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鄉村系統正經歷著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轉型，數字技術在鄉村廣泛應用并參與這一轉型過程。在“人—地—業—村”框架下，數字經濟發展對鄉村系統轉型產生如下影響：數字技術帶動了農村居民向城市與非農行業轉移，影響了農民的收入、消費以及主觀福利；作為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推廣手段參與農業生產，并推動鄉村的產業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給鄉村活化創造機會的同時，影響了鄉村的治理模式與傳統秩序。要進一步發揮數字技術在鄉村系統重構中的積極作用，應當注重提升農村居民的數字參與能力，推動土地要素的數字化管理，深化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和產業經營中的應用，并提高鄉村治理和公共服務的數字化水平。
鄉村是由人、地、業、村要素構成的復雜系統，在沒有外力進入時，鄉村維持著自我平衡。當前我國鄉村系統正經歷歷史轉型：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長和結構變遷，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進程向鄉村投射，“鄉土中國”逐步轉型為“城鄉中國”；另一方面，在鄉村轉型過程中，數字技術在鄉村廣泛覆蓋與應用，滲透進鄉村系統。數字技術在鄉村的各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深度影響了鄉村的生產與生活。2023年中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到66.5%，農村網民規模達3.26億人。數字技術在農村電子商務、農業生產、便民服務、文化建設、生態保護等方面都得到應用，降低了經濟活動的搜尋成本、復制成本、運輸成本、追蹤成本和驗證成本。數字技術在鄉村社會快速傳播，對鄉村收入分配、勞動力就業、生活方式、土地流轉、產業升級、鄉村治理、公共服務等產生影響。本文重點關注數字技術對鄉村系統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展望了在未來鄉村系統重構中數字經濟可能發揮的作用。
一、鄉村“人—地—業—村”系統及其變遷
在鄉村系統中，土地是人口活動、農業耕作和產業發展的空間載體，農村人口的行為影響土地資源使用、農業生產和產業進步，產業是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鄉村的人口、土地與業態共同影響村莊的聚落形態和功能變化，村莊作為一種制度裝置又影響鄉村的運行和秩序結構。人、地、業、村要素彼此聯動、相互作用：土地要素基于人們的生產和經濟活動，構成不同的利用與配置方式，向人們提供維系生存的食品、支持生產的原料和生產生活的空間；人口與勞動力影響著土地要素的利用與配置格局、農業生產的方式與結構以及鄉村產業的發展與轉型；人口活動、土地制度安排和利用方式以及鄉村業態的變化又共同影響著鄉村的聚落形態與功能擴展，并通過村莊這一制度裝置維系鄉村內部的有機結構，從而影響著鄉村的治理方式與人、地、業、村的運行秩序。
在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支撐整個鄉村系統。為了滿足隨人口上漲而不斷擴大的糧食需求，土地制度安排以耕作權為重，以穩定耕作者的農業生產預期。在人均耕地面積較低的情況下，農戶在單位面積的土地上高密度地投放勞動力，依靠精耕細作提高農業產量；為了緩解生存壓力，開展家庭手工業作為副業，形成農工互補的鄉村業態。生計脆弱的小農將家庭聚集在一起，形成村莊，互相庇護。同時，村莊作為一種制度裝置，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形成一套獨特的規則和制度，維持著鄉村的秩序。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鄉村系統發生蛻變，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型。第一，農民逐步由農業和農村向非農工作和城市轉移，非農收入來源多樣化，農民對農業和土地的依賴度降低。由于卷入非農經濟活動中的程度不同，農戶間出現分化。“農二代”逐步適應城市經濟，入城不回村的傾向更強。但與此同時，部分“農一代”出現返鄉回流趨勢，兼營農業生產，松動的人地關系有所回歸。第二，由于農民離土離鄉，伴隨著農地制度變遷，土地流轉市場不斷發展，流轉規模進一步擴大，流轉過程逐步規范。但人地關系未能徹底重構，使得小規模農地經營仍然是我國土地經營的主要形式。