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村和農民問題一直是社會轉型期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但關中作為中國農耕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其農村社會研究與華北、江南和華南農村研究相比，并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且國內社會學界尚未對此進行系統論述。本文認為，關中農村是中國農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際農村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豐富世界農村研究同樣意義重大。鑒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的歷史脈絡；其次，論述了現代轉型期關中農村的研究現狀；隨后與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等國內主要農村研究區域進行比較，總結出這些地域農村研究的特點、關聯與歷史經驗；接著討論開展關中農村研究對中國和世界農村研究的意義，并指出關中農村研究的貢獻與不足；最后，總結歸納出未來關中農村的研究趨勢與方向。本文旨在推進其他相關研究者更加系統地了解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致力于推進中國與世界農民研究的深化。
關鍵詞：關中農村；農村社會；中國農村；國際農村；關中農民
關中地處黃河流域，介于秦嶺和北山之間，西起寶雞，東至潼關，東西長約300公里，面積約3.4萬平方公里，這里是人類農業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因其歷史悠久，文化璀璨，以及獨具特色的飲食文化與建筑風格，歷來被文人墨客所青睞。然而，作為中國農耕文明主要發祥地之一，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與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研究相比，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不僅缺乏系統的研究，就連經驗性的材料積累也非常少見。但關中特殊的地理位置、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獨特模式，早就決定了關中農民及農民社會研究是中國農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也是世界農民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伴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以及“三農”問題的日益凸顯，有些學者開始關注關中地區農村的社會發展和鄉村社會變遷。鑒于此，筆者通過查閱大量研究文獻，從多個視角出發，分析并整理出這篇關中農村社會研究的文獻述評，希望有助于其他相關研究者更加系統地了解關中農村研究，進一步豐富中國農村和世界農村研究。
一、歷史上關中農村社會研究
關中地區有著厚重的歷史積淀和深邃的文化傳承，是中國“黃土文明”的發祥地，封建社會與大一統國家的搖籃，周秦漢唐的立國之基（秦暉，1993）。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歷經滄桑而不老，積淀出了獨特的“關中氣質”，這里的農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建筑風格與飲食結構。同時，也形成了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社會文化教育模式與農民形象。進行關中農民歷史文化的研究對了解民族歷史文化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同時，對豐富世界農民研究同樣意義重大。下面將重點回顧歷史上關中農民與農村社會研究，以此梳理關中農村社會研究的歷史脈絡。
（一）北宋“關學”與關中農村社會研究
早在北宋時期就已有學者開始對關中地區的農民及農民社會展開了研究，并提出了很多優秀的社會建設思想，其中陜西眉縣張載的影響最大，他早在北宋時期就提出了“以民為本，注重民生，強調均平”的主張，在當時具有積極的社會進步意義（曹德本，1987）。而張載關于社會和諧的思想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為萬世開太平”的人文關懷；二是“民吾同胞”的社會和諧理想；三是“利民和足民”的治理宗旨；四是“恢復井田制，以求均平”的社會改革方案（楊亞利，2007）。同時，為了解決社會貧困和建構新型理想社會，張載還提出了“民胞物與”的理想，社會平等作為這一理想的核心與奮斗目標，開啟了中國古代社會對理想社會的新追求（王處輝，宣朝慶，2004）。此外，以他為核心開創的“關學”，對傳統儒家學派的價值體系進行了整合與創新，自成學術體系，獨具思想特色，作為宋明理學中一支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學術流派，其精神特質主要表現在“經世致用，篤行踐履”的務實精神；“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和合精神；“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的道德實踐精神；“關注民生，以天下為念”的愛國精神；以及“剛正不屈，不畏艱苦”的進取精神（劉永青，2008）。遂與湖南周敦頤的“濂學”，河南程顥、程頤的“洛學”鼎足而立，成為宋明理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后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思想遺產和文化財富（趙吉惠，2001）。張載創立的“關學”肯定了天道與人道的關聯，確認了應然與實然的統一，提出了治學之道和重要的理學思想（楊國榮，2008）。同時，張載還提出了“敦本善俗”、“變化氣質”的教育思想，認為教育的目的是“立人之性”與“求為賢人”，最終達到“學為圣人”的境界，并提出了“養正于蒙”的思想，指出了啟蒙教育的重要性，這些優秀的教育思想為后世“關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孔令華，2007）。而其倫理精華“民胞物與”的和諧社會理想與“四為”的儒家道德踐履精神，對今天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思想都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關中地域文化建設得天獨厚，應該在關學傳統的影響下，不斷提升其文化建設的人文氣質和超越維度，在展示盛世文化的同時，增強對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價值提煉（王雪嬰，2012）。
