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鄉村建設實踐的啟示
謝謝大家，謝謝文勝教授，特別感謝大湖論壇的組織方邀請我今天參加這個會議，我本來特別希望到湖南看看，但是好多次都成行不了。今天這個時間有點拖堂了，我盡可能夠縮短一下我的發言。
把今天城鄉變化的現代化進程放在100年的時間跨度上來看，我認為我們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現代化的階段。
我們從清末以來開始進入現代化，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進入到了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時改造鄉村來實現中華民族的現代化的進程。
我們不能說這個進程就結束了，但可以講我們的現代化進程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從鄉村的角度來看，我把它叫做進入到了一個建設鄉村現代化階段，所以我題目是“從建設城市或者叫改造鄉村到建設鄉村的現代化”。
一、為何建設鄉村？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以建設城市為主從而改造鄉村的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經濟價值，鄉村人才、鄉村財富的流失，也出現了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的衰落問題。我們一個現象統稱為鄉村的衰落。那么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特別是一個很長一段時間以農業農村和農民為主體這樣一個大國來講，按照傳統的現代化路徑，從某種意義上講，鄉村的衰落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因為我們不可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依然保留一個龐大的鄉村經濟社會體系，所以鄉村相對的衰落實際上是一個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階段。但是，同時，從鄉村的立場和城鄉作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的整體而言，以建設城市和工業為主導的現代化則產生了一系列相對負面的結果。
二、基于城鄉的現代化范式問題
清末民國以來針對鄉村的現代化，有兩個不同的范式，一個是用現代化改造鄉村，一個是用傳統社會文化復興鄉村。無論哪種范式，都不同程度把把鄉村看作是中國現代化的“病灶”，因此對鄉村的改造也就成了早期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主要范式。
今天我們講的建設鄉村的現代化，則是把鄉村看作是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說這個過程依然有“改造鄉村”的含義，那也既不是徹底“否定城市”也不是“否定鄉村”，而是希望傳統與現代有機銜接，即所謂的城鄉融合。這一建設路徑是對傳統鄉村建設實踐和思想和繼承和發展，所以我稱之為“新鄉村建設實踐”。
三、新鄉村建設的路徑
基于現代化的鄉村建設路徑，既不是一個極端的鄉村主義，也不是一個極端的城市主義，而是一個新鄉村主義和新城市主義的結合，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新型城鎮化與逆城市化，這兩者的相互的結合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化選擇的最大的公約數。這個過程有哪些特點呢？
1.農業步入了現代化的軌道
首先看一下農業的發展，糧食總產的增加是在土地面積不斷縮減的情況下產生的，所以糧食單產的水平是逐年提升的。灌溉面積，農業機械水平大幅度提升。華北平原、東北平原小麥和玉米生產從播種到收獲，收獲到加工，機械化的水平提高到90%以上，就是說今天單從農業的技術來講，中國無疑已經步入到了農業現代化的軌道上。這應該和80年代、90年代是完全不一樣的。農業科學技術對于農業發展的貢獻率，也有了極大的提升，過去在80年代、90年代是30%到40%，現在到了60%以上。
2.農村現代化的差距
現在最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還不是一個農業發展本身的問題，主要是一個農民問題和農村的問題。
我們對比一下2018年，中國和部分中等收入國家的情況，我們看一下人均GDP差不多水平的國家，非農產業占GDP的比重都超過了90%，這一點中國也一樣。但是，大多數對比的國家的城鎮人口都超過了75%，我們的城鎮人口60%。也就是說在與中等收入國家相比，我們的兩個比值不協調，顯示了我們農村的現代化水平相對偏低。
我們對比一下英國、日本，首先看一下傳統的原發性工業化國家的代表英國。英國在19世紀末期已經實現了現代化，農業人口占比和農業GDP占比都低于10%，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農業GDP和農業人口的占比都同步收斂。就是說農業就業人口的比重，農業GDP的占比之間的差距不大。
那么我們看一下日本，日本是后發性的工業化國家，60年代的時候城市化率60%多一點，和我們現在水平是差不多的。80年代農業人口的比重低于7%，GDP的比重低于3%，。到了現在為止，基本上農業GDP的比重也就是1%上下了，人口占比3%左右。
現在我們純粹從事農業的人口可能也就是20%到25%左右GDP比重大概8%左右。我們的人口的比重和GDP的比重，人口的比重過大，說明什么？說明我們需要繼續的推動城市化，當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城市化，而是新型城市化。新型城鎮化的意思主要是需要把農業勞動力從純粹的農業行業中轉移出來，因為，雖然我們農業的單產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但是農業現代化更迫切的問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我們農業勞動生產率與美國相差將近10倍。