第三，由于農業與非農用工競爭加劇，用工成本不斷上升，機械加速替代人力，農業由勞動密集型逐步向資本密集型轉型。農業經營主體向多樣化發展，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斷涌現。農業的功能與形態逐漸豐富，從單一的糧食農業向特色農業、綠色農業和休閑農業拓展。但農業要素組合的不經濟導致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收益有限，農業生產率仍有待提升。第四，隨著鄉村勞動力的外流，村莊的數量不斷減少，鄉村逐漸空心化、老齡化，房屋空置現象嚴重。村莊之間逐步分化，少部分具有優勢資源的村莊復興活化，但大部分村莊在人口縮減和產業不興的情況下不斷衰落。由于鄉村社會的原子化，農村居民的社會鏈接弱化，鄉村的集體行動力下降，以血緣、地緣以及人情關系維系的“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等逐步松解。農村公共服務投入有所增加，但是城鄉公共服務之間仍然存在顯著差異。另外還存在村級自治弱化和治理主體缺失的問題。
受到城鄉二元制度的阻隔和鄉土網絡的雙重影響，傳統鄉村系統向現代鄉村系統的變遷出現嚴重失衡。人口向城市和工業部門轉移受到阻礙，土地流轉不暢，導致人地關系未能徹底重構。勞動力和土地要素難以實現優化配置的現實問題又使得農業工業化和農外經濟發展受限。這種人地關系鎖定以及鄉村業態發展受阻又制約著村莊的功能轉型。
二、數字技術對鄉村系統的影響
（一）數字技術與農民變遷
數字技術向鄉村的滲透對農民的影響有兩方面值得關注。一方面要關注在農村人口由鄉村向城市、由農業向非農行業轉移的背景下，伴隨鄉村系統人地關系松動，數字技術如何參與這一進程；另一方面要關注數字技術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影響。
一是數字技術對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影響。鄉村系統變遷過程中，農民離土離鄉，由農村和農業領域向城市和非農行業轉移，由此促進了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對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以及農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產生影響。數字技術推進了這一進程，既影響了農村勞動力在產業間的分布，又帶來了農村居民由城入鄉的遷移。數字技術推動了農民的非農就業，互聯網的使用使純務農農民的比重下降，農民兼業和純務工的可能性顯著上升。數字技術也促進了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遷移，鄉村寬帶建設使農民向城市遷移的概率提升，而且在遷移方向上促進了勞動力在省內的跨市遷移，并主要流向省會城市。數字技術還提高了農民工的就業質量，主要表現為更高概率地簽訂正式的勞動合同、購買保險、工資收入上升、工作強度下降等。
數字技術在工作搜尋、非農工作收益、勞動力市場需求、勞動者主觀意愿等方面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在就業信息流通不暢和農村熟人社會背景下，農民主要依賴親朋好友這類“強關系”獲得工作機會。數字技術使尋找工作的農民通過互聯網更便利地獲取大量招聘信息，更便捷地溝通，并且與雇主之間的匹配更加高效。在數字技術的作用下，農村勞動者更多地利用互聯網獲取信息，通過正規市場化手段尋找工作，搜尋工作花費的時間減少。數字技術有利于向農村居民傳遞非農工作模式和城市生活理念，農村居民由此對城市文明的認同不斷增進，他們參與非農工作的意愿顯著提升。數字技術也催生了新的就業機會，促進了農村電子商務和鄉村文旅的發展，創造了與電商具體業務直接相關的就業機會，如電商經營、倉配物流等，同時帶動了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就業，包括農產品生產、餐飲住宿以及商品制造、加工、運輸等。數字技術既有效提高了農民的創業概率，還增加了農民的創業績效。數字技術帶來的創業增加和企業發展為農村勞動力本地就業創造了機會，降低了外出務工勞動力占村莊勞動力的比重。數字技術還為進城農民工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尤其是提高了農民工從事數字經濟相關工作崗位的比例。數字技術也催生了外賣、快遞、網約車等就業門檻低的崗位，這些新行業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數字經濟發展也促進了包容性就業，表現為消費互聯網促進了低技能偏向的數字化非農行業吸收農村低技能勞動力，而以自動化和智能化為代表的工業互聯網推進了高技能偏向的數字化非農行業容納農村高技能勞動力。
