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當代審視
摘要: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也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要指向。新質生產力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也是新時期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舉措。新質生產力能夠為共同富裕提供豐富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產品，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共同富裕人民性、系統性、科學性的內涵客觀要求新質生產力發展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價值旨歸。新質生產力有助于重塑就業結構與收入分配機制，提升社會總體效能，縮小城鄉區域差距，為實現共同富裕注入強勁動力。因此，要通過系統性改革與結構性調整，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一體化改革，打造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新格局，統籌推進城鄉融合與區域協同發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共同富裕；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
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長期追求的美好夢想，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體現為社會主義先進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高度統一。馬克思認為：“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202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調研時首次提出了“新質生產力”概念，之后圍繞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發展路徑等內容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戰略部署。這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也是新時期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推動共同富裕的行動指南。鑒于此，立足于時代背景，在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視域下，系統把握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的邏輯機理，探索新質生產力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對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當代中國出場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時代大勢，把握中國經濟肌體脈絡，創新性地提出了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時代命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在21世紀中國的最新發展成果，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指南。
（一）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歷史生成
生產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范疇，也是把握唯物史觀的“總鑰匙”。早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就指出物質生產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基礎作用。之后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異化”現象的批判，初步揭示了生產力與人的發展之間的關系。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明確了生產力不僅是人與自然的交往關系，而且也是人們在共同活動中結成的分工、生產、交往等社會關系。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進一步系統闡述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矛盾運動規律，認為生產力的發展會促使生產關系發生改變，而新的生產關系又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對于資產階級在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方面的巨大作用給予了高度肯定，指出“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同時他也論證了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固有的內在矛盾，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走向滅亡的結局。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詳細分析了生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及其特征，從原始公社生產力的簡單自然性一直到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高度社會化。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又在《資本論》中，通過對商品、貨幣、資本等內容的深入分析，從生產條件、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三個方面進一步系統化、精準化地論述了生產力的內涵范疇，明確了生產力的基本形態是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大要素所構成。
（二）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到新質生產力的時代革新
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認為，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具體形態各異，但其作為社會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是始終不變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使得數字技術已深度嵌入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各領域，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的關鍵要素，這標志著人類社會正式邁進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新時代中國面臨著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現代化建設的緊迫任務。不同于傳統農業生產力與近代工業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強調創新起主導作用，能夠突破傳統生產力的局限，推動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數字經濟下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繼承和創新，也是與時代發展主題相契合、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的特質。
