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魯南Z村的調研
內容提要:探究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路徑是鄉村振興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鄉村振興進程中，鄉村社會正處于向半熟人社會轉變的階段，呈現陌生化的趨勢，導致外部力量難以有效引入，內部力量難以有效激活，鄉村公共性逐漸式微，從而妨礙了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盡管已有研究對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進行了一定的探討，但對鄉村公共精神具體重塑機制的討論仍有不足。通過魯南Z村鄉村振興實踐的案例研究表明：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內外力量的有效互動是重塑鄉村公共精神的前提條件。鄉村公共性的重構被視為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紐帶，最終實現了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目標。隨著鄉村公共精神的不斷強化，鄉村振興的發展動力穩步提升。形成了鄉村振興與鄉村公共精神相互促進的機制。
關鍵詞:鄉村振興；結構洞；公共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不僅要塑形，更要鑄魂。”重塑公共精神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鑄魂工程。目前，鄉村面臨內外力量間不斷加劇的張力。外部力量若顯著強于內部力量，鄉村資源可能被掠奪。反之，地方經濟建設能力會遭受損害。當前，鄉村正逐漸向半熟人社會轉變。鄉村發展缺乏村民內在認同支持，公共性逐漸消解，容易出現“外動內不動”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內外部力量以重塑公共精神成為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因此，在鄉村振興實踐中，探索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策略是亟待研究的課題。
一、文獻梳理與問題提出
隨著城市化推進，鄉村日益邊緣化，如何重振鄉村成為急需研究的課題。2024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改進創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推動新時代文明實踐向村莊、集市等末梢延伸”。重塑鄉村公共精神是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工作重點，能夠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內在支撐。然而，當前公共精神呈現出明顯的弱化趨勢。反思公共精神弱化的成因，積極探尋重塑公共精神的有效實現方式，關乎鄉村振興。目前，關于鄉村公共精神的研究主要涉及如下方面。
一是關于鄉村公共精神的學術內涵的研究。鄉村公共精神內在地蘊含公共性、參與性和利他性。是鄉村社會成員在公共生活中參與公共事務或活動，公共空間建設的主觀認可以及客觀上的行動遵循。二是關于鄉村公共精神的現實價值的研究。鄉村公共精神為鄉村振興匯聚主體性力量，發揮內在秩序力量的作用，以柔性化方式解鄉村矛盾。通過引導村民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或活動，鄉村公共精神有助于培育村民的公共意識。三是關于鄉村公共精神缺失的成因的研究。國家和村民地位不對稱與國家的正式制度與鄉村的非正式制度不協調形塑了公共精神缺失的現實困境。四是關于鄉村公共精神重塑對策的研究?，F有研究從不同層面對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相關問題有所涉及，但多數研究從宏觀角度展開，相對缺乏微觀視域下對鄉村公共精神重塑進行論述的成果。
綜上所述，現有研究為探討重塑公共精神的議題奠定了基礎，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目前的研究主要在學術理論層面對鄉村公共精神的內涵進行分析，相對缺乏實踐層面的研究。此外，現有研究雖然在宏觀層面強調公共精神重塑需要鄉村內外主體之間的互動，但在微觀層面上結合具體案例進行深入分析仍顯不足。因此，本文擬通過對魯南Z村鄉村振興實踐的研究，結合理論與實踐，探討如何有效重塑鄉村公共精神的問題。