二是數字技術對農村人口收入分配的影響。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以及在農村地區的廣泛使用，為農民增收和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化創造了條件。農民對信息通信技術的使用顯著增加了收入的多樣性，對于減輕收入波動、應對外部沖擊、降低生計的脆弱性等具有緩沖作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提高子代人力資本投資回報，教育數字化的發展促進了子代參與網絡學習與非學歷教育，提高了人力資本水平，從而有助于子代利用網絡信息渠道找到與自身能力更匹配的工作。數字技術也有助于子代減少對父代低水平社會資本的依賴，他們通過親友找工作的概率下降，而通過職業機構找工作的概率提高。
三是數字技術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數字技術影響了農民的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縣政策的實施，促進了農村電商發展，帶動了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增加了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這種積極影響對我國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村家庭而言尤其明顯。數字技術通過交通物流、供需匹配、普惠金融等路徑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由數字技術支持的商業配送服務在農村地區的廣泛覆蓋降低了消費的交通成本，打通了農村寄遞的“最后一公里”。自2014年啟動實施“快遞下鄉”工程以來，我國農村寄遞物流體系從無到有，從初步建立到日漸完善。到2020年，鄉鎮快遞網點覆蓋率達到98%，全國范圍內基本實現了“縣縣有分撥、鄉鄉有網點”。截至目前，全國累計建設33.78萬個“一點多能、一站多用”的村級寄遞物流綜合服務站。線上購物豐富了農村消費者的購物選擇，使他們的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得以滿足。線上購物平臺無須設立線下門店即可輻射全國市場，服務更多的消費者。在那些距離城鎮中心更遠的村莊，電子商務帶來的消費增加更加明顯，說明電子商務能夠激發市場潛能較小的偏遠地區的消費活力。電子商務發展顯著提高了農民消費支出的多樣化程度，豐富了農村居民的商品選擇機會。此外，數字普惠金融對網購頻率更高、流動性資產更少的居民消費的正向影響更大。一方面，移動支付有效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降低了人們對于現金、銀行卡和物理網點的依賴，縮短了購物時間；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流動性約束，實現了資金的跨期配置，釋放了消費需求。當收入面臨負面沖擊時，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農民的消費風險平滑能力，便捷的在線匯款服務也讓農村居民可以及時地利用社會關系網絡進行風險分擔，流動性和收益性較高的線上投資儲蓄還能提高農村家庭的自我保險能力。在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較高的地區，當收入增長遭受負面沖擊時，家庭有更高概率獲得轉移收入；當收入增長面臨正向沖擊時，家庭持有數字金融產品的概率提升。
四是數字技術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影響。數字技術對農村居民幸福感的促進作用表現在：由數字技術帶來的農業或非農就業收入提升、對創業的支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等有助于增強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數字技術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產品與服務，農村居民通過使用互聯網可以高效檢索和傳播信息，方便工作與學習，提高了農村居民的主觀福利；互聯網的使用增強了農戶的社會聯結，提高了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自我認知，提升了農民的階層認同，進而增進了幸福感。
（二）數字技術與鄉村產業發展