第一，新質生產力依賴于基礎科學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多重技術的深度融合。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人工智能、大數據計算、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傳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發生深刻變革，催生出全新的產業形態和商業模式，極大提升了生產效率，從而加速社會整體財富的積累和創造。具體而言，與傳統勞動者主要從事機械重復的勞動內容相比，新質生產力呼喚可以熟練掌握先進生產技術和理論知識的新型勞動者，更注重激活勞動者自身的創造潛力；勞動資料是衡量生產力水平的客觀尺度，如同馬克思所言，“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勞動資料生產”。數字技術與勞動資料的深度結合，既能夠產生電子信息設備、網絡通信設施等新型勞動工具，突破生產力的時空限制，也能最大限度地提升傳統勞動資料的功效。此外，在科技的賦能和催化下，人類不僅能更為便捷、高效地開發利用自然界中的生產原料，也能使勞動對象的范圍和領域從原材料、零部件等物質形態擴展至數據、知識、信息、服務等非物質形態，突破了傳統勞動對象的單一性對生產力發展空間的限制。
第二，新質生產力是順應綠色經濟發展規律，以綠色發展理念為引領的生產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任何時候自然條件都是社會生產的物質基礎。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生產力迅猛發展的背后隱藏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深刻矛盾。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深刻地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新質生產力堅持勞動生產要遵循自然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基本原理，倡導積極開發可再生能源，提高自然資源利用率，推動粗放式、消耗式、破壞式的生產方式轉向集約型、低碳化、綠色化的經濟發展模式。同時，新質生產力強調生態環境治理與經濟社會發展要協同共進，在追求經濟效益的過程中持續推進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通過培育綠色環保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逐步退耕還林、還草、還湖、還海，以維護生態物種多樣性等方式積累綠色財富。
第三，新質生產力是以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力。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力是通過無償占有由工人生產的剩余價值，以實現資產階級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積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本質是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從單純量的擴張轉向質與量的雙向提升，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的應然之舉。
二、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的生成邏輯
新質生產力和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二者具有內在耦合性，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新質生產力發展為推進共同富裕提供豐富的物質文化產品與精神文化產品。共同富裕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凝聚價值共識，提供方向指引。
（一）新質生產力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堅實基礎
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也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回顧人類歷史，任何社會形態本質上都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生產力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絕對前提，“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鄧小平強調：“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深化對共同富裕的認識，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
目前，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整體規模大、增長快，但仍存在地區間、城鄉間、行業間發展失衡的突出矛盾以及國際產業鏈地位較低、勞動力素質參差不齊、高精尖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發展短板。新質生產力作為新發展格局下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關鍵抓手，賦予勞動資料創新、勞動對象拓展、勞動力發展以新動能，通過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和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整個社會生產模式朝著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方向邁進，實現國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既是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更是精神世界的豐盈富有。新質生產力能為共同富裕奠定物質根基，通過文化和科技的深入融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產出大批內容優、形式新、立意深的高質量文化產品，更好地回應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共同富裕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價值旨歸
共同富裕作為一個復合概念，蘊含著人民性、系統性與實踐性的深刻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歸根結底是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重要論述，指明了新質生產力發展必然要以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價值旨歸。
第一，共同富裕的人民性要求新質生產力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共同富裕既要做大做好經濟“蛋糕”，更要注重分好“蛋糕”。一方面，實現共同富裕離不開全體人民的勤勞智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見證者，也是歷史的創造者。這要求新質生產力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充分調動社會各領域、各行業勞動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從中汲取源源不斷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因此，新質生產力發展要堅持分配正義原則，使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紅利。通過優化財富分配格局，彌合東西部區域、城鄉與職業之間分配差距，助推低收入群體向中等收入群體轉化。