二、重塑鄉村公共精神的兩種理論邏輯
學術界已對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議題進行了一定探討。新內生式發展理論和結構洞理論備受關注，前者從宏觀層面關注內外互動，后者則從微觀層面專注于公共性重構。然而，僅依賴內外力量互動或公共性再構造難以實現鄉村公共精神重塑。因此，為了更好地探索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之道，須將這兩種理論創新性結合。
（一）新內生式發展理論
新內生式發展理論從宏觀角度關注內外部主體間的良性互動，其核心在于通過內外資源的有效整合，激活鄉村發展的內生動力。鄉村公共精神作為重要的內生動力，其重塑過程實質上也是內生動力的激活過程。然而，公共精神難以重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關系的裂痕逐漸擴大，導致重塑過程中難以平衡內外部主體的定位。新內生式發展理論通過外部和內部激活的方式，平衡內外部主體，推動公共精神重塑。其中，外部激活是指政府、社會和村民三類主體共同作用，促使外生動力向內生動力的轉變，實現內外主體之間的良性互動。內部激活則側重發揮村社理性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制度供給滿足多元主體需求，促進內外主體的有效結合。資源、參與和認同在內、外部激活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二）結構洞理論
結構洞理論從微觀角度關注內外部主體間的有效連接。公共精神弱化的重要原因為鄉村走向半熟人社會，導致公共性漸趨消解。在此情勢下，結構洞理論關注公共性的重構，為研究公共精神重塑提供了工具。該理論通過連接內外主體來賦能公共性的重構，并強調調整內部主體間的結構關系以適應公共性重構中關系結構變化的要求。一是針對內外部主體關系的斷裂。通過填補結構洞的“搭橋”方式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聚合村民、地方政府以及企業等多元主體，實現資源聚合與治理合作。二是針對內部主體間存在重復關系和社會結構同質化現象。通過嵌入新結構洞的“嵌洞”方式，在過密主體間引入新的人、組織、機制等結構洞，梳理重復關系，增加不同主體間連接方式。拓展關系網絡并提升其質量與異質性，吸引地方政府和市場的關注，推動鄉村內外主體良性互動。
（三）兩種理論的結合
新內生式發展理論旨在從宏觀角度通過內外力量有效互動來重塑公共精神。然而，該理論在探討內外力量如何互動以實現重塑公共精神的具體機制方面尚存不足。相比之下，結構洞理論專注于微觀層面的多元主體間公共性重構，以實現公共精神的重塑。然而，該理論的視角相對偏于微觀層面對公共精神重塑的具體機制進行討論，相對缺乏宏觀情景下的拓展性討論，兩種理論詳情對比見表1。
表1 新內生式發展理論與結構洞理論的對比
若要探索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重塑鄉村公共精神，需融合兩種理論，在兼顧宏觀開放性與微觀自主性的基礎上，構建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邏輯框架見圖1。其內涵在于鄉村內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動結合重構了鄉村各主體間的公共性，公共性的重構進一步推動了公共精神的重塑。
1.內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動是重塑鄉村公共精神的前提。鄉村公共精神重塑離不開外部資源的注入，也要動員內部參與。一是有效引入外部資源，優化村內基礎設施，科學設置村莊發展規劃，以促進把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更好地聯結起來。二是激活內部資源，通過制度重建和合作模式重構保障村民在鄉村發展過程中的權益，有效激活內部主體積極性，突破資源流轉不暢的壁壘，實現了內外社會網絡的資源整合。
2.重構鄉村公共性是重塑鄉村公共精神的紐帶。在半熟人社會背景下，關系斷裂阻礙了內外力量的結合。鄉村公共精神重塑離不開利益互嵌，也要增加情感連接，以有效統合內外部主體，提升其內聚力。一是內外部主體間的利益互嵌，以資源整合促進關系結構調整，重建公共空間和組織公共活動，加強多維互動。二是增加情感連接。縱向上，以地方政府統合機制調動各方積極性和主動性，強化村民的主體地位，以增強多元主體對地方政府的認同。橫向上，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則為指導，以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結合的方式引導各方力量有序參與公共事務。資源、認同與參與的三重疊加促進了各主體間的內聚力提升，最終實現了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