一是數字技術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在實際應用于農業生產方面，數字技術作出了許多積極探索，包括無人機植保、智能農機駕駛、智能化大棚、精細化養殖等具體應用場景。其中，無人機植保是數字技術在應用于大田生產環節方面發展最快的場景之一。無人機植保是指利用無人駕駛飛機進行農林植物保護作業，在獲取農作物影像、監測農作物生長情況和土壤狀況、農藥噴灑、種子撒播、化肥粉劑噴灑以及林業防護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2015—2022年中國植保無人機保有量從2324架增長至16萬架，植保無人機作業面積從1152.8萬畝次增長至14億畝次。在農業推廣上，數字技術降低了信息傳播成本，促進了推廣服務的開展。傳統的農業推廣項目要么是通過專家進行技術傳授、咨詢建議和農民培訓，往往規模較小、可持續性差且影響有限；要么提供一攬子建議，不適應于差異化的農民個體、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導致建議效果不佳，農民采納有限。與之相對應，數字推廣是指推廣主體借助數字技術向農民推廣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強相關和定制化的特點。其常見的形式包括廣播、電視、手機短信和熱線、手機或電腦應用程序和網頁等。數字推廣產生了兩方面的實際效果。從經濟效應來看，數字推廣有助于農民改進農業管理，增進生產收益；從環境效益來看，數字推廣有助于提高農民的環保意識，增加綠色技術的采用。在黃土高原地區，基于信息通信技術的線上學習顯著提高了農民對于綠色農業發展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認知，增加了保護性農業技術的采用，緩解了該地區的土壤退化問題。
二是數字技術對鄉村產業轉型的影響。其一，數字技術促進了供需匹配，為鄉村產品對接到更大的消費市場提供了便利。傳統的鄉村交易一般基于人際關系進行，農村市場發展不足。由于物理距離阻隔、交通設施落后和信息流通不暢，城鄉之間的商品供需難以對接，交易依靠鄉村熟人之間的信任關系達成，市場規模狹小，商品需求短缺。加之落后的生產技術，以及同一區域產品的高度同質化，經濟效益十分有限。互聯網交易平臺的出現降低了消費者的搜尋成本和轉換成本，鄉村產品可以被更多的消費者看見，有助于擴大交易規模，提升產品價值。鄉村交易半徑由“熟人社會的人際交易”擴展到“熟悉社會的非人際交易”。通過數字平臺，消費者能夠基于更多元的展示機制更好地了解鄉村產品。例如，賣家通過視頻、文字、圖片等形式，詳實地展示產品信息，增進消費者對產品的信任，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意愿和行為。商家以視頻展示產品生產過程和品質信息，能夠有效提升消費者對綠色農產品的溢價支付意愿。在直播帶貨過程中，農產品買賣雙方在線上實現虛擬共存，商家通過產品演示、實時溝通和情感渲染，提升消費者購物的現場感，形成對產品可視化的認知，增加信息互通與信任。生產者能更好地追蹤與分析消費者的偏好。電商平臺匯聚交易記錄、評論信息、搜尋痕跡等數據，生產者可以利用對大數據的挖掘進行個性化的營銷與定制化的生產，以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電商農戶對大數據的使用顯著提升了其收入水平。
其二，數字技術提升了市場透明度。數字技術降低了價格等市場信息的流通成本，提高了市場透明度，農戶同中間商談判的能力增強。部分農戶甚至可以選擇越過中間商，通過電子商務直接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數字技術對市場透明度的影響，會進一步作用于農戶銷售產品的價格分散度以及價格水平。例如，手機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印度漁業價格的分散度，有效提升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福利水平；通過手機向加納農民提供市場信息，農民獲得的玉米與花生價格分別提升10%與7%。
其三，數字技術降低了驗證成本，方便了消費者對產品的監督。農產品的質量與安全影響著消費者的購買意愿，質量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影響著農產品市場的交易效率。以消費者在線評價和區塊鏈溯源為代表，數字技術成為消費者監督農產品質量的新途徑，督促商家為維護自身信譽不斷提高產品品質。而樹立良好口碑的農產品也能借助品牌效應獲得更好的市場收益，在電商平臺上獲得良好評價的農產品往往銷量更高。對于那些區域公共品牌知名度較低的產品而言，這一影響甚至更大。電商平臺上的滿分好評也能提高消費者對綠色農產品的溢價支付意愿。
