活照顧的變化？”這兩個問題。每個問題下設有“減少很多”“減少一點”“沒有變化”“增加一點”和“增加很多”5個選項。由于選擇“減少很多”“減少一點”的樣本量很少，為獲得穩健的估計結果，在擬合模型時，將“減少很多”“減少一點”進行合并，將“增加一點”“增加很多”進行合并，即答案選項合并后變為“有所減少”“沒有變化”和“有所增加”，并依次賦值為“0”“1”和“2”。對情感慰藉變化的測度則基于問卷中“與回流前相比，子女回流后您感覺與子女情感關系的變化？”問題，答案設有“變得非常疏遠”“變得比較疏遠”“沒有變化”“變得比較親密”“變得非常親密”5個選項。類似地，將“變得非常疏遠”“變得比較疏遠”進行合并，將“變得比較親密”和“變得非常親密”進行合并，答案選項合并后變為“變得疏遠”“沒有變化”和“變得親密”，同樣依次賦值為“0”“1”和“2”。控制變量同樣包括父母的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區特征變量。
四、主要結論與啟示
第一，農民工回流對父母的經濟狀況無明顯影響，但顯著改善了父母的心理狀況和對目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這說明，子女回流并沒有顯著改善父母的經濟保障水平，但填補了父母的精神空缺，使父母的精神需求得到一定滿足，并且對目前生活狀況的滿意程度有所提高。可能的原因是，相較于在外務工而言，子女回流后給父母提供的經濟支持的變動幅度并不大，從而父母的經濟狀況未明顯受益于子女回流。然而，子女回流后，與父母之間的交流聯系不再受到空間距離的阻礙，情感互動增加，彌補了父母精神層面的需求，有效排解了父母的孤獨感，從而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滿意度。
第二，回流子女提供的代際支持對父母的生活質量有著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具體來看，首先，雖然子女回流后對父母的經濟支持無明顯變化，未能改善父母的經濟狀況，但回流后對父母日常生活照料的增加，可能會增加父母從事經濟活動的勞動時間投入，從而對父母的經濟狀況有輕微的改善作用；其次，回流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和情感慰藉能夠顯著改善父母的心理狀況，說明經濟支持和情感慰藉可以很好地滿足父母的物質或精神需求，情感交流和關系密切比經濟上的幫助對父母心理狀況的改善作用更加明顯，也進一步表明隨著農村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人會越來越注重精神慰藉；最后，回流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對父母生活滿意度的改善作用最為明顯，這可能是因為不管子女回流與否，經濟狀況仍是影響農村老人對目前生活狀況滿意程度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于高齡老人而言，身體機能的衰退、勞動能力的逐漸喪失使他們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因此，相對于日常的生活照顧和情感慰藉，子女提供的經濟支持更為重要。
該研究結論可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下參考：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一方面為本地農民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另一方面為農民工返鄉創業提供各方面的支持，吸引更多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創業；注重和加強對農村老人的精神關愛；逐步提高養老金的保障水平，增加農村老人的經濟收入，改善農村老人的生活質量，提高老人的主觀幸福感。
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3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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