而到了明代，大學者馮從吾開辦“關中書院”，培養關學人才，并積極參加當時的政治斗爭，提倡讀書講學之風，著有《關學編》，對張載的關學思想繼續進行弘揚和傳播。同時，明朝中葉以薛瑄為首的“河東之學”，繼續發揚關學學風，使“關學”得到進一步發展。到了明末清初之際，俗稱“關中三李”的“關學”代表人物李二曲、李柏和李因篤，繼承和發揚了“關學”思想，使“關學”得到持續發展。“關中三李”提出“明體適用”、“匡時要務”、“道不虛談，學貴實效”和“經世致用”等主張，高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使明清儒學與關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大放異彩。“關學”思想家不僅在思想上啟發時代的人民，而且躬耕實踐，積極創辦書院，大力培養經世致用的人才和傳播關學思想。明清兩代為傳播關學，培養人才，創辦的書院有關中書院、宏道書院、味經書院和崇實書院（趙吉惠，2001）。這一時期關學發展的特點是繼續批評“空談性命”的理學大患，為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促進關學向近代新學轉化做好了思想文化方面的準備。
回顧關學的發展歷史，發現其在中國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提出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和“四為”等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同時，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關學對時代問題的把握，對人民命運的關懷，以及對關中農民社會的深入研究與剖析，都體現了一代學人的時代擔當與社會責任。他們以關中農村和農民社會為“試驗場”，展開的農民社會研究和關學思想體系建設，對后代學人與關中社會研究產生深遠影響。
（二）民國時期關中農村社會研究
考察近代關中社會環境應該從其所處的政治環境、經濟格局和文化發展狀況三個方面著手。在經濟格局方面，受自古以來的自然條件影響，農業仍然是近代關中的經濟支柱。關中地區仍保留著傳統的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從勞動組織上看，傳統的農業生產以一家一戶自然經濟為主，表現為簡單分散，農民的生產活動也相對封閉、獨立，而抵抗各種天災人禍的能力也較低。但在近代陜西人口緩慢增長的情況下，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及交通條件有了新的變化。“受農業生產技術發展的影響，近代關中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也逐漸向現代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盡管這種轉變從總體上來說是極為緩慢和不平衡的。但正是在近代關中人口增長、農業生產逐漸恢復，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發生緩慢變化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了關中經濟多元化的發展，尤其在民國中期形成了以西安、寶雞等鐵路沿線城市為主的發展帶，逐漸波及關中各縣。”（劉俊鳳，2011）
民國時期，關中地區的文化傳播和交流更為活躍。學者忻平在《論抗戰時期內遷對后方社會的影響》一文中指出：“大批內遷工廠與人口進入西部地區，新的技術知識、新的風俗習慣等不斷涌入，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內地封建、愚昧、保守的風氣。大家庭的瓦解，睦鄰友善、寬容精神、同情精神等的延伸，使原先較為封閉簡單的社會關系逐漸趨于復雜、開放，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社會階層也趨于豐富成熟。”（忻平，1992）然而，在土地相爭、民風勁悍、棄農逐末、賦稅沉重的社會經濟矛盾和民風民俗的作用下，關中刀客現象應運而生。“關中刀客，至少興起于道光年間，主要活動于關中同州府、西安府等地，最初因隨身佩戴一種長約三市尺，寬約二寸的關山刀而得名，后來也攜帶槍支。平時并無固定的職業，或替人尋仇，或保運押販，設賭械斗。官員和士紳視其為‘地方大害’，常常以‘刀匪’稱之，與‘會匪’、‘回匪’等同為鎮壓對象。而民間呼其為‘刀客’。‘刀客’作為關中地方一種特殊的社會產物，身上始終帶著極為鮮明的叛逆烙印，同樣攜帶著關中人特有的精神，那就是：尚公近義。雖然會為‘尺布斗粟輒興雀角，但一聞公家之令即爭先恐后，雖重困未敢稍違’。”（劉俊鳳，2011）刀客的誕生源自民間社會的錯動，刀客的命運也必將決定于民間社會的變動，隨著國民革命的推進和國家政體的建立，代表著舊式農民反抗強暴、訴求公正和追求傳統小農經濟秩序的刀客群體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劉俊鳳，2011）。
舊時期，關中農民受到舊思想的束縛較為嚴重，尤其以婦女最為嚴重，她們受到世俗的限制和不平等的待遇，纏足便是這一事實的殘酷體現。學者羅斯在《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對“纏足”現象進行了這樣的思考：“婦女們告訴我們說，這樣瘦削畸形的腳在男人眼中卻是很美的，對此我們表示懷疑。以貧困的陜西山民為例，這些不修邊幅的人長期居住在黃土高坡上的土窯洞里，屋內地板骯臟，墻面被煙熏得漆黑并且布滿了蜘蛛網，紙糊的窗戶被風吹得破破爛爛，土炕上擺放著幾個破坐墊，炕上的席子生滿了跳蚤之類的寄生蟲，豬、狗和家禽們擠在一起爭奪著從主人骯臟的飯桌上掉下的食物碎屑。當看到這樣的情景時，我們還會幻想一個未受過教育的農民會從裹著的小腳上發現什么美感嗎？難道他們為了獲得美感，即便生活艱辛也寧愿要一個走路都搖搖擺擺的伴侶嗎？難道這些男人就執迷于娶一個小腳妻子，即便她穿著像印第安婦女一樣破舊的長袍，也絲毫不會掩蓋‘三寸金蓮’所展示出的美麗絕倫嗎？一個母親甘愿把纏足的痛苦施加在女兒身上唯一的動機就是擔心孩子將來找不到婆家。說到底，在中國，子女的婚姻都是父母做主的，父親要求兒媳要像他的妻子一樣‘合乎規矩’。”（羅斯，2012）因此，纏足這種人類文明時代最嚴重的痛苦就因為那些中年父親們畸形的審美而被強加在女孩身上。然而，裹腳并不是關中婦女身上唯一的束縛。不能隨便露臉也是關中婦女特點之一，亦是其束縛之一。學者羅斯這樣描述其經歷：“在陜西，如果你在經過一家小店時看了某位女性片刻，只要她不是祖母年齡的人，那么她一定會匆忙轉身溜回她的房間去。被一個男人盯著看會被認為是不得體的事情。即便是一個九歲的女孩，只要你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她就會立刻躲進屋里”。見不到陽關，學不到知識——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女性的命運（羅斯，2012）。
同時，在學者羅斯眼中關中農村婦女的地位是低下的。他就其所見到的婦女特點，結合中西方情況進行了分析：在西方，男性的自殺率要比女性高出三四倍，毫無疑問，造成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在于兩性之間的心理差異。但是在中國，女性的自殺率要比男性高5到10倍，這將有利于我們了解生活在男權世界的女性究竟能感到多大程度的幸福。大多數自殺的女性是剛結婚的女子和年輕的寡婦。前者自殺是因為他們活得不快樂，后者通常覺得自殺是理所應當的事情。新娘身上那些讓她感到絕望的枷鎖，以及要求寡婦殉節的所謂“婦道”都是男人創造出來的。同時，男人還不斷按照自己的意愿對女人進行指揮和塑造，眾多女性選擇自殺的事實有力批駁了“女人幸福存在于異性守護之中”的理論（羅斯，2012）。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北宋的關學思想雖然影響很大。但在后續的發展中則出現了中斷，直到民國時期，僅有外國傳教士零零星星地提到關中農村的婦女地位問題，至于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則處于邊緣狀態。