圖1 鄉村公共精神重塑機制
三、鄉村公共精神弱化的背景透視
隨著城鎮化推進，鄉村人口逐年減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空心化和陌生化的境地?？招幕F象使得外部力量引入上面臨挑戰。同時，陌生化現象導致村民對公共事務或活動的參與不足，內部力量難以得到激活。內外力量缺乏互動，加劇了公共性式微趨勢，導致了鄉村公共精神的弱化。
（一）資源開發匱乏：外部力量難以引入
內外主體斷裂是鄉村發展的主要挑戰。鄉村的封閉性和穩定性，阻礙了資源和信息的流動，形成了封閉結構。鄉村振興首要考慮是打破封閉結構，形成新的開放性結構以引入外部力量。然而，外部力量引入過程中面臨雙重結構化困境。
1.基于壓力型科層制，地方政府作為外部主體之一，進入鄉村面臨三重困境。一是受制于信息有限性，難以準確評估村莊農業情況。行政邏輯和市場邏輯相互消解，導致項目下撥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二是村民的分散性使得資源引入面臨高昂交易成本。在地方政府投入或獲取資源時，必須與分散的村民進行洽談，交易成本大幅增加。加之，鄉村經濟集體化程度較低，地方政府難以實現對資源的高效開發。三是地方政府受限于考核壓力，產業發展以項目制為核心，追求即時成果，形塑了發展的非持續性。項目制以政策分解傳導任務壓力，由于中央的鄉村振興政策覆蓋范圍廣泛，但具體指向相對模糊，這導致地方政府在任務細化時承受更多執行壓力，影響政策執行。當目標設置與其實際能力不匹配，導致執行者為完成高指標任務，選擇性執行考核任務以降低問責風險。
2.基于城鄉二元結構，鄉村存在著制約外部力量引入的三大瓶頸。一是交通可達性不佳。鄉村交通缺乏統一謀劃，外通內聯水平低，無法暢通城鄉經濟循環。運輸服務供給弱，城鄉客運、物流綜合服務水平有待提高。二是基礎設施老化。生產性、生活性、人文性等基礎設施供給總量不小，但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存在重建設輕管理、管護機制不健全等問題。三是鄉村人才匱乏。城鄉差距導致青壯年人才持續外流。并且人才結構失衡，表現在年齡和專業兩方面。老齡化導致人才隊伍斷檔問題愈益顯現。技術人才文化程度不高，知識結構局限于種植養殖等領域，缺乏電商、鄉村旅游等新知識和技能，與產業發展脫節。
（二）村民參與不足：內部力量難以激活
在培育鄉村公共精神的過程中，提高村民參與公共生活是激活內部力量的關鍵。參與公共生活不僅意味著簡單的參與，更包括在參與過程中形成的認同。參與是內外部力量關聯的紐帶，認同則是在參與基礎上形成的持續動力。然而，參與、認同的缺乏阻礙了內部力量的激活。
1.村民參與不足導致政治冷漠。在鄉村發展過程中，行政權力嵌入不可避免。但具體制度嵌入時常表現出異化和越界。國家通過項目制和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向鄉村輸入資源，資源下沉改變鄉村弱勢地位的同時，塑造了村民對行政權力的依附，間接助長了地方政府的話語霸權。當地方政府被賦予一定的自主裁量權時，過度關注政績而將服務村民的責任置于次位?？茖又企w系以及按資排輩的話語表達慣例阻礙村民在公共事務中的發聲。過度行政化導致村民邊緣化。加之，村民面臨著更大的剛性貨幣壓力，缺乏利益刺激使村民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情緒。
2.村民主體性缺位導致認同下降。在鄉村發展過程中，村民主體缺位問題凸顯，這與地方政府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壓縮自治空間密切相關。地方政府作為行政體，缺乏直接與村民互動的條件，通常需通過非正式組織如鄉賢等進行溝通。然而，當前鄉村出現了普遍性精英俘獲現象。鄉賢在關系網絡中占據絕對的話語權，使村民無法與其競爭產業資源。政策導向與村民需求的錯配加劇了公共資源懸浮困境。此外，青壯年人口的外流導致村莊缺乏足夠數量的行動主體來支撐公共空間的正常運轉，呈現出公共空間的“無主體化”現象。由于“人不在村”，公共場所逐漸冷清，公共活動逐漸減少；而“心不在村”導致村莊輿論約束機制不足，進而影響了鄉村社會的運轉，表現為“面子貶值”“輿論失靈”“社會資本流失”等問題，進一步削弱了村民的認同。
（三）村莊內聚力缺失：鄉村公共性式微
外部力量難以引入導致多元主體缺乏利益互嵌，缺乏情感聯結又使內部力量難以激活形塑多元主體內聚力，由此引發了公共性式微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公共價值理念缺失、公共空間消失、以及公共組織功能弱化等方面。公共性的式微使得村莊缺乏內聚力，難以提振公共精神。
