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場的區別有很多，有一個詞叫條條塊塊，政府它一定是屬于條塊的，條是指各個部委機關，塊叫地方政府。這個條塊怎么理解？比如坐公交，公交服務由政府提供，上海提供的服務與廣州提供的服務，條塊分割是很明顯的。
但如果是企業的話，它主要是滿足用戶的需求。比如支付寶，最早它作為一個第三方支付，就是為了滿足淘寶上用戶的需求，買東西叫“知托付”，最早是抵押的功能，但是現在打開這個APP，幾乎什么東西都有。微信也一樣，微信剛開始也只有即時聊天軟件，只是聊天而已，現在用一個詞可能是貶義詞，叫“盤根錯節”，或者褒義詞叫“枝繁葉茂”，用戶有什么需求它就想盡辦法來滿足。
政府主導的事往往會導致地域分割，盡管現在用支付寶、微信坐地鐵已經很方便了，但是不同的城市對這個事情的看法、認識不一樣，所以在不同城市坐地鐵需要下載不同軟件，到北京下載北京的APP，到上海要下載上海的APP，廣州有廣州的APP。對很多人來說下載APP這件事就是一件麻煩事，太花時間。這樣就導致很多人不愿意坐地鐵，機場下來叫一個滴滴走了。但是有個城市不一樣——杭州。杭州地鐵和公交出行是內嵌在支付寶里，用戶就會非常愿意做這件事。
政府要地域分割，而企業則是用戶走到哪里就希望跟到哪里。現在在歐洲、在日本、在美國都能見到支付寶，因為它的用戶出去了，所以企業也走出去了。在東南亞地區，在巴西、南非、印度都可以用滴滴，滴滴在當地收購了一些公司或者合營，為用戶提供類似的服務。
政府所提供的服務比如北京上海廣州都牢牢鑲嵌在地域上，但是對于企業來說，優步也好，滴滴也好，摩拜也好，它是一個全球性的，只要一個APP在全球都可以使用。
除了出行，中國的勞動力流動在中國的城市化過程當中，有更多不便。先來看一個數據，按照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2017年有2.45億的流動人口當中，1.36億是農民工，農民工這個詞體現了“中國城鄉分割”，但是要注意，還有超過1億人口實際上都是城市戶口。城市戶口在全國不同城市之間流動也會有很多問題，北京的到上海來工作，上海的到杭州去工作，杭州的到北京去工作，這種戶籍上的差別都會對人的工作和生活導致不便。所以現在是城鄉分割還在，但是勞動力的流動又導致了城與城之間的分割。
在這個流動過程當中會出現一個問題，即城市的接口不夠友好。前段時間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要取消高速公路的省界收費站，從技術上來說這個省界收費站完全沒有必要。省內存在幾個不同高速公路的運營主體，但是省內運營主體之間可以結算，從A到B這條公路不需要設一個閘道，但是為什么在省際之間設一個收費站？某種程度上它的目的就是讓流動不便，我們看到有些省份和省份之間剛好到邊界處就變成了斷頭路，比如貨物從A省運到B省賣，用外貿的說法是貿易順差比較多，逆差多的省份在省的邊上，比如高速公路四條路變成三條路，并不方便，這是硬件的接口。
還有一個接口是軟件接口，即醫保要跨省結算。北京和上海每年都會因為良好的醫療設施吸引很多外地人來看病，但是因為醫保只在省內流動，不能跨省，這時候會帶來報銷問題。這種軟件的接口不僅是醫療，還有教育、社保都存在這種現象。
以前講中國的城市化的時候，經常說“中國是一個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現在來看中國其實不只是城鄉分割，某種程度上表現在城和城的分割。前段時間西安出現搶人落戶，看起來是進步，背后反映的是目前絕大多數城市之間勞動力流動和公共服務之間存在不兼容，影響整個社會生產效率，影響很多居民的公平感。
中國的城市化要進行一個高質量的發展，必須為勞動力的流動提供一個便利的接口。這個便利的接口不只是硬件的連結，同時要為公共服務提供更好的接口。方式有兩種：
第一，是不是可以允許企業直接來提供？進地鐵比如微信、支付寶或者Apple pay比城市交通卡更加便利。醫保假如由商業保險公司做這個事情的話，就不會出現異地結算的問題。
第二，除了允許企業來干之后，政府還要向市場開放相關的接口。在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政府積累了很多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其實是鎖在保險柜里面，很多人沒有辦法接觸。如果企業做相關的事情，就可以把這個數據從政府向企業開放，這樣可能會比單純地由政府來做更有效率。
文章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615期第2版
作者系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報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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