二、當代關中農村社會研究
關中農村研究是以往農村社會調查和經驗性農民學研究很少注意的死角，回顧中國農村和農民研究的歷史，可以發現學界對華北農村、江南農村的研究曾經名震一時，無論是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在華北地區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還是以費老《江村經濟》為代表作的江南農村研究，至今仍被國際學術界作為研究中國農民和農村社會的主要經驗材料。而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在歷史上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現代化轉型中仍然關注不足。回顧近年來學界的研究成果，發現在現代化轉型中學界只有少數學者進行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的相關研究，關注的問題比較分散且跟蹤研究不足，主要涉及“關中模式”與關中農村歷史研究、關中鄉村精英研究、關中農村城鎮化研究和關中鄉村社會變遷研究等方面。
（一）“關中模式”與關中農村歷史研究
對于關中農村歷史進行研究最為權威的當屬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他曾早在1993就倡導對關中農村和農民進行研究，認為關中曾是中國農耕文明的發祥地之一，但長久以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研究卻對此地域關注不足，使其成為以往農村社會調查和經驗性農民學研究的死角。他指出對關中農村和農民進行研究將會促使人們重新思考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并撰寫了《封建社會的“關中模式”——土改前關中農村經濟研析之一》一文，開啟了“關中模式”系列研究的第一步（秦暉，1993）。在時隔兩年之后，于1995年又推出了另外一篇文章《“關中模式”的社會歷史淵源：清初至民國——關中農村經濟與社會史研析之二》，進一步論述了“關中模式”產生的社會歷史淵源，由近及遠，從歷史的角度對“關中模式”進行了考察與分析（秦暉，1995）。同時，在其與蘇文合著的另一部著作《田園詩與狂想曲——關中模式與前近代社會的再認識》中對關中小農社會進行了分析，認為前近代的關中農村社會不同于全國其他地區，具有獨特的歷史特點，將關中農村作為一個模式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秦暉，蘇文，1996）。秦暉教授從歷史學的角度對“關中模式”進行解讀，對認識中國封建社會乃至一般意義上的封建社會都具有重要價值，對探究“小農經濟”和認識中國農民與農村具有深遠意義。
回顧近現代中國農民和農村研究的歷史，發現在我國農業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近代中國又具有鮮明類型特征的關中農村不僅缺乏系統的研究，連經驗資料的積累和整理都幾乎是空白（秦暉，1993）。而秦暉從歷史學的視角對“關中模式”的研究則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促進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的深化，同時也啟發學界其他研究者開始關注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為推動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走向縱深做出了貢獻。
（二）關中鄉村精英研究
近年來，伴隨著社會轉型和社會變遷的加劇，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也逐漸出現在少數學者的視域之內。以付少平教授為代表的研究團隊開始關注和研究關中地區的農村精英問題，探討在村莊場域中精英關系的格局、形成條件與典型模式，以及農村精英與國家基層政權互動的過程與關系，對關中鄉村精英與農村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詳細的論述。
付少平等在《關中鄉村精英研究》一書中首先對精英和精英學進行了界定，并對相關的研究進行了系統梳理；隨后對鄉村精英研究的獨特價值、關中鄉村精英研究的方法及相關概念進行了論述；緊接著從宏觀角度和微觀角度探討了關中鄉村精英形成的基本模式及各類鄉村精英的轉換；同時，分析了關中鄉村精英形成的格局，包括村莊場域結構的定量分析、精英關系類型分析和精英權利的再生產，以及村莊精英關系格局與村莊發展的關系；最后分析了關中鄉村精英與基層政權的互動過程與關系模式，探討了關中鄉村精英的經濟社會功能，以及培育鄉村精英階層和推動農村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意義（付少平等，2009）。
付少平教授及其研究團隊開展的關中鄉村精英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既豐富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的內容與視角，又開拓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的領域。同時，對促進學界其他研究者關注和研究關中農村與農民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關中農村城鎮化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急劇變遷，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速度不斷加快，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仍然沒有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和關注，僅有部分學者關注和進行了相關研究。主要包括對城鎮化進程中西部農民文化適應研究、西部城鎮化可持續發展路徑的探討和鄉村旅游與西部城鎮化的互動關系探究，以及農村留守人口研究等方面。郭占鋒等對城鎮化進程中農民的文化適應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伴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土地作為失地農民最大的生活依賴被政府征用之后，失地農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從農民到市民的轉型過程中，失地農民的文化適應問題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收入來源不穩定，生活成本大幅增加，居民歸屬感缺失和新型社區管理失序等方面（郭占鋒，付少平，2013）。同時指出，在推進西部地區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大多數新型農村社區建設基本上是由政府單向度的推動和主導，對政府的依附性過強，短期內雖可實現快速發展。但是，長遠發展的動力不足，卻面臨著諸如社區治理主體缺失、社區內農戶交往“內傾化”和社區融合遭遇阻力等困境。鑒于此，他提出可以采取鼓勵社區農戶充分參與公共事務，推動農戶經濟可持續發展，重構新型農村社區認同以及科學利用舊村宅基地等舉措，來解決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面臨的依附性發展問題，從而加快西部地區農村城鎮化進程（郭占鋒，付少平，2014）。