1.個體理性逐漸超越公共理性。外部力量難以有效引入，導致村內組織發展面臨資源瓶頸，加劇了社會組織結構不完備、運行機制不規范、職責定位不準確等問題，進而影響了社會服務的效果，使村民難以享受公共利益。長期資源匱乏導致鄉村內部主體關系復雜化和利益失衡化。村內組織各自為陣，缺乏利益互嵌，運行邏輯偏向組織內部利益，忽視了集體與公共利益。公共責任意識和規則的逐漸失效導致村民疏離公共事務和活動，使得公共性漸失鄉土底色。在涉及村莊發展的重大公共選擇時，村民缺乏互助意識和利他精神，個人利益凌駕公共利益。公域與私域的失衡導致公共性的式微，表現為對公共規則的選擇性忽視、公共生活參與程度下降，以及缺乏集體主義精神。
2.鄉村基層組織動員能力弱化。內部力量難以激活，多元主體間缺乏情感聯結，從而阻礙了社會資本的培育。使得村委的組織和動員能力不足。村委的組織功能表現不佳，難以有效調動社會資源、激活當地資源以及有序組織公共生活。同時，村委的動員能力不足，難以引導多元主體進行協調合作，形成利益一致的公共需求和集體行動。這導致村莊的資源配置和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相對較低。村委的虛浮化和邊緣化加劇了公共性的式微，主要表現為多元主體間矛盾的顯化、多元主體對公共事務的疏離，以及多元主體在鄉村建設中的缺位。
四、鄉村公共精神重塑的路徑選擇
鄉村發展陷入內外力量難以結合的困境。針對資源開發匱乏的問題，縣政府和村委通過“搭橋”的方式，有效引入多種外部力量，協同開發鄉村內部資源。同時，針對村民認同下降和參與不足問題，村委通過“嵌洞”的方式推動鄉村內部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激活內部力量。村莊在內外力量的有效互動的基礎上實現公共性重構，最終實現公共精神的重塑。
（一）搭橋：外部力量的有效引入
村莊與外部世界之間存在社會網絡斷裂，導致其社會網絡呈現出封閉性和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村莊內部呈現結構洞固化且數量有限的特征。由于村莊與外部世界之間僅存在弱聯系，二者被視為相互獨立的社會網絡系統。為促進內外聯通，縣政府和村委需要在地方政策、鄉村規劃和發展活力等三個層面上尋求解決方案。
1.政策推動下的基礎設施提升?？h政府主導，村委會、鄉賢“搭橋”暢通內外資源。針對鄉村發展痛點，縣政府著力于沭河整治、道路網絡搭建、人居環境提升。村委會通過自身在場性滿足外部主體訴求，將內外資源有效對接。當個體與集體利益相沖突時，鄉賢通過“搭橋”，發揮調解作用，實現共贏?；A設施提升為村莊擺脫了政策依賴癥，為后續外部資本有效引入奠定了堅實基礎。
2.政府主導的統一布局規劃。在項目治國的背景下，縣政府以《Z村村莊規劃》實現推行國家發展戰略的目標。國家部門以實現鄉村振興“發包”。縣政府以村莊規劃“打包”。Z村以居住區、農業園區、旅游區三區同建“抓包”。進而實現了分級治理。縣政府制定的政策相較于鄉村制定的政策具有更高的政治勢能，更有利于外部力量引入。村委會為社會資本“搭橋”協調項目資源，并輸送政策資源。外部力量有效引入的關鍵在于有效整合鄉村內部資源。在農地“三權分置”制度下，通過統一規劃土地資源，緩解產業發展中用地緊張問題。將分散居住的村民集中搬遷安置，實現了村民社區化。有效整合土地和人力資源，為外部力量發展提供了內部資源支持。
3.社會力量注入發展活力?？h政府和村委通過傳播Z村故事，吸引社會力量共建Z村。鄉村關系網絡中新加入的主體可能與原有主體間存在沖突，威脅其穩定。縣政府和村委通過創新合作模式，實現多方共贏，避免沖突。在縣政府統籌下，建立了國企注資、民營企業參與，集體組織、村民共享的共富模式。村民以土地或資源、資金入股“一村一社”項目，加速了產業的培育。
（二）嵌洞：內部力量的有效激活
村莊與外部世界共處一個較大的社會網絡，其中存在相互連接，具有非重復關系的行動者。縣政府和村委在其中有效“嵌洞”，使村民、地方政府、社會力量相互連接。通過這種方式，實現了內外社會網絡的資源整合，有效激發各主體的積極性，從而共同推動了鄉村內部力量激活。
1.基于貢獻度的多方合作模式。激活內部力量首先通過模式設計確保村民分享發展成果。村委根據資源稟賦確定好運角、Z村紅、鄉福里、樂游柳四大產業通過創新的合作模式進行“嵌洞”（見表2）。一是好運角項目。通過收益共享“嵌洞”，由國企投資建設，村集體共同運營。國企、村集體獲取前端項目收入，村民獲取后端服務收入。二是Z村紅項目。通過紅色旅游區進行“嵌洞”，國企、村集體通過商鋪經營和提供就業的方式，實現景區三方共建。三是鄉福里項目。通過民宿生活區進行“嵌洞”，Z村通過經營權、使用權流轉，對閑置宅基地統一規劃。主要方式為引進社會力量作為經營方，大力發展非遺手造、民宿等幸福小院經濟。四是樂游柳項目。通過培育柳編合作社進行“嵌洞”，“臨沭柳編”以自身生產體系、合作模式創造相對競爭優勢。發揮老人和婦女存量優勢。
表2 多方合作模式