第二，共同富裕的系統性要求新質生產力發展要堅持系統思維。作為一項長期、艱巨的復雜工程，共同富裕并非一蹴而就，更不是同時同步同等富裕。這要求新質生產力發展需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壯大新興產業、培育未來產業的同時，鞏固好傳統產業的基本盤，推動農業、能源、醫療、材料等國民支柱產業的轉型發展，堅決淘汰落后產能和工藝，打造傳統產業強基固本、戰略性新興產業擴量提質、未來產業布局落子的發展格局。此外，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單靠經濟增長顯然無法成功，還需要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法律體系等上層建筑的逐步完善才能真正實現。對于新質生產力發展而言，除了解決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還要加快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完善相關制度建設，使發展成果能夠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第三，共同富裕的科學性要求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遵循客觀規律。馬克思在描繪未來社會時指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盡管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這表明共同富裕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符合生產力發展規律的科學理論。共同富裕的科學性還體現在黨的百年奮斗歷程所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窮二白，到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再到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刻彰顯了共同富裕的實踐偉力。因此，發展新質生產力“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要在遵循客觀規律的基礎上，根據地方發展水平和發展特色，科學謀劃、把握時機，分層次有序布局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
（三）新質生產力與共同富裕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中
當前，我國正處于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建設都要緊緊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發展主題。“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動力之源。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根本特征。兩者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中互為支撐，交織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來，為打破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桎梏，激發生產力，激活社會活力，黨和國家將工作重心全面轉向經濟建設上，允許并鼓勵一部分人通過勤奮工作和智慧創新先富起來，制定了先富帶動后富的發展戰略，取得了顯著的經濟發展成就。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化，區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不平衡等深層次矛盾開始凸顯，造成部分群眾對共同富裕產生誤解，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為此，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我們決不能允許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決不能在富的人和窮的人之間出現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新質生產力作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舉措，其根本作用就是要解決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中積累的一些長期矛盾問題。一方面，通過培育新質生產力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和就業機會，為共同富裕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發展驅動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統籌效率與公平，實現社會經濟長期均衡發展。這不僅符合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的原則，也是紓解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不公、部分群眾生活水平較低等問題的根本途徑。
三、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的運行機理
隨著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實踐的持續推進，新質生產力在改變就業結構與重塑收入分配格局、提升社會總體效能以及縮小區域、城鄉差距方面展現出獨特而強大的運行機理，為加快實現共同富裕注入強勁動力。
（一）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收入
新發展階段實現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是民生領域的首要議題，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更加自覺地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使高質量發展的過程成為就業提質擴容的過程，提高發展的就業帶動力。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完善現代化產業體系，努力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崗位。”新質生產力以技術迭代與要素重構，推動傳統產業突破“大而不強”“全而不精”的困境，實現價值鏈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躍遷。這一過程中，傳統產業通過重塑生產模式，既保留了原有的行業經驗優勢，還融入了強大的數字技能，由此形成技術革新與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又會創造出大量優質就業崗位，有助于破解結構性就業矛盾。
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內核，依托顛覆性技術，催生出眾多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新產業、新業態。特別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醫藥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腦科學研究、空天科技等未來產業，能夠創造出算法工程師、基因編輯研究員、量子通信技術員、數字孿生工程師和綠色低碳咨詢師等一大批新型職業。與此同時，新質生產力中的數據、知識等新型生產要素，可以大幅提高單位勞動生產效率和企業產值總量，使得扣除再生產所用成本后的可分配利潤顯著增加，實現企業員工收入增長，進一步激發勞動者的創新潛力。