而蒙睿等人則對鄉村旅游發展與西部城鎮化的互動關系進行了探究，認為發展旅游業和進行城鄉建設均是西部大開發的重點內容，鄉村旅游的開發可以促進西部城鎮化進程，而西部城鎮化的進程又為發展鄉村旅游開拓了空間，二者之間是作用與反作用的互動關系（蒙睿等，2002）。鄧祥征等則基于對中國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的實地調研，探討了西部地區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并結合西部地區的發展現狀與西部地區城鎮發展的歷史趨勢，分析了中國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的需求，明晰了西部城鎮化進程中面臨的環境壓力與阻力，提出了促進中國西部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政策與建議（鄧祥征等，2013）。而孫健和田明（2014）對城鎮化進程中西部農村的留守家庭問題進行了研究，基于對西部四省七村留守家庭的調查，對影響留守家庭外出勞動力回流期望的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留守家庭的回流期望與外出勞動力的回流意愿整體上趨于一致，只在局部上存在差異。并認為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要關注農村留守家庭的生活狀況，通過改革土地制度、降低相對貧困、加強人口往來等措施可有效提高留守家庭的回流期望，從而拉動農村外出勞動力主動回鄉就業，加快西部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的步伐。
（四）關中農村社會與村治模式研究
近年來，關中農村社會和關中鄉村變遷逐漸得到部分學者的關注和研究，關中青年學者陳輝在其專著《過日子：農民的生活倫理——關中黃炎村日常敘事》中從“過日子”角度切入，對農民的生活理論進行了研究。他在詳實描述了關中黃炎村普通農民日常生活的基礎上，指出“過日子”代表了一種以“家庭”為中心的生產生活方式，揭示出農民生活模式的兩個內核，即“安身立命”和“養家糊口”，用最簡單的農民話語表達就是“好好過日子”，這種生活哲學是農民在漫長的農耕社會中歷練而成的，并伴隨著農民的代代相傳而進入現代社會，對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產生深遠影響（陳輝，2016）。還有學者基于關中農村的實地調查，提出了家庭政治的分析框架，以全面理解當前農村的養老危機，指出當代中國農民的家庭生活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家庭政治中的正義正在消解，從根本上沖擊了村莊中的政治和正義觀，使鄉村社會秩序面臨嚴峻挑戰（張建雷，曹錦清，2016）。
關中鄉村治理該往何處去，應該遵循何種鄉村治理模式，是值得思考和總結的。而賀雪峰就在對關中地區進行實地調查之后，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答，通過對比宗族型村治模式、家戶型村治模式和小親族型村治模式，發現關中地區的村治模式與以上各種村治模式皆有不同之處，提出了“以戶族作為基本的紅白事單位，且戶族事實上參與了戶族內及戶族外各種事務，可以將其稱作為戶族型村治模式”。認為關中地區戶族普遍存在，戶族在村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且關中農村廣泛存在的面子競爭，使村莊生活的意義凸顯出來，而廟會組織及其在村治中發揮的作用，是關中村治模式的一大特征。此外，本村外出工作人員退休回村居住，也會成為村莊治理中的一股力量（賀雪峰，2005）。同時，也有學者提出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鄉鎮政權與富人階層通過資源互補，而形成互惠同盟關系，鄉鎮政權憑借富人的財富資源可獲得政績，而富人則可實現從單一的“經濟精英”向具有公共性的鄉村權威轉換，從而實現治理村莊的目的，“富人治村”現象在農村地區呈現上升態勢，引發的實踐后果值得關注（趙曉峰，2012）。
（五）關中農村經濟發展與變遷研究
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伴隨著關中農村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這一地區的生產方式及經濟模式也在不斷地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反過來又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與村落形態等方面產生了一定影響。學者張紅這樣描述關中地區半工半耕的小農經濟模式，談到“農戶家庭每年的常規性支出，“耕”或者“工”一方的收入就基本可以解決，另一方的收入用于支出或儲蓄與投資。在農業生產已足夠維持村民生計的前提下，“工”決定了人們的生活預期。“男工女耕”的合作與合力將房子蓋得越來越體面，日子過得越來越好（張紅，2011）。另外，關中農村地區的產業集群，屬于剛剛萌芽的產業集群，是一種處于初始階段的產業聚集。按照王緝慈的分類，應該屬于“依靠企業家精神和工商業傳統，建立在農村或鄉鎮工業基礎上的特色集群”。從生命周期上來看，還只是處于萌芽階段，有利于促進農村地區土地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和農村地區基礎設施水平提高（王利華等，2006）。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關中農村社會生活也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民在生產活動中表現出的從“叫人”到“雇人”的轉變，集中反映了市場化背景下農民思想觀念的轉變，人際交往中理性因素的增長，以及傳統人際關系在農村生活中的漸變（仇小玲，屈勇，2008）。楊豪中等人則從村落形態的變化方面對農耕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農耕經濟對村落形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促進了團狀村落的形成，塑造了適宜的尺度，強化了村落內聚、向心的形態三個方面（楊豪中，2012）。
（六）關中農田水利設施和基本制度研究