其四，數字技術支撐下的物流體系建設支持鄉村產業發展。物流設施是產品運輸和交易順暢的保障，有助于提高商品流通的可達范圍，降低商品的運輸成本，促進農產品供給和需求的有效對接。以生鮮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的建設為例，物聯網技術的集成運用不但可以實現對生鮮產品的位置追蹤、來源追溯，以及全流程的溫度與濕度監控，保證農產品供應鏈上各個主體的信息共享和協調配合，還有利于提升運輸效率，防止冷鏈斷裂，降低生鮮損耗，保證質量安全，實現易腐易損的農產品的順利供應。在物流點數量越多、距物流點距離越近的村落，農民通過互聯網銷售農產品的概率以及自行銷售農產品的農戶占比就越高，說明物流建設為農民的市場參與提供了助力。物流設施也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能夠吸引更多企業在農村投資，促進鄉村企業的集聚。物流建設越完善的村落成立企業的概率就越高。
其五，數字普惠金融為鄉村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并便利了在線支付。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緩解了農村產業發展的資金約束。農村產業經營主體往往面臨信貸約束的問題，鄉村的非正規信貸可持續性差、總量小、利率高且風險大；正規信貸供給不足，由于缺乏抵押擔保和信用記錄，或面臨高昂的交易成本，農民往往受到銀行的排斥。與傳統金融不同，數字普惠金融吸納了原本分散、小額的資金，增加了可供借貸的資金供給；借助大數據搜集與算法分析，有效評估產業經營主體的信用水平，降低了信息不對稱與道德風險；不再依賴物理網點，簡化手續的同時，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多樣化，具有覆蓋廣、成本低和效率高的優勢。上述特點使金融的服務范圍和觸達能力向農村擴展，滿足鄉村產業發展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在線支付成為可能。這一功能在購買貨物、轉賬匯款、發放工資等場景中得到廣泛應用，有效提升了支付過程的效率與安全性，提高了來村游客的消費便利度與體驗感。此外，在線支付幫助線下業務進一步實現線上化，為農村電子商務、直播帶貨等新興業態提供支持。因此，數字普惠金融有效推動了鄉村產業發展，提高了農村的產業融合水平。
在上述機制的作用下，數字技術與鄉村的礦產資源、特色農產品、鄉村景觀、獨特的地方文化等要素相結合，協調了商品的供需關系，推動了信息、商品、資本、技術等要素的加速流動，實現了更優的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促使鄉村的產業結構發生調整，產業的規模化和集聚程度提升。鄉村產業進步又帶來了對相關服務業的需求，催生了包裝倉儲、快遞物流、金融信貸、營銷設計等眾多配套產業。鄉村產業鏈逐步向上下游擴展，形成包括生產加工、物流配送、運營服務等在內的完整產業鏈。與此同時，農業與旅游、教育、文化等產業的深入融合，衍生出體驗農業、森林康養、現代農業產業園等新業態。數字經濟還推動了村莊的經濟結構和就業結構中服務業比重的提升，并且增加了村莊人均企業數量、村莊商用冷庫設施數量和村莊快遞配送站數量，這說明數字技術從拓展服務業和延伸產業鏈兩方面促進了鄉村產業轉型。
（三）數字技術與鄉村秩序
一是數字技術對村莊間發展差異的影響。數字技術既有可能為村莊的活化創造機會，也有可能加大村莊分化的程度。這是因為，數字技術一方面降低了許多資源的獲取門檻，減少了村莊發展受空間距離的限制以及對區位的依賴，給偏遠的鄉村地區創造了新的發展機會；但另一方面，受到各地區經濟發展存量差異及自身資源稟賦不同的影響，越占據優勢條件的村莊越有能力獲取數字紅利，進而可能會擴大不同區域村莊之間的發展差距。
就數字技術對鄉村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而言，一方面，數字技術為鄉村經濟發展創造機遇，帶來鄉村經濟形態的重構。例如，農村電商帶來了以產業結構、就業模式和家庭經濟變遷為特征的鄉村經濟轉型，具體表現為：鄉村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向服務業的跨越，構建了完整的以電子商務為導向的產業鏈，農村居民的就業模式趨向多樣化和非農化，并獲得了更多的經濟提升機會。而鄉村經濟形態重構的驅動力在于數字技術帶來的城鄉要素流動，其幫助鄉村利用當地特色資源或工業基礎，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以及原有要素回流，參與更加廣泛的生產和消費體系。可以說，農村電商為鄉村的現代化提供了動力，開創了就地城鎮化的新模式。另一方面，數字技術有可能使不同村莊的發展差距有所縮小。例如，數字技術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趨向彌合，有效提升了居民家庭收入，這一增收效應呈現出包容性特征，對農村低收入群體的作用尤其突出。