2.制度重建引導村民參與。激活內部力量的關鍵在于將村民從原子化引向集體化。在原有網絡中嵌入新結構洞，打破現有制度結構，形成新制度安排。通過制定正式規則和強化非正式激勵機制促進內部力量激活。一是正式的“新黨員大會”制度。村委將村民大會與黨員大會相結合，拓展村民參與渠道，拉近干群聯系。并緩解了基層力量不足的問題。通過正式制度“嵌洞”，村委梳理了重復關系，建立村委與村民新聯系，促進政策高效運行。二是非正式的“小院議事會”制度。其設立初衷在于促進村民更有效地參與村務的討論與決策。村委組織村干部與村民在選定的村民家中舉行固定時間和臨時場地的會議。村民及時反映問題，推動其積極參與治理。三是多方共贏的積分超市制度。“好日子積分超市”旨在使村民與其他行動者一同嵌入到以“事緣”為基礎的鄉村治理。為此，村委實施了“美德+積分+金融”的治理新路徑。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村民通過微信小程序完成任務獲取積分。積分可在金融機構中提高信用額度，也可在積分超市中兌換商品。通過積分兌換實現多方共贏。村民獲得實惠，超市、金融機構薄利多銷，鎮村兩級無需再投資即可實現有效治理。
（三）內聚力提升：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
公共精神重塑的核心在于重構公共性。關系網絡的特征對公共性重構具有顯著影響，可通過密度和集中度指標來評估。密度反映主體間互動頻率，而集中度描述網絡圍繞某一節點來組織的程度。在外部力量引入上，集中度不斷提高，人際權力不斷集中于特定結構洞，占據結構洞的行動者具有較高影響力。而在內部力量激活上，密度逐漸提高。在頻繁互動中形成共享規范，推動網絡內部形成信任。Z村關系網絡呈現出較高密度和集中度特征，促進了多元關系的重構。高密集度促進斷裂主體重聯和互動頻率提高。高集中度使得關鍵行動者能有效組織公共生活。宏觀層面的內外主體互動頻率提高與微觀層面的多元主體間公共生活有效組織共同重塑了公共性。以公共性重構為紐帶，實現了鄉村公共精神的重塑。
1.資源是公共精神的基礎。外部力量的有效引入為公共精神的重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關鍵在于以外部資源激活地方資源。在激活紅色資源的過程中，持續深挖“鋼八連”所展現的沂蒙精神。縣政府發揮沂蒙精神對村民的價值引領作用，通過多樣化的活動形式提高村民參與度，強化其公共意識，增強文化素養與情感歸屬，加深村民對村落共同體的情感與價值認同，為公共性重構提供情感基礎。此外，城建集團在“鋼八連”抗日戰斗遺址建造紅色文化教育基地，重建了公共空間，為公共性的重構提供了重要載體，通過共享空間重建鄉土場景，傳承文化傳統和集體記憶。同時，村委組織了紅色年俗和村史講解等公共活動，滿足了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通過深挖紅色資源、重建公共空間和組織公共活動，實現了公共性的重構，推動鄉村公共精神的復蘇。
2.認同是公共精神的保障。內部力量的激活為公共精神的重塑提供了必要的支撐，其關鍵在于強化多元主體對公共權威的認同。鄉賢在村莊發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占據著重要的結構洞。在發展規劃制定過程中，縣政府傾聽鄉賢的意見，并通過制度和模式創新，對鄉賢“制度賦權”，有效解決了精英俘獲問題。在政策協商過程中，鄉賢發揮著中介作用，促進村民需求暢通表達，密切干群關系，提升村民對公共權威的認同和自愿合作意愿，從而提高了公共性。政府針對基層組織弱化問題，通過制度安排賦權農村基層組織，釋放其能動性。引導村民關注公共利益，重構了鄉村公共生活的“集體”場域，提升公共性，村民在與政府的良性互動中形成了認同。認同的生產與再生產是村民持續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動力。從互動到認同的這一主觀意識轉變中重塑了公共精神的情感邏輯，并在后續互動中不斷得到強化。
3.參與是公共精神的動力。內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動為公共精神的強化提供了動力，其關鍵在于內外力量互動過程中確保村民主體地位，賦予其決策權，使發展成果更廣泛惠及村民?？h政府和村委通過多種合作模式，重構鄉村公共規則，包括制度化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協商和決策過程，制定獎罰細則、發展愿景等。將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引導為制度化和正式化，有效激發了村民的主體意識。同時，村委注重建立非正式規則，包括正向激勵和負向激勵制度，既保障了村民參與公共事務，又避免了鄉村公共事務過度行政化。整合基層政府、社會力量和村集體，激發村民建設村莊的主體性。
五、鄉村公共精神的再利用