所以我認為農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是農民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種田不掙錢，所以農業勞動生產率太低的主要原因。農業人口滯留在土地、滯留在農業上的數量還是太高。這個問題在過去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推動下有了很大的緩解，但是還繼續推進，這是第一點。
第二是繼續推進城市化需要轉變發展范式推進新型城鎮化，如果不轉變，傳統的城市化不可能吸納所有的農業人口，如此多的農業人口回到農村去種地，我們的現代化實現不了。新型城鎮化已經不是過去那種把所有的人口都轉移到大城市去，把所有的人口都轉移到大城市，從事低端性的、從事勞動密集的產業。
第三是逆城市化，就是逆傳統的城市化，發展“鄉“和”村“，讓鄉和村成為新的經濟社會空間，與城連為一體，成為人口經濟和社會文化的新空間。我認為這是未來中國現代化的新路徑。
我們講農民的收入問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問題，核心是農民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收入太低，從事非農需要外出打工，資產收入又很低。主要的背景是鄉村的經濟結構。鄉村的經濟結構過于集中在農業，過于集中在低端的低產值的產業上。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鄉村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開始呈現稀缺性。最典型的現在很多人都想去鄉村，養老，旅游等。鄉村旅游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能夠帶動鄉村產業變遷的新的業態。很多人選擇到鄉村去居住，顯示出鄉村的社會價值的提升。城市里的小學生都不知道水稻、小麥是什么樣，所以大家都周末帶著孩子到鄉村去體驗。所以鄉村的價值已經不同于過去。鄉村價值不同于過去，使得鄉村的整個功能正在發生變化。鄉村從過去單一的提供糧食的這樣一個功能，變成了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社會的功能，正在成為新型城鎮化和逆城市化的一個新業態產業的新空間。
我們看一下英國的最新數據，2019年的數據，鄉村的產業結構，農林業的只占到3%，制造業甚至達到了13%，當然20%教育管理，16%房地產。英國鄉村和城市的統計和我們統計不太一樣。我沒有中國鄉鎮和鄉村放在一起的數據。但是我們的觀察發現大多數鄉鎮中心，除了具有一些簡單的居住功能和行政服務功能以外，它基本上沒有完整的經濟功能，和鄉村基本是一樣的。所以我講的新型城鎮化和逆城市化，在某種意義上講，是將鄉村作為一個新的經濟和新的社會空間新的開發地。
中國和英國的城鄉居民收入。英國的區域，2017年的數據來看全英國是23700多英鎊年收入，農村是23300多英鎊，平均收入差距就不是很大。除了倫敦大城市收入高以外，有些鄉村的收入甚至高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所以城鄉收入的差距縮小甚至消失，實際上不僅僅是要依靠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第一次分配。所謂第一次分配就是我剛才講的，產業、就業在鄉村和城市之間的重新配置，這個是我們今天面對的一個新的格局，就是新型城鎮化和逆城市化相結合的一種新的特征，是中國城鄉融合、城鄉轉型的一個新的特征。
那么這樣一個新的特征，呈現出了我們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些新的特征，我們把它叫做新轉型階段。所以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的鄉村建設，就是一個新的鄉村建設實踐。
四、建設現代化鄉村的實驗：云南實踐案例
我今天非常簡單的給大家放幾個照片，就是我在云南展開的建設鄉村現代化的實驗，我在云南一共大概有十幾個村莊，主要的思路就是要讓現代的城市的動能來激發鄉村的潛能，實現要素的雙向流動。
這個思路就是把建設鄉村看作是城鄉融合的微觀實踐，因為城鄉融合不僅僅是戰略和政策層面的工作，同時也必須體現在一個具體的過程中，那么把鄉村建設作為一個抓手，作為一個平臺，來實現讓城市的動能進入到鄉村，讓城市的動能變成鄉村振興的動能，這樣的話城市和鄉村就會融合。
河邊村實驗
這是我在河邊村的建設，陳文勝同志去過河邊村。核心就是把鄉村的資源，把鄉村發展的動能，與城市的動能結合起來。整個鄉村6年多的建設，我不仔細講了，現在建成這樣，這是瑤族媽媽的客房，嵌入式客房，這樣的話城市的動能可以進來，各種會議，各種新的業態，自然教育都進來，這樣農民收入提升，農民收入提升是基于什么？不是基于大公司讓他們去打工，農民就是主體，他們就是每戶的主人，掙到的錢全部就進入到農戶賬戶里去，而不是通過公司加農戶的形式，受到了盤剝，這就是在第一次分配中提高農戶收入的比例，來實現共同富裕，來實現鄉村振興的思路。村里有比較現代化的設施。城市的動能進來，很多人都到那去休假，西雙版納熱帶雨林，有幼兒園，有酒吧，有各種各樣的設施。當然，不是所有的村莊都適合這個模式，但是很多的村莊其實都可以發展，這是一種小農現代化的路徑，人不離村，發展多元生計，小農戶可以對接市場，可以發展下去。
除此之外我和團隊還在昆明市也做了6個村莊，通過閑置資產盤活，吸引城市動能進村。我們還在臨滄，怒江和昭通做不同類型的鄉村實驗。當然，這些工作都還是在探索，難度都很大，遇到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
從單純建設城市到積極建設鄉村的現代化進程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并不是說不發展城市，城市化還需要推動，但是我們需要開拓市場化的小空間，需要重新定義城市化。如果不推動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很難實現，現代化進程也會受到影響。這是我從鄉村振興的角度，思考中國現代化的一些實踐和思考。
好，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農業大學文科講席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本文系作者2021年11月12日在湖南理工學院召開的首屆長江經濟帶?大湖論壇上的主旨報告，根據錄音整理，經本人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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