數字技術也帶來鄉村分化的問題。數字鄉村的發展水平本身在不同區域的村莊之間就存在差距。據2020年縣域數字鄉村指數研究報告，縣域數字鄉村指數呈現“東部發展水平較高、中部次之、東北和西部發展滯后”的特征，東部、中部、東北和西部縣域數字鄉村指數（68∶61∶46∶48）的極值比達到1.5。對縣域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測度也證明，東部和中部地區的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指數要高于東北和西部地區。另外，數字鄉村在不同區域間的發展差異可能會導致不同村落獲取數字紅利的差異，進而加劇鄉村的分化。以農村電子商務的發展為例，不同區域的村莊之間紅利差異明顯，從互聯網紅利中受益更多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工業化的狀態同構。從全國整體而言，電子商務進農村綜合示范政策的實施可以使農民收入提升3%。但相較于中西部地區，這種增收效益在東部更強。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受到地區經濟增長水平、政府干預度、人力資本水平和居民工資水平的驅動。數字鄉村的發展也是如此，基礎設施、政府扶持、產業基礎、鄉村精英帶動、社會網絡效應等因素都會影響其演化。這可能會使部分缺乏相應條件的鄉村地區處于一種弱勢地位，加劇鄉村的分化。
總的來說，一方面，數字技術對鄉村經濟的發展受到集聚效應的影響，經濟相對發達的村莊能夠從中獲益更多；另一方面，由于各類成本的下降，偏遠的鄉村也能享有一定的數字紅利。是否能夠縮小不同鄉村的發展水平以及城鄉的發展差異，還是取決于這兩種作用誰占上風。數字技術的使用門檻越高、難度越大，集聚效應就越有可能占據主導。
二是數字技術對鄉村傳統社會秩序的影響。對這一影響的分析可以從兩個層面入手：一是數字技術作為鄉村社會治理新的技術手段，會對鄉村的治理規則產生什么影響；二是數字技術在農村居民生活中的滲透，又會對鄉村的非正式制度產生怎樣的沖擊。
數字技術對鄉村治理的影響可以從地方政府和農村居民兩個主體的視角來說明。對于地方政府而言，數字技術推動了政府部門的交流協作與資源整合。數字技術既可以便利部門間的相互溝通與數據共享，降低信息不對稱；還能搭建公共服務的整合平臺，提高為農服務的能力。而且，廣泛的數據收集、科學的分析工具有助于提高鄉村治理決策的科學性。對于民眾而言，數字技術有助于鄉村治理的民主參與。數字技術可實現鄉村事務的公開、傳播和追溯，提高了鄉村治理的透明度，降低了村民實施監督的成本。而且，數字技術為村民與地方政府的雙向溝通創造渠道，幫助鄉村治理實現按需供給。尤其是在農村勞動力外流的背景下，數字技術使離村人員也能夠了解村莊發展動態，表達自身建議。這種線上治理參與既能不受時空的限制，使參與主體更加多元，為村務決策帶來不同的話語資源；還有助于提高言論自由度，有助于民眾真實反映自身訴求。數字空間成為公共空間的一種延伸，有助于緩和鄉村社會空心化帶來的人際疏離與組織衰退，提高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增強村民對村落的身份認同，加強村民的協商自治。
數字技術在增強村莊的組織力與凝聚力、緩解農村社會的原子化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鄉村的體制外精英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公共平臺，發揮集體合作的領導作用，動員分散化的村民參與公共事務、提供公共品、開展公益活動等，與村兩委形成協同共治的局面，落實村民自治。數字技術還可以打造基于互聯網平臺的虛擬社區。在這個平臺上，村民突破空間距離，互相交流，傳承鄉村的集體記憶，一定程度在線上復現了熟人社會的運行邏輯。
數字技術也對鄉村熟人社會產生沖擊。電子商務在鄉村的發展使鄉村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提高、競爭加劇。功利主義、以自我為中心的經濟法則對強調誠實、互助和無私奉獻的傳統道德產生破壞，熟人社會基于血緣、地緣和人情的互助式關系讓位于現代化的契約關系。例如，當村莊中的網店經營者增加，村民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村民采用低價競爭和商品模仿的策略，導致人際關系緊張，爭執增多，無私和團結的傳統鄉土價值觀被市場經濟法則所沖擊。