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內外部力量的有效互動促成了鄉村公共性的重構，進而塑造了鄉村公共精神。這種公共精神的重建推動了鄉村振興，并與其形成了相互促進的緊密聯系。隨著鄉村振興的持續推進，公共精神得到了新的內涵賦予，進一步鞏固了其基礎。同時，公共精神通過加強村民之間的信任、提升村民對村莊的認同，以及激發村民的主體性，為鄉村振興注入了發展動力。
（一）鄉村振興強化鄉村公共精神
鄉村振興和公共精神在本質上都旨在服務于農村發展，兩者間具有內在契合性。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潛移默化的培養村民和村莊基層組織的文化自覺。通過創新賦予公共精神現代生命力，持續激發其主動性和創造性。鄉村振興對公共精神強化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1.鄉村振興賦予公共精神新內涵。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地方政府、企業等外部力量深入挖掘和細致梳理村內特色資源，并對其闡釋和符號化。建立村前廣場和村史展覽室等公共空間，強化了公共精神的物質和精神基礎。隨著發展的進行，村民不斷產生文化新需求。這些新要素不斷滋生公共精神，賦予其新內涵。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關注公共利益，進一步培養和滋養公共精神。在各種公共事務中，新要素如公平正義思維和創新精神不斷賦予公共精神新內涵。面對新問題，創新精神激勵村民運用創造力來解決公共問題，進一步強化了公共精神。在處理公共性事務過程中，公平正義思維使村民習慣于用公共規則去思考，將涉及村莊發展的各種利益矛盾置于公共規則下判斷，從而激發村民內心的公共價值認同，強化了公共精神。
2.自主發展意識筑牢公共精神根基。伴隨鄉村振興的深入推進，鄉村發展主體性地位被重新確認。鄉村發展變被動為主動，有效地改變了自上而下的資源供給模式，使村民積極參與其中。分配型民主被視為激活內部動力的重要手段。資源供給由村民通過民主決策來分配。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國家主要負責一些村級組織無法有效組織供給的公共資源。并對于一些鄉村發展必需的但又非僅能依靠國家供給的公共資源直接分配給村級組織，賦予組織更多權力。組織在與村民協商后決定資源的具體用途。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內生機制。在決策過程中，村民積極表達自身需求偏好。激發公共參與的主體自覺，強化了公共精神。
（二）鄉村公共精神助力鄉村振興
隨著現代性對鄉村社會的滲透，村民間、村民與集體間的關系日漸疏遠，信任日益弱化。村莊共同體的情感屬性逐漸減弱。然而，鄉村通過重塑公共精神，遏制了這種減弱趨勢，并助力鄉村振興。公共精神對鄉村振興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村民間的信任強化。隨著內外力量的結合，村民與地方政府、社會力量持續互動，村民間聯系溝通增多。公共精神激發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內在動力，村民間原本脆弱的信任被強化。在公共精神引導下，村民真正愿意事關村莊發展的公共項目中建言獻策、敢于評價批判。村委通過各種合作組織，將原子化的村民整合到組織中，實現再集體化。合作組織進一步加強了村民間的凝聚力，從而強化了公共精神，增進了村民間的信任。
2.村民對村莊的認同強化。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鄉村內部的文化資源得到有效挖掘，筑牢了鄉村公共精神的根基。這一舉措有效地解決了半熟人社會下村民歸屬感和認同感下降，以及責任與義務意識不足的問題。以公共精神為支撐，村民逐步形成了對村莊發展的共識，提升了對村莊的認同感。
3.鄉村振興主體性力量的匯聚。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激發村民主體性。公共精神的重塑過程也是村民主體性不斷提升的過程。關乎鄉村發展的重要公共事務中，公共精神有助于協調個人利益和村莊集體利益，推動內外資源高效配置，凝聚力量共同推動鄉村振興。村民公共精神的重建過程中蘊含著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所需的公共協作理念，能夠有效調動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治理評論》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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