關中灌區農田水利的制度基礎是水費制度、設施管理和維護制度、水政制度及利民制度等；組織基礎為以村民小組為行動基礎的管理模式；文化基礎為弱宗族文化區以及傳統倫理觀念。但由于投入不足，管理主體不明確，村民參與意識淡薄等原因，關中地區的農田水利方面存在著以下問題，第一，水費管理制度不合理，水價偏高灌溉成本偏高；第二，基層斗渠管理制度缺失，維護不力；第三，毛渠滲漏嚴重，無人修繕；第四，政府水利政策和利民政策透明度低；第五，鄉村公共水利決策會議召開少、參與度低（李凌蕓，2013）。針對灌溉過程中的水資源浪費嚴重，利用率低下等情況，政府應該在資金和政策上，支持整包開發農戶，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積極興建集雨水窖設施和采用節水灌溉設備，把整包開發的土地變成旱澇保收的糧倉（方玉潤，2007）。
綜上所述，關中作為西部地區的一個典型區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決定了此區域的城鎮化進程和特點必將與東部地區有所差異。因此，進行關中農村社會的專門研究，探索現代社會轉型期的“關中模式”就顯得極為重要，同時進行關中農村社會研究也具有非常高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三、兼與國內其他區域農民研究的對比分析
回顧中國農民和農村研究的歷史，可以發現關中地區的農民研究在近代中國農民研究中并沒有得到學界的重視，與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等國內主要農村研究區域相比，不僅理論對話不足，而且實證研究也相對匱乏。鑒于此，本文將從關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等方面出發，與國內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研究等主要農民研究區域進行對比，總結出這些區域農民研究的特點、關聯和歷史經驗，以期豐富中國和世界農民研究。
（一）關中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
關中地區主要是指渭河平原，又稱關中平原或渭河盆地。介于秦嶺和北山之間。西起寶雞，東至潼關，海拔約325~800米，東西長約300公里。面積約3.4萬平方公里。因在函谷關和大散關之間（一說在函谷關、大散關、武關和蕭關之間），古代稱“關中”。春秋戰國時為秦國故地，包括西安、寶雞、咸陽、渭南、銅川五市及楊凌區。東西長300公里，平均海拔約500米，西窄東寬，號稱“八百里秦川”（李志武，曹明明，1988）。
渭河平原是斷層陷落區即地塹，后經渭河及其支流涇河、洛河等沖積而成。這里自古灌溉發達，盛產小麥、棉花等，是我國重要的商品糧產區。是中國最早被稱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地方。四面都有天然地形屏障，易守難攻，從戰國時起就有“四塞之國”的說法，所以漢代張良用“金城千里”來概括關中的優勢勸說劉邦定都關中。戰國時期，蘇秦向秦惠王陳說“連橫”之計，就稱頌關中“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貿，沃野千里，蓄積多饒”。并說，“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這比成都平原獲得“天府之國”的稱謂早了半個多世紀。這是因為關中從戰國鄭國渠修好以后，就成為了物產豐富、帝王建都和兵家必爭的風水寶地（杜娟，2012；何柳，2008）。關中地區獨特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農民研究的獨特性，與華北農民研究、江南農民研究和華南農民研究相比，必然存在地域上的差異，具有不同的特點。而關中作為西部地區的一個典型區域，乃至中國的一個典型區域，進行關中農民與農村社會的專門研究，必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對推動中國農民研究進一步深化意義深遠。
（二）關中獨具特色的區域文化
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和人類精神財富，在人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地域、傳統等不同，各地區的文化也存在很大差異。談及關中農村，自然離不開孕育這一片土地的濃郁文化氛圍與氣息。民風民情是一個地區鮮活的符號文明，往往從更深層次傳遞著這一地區的古老文明與地方特色。
1.秦腔。
秦腔又名“秦聲”、“亂彈”、“梆子腔”，民間俗稱“大戲”。其特點是高昂激越、強烈急促。“秦腔不唱吼起來”很形象地說出了秦腔的特性，它讓唱的人高亢激揚，聽的人酣暢淋漓。關中人喜歡秦腔，喜歡的就是秦腔那種“吼破嗓子掙破脎”（sha，這里指人的“頭”）的韻味。作品《白鹿原》中所描寫的“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無論貧富貴賤都是秦腔戲的崇拜者和愛好者”，毫不夸張地展示出了關中人民對于秦腔的一片深情和熱愛（張瑩，2013）。
2.皮影。
說到皮影，不管是賈平凹《商州》里面刻畫的熱愛皮影表演的珍子，還是能輕易聽出是花鼓《嘆春季》的禿子（賈平凹，2012），或是《關中風月》中的古典劇作家李十三以及頗具名望的班主田舍娃，都是皮影戲的忠實愛好者。而田舍娃在給李十三送口糧時，更是這樣興奮地描述大家對于皮影戲的喜愛，對他的十三哥這樣說：“哥呀，這一向的場子歡得很，我的嗓子都有些招架不住了，招不住還歇不成涼不下”。夸贊李十三戲編的好時，田舍娃激動地說：“咱的《春秋配》、《火焰駒》是一個村接著一個村演，那些婆娘那些老漢看十遍八遍都看不夠，在自家村看了，又趕到鄰村去看，演到哪里趕到哪里……”，又補充說道：“我的十三哥呀，你的那個黃桂英，把鄉下人不管窮的富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看得迷格登登的。有人編下口歌，‘權當少收麥一升，也要看一回黃桂英’，人都不管豐年歉年的光景咧!”（陳忠實，2007）田舍娃的這一描述，可以看出當地人對于皮影戲的熱愛自然是可見分曉了。
3.關中方言、鄉諺與熟語。
縱觀陳忠實的小說創作，可以明顯地看到，作為一個鄉土作家，陳忠實始終有意識地將關中方言作為創作的一種重要表現手段而不斷開掘，積極使用。其作品中方言成分數量之多，簡直是關中方言的集成。如《白鹿原》使用的關中方言詞約1100處，不考慮重復出現，《白鹿原》中實際用方言詞約180多個。其中像“甭”（應為“嫑”）、“咧”這些虛詞和“俺”一類實詞使用頻率很高，如“甭”這個副詞出現了202次，“咧”出現了103次，“俺”出現了60次。這些大量的方言詞，都來自于關中地區尤其是西安地區的語言。每個地區都有地域特色的事物和習俗，陳忠實小說寫的都是關中的人、關中的事，但他并不是將關中方言的說法簡單地記寫在小說中，而是精心選擇，在最合適的時候使用方言的詞匯，使讀者在流暢的閱讀中了解小說中那一個個具有個性的人物形象，感受關中的民風民情（韓承紅，江秀玲，2005）。
4.農村廟會。
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關中廟會歷史悠久，內涵豐富，保存著民眾的精神信仰，是“活著的民俗”。學者隋麗娜將各地廟會特點總結如下：“關中中部地區的廟會更具包容性，民間廟會中以歷史傳說人物而設立的廟會活動較多，圍繞女媧、老子而設立的廟會活動廣泛，佛道廟會相較東西部地區更為興盛，祭祀活動歷史悠久且多種多樣，以彬縣最為豐富；關中西部地區廟會活動以寶雞、鳳翔一帶最為豐富，民間廟會中以拜圣母祈子活動較多，佛教和道教廟會常與民間俗神信仰結合，祭祀活動以炎帝祭典為代表，官方祭祀和民間祭祀互為補充，關中地區的太白廟會活動日漸衰落；東部地區民間廟會中俗神來歷更加多元，多神信仰表現更加明顯，行業神祭拜活動及由此衍生出的商貿交流機會獨具特色，‘藥王’影響深刻而廣泛”（隋麗娜，2014）。而趙曉峰等主要從一主二副三大功能來討論關中廟會，認為關中廟會的功能主要包括宗族祭祀、市場交易功能、人際交往功能等方面。其中，宗族祭祀功能是廟會的基本功能。所以，要了解廟與廟會在關中農村和農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就要抓住廟會的祭祀功能，進一步去挖掘其存在并發揮作用的經濟社會基礎（趙曉峰，張紅，2012）。
