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現代化提出遠景目標，為黨和政府在新時代推進社會治理創新提供指引。社會治理方式的不斷創新和改革推動了我國農村社會治理發展，新冠疫情發生后，中國農村迅速開展自我防控，從村民自主防控到政府主導，初步建立多元防控體系，防控成效顯著，為我國疫情防控作出了突出貢獻。但分析農村疫情防控，了解到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存在基礎自治能力薄弱、村民自治主體地位無法得到保障、村民文化素質低、法制監督體系不健全等不足，并從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推動治理主體多元化、吸引外來優秀人員、借助傳統文化因素加強農村社會治理，推進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奠定基礎。
關鍵字：新冠疫情、農村、社會治理、問題與思考
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截至2020年11月11日，中國大陸累計報告確診病例92300例。全球累計確診病例5171余萬，僅美國確診人數達1055余萬例。從直觀數據看，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和感染人群遠超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全球疫情防控情況，中國疫情防控成效顯著。
新冠疫情發生時正值傳統春節，人口流動加快，農村能否遏制疫情發展對整個疫情防控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其抗擊疫情經驗也為今后農村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提供了理論與現實的借鑒，大力推行鄉村振興戰略大背景下，新型農村社會治理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
回顧疫情防控措施，城市和農村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隨著我國城鎮化的不斷推進，城市人口相對集中，封閉式出入容易，集中發放物資便捷；相比之下農村多處地緣偏僻帶，其中尤其是南方地區，多處大山，呈現半包圍的地緣圈，封閉出入困難，交通不便物資運輸困難且公共服務體系供給缺乏，廣大農村醫療衛生體系不健全，缺乏專業醫療衛生機構。一系列原因使中國疫情防控表現特有的城鄉差異。
一、新冠疫情下農村社會治理的措施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明確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1]。創新社會治理，必須時刻關注百姓民生問題，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村社會治理加快改進社會治理方式，完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改善農民生存環境，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使新時代農民更加具有歸屬感和幸福感。新冠疫情爆發后，村社聯防聯控，加強自我防控教育，讓疫情防控工作得以有序展開，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治理在疫情防控中關鍵作用。
（一）新冠疫情爆發，村民在基層組織領導下實行自我防控
2019年12月，湖北武漢發現不明病因的肺炎案例，疫情初發，人們對新冠病毒認識少，不了解其傳播路徑和危害性。在廣大農村地區，基層村社黨員迅速響應上級政府號召，監測地區外來人員流入，篩查體溫異常人員。在健康碼未推行之前，村委會將村分為若干防疫小組，實現小組內部與小組間的相互監督，每日監測小組成員體溫和身體狀況，小組將組內所有情況匯總上報村委會。疫情初期，因為病源尚未明了，疫情防控仍處于探究階段，村民自我防控仍然采取接觸式的排查階段，無疑給疫情防控增加了一定風險，但不可否認初期的村民自我防控為后期的防控攻堅爭取了時間。
（二）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布局防控成效顯著
面對國內確診病例急劇增加，中國政府采取阻隔病毒肆虐的關鍵一招，果斷關閉所有離漢離鄂通道，全面打響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隨著疫情的發展，廣大農村地區根據地域地理環境的差異和人文環境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縱觀農村社會防控，整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隨著信息技術不斷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廣大農村地區網絡得到普及，電子政務行政體系趨于成熟。疫情迅速蔓延下，村委會基層組織借助數字化政務系統或互聯網平臺（微信群、公眾號等）迅速傳達上級政府的防控措施和要求，使村民第一時間了解最新的疫情情況和防控措施，及時采取行動使疫情得到最佳控制。同時借助移動手機收集村民建議和村民的出入流動情況。基層村社黨組織借助廣播、手機短信、微信等傳播最新的新冠病毒輿情，防止散播錯誤信息。
第二，當前農村社會治理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基層鄉鎮政府、村委會、村民自治組織以及群眾共同形成了社會治理主體。農村社會治理分為公權力主體和非公權力主體兩大類，其中公權力主體主要指上級黨委、政府體系及村委會和村基層黨組織，非公權力主體主要包括專業合作社、婦聯、志愿者等群眾組織。新冠疫情下，因為疫情的突發性和人員的流動性加大且當前我國農村地區村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傳統家族勢力影響等原因，防控措施得不到部分村民支持，村委會成員工作存在巨大困難，為了破除信息傳遞的壁壘，實現村民思想轉變，村民自主聯合，開展自我防控教育，重點關注老人對疫情防控的支持程度；同時嚴防村落出入關卡，篩查疑似病例并及時上報身體異常人員，實現疫情防控信息的及時傳遞。
第三，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因為人員的外出務工造成大量留守老人、兒童的出現，社會生活和價值觀念的影響使其與現代社會存在脫節，疫情防控期間信息接收不及時導致認識不足。村委會針對這一些列社會想象有針對性進行宣傳教育，且在教育方式上選擇了傳統媒介方式（廣播、宣傳報紙等），提高老人、小孩對病毒的認識和自我防控意識，消除對病毒的恐懼，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全方位監控村落疫情防控。
第四，由于疫情的不斷發展，村民自我隔離時間太長導致部分村民出現生活物資短缺現象，村干部、基層黨委書記與群眾自主聯合，尋找生活物資廠商自主運輸，保障村民米面糧油等基本生活物資需求，暢通“最后一公里”；在村干部統籌調配生活物資時，村民中收入條件較好的群眾自發進行物資購買并捐贈給生活困難的村民；