綜上，數字技術深入參與鄉村系統轉型過程。數字技術促使農村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領域轉移、由鄉村向城市遷移，帶來了農民收入水平的上升、收入來源多樣性的拓展以及收入結構的變動，促進了農村戶籍子代收入的向上流動，推動了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善，提升了農村居民的主觀幸福感。在鄉村的農業生產與產業發展方面，數字技術作為一種新型的要素直接應用于農業生產過程，助力農業推廣服務的開展。數字技術幫助鄉村產品的供需匹配，提高市場透明度，降低驗證成本，支持物流體系建設，增加資金供給，便利移動支付，由此促進了鄉村產業的轉型升級。在村莊分化和鄉村秩序方面，數字技術既可能給部分村莊的活化創造機會，也可能加劇村莊的發展差距。同時，數字技術通過助力政府的數據整合、服務供給以及智能決策，提高了鄉村治理效率；通過便利村民自治，搭建虛擬社區，增進了村莊的組織力和凝聚力。但數字技術引領的鄉村市場經濟發展也可能對鄉村的傳統道德和非正式制度造成沖擊。
三、數字技術在鄉村系統重構中的作用展望
（一）鄉村系統重構
鄉村振興的根本路徑是實現鄉村人、地、業、村系統重構，以此實現人地關系改變、要素重組和農業產業革命以及構建村落新形態。
一是人口轉變。鄉村系統重構下的人口轉變表現為：順應城市化趨勢，進一步提升農村人口城市化水平，促進更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與非農行業轉移，實行公共政策來更充分地保障進城農民的城市權利，包括平等的就業權、居住權、受教育權、享受社會保障的權利等；使留守鄉村的老人體面老去，讓老人在村落中享受更高水平的養老保障、更完善到位的公共服務以及更豐富多元的文化活動，使其既獲得充分的物質照料，又具備更加充實的精神世界；提升鄉村人氣，在城鄉融合格局下，促進要素雙向流動，拓展鄉村發展機遇，吸引有情懷的企業家進村幫助實現鄉村要素重組，部分出村人口回流鄉村投身鄉村建設，以及喜歡鄉村生活方式的人來到鄉村休閑觀光，享受鄉村所提供的精神空間和文化空間。
二是實現人地關系重構。鄉村系統重構下的人地關系重構表現為：加快農村人口市民化進程，帶動農村人地關系進一步松動，融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與鄉土的黏度降低，與土地的關系解綁，改變土地分散在小農戶手中以及土地碎片化和土地空置浪費的狀況；促進土地更加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土地規模化程度，促進農村各類型土地的整合，規模化程度提高，成片化的土地在農業耕作、產業發展、人口居住、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得到更加有序的安排，同時促進更低比例的農業從業人員利用更高的資本投入從事規模化的土地經營，降低小農戶占農業經營主體的比重。
三是進行支持鄉村系統重構的土地制度變革。鄉村系統重構下的土地制度變革表現為：以村為單位，按照功能重新規劃土地，有效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促進功能安排的合理性；在保障耕地集體所有以及農民土地承包權的同時，實行經營權自愿有償流轉，實現對耕地的整合，確保土地轉入方的經營權得到有效保護，經營者的預期穩定，以及土地經營的規模化程度和效率得到提高；宅基地實現跨小組配置，宅基地的審批向新的村落集中，村落形態漸進式地向適度集聚轉型，宅基地制度改革既要有效保障農民財產權，也要使新入村落的主體實現住有所居；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權，為集體土地從事非農產業提供制度保障；村落由分散走向集聚后，結余的土地實現再配置，為鄉村產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以及公共設施建設提供更多空間。
四是推進農業工業化。鄉村系統重構下的農業工業化表現為：提升農業工業化程度，通過農業要素重組，實現土地、資本、勞動、機械、服務等要素以新的方式匹配升級，農業就業份額與農業產值份額同比例下降，農業生產成本降低，單位土地回報和農業生產率提高，農業報酬增加；推進農業精致化，打造具有當地特色、富含地方知識、復雜程度提高的農產品，建立鄉土特色品牌，提升農產品價值，完成由“土”到“特”的轉變；形成“一縣一業”的主導產業體系，以縣域為單位，各地基于自身資源優勢建設規模化的主導產業，圍繞主導產業完善包括加工、倉儲、冷鏈在內的產業體系；促進鄉村經濟活動復雜化，以農業為基礎，第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培育休閑農業、鄉村旅游、生態農業等新業態，從傳統農業發展的單一模式轉向挖掘農業和鄉村的多元價值。
五是鄉村功能和形態轉型。鄉村系統重構下的功能和形態轉型表現為：村落走向分化，大部分村莊保持體面，少部分村莊走向活化；推進村莊形態變化，村落由分散走向適度集聚，同時隨著農業發展方式的變化，村落半徑適當擴大；推進村莊功能變化，村莊從承擔保護功能轉向作為村民聚落、承載記憶、延續歷史和寄托鄉愁的功能；推進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改善人居環境和自然生態，同時提升鄉村開放度。