（三）兼與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等國內主要農民研究區域的對比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知關中地區特殊的地理位置、獨具特色的風土人情和獨特的農民形象，都決定了其與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研究等國內主要的農民研究之間存在差異。而在我國農民研究歷史上，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舊中國，中國共產黨的農村調查以根據地為重點，滿鐵庶務部與“鄉村改革派”學者對華北、江南和四川等地的農村調查和研究曾經名震一時，至今仍被國際學術界作為研究中國農民尤其是北國農民的主要經驗，而國民黨專家和在華的西方學者，以及其他農民學家，包括國統區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所注意到的是長江流域與華南農村，而對于關中農村研究并沒有引起他們足夠的重視（秦暉，1993）。新中國成立至今，關中農民與農村的經驗性研究材料和農民學研究成果仍然積累不足。鑒于此，下面將對比分析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關中農村研究的關聯與歷史經驗，期待促進關中農村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1.關中農村研究與華北農村研究的對比分析
首先，與關中農村研究缺乏關注不同，華北農村研究受到廣泛關注且成果顯著。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便在華北地區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開展平民教育，探索華北農村與農民的發展出路。華北農村研究不僅受到國內學者的關注，同時也受到了海外學者和研究機構的關注，如著名漢學家杜贊奇曾經對1900—1942年間的華北農村做過深入研究，并撰寫了《文化、權利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這本著作，他在書中闡釋了對華北農村政治與文化的看法與見解，著重研究了國家政權擴張對華北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影響，并提出了“國家政權建設”和“權利的文化網絡”這兩個概念。此外，還有日本學者和研究機構對華北地區的農民展開過調查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其次，與關中農村研究視域狹窄不同，華北農村研究視域開闊且視角多元。對于華北農村研究不僅有學者從政治學、文化學視角切入，同時也有學者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華北的小農經濟模式進行了研究。寬視域和多角度對華北農村進行了研究，不僅豐富了華北農村與農民研究的視角，同時也為其他區域的農民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供借鑒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視角。
最后，與關中農村研究的經驗性材料與研究成果匱乏不同，華北農村研究的經驗積累和歷史資料豐富。如南滿鐵道株式會社1940—1942年間調查完成的六卷本《中國慣行調查報告》。還有美國學者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1949）》，以及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彭慕蘭的《腹地的建構：華北內地的國家、社會和經濟（1853—1937）》，他們分別對以華北農村為代表的中國農村的小農經濟和農村社會變遷進行了深入研究（杜贊奇，2008），并提出了深刻而透徹的見解，這些研究積累和歷史經驗，對促進中國農民研究進一步深化起到了推動作用。
2.關中農村研究與江南農村、華南農村研究的對比分析
首先，與關中農村旱作農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模式不同，江南和華南農村稻作農業發達，商品經濟氛圍活躍。一般而言，關中農民受地理環境的制約，相對比較保守，理性化程度低，形成了比較內斂的性格；而江南、華南農民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以及近代商品經濟和工業發展的影響，思想相對比較開放，理性化程度相對較高。20世紀至今，以費孝通為代表的一批學人對江南農村展開了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從費老的《江村經濟》到李學昌和董建波的《近代江南農村經濟研究》，都分別從人類學和經濟學的視角對江南農村和農民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而關中農村研究經驗缺乏且理論對話不足，視角單一。
其次，與關中農民不同的是華南地區的農民大多是從中原地帶遷移過去的，長期聚族而居，有著較強的父系意識形態，在血緣紐帶和地緣紐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較強的宗族意識，并能夠將這種意識內化成一種實踐能力，同族不同分支之間可能會存在競爭關系，但當面對外部壓力時，卻能夠一致對外，這也是宗族意識和宗族文化的重要體現（趙曉峰，張紅，2012）。“幾乎在中國的每一個地方，幾個緊密相連的村落構成鄉村社會的基本單位，氏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個部分，而在華南地區宗族和村落明顯地重疊在一起，以致許多村落只有單個宗族，繼嗣和社區的重疊也已經在其他地區發現，但在中國東南地區，這種情況似乎最為明顯。”（弗里德曼，2000）而在關中地區，宗族和村落重疊的情況卻相對較少，村落的行動單位通常是以戶族為主要行動單位，農民宗族意識相對淡薄，對家族勢力的依賴性較弱，農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較強。這一點是關中農民研究與華南農民研究所不同的地方，在進行關中農民研究時應特別注意這一點。
再次，與關中農村以戶族為主要行動單位的村治模式不同，江南和華南農村主要是以宗族或家族、兄弟為代表的大規模行動群體的村治模式。而在以宗族或家族為代表的行動單位的村治模式中，農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較弱，而在以戶族為主要行動單位的村治模式中，農民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較強（賀雪峰，2005）。在進行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的過程中，應該注意到這些地理、文化方面的細小差異，注重把握區域間農民研究的共性和一般意義上的經驗。同時，也應該看到地域、文化的不同，注意挖掘和探究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的特色。
