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應姜曉萍教授的邀請來到四川彭州，很高興也很振奮，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典范，不僅是城鄉融合發展，而且正在創造融合治理的新形態。
三中全會再次強調城鄉融合發展。這是鄉村振興，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舉措。過去將三農問題作為一個整體。但從時間序看，三農問題又各有特點，依次解決。農業問題是工農不均衡發展的經濟問題。農村問題是城鄉不均衡發展的社會問題。農民問題是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政治問題。新世紀初，我國廢除農業稅，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問題，國家不再是向農民“要”而是“給”農民。現在推進鄉村振興，是為了解決農村問題，也就是縮小城鄉差別，其舉措是城鄉融合發展。
城鄉融合發展戰略要因地制宜落地。最先發展的是第三空間，即特大城市的一小時交通圈的空間地域。城市是現代化的火車頭和發動機。新的生產要素集聚在城市。但我國的特大城市空間愈來愈有限，過度超載。偏遠農村距離城市太遠，城市帶動困難。最有希望的是特大城市周邊的區域。在這一空間，可以將城市的優質要素與農村的傳統要素結合起來。無論城市化到什么程度，農村的農業、生態和文化功能不可替代。農村的土地資源愈為稀缺。將城市先進要素與農村稀缺要素結合起來，可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我在英國考察時了解到，大倫敦地區的地價升值很快，連大球星貝克漢姆都難以承受房價的提升。當地有城市一樣的公共服務和城市所沒有的生態環境。20多年前，我們去看望被稱為“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老，他向我們描繪的未來農村場景是，讓農村成為人們愿意在那里居住、生活和生產的地方。現有的農村人口還不是自愿選擇的，還存在城鄉差別。但我們從彭州看到了未來農村，今天參觀的一個農村社區明確提出建設“未來社區”。
城鄉融合發展必然帶來并要求治理形態的變化。融合發展在于將各種要素集聚起來融為一體。這些要素有的是農村固有的，有的是農村沒有的新質要素。只有通過融合治理，才能將不同要素集聚起來實現融合發展。無治理不融合，甚至會對立。如一些地方的“資本下鄉”帶來新的矛盾。融合發展是新發展理念，也需要新治理理念，構建新治理形態。
一是以新的生產生活單元為治理單元。城鄉融合發展要以市場為紐帶，必須推進橫向聯合。這就會突破原有的縱向的行政建制限制。橫向聯合不是自然實現的，需要不同主體間的共同協商。一些地方構建功能性的聯合黨委，通過定期召開會議協商處理橫向聯合中的事務。城鄉融合發展還會推動居住集中。這種集中不是簡單的人口集居，而要求良好的公共服務和治理。這需要超前謀劃。我國的城市化非常快，但也有些粗糙。人口進了城，房子建起來了，但治理沒有能跟上。許多城市小區實際是無治理的小區，生活單元未能成為治理單元。
二是以新型黨建為引領。城鄉融合發展必然帶來新的發展要素，如何將發展要素轉換為治理要素，需要新型黨組織建設來解決。政權組織和村民自治組織都是因地而生的地域性組織，以戶籍為標準。原有的地域體制難以容納新的要素，新的要素溢于體制之外，難以參與工作和經營地的公共事務。而黨組織則是因人而設立的。不僅可以將黨組織建在村上，也可以建在產業和社會組織之中，從而將不同的新質要素納入到一體化體系中，共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三是以利益為紐帶。城鄉融合發展要通過利益紐帶將不同的主體融合在一起，通過共同發展成為利益共同體，之后才能形成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命運共同體。融合發展不是單一發展，更不是單體發展。融合的實質是人的融合，即將當事人的利益融合在發展之中，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收益。一些地方的融合發展之所以困難，重要原因是過分突出物的發展或者某一主體的發展。我們今天看到的寶山村，既有統一經營，又有個體經營。個體經營因為集體統一經營而收益，成為集體統一經營的擁護者。
四是以參與為動力。融合發展意味著生產方式的變動，集體經營成為重要載體。我國的集體經濟本來是解決農業生產問題的，后來回到個體家戶經營，而對于非農業經濟來看，集體經濟發揮著意想不到的結果，我稱之為“種瓜得豆”。但是愈是集體，對治理的要求愈高。公社為什么失敗，還有許多明星村為什么風光不再，重要原因是治理問題。個體家庭經營為什么能夠延續數千年，在于個體家庭是生命共同體、生產共同體、生活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疊加，治理起來相對容易。將各個小家集合為“大家”，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治理起來困難得多。因此，融合發展不僅要讓人們有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還要有參與感、信任感。彭州運用傳統資源，推動信義建設，就是營造人人參與、人人盡責的治理共同體。
五是以平臺為支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都是利益主體。融合發展要將不同的主體聚合一起，需要搭建各種平臺，讓各個主體都有表達和參與的機會。隨著城鄉融合發展，市場主體必然要進入鄉村，新鄉賢成為重要的治理資源。村民們的利益關系會發生變化。只有通過搭建各種平臺，讓不同主體在一起交流、對話、溝通、理解、協商，從而相互支持，才能將不同的利益訴求融合為一體，共同創造美好生活。
六是以體制機制為保障。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生產方式、社會結構的轉變過程。基層治理要適應這一轉變，創新體制機制，以保證融合發展可持續深入。一個人做點好事并不難，難的是持續做好事。這就需要體制機制保障。彭州市在這方面有了很好的探索。不是簡單地由村集體提供校車，而是通過“積分制”獲得坐校車的資格。這就將每個人做公益事業的積極性激發和調動起來了。
中國的改革發展有兩條路徑：一是自下而上，先有地方和基層創新的好經驗，中央加以總結成為好政策，再實行若干年固化為好制度；二是自上而下，先有科學的頂層設計，在頂層設計落地的過程中進行實踐探索，再豐富頂層設計。無論哪種路徑都需要地方和基層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相信彭州一定會創造更多的好經驗！
（本文是作者2024年7月19日在四川省彭州市考察座談上的講話，經作者審訂；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野政治學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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