（二）強化勞動者技能水平，提升社會生產效能
人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要素。新質生產力能夠強化勞動者技能水平，推動高素質復合型人才隊伍增量擴容，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撐。未來社會，傳統的重復性勞動工作將逐漸被現代化機械所替代，“人機共生”模式要求勞動者具備工業機器人運維、數字孿生系統操作等新興技能。這種技術維度與生產理念的變革，打破了傳統職業的固有邊界，促使勞動者不斷學習新技能、新知識以提升個人生產力水平，增強職業競爭力。
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更是加劇了這一態勢，其中包含的數字技術應用也就越廣泛、越復雜，不斷涌現的數字化新工藝、新設備，要求各行各業從業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數字素養。在智能制造領域，勞動者需要掌握數字編程和智能操作技術，才能有效匹配自動化生產線、工業機器人、智能倉儲系統等設備的應用與管理。智慧農業的發展使得職業農民除了具備最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還要掌握“物聯網監測”“無人機植保”“電商運營”等綜合性生產技能。醫療健康領域中，醫生借助影像識別算法等ＡＩ輔助診斷工具，能進一步提高臨床診斷準確率。同時，教育數字化轉型實踐已經證明，將數字技術深度融入教師的日常教學不僅可以提升整個師資隊伍質量，還可以實現優質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總體來講，新質生產力要求勞動者掌握更高水平專業技能的同時，也間接促成勞動力的高質量輸出，進而提升社會總體生產效能，創造出更多推動共同富裕的物質條件。
（三）優化資源配置，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總體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要實現生產力的平衡布局，這是社會主義作為高級社會形態的重要表現。新質生產力發展推動形成以技術創新為紐帶的跨區域合作模式，通過對諸多生產要素的跨區域布局、配置，實現創新資源與產業資源的高效整合，帶動區域生產力協調發展。此外，我國大力推行的區域發展戰略，可依托新質生產力暢通創新要素、數據要素、綠色要素向中西部地區流動，將資源稟賦轉化為經濟優勢，實現地方特色經濟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內蒙古立足自身實際培育新質生產力，憑借煤炭資源優勢大力發展現代煤化工產業，精心布局新能源和新材料領域，打造出多個具有強大競爭力的產業集群，２０２４年工業增加值成功跨越萬億元大關，實現歷史性突破。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重農固本是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針。然而，現階段“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新質生產力通過創新生產要素配置方式，構建新型城鄉經濟循環體系，牽引城鄉融合發展，使城鄉居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同時，新質生產力中的技術要素下沉至鄉村領域，能激活農村現有資源潛力，使得原有的土地、人才、資本等要素能夠根據發展需求自由流動，實現鄉村多元產業協同發展，帶動農民收入增長。
四、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的實踐進路
新質生產力發展賦能共同富裕需通過系統性改革與結構性調整，從智力支持、產業協同、城鄉融合、制度保障四重路徑切入，破解“技術—產業—區域—制度”四大維度的協同難題。以新質生產力重構生產關系、優化資源配置、釋放創新潛能，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與民生福祉的良性互動。
（一）智力支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體制一體化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謀劃“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時強調，“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筑牢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教育、科技、人才是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要科學把握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形成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倍增效應。
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夯實創新人才根基。教育是人才培養的源頭活水，需通過學科布局優化、產教深度融合、師資隊伍建設，構建新型人才培養模式。要聚焦國家戰略需求與產業變革趨勢，充分發揮高校作為科研創新主力軍的作用。可設立“特區式”學科建設試點，賦予高校學科專業設置更大的自主權，打破傳統學科的制度藩籬，推動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與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技術的交叉融合。此外，高校要主動對接國內高精尖科技企業，聯合制定“招生—培養—就業”一體化方案，組建由企業技術人員、科研機構專家與高校專業教師構成的導師隊伍，實現教育改革和科技發展的雙向反哺。
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需以“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加速成果轉化、優化資源配置”為核心，健全科技創新體系。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在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領域加大科研人員經費支配自主權，完善“揭榜掛帥”“賽馬制”“首席科學家負責制”等項目組織模式，破除論資排輩與平衡照顧的隱性壁壘。同時，加快建立市場化的科技成果轉化、流通機制，推廣“先賦權后轉化”“先使用后付費”“技術入股”的創新模式，從而增強我國企業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深化人才工作機制改革，釋放人才創新活力。人才是創新的第一資源，須按照發展新質生產力要求，通過“分類評價、精準激勵、開放引才”構建良好的“引用育留”全鏈條人才生態。針對基礎研究人才，要突出原創性貢獻與科學價值，延長績效考核周期，引導科研學者摒棄急功近利的科研“陋習”，專心科研、嚴謹治學。要強化應用研究人才的技術轉化能力，將專利許可、技術交易額、產業貢獻納入評價指標。此外，加大對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完善青年人才職稱評審“綠色通道”的實施細則，放寬學歷和戶籍等限制，形成各類人才創造活力競相迸發的生動局面。
（二）關鍵舉措：打造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新格局
傳統產業領域需實現技術升級與市場重構“雙輪驅動”。一是加強研發投入，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升級。政府要鼓勵和引導傳統產業企業引入先進生產設備與技術，加強新材料、新工藝的研發應用，完成降本增效，不斷提升產品附加值。同時，整合政府、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優質資源，深化政產學研合作機制，根據政策與市場需求，加快技術裝備創新迭代，重塑傳統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二是穩固傳統市場，開拓新興市場，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傳統產業企業要在深化國內市場建設的基礎上積極開拓南美、非洲等新興海外市場，化解行業產能過剩問題。同時，利用國際展會、高層對話等渠道平臺，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經濟合作，建立境外產業園區，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實現國際市場的多元化布局。三是加大助企幫扶力度，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地方政府和行業協會應加大對傳統產業企業的扶持力度，持續完善技術研發、檢測認證、融資貸款、物流配送等方面的政務服務，助力企業提質增效，增強產品市場競爭力。