最后，與關中農村不同，江南和華南農村地處東南沿海地帶，地理位置優越，地處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農民受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影響，理性化程度較高。而關中地處西部地區，受自然地理環境、人文環境和政策環境的影響，農民思想觀念相對保守，理性化程度較低。同時，也塑造了關中農民吃苦耐勞、憨厚、樸實的形象。在進行研究時，應該注意比較不同區域農民研究的特點，提煉出不同區域農民研究的特色。
四、關中農民研究對中國和世界農民研究的貢獻
關中平原是農耕文明的發祥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重要發展區域。關中也是陜西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的地域特色。無論是歷史變遷中的關中，還是現代轉型中的關中，都需要學界給予充分的重視和關注，開展關中農民和農村研究將對豐富中國農民研究，乃至世界農民研究都將產生深遠意義。
（一）關中農民研究之于中國和國際農民研究的貢獻
1.關中農民研究是中國農民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關中地處黃河流域，是中國農耕文明的主要發祥地之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發展區域，歷史上曾經有十三個王朝在此建都，是封建社會與大一統國家的搖籃，對中國歷史進程具有重要影響的王朝周秦漢唐的立國之基。“當中華民族領先于世界民族之林時，關中是燦爛中華的燦爛中心；而當中國被世界現代化進程所拋棄時，關中又成為了停滯中國的停滯典型。”（秦暉，1993）回顧中國古代歷史可以發現，關中與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關中治則天下治，關中亂則天下亂。這里的農民曾是“秦王掃六合”的銳氣所依，也曾是漢唐時期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更是影響世界文明進程的“絲綢之路”起點，成為古代連接中西方的商道中心。近代中國由先進變落后，而關中地區也逐漸以封閉保守著稱；現代中國逐漸崛起，國力日益強盛，重開“絲綢之路”，建立新的連接中國與世界的紐帶和橋梁之時，關中又將再一次成為“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樞區域。中國國民性之謎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與“關中之謎”的解答相聯系（秦暉，1993），關中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也自然成為中國農民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
2.關中農民研究是世界農民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同時也是一個農民大國，農民問題既是一個歷史問題，又是一個現實問題。中國的農民問題既是中國的，又是世界的，因為中國歷來就是世界人口排名第一的國家，且中國人大多數為農民。據此，可以說“中國問題”就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就是“中國問題”。因此，中國的農民研究應該獨步于全球，必須走向世界，進行中國農民和農村研究對于豐富世界農民研究的類型，促進世界農民研究進程具有重要意義。當代中國要想解決好“三農問題”，不僅要立足中國國情，從實際出發，更要借鑒近代國外農民及農民社會研究的優秀成果，從中汲取有益經驗，為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有益的理論指導和經驗借鑒。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是中國農民研究的一個典型，“關中模式”可以作為解讀中國農民的一個典型模式。因此，作為中國農民研究典型的關中農民研究對于世界農民及農村研究而言，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回顧Teodor Shanin所主編的《Peasants and Peasant Societies》一書可以發現，近代以來，國際上關于農民及農民社會的研究，在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人類學等領域均有所涉及，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遠遠超過了國內農民研究，其中主要內容包括：關于“小農”概念的定義問題、整體視角下的農民社會和作為一種經濟體的農民社會研究，以及社會學、人類學視野下的農民文化研究（Teodor Shanin，1987）。這些研究極大地豐富了世界農民研究的視角、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和研究內容，關中農民研究和中國農民研究可以從這些優秀的研究成果中借鑒有益的研究經驗和研究方法，促進關中農民研究和中國農民研究的發展與進步。因此，可以說關中農民研究、中國農民研究和世界農民研究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關中農村研究、中國農村研究是世界農村研究這一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的發展是相互促進的。關中農村研究、中國農村研究和世界農村研究之間的關系可以用以下簡圖進行說明（如圖1所示）。由此可見，進行關中農民研究對于促進世界農民研究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圖1 關中農村研究與中國農村研究、國際農村研究之間的關系
（二）關中農村研究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
以上討論了關中農村研究對中國農村和世界農村研究的貢獻，也指出了進行關中農村研究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但是，回顧關中農村研究的歷史，卻發現其仍然存在不足，與華北農村研究、江南農村研究和華南農村研究等國內主要農民研究區域相比，關中農村社會研究還存在研究深度不夠、跟蹤研究不足、理論對話不足和集中研究不夠等缺陷。
1.研究深度不夠。
關中農民研究與中國華北、江南和華南農民研究相比較而言，研究層次較淺，缺乏對關中農民特點、小農經濟模式的深入探討和研究，停留在淺層次的描述研究。而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的農民研究相比較而言，也同樣存在研究深度不夠這一問題。關中農民與農村在未來的研究過程中應該深入挖掘關中農民的特點，提升研究的深度。
2.跟蹤研究不足。
關中農村研究存在的另外一個缺陷就是跟蹤研究不足，對農村進行跟蹤研究是國際上農村研究通常會采取的一個方法，跟蹤研究可以了解一個村莊的社會變遷歷史，可以為解讀農村社會變遷的原因、影響因素和未來發展趨勢提供翔實的一手資料，為后來研究者積累豐富的研究資料，為進行學術創新奠定基礎。