經過系統性、嚴格性的疫情防控，中國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土新增病例逐步下降到個位數，醫療物資、生活物資供應逐漸回復正常，村民生活日益常態化。
（三）疫情防控成效顯著，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
以武漢為主要戰場的中國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關鍵性成效，全國疫情傳播基本得到控制，離漢離鄂交通關卡逐漸解除，國內疫情呈散落狀發生，疫情防控措施著重于防止境外輸入。農村社會治理體系化，農村出入正常化，取消關卡設置，村委成員主要負責村落日常消毒、宣傳教育工作。疫情階段性勝利不代表能放松警惕，需要做好日常防護、提高警惕，時刻防止疫情反彈。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
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復雜狀態，村委會在上級政府領導下，有序指導村民進行復工復產和有計劃開展春耕播種工作，堅決抓好脫貧攻堅工作，防止部分脫貧村民因為疫情返貧。
二、疫情防控下農村社會治理的不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統籌銜接。當前，中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收官年，雖然社會治理已經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是隨著中國城鎮化的加速發展，農村社會治理中也暴露出了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社會治理效果不明顯等短板。
當前，我國農村社會仍然以行政村為主要單位，與現代城市社區管理還存在很大差距，且人口散居在村落各處、社會經濟發展不平衡、傳統思維方式禁錮等使農村社會治理出現了許多急需解決的問題。就本次疫情防控來看，我國農村應對突發性事件的社會治理中主要突出以下問題：
（一）農村基層自治能力有待提升
村委會作為基層行政單位是村民自主選舉產生，但是由于地緣關系和熟人社會的影響，使得自主選舉的村委會成員責任心不強、能力水平有限，在處理突發事件時反應不夠迅速，處理問題能力有待提高；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使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選擇到城市擇業甚至定居，多方面原因造成選舉產生的村委會成員文化素質偏低，缺乏專業的社會工作知識，行政管理方面存在薄弱環節。在疫情防控階段，不少駐村扶貧干部對疫情防控認識不足，出現了應付上級檢查，具體防控措施落實不到村民的形式主義；甚至出現了脫離工作崗位的不良現象，導致服務保障與村民嚴重脫節；且隨著信息技術發展和“互聯網+”政府辦公模式的完善，村委會成員由于自身文化素質不高、學習能力有限等原因出現了服務能力跟不上、信息處理不及時造成疫情防控信息出現壁壘。歷史和現實原因使農村基層自治能力有待提升，村委基層服務無法滿足村民多樣化的現實需求。
（二）村民自治主體地位無法保障
村委會是村民自主選舉產生，村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基層群眾性自組織，然而村委會在實際工作運行中，由于受傳統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體制的影響，基層自治過程中，農村社會治理容易受到干預和控制，村民自治活力不足，嚴重壓縮了村民自治權利。疫情發展階段，上級疾病防控中心將防控工作下壓到地方，造成村委會短時間內無法有效完成上級安排的工作，村民無法及時獲得第
一手疫情防控信息；整個防控時期，雖然有婦聯、志愿者等群眾組織的聯防聯控，但是村委會忽視部分村民合理建言獻策，自我管理過程中不能體現村民意志。基層黨委和村委會工作存在交集，導致人員分工不明確，出現了責任相推、工作崗位空崗現象，無法保障村民的自治主體地位。
（三）村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聯防聯控面臨挑戰
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和價值觀念的轉變使大量青壯年流出，留守的村民依舊進行傳統的農業生產活動，“不離土、不離鄉”的生活使其思想固化、保守。文化素質的普遍偏低使得疫情防控意識薄弱，對疫情認識不足，仍然會出現家族性聚集、鄰友間串門等現象；人們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鄉風建設的滯后，使居民出現了自由散漫、不聽村委統一指揮、散播疫情謠言、哄抬物價等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居民自我防控意識薄弱嚴重危害著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挑戰。
（四）法治監督體系不健全，村民法律意識淡薄
雖然我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行政系統內部監督體系，但是監督機制缺乏明確分工，責任劃分不明確；而且由于村民法律意識淡薄、法律知識儲備不足，缺乏基本的政治參與意識和監督意識，使監督效率不高[2]。疫情防控期間，少部分村干部由于價值觀的偏差出現了形式主義，脫離工作崗位等嚴重不良現象，這些現象沒有得到及時監督，一度存在于整個防控期間；同時由于村民對疫情防控相關規定的認識不足，出現了食用野生動物、公開辦酒席等嚴重違反疫情防控指令行為；相應的違法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制止，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風險。
農村社會治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發揮著堡壘作用，新冠疫情的突然發生是對農村社會治理的一次考驗，更是對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總結疫情防控工作經驗和不足，創新農村社會治理格局、完善農村社會治理體系，提高基層組織治理能力，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三、新冠疫情下對農村社會治理的新思考
疫情防控工作階段性勝利使人們了解了農村社會治理的基礎性作用，面對突發性公共事件，農村社會治理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想真正實現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著手補齊農村社會治理中存在的短板。
（一）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提高組織能力