（二）數字技術在鄉村系統重構中的作為
隨著數字文明形態的到來，數字經濟是推動鄉村系統重構的重要手段。
一是促進人口轉型。要利用數字技術為農村人口的生產生活創造便利，幫助進城農民更便捷地搜尋非農工作，從事由數字經濟發展帶來的新興職業，融入城市生活，助力其實現非農化轉移，同時幫助留守鄉村的老人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務和文化產品，體驗智能化的便捷生活。要利用數字技術助力鄉村人口更好發展產業，促進數字技術普及，開展數字技能培訓，增強農村居民數字參與能力，提升其運用數字技術進行生產經營、知識學習和信息搜尋的能力，以響應數字技術對人力資本所提出的新要求，更好地把握數字技術創造的新機遇。
二是推動人地關系變革。要利用數字技術促進農民非農就業，使農村勞動力更加穩定地留在城市和非農崗位。要利用數字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提高勞動者有效管理土地的規模，將更多的勞動力從小規模的農業經營中釋放出來，從而帶來農村人地關系的進一步松動，讓土地資源由閑置與分散走向再配置與規模化。
三是配合土地制度改革。要利用數字技術實現土地信息的數字化，構建包含農村土地的空間分布、面積、權屬、利用狀況等信息的數據庫。要打造土地管理數字平臺，使農村土地的分配、審批、流轉、利用、監管以及統計調查實現線上處理。要通過土地信息以及管理的數字化輔助土地規劃，提高流轉效率，推動建設用地開發，優化宅基地配置，改善閑置土地利用。
四是助推鄉村產業革命。要利用數字技術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推廣加速農業工業化進程，通過農業物聯網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在農業領域的應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建立農業數據標準，采集氣候、水土、種苗等農業生產領域的數據，基于數據分析測算，促進精準化農業發展；利用數字技術對農產品質量安全進行管控，推動農產品的加工標準化和流程可溯化。要利用數字技術支持“一縣一業”規模化產業體系建設與精致農業發展，依托電子商務平臺，將鄉村的特色產品和服務實現線上化，提升產品的銷售范圍與知名度；利用直播電商、內容電商等新電商形式，進一步激發消費需求，增加市場競爭力。要利用數字技術完善產業發展所需的配套產業鏈，進行加工、倉儲、冷鏈、物流設施體系建設，促進農產品的精深加工，提高農產品的流通效率。要通過將數字技術與鄉村的自然景觀、人居環境等資源相結合等方式，推動休閑農業、鄉村文旅等新業態的繁榮，例如，利用數字技術搭建鄉村旅游的數字化平臺，幫助游客智能設計個性化的旅行方案，線上收集并反饋消費者意見；增添VR體驗等數字旅游內容，豐富消費者的旅游體驗；通過新媒體平臺，宣傳鄉村優質的旅游資源等。
五是促進村落重構。要利用數字技術改善鄉村治理效能，通過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促進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數據交流，為政府的科學決策提供數據支持；利用數字平臺開展政務公開，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方便群眾監督；建立數字化政府監督機制，通過網絡渠道收集民情民意，激發群眾的民主參與意愿。要通過數字技術在鄉村文娛、生態治理、公共服務等領域的應用，幫助村落實現功能轉型，通過數字技術向農村群眾傳遞符合大眾需求、貼近群眾生活的高質量公共文化產品，豐富農村居民的精神生活；助力農村居民在使用新媒體平臺方面由信息接收者轉向內容創作者，宣傳鄉村獨特的風土人情，傳承鄉村歷史文化，促進城鄉文化的雙向交流；利用數字技術構建鄉村人居環境治理體系，對鄉村人居環境和生態環境進行動態監測，對污水排放、化肥農藥使用等問題實施監督，緩解鄉村的污染問題，提高鄉村環境質量；將數字技術與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公共服務相結合，提高服務供給質量與效率。總之，數字技術在這些領域的應用有助于提高鄉村百姓的生活質量，改善鄉村的自然與人居環境，推動村落進一步向聚落、歷史、承載記憶和寄托鄉愁的功能轉型。
作者簡介：劉守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原院長，教授；柴小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載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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