3.理論對話不足。
進行農村研究不僅需要對農村社會進行深入研究，也需要進行跟蹤研究，更需要不斷加強與外界的理論對話，從理論的高度對實際的研究成果和實踐經驗進行概括，提煉總結成理論，可以為后來研究者提供理論參考。同時，加強與外界的理論對話，也可以促進本土研究的創新，豐富農村研究領域的理論。而對與關中農村而言，與外界的理論對話則明顯不足。
4.集中研究不夠。
回顧目前關中農村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研究重點和研究成果都相對比較分散，關于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的學術專著比較少見，其他學術成果也比較匱乏，而且關注的焦點問題和研究視角都相對分散，沒有形成比較集中的研究領域。
綜上所述，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雖然對于中國和國際農民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但是，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目前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如研究深度不夠、跟蹤研究不足、理論對話不足和集中研究不足等，這些都有待學界同仁共同的努力，來共同完成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的宏偉目標，為中國和世界農民研究做出貢獻。
五、關中農村社會研究的趨勢及方向
上文回顧了歷史變遷中的關中農村與農民，討論了現代化進程中的關中農村和農民，對關中農村、農民研究與國內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等主要農民研究區域進行了對比分析，并探討了關中農村與農民研究對中國和世界農村與農民研究的貢獻與不足。總體而言，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還尚不成熟，無論是研究方法，還是理論對話都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接下來，在上文討論的基礎上，結合關中農民研究的現狀，為尋求關中農民研究理論與方法上的創新與突破，對未來關中農村研究的趨勢和方向進行討論，期望為促進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做出有益的探索。
（一）充分研究關中農村文化
關中平原是中國農耕文明發祥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重要的發展區域。曾經有十三個王朝在此建都，周秦漢唐等對中國歷史進程具有重要影響的王朝也曾在此建都，在中國古代關中曾長期作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千百年來積累了豐富的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解讀中國歷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且關中也一直是陜西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和鮮明的地域特色。關中農村獨特的風土人情、獨具特色的居住方式與民俗文化，以及悠久的歷史文化，都是進行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的有利條件。對關中農村文化進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不僅可以促進對關中文化發展史的解讀，也可促進對關中農耕文化的理解，還能促進對黃河流域人類農耕文明的理解。只有深入了解關中農村的獨特文化，才能更加深入的研究關中農村的特質，這是研究關中農村的基礎和根本。因此，未來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需要更加關注關中地區獨特的地域文化，為中國農民研究，乃至世界農民研究貢獻新的力量。
（二）積極與華北、江南和華南農村等主要農民研究區域進行對比研究
相比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而言，華北農村研究、江南農村研究和華南農村研究歷史相對較長，且積累了豐富的研究經驗，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而關中農村和農民研究可以從既有的研究中汲取優秀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經驗，開展對比研究。雖然，研究地域不同、歷史文化和民風民俗有所差異，但總體而言，所處的時代大背景仍然無較大差異。所以，中國華北農民、江南農民和華南農民研究的經驗和成果中有許多優秀成果、研究方法和農民理論，可供關中農民研究參考和借鑒。與其他區域的農民研究進行理論對話，一方面可以促進本區域農民研究的發展與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加強與外界的聯系，促進共同提高與進步。未來關中農民研究需要積極加強與國內華北農村、江南農村和華南農村等主要農民研究區域的對話，促進中國農民研究進一步深化。
（三）借鑒世界農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推進關中農民研究的國際化發展
回顧國際農民研究的歷史與經驗，發現國外學界關于農民研究的視角比國內農民研究更為開闊，不僅從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的角度對農民社會進行了研究，更有學者從人類學的視角對農民社會進行了解讀。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羅伯特·芮德菲爾德從人類學的視角對農民社會與文化進行了闡釋，并且提出了“大傳統”與“小傳統”的研究范式。強調應用此研究范式在對農民及其社會進行研究時，“應該學會認識農民的“相似性”與“統一性”，怎樣才算認識到了不同研究對象之間存在的‘相似性’與‘統一性’呢？那就是要能夠用精確的語言把它表達出來，不僅能夠用精確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且能用程序來證明它的存在，并且你所使用的精確的表達語言以及你所提出的用以證明它存在的程序都完全是應該經得起檢驗的”（羅伯特，2013：174）。這個新的研究視角與研究范式，是需要國內農民研究者借鑒和學習的，需要從中挖掘更多對中國農民及其農民社會研究具有啟示意義的東西。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動關中農民研究的國際化發展。
作者簡介:郭占鋒，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李卓，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研究》2017年第1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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