基層黨組織作為黨建“最后一公里”，貼近村民日常，能深入接觸群眾，黨
組織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定不移走群眾路線。村委嚴格落實社會治理責任主體責任，切實履行社會治理職能。加快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高基層組織自身理論素質。構建突發性公共事件應對體系，強化風險防控，貫徹以應急防控為核心的綜合應急管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逐步建立預防、可控、治理的重大安全應急管理系統[3]。通過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為推進現代化農村治理提供組織和制度保障，多方聯動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
（二）推動農村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提高社會協同力
建立健全農村治理體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基層組織人員必須推進社會治理主體多元化，使村民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體。堅持黨委和政府負責原則，保證各社會參與主體資源共享。實現資源整合協同，推動不同層次的資源有機整合，推動社會組織更好參與農村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4]。上級行政組織做好工作引導和統籌，避免行政下壓造成內生活力不足。應急管理過程中，村委會要鼓勵合作社、婦聯、志愿者等群眾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盡量將群眾“接得住、管得好”的公共服務職能轉交給群眾組織。重視鄉鎮企業、社會組織等多主體在應急管理過程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會力量全過程參與應急管理的長效機制[3]；改進基層組織服務方式，擴大村民有序政治參與。
（三）吸引外來優秀人員，充實農村治理隊伍
當前，實現農村現代化、構建現代化的農村治理格局需要大量引進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工作等專業人員，政府建立健全社會治理人才培養，完善人才成長激勵制度，鼓勵各級機關優秀干部擔任“第一書記”幫助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推動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提升農村社會治理能力。同時鼓勵當代大學生回基層工作，借助自己所學知識服務人民，協同打贏疫情防控攻堅戰。現屬村委會成員強化風險防控意識，加大公共安全文化的宣教和培訓，提高村民的憂患意識，樹立“自救、互救、公救”的理念[4]。政府鼓勵返鄉務工人員工作，給予返鄉人員創業政策支持，增強農村經濟內生增長活力，提高農村自身應對突發性公共事件的能力。
（四）借助傳統文化因素加強農村社會治理
城鎮一體化的發展，逐漸瓦解了城鄉二元結構，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但城鎮一體化并不是磨滅城鄉之間的差異，而是需要借助傳統文化因素推動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首先，強化家庭作為社會治理基本單位的正向功能。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使村民追求越來越個性化，弱化了家庭的功能，當代農村社會治理需要強化優秀傳統文化的鞭策作用，建設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吻合的優秀文化，強化傳統文化對村民的自我約束作用；其次，充分發揮現代鄉賢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輔助功能。“現代鄉賢”通常指知識淵博、在社會有威望的人士。當代農村社會治理呈現紛繁復雜的狀況，僅憑村委會基層組織成員難以實現高效管理，需要借助傳統鄉賢的輔助，兼顧村民利益，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發展[5]。
四、結語
面對突然爆發的新冠疫情，中國政府迅速啟動應急響應，表現出強大的組織力、行動力和控制力，全國億萬人民萬眾一心，醫務工作者奔赴前線，志愿服務人員迎難而上，億萬群眾自行居家隔離，最短時間內有效遏制了病毒的傳播，為世界其他國家抗擊疫情爭取了時間。2020年是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針對此次疫情防控社會治理表現出的問題和短板，我們要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完善突發性公共事件防控機制，建立健全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系統，推動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改進農村社會治理方式，激發農村社會治理活力，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需要上級行政部門、基層組織、村民、社會組織等多方位合作，全面提高治理能力，確保治理參與主體多元化和資源共享，提升基層組織整體服務水平，引進外來優秀人員充實社會治理隊伍，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農村社會治理方式，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http://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2]韓旭,劉東雪.新冠肺炎疫情視角下加快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策研究.[A].社會科學Ⅰ輯-第十七界沈陽科學學術年會論文集[C].遼寧2020
[3]閃淳昌 等.中國突發事件應急體系頂層設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120-130.
[4]魏禮群.中國社會治理通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集團,2020:351-362.
[5]徐勇.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鄉村治理創新.[J].中國農村經濟,2016(10):23-26
(作者單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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