新興產業領域要注重區域協同創新，打造應用示范場景。一是加大對“卡脖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力度，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可聚焦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在全國建立一批創新孵化基地、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等科研工程，推進高水平交叉研究領域建設，扭轉關鍵技術受制于人的困局，為產業升級提供源頭動力。二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暢通企業資金鏈。各地政府要發揮好投資基金的撬動作用，吸引社會長期資本參與科創投資，重點支持獨角獸企業和瞪羚企業發展。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優化資本要素配置，加強對資本市場監管力度，及時發現和解決資本錯配問題。三是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強化人才鏈支撐。要實施更加開放、優惠的人才政策，建立科學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對在科技創新中取得突出成績的人才給予榮譽表彰和實質性獎勵，不斷提高科技人才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待遇。
（三）策略布局：統籌推進城鄉融合與區域協同發展
協調發展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底層邏輯，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因此，首先要依托新質生產力加快構建生產要素有序轉移、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城鄉協調發展新機制，優化鄉村生產力空間布局，培育新質產業集群，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打造地方特色農業品牌。其次，加快推進數字鄉村建設，利用數字帶來的技術福利和經濟效益構建現代化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提升鄉鎮企業生產效率和管理水平，拓展農民增收空間，做大農村經濟“蛋糕”。再者，要加快城鄉交通路網、新型水利電力、數字網絡等基礎設施協同建設，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鄉村產業開發，推動城市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向農村流動，提升鄉村地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養老等公共服務質量，逐步形成“城市科技賦能鄉村、鄉村需求反哺城市”的良性循環，帶動城鄉居民共同增收致富。
我國地域遼闊，各地區資源稟賦、生態環境、發展基礎差異較大，與東部沿海省份以及京津冀、長三角等經濟圈相比，中西部地區與東北老工業基地在人才引進、資本投資、技術創新等方面存在明顯短板，成為制約區域間協同發展的梗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地區要結合實際情況，因地制宜、揚長補短，走出適合本地區實際的高質量發展之路。”因此，各地區要牢牢把握“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核心原則，探尋地區發展規律。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講，須立足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通過搭建數智化平臺加強與發達地區的信息資源共建共享，引入新技術、新模式壯大本地特色產業、優勢產業，強化內生“造血”功能。
（四）制度保障：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優化財富分配與資源配置，釋放新質生產力活力促進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改革，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好政府調節作用。
一方面，要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新質生產力是依托社會主義市場發展的生產力，新質要素只有在市場作用的發酵下才能不斷升級改造，其中勞動者為保持就業競爭力要不斷提升勞動能力，勞動資料升級需要的新技術在市場機制中產生、優化和配置，勞動對象的內容和范圍在市場利潤機制的牽引下得以拓展。因此，首先要善用政策工具，完善市場準入制度，進一步簡化產業行政審批程序，嚴格執行“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破除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為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留足空間。其次，要完善新型科技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推動對數字產權、數據產權的前瞻性探索和立法保護，穩定創新創業者預期，保障各類所有制企業、大中小企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然而，眾所周知，市場具有盲目性、自發性與滯后性的固有弊端，如果任憑各生產要素在市場自由發展，可能會進一步加劇行業壟斷、惡性競爭等問題。因此還應當建立嚴格標準的市場監督管理機制，對新質生產力催生出的各類新業態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和引導，避免采取“一刀切”或放任不管的工作手段，真正發揮好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協同作用。
另一方面，要以制度創新銜接生產力發展與收入分配公平正義。收入分配制度決定著新質生產力發展成效能否惠及人民，影響著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進程。在勞動收入初次分配中，除了要堅持效率與公平原則，還要嵌入“共享”邏輯，完善勞動、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分配機制，加快出臺關于高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激勵的政策文件，讓新質勞動者享受新質生產力發展帶來的增值收益。同時，要利用數字技術優勢盤活零工經濟，引領靈活就業平臺規范發展，保障新就業群體的工資待遇和社會福利，拓寬低收入群體增收渠道。再分配中，要強化政府調節作用，通過財政手段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加征稅費，對高新技術企業實施稅收減免，合理增加技術勞動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推動更多公共資源向低收入人群和偏遠地區傾斜。在第三次分配階段，要引導民營企業借助新質生產力要素資源，開拓公益服務創新路徑，鼓勵高收益新興企業將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中，使全體勞動者共享科技發展紅利。
作者單位：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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