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剖析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的初始性視角。就機遇而言，超大規模人口通過數量、質量、結構的框架帶來了規模巨大的食物市場、深厚的人力資本存量、眾多的小農，它們為農業技術的需求、供給和流通提供了有益激勵；就挑戰而言，人口的超大規模性衍生了超復雜性，造成小農劣勢的累加、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巨大的社會治理壓力，從而阻礙了農業技術進步。同時存在的正向與負向影響構成了人口規模與技術進步關系的“一體兩面”。推動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的未來實踐，需要把握農業技術的經濟性與生態性、多元性與公共性、先進性與適用性，提高小農與人才的組織化程度，實現人口消解效應的二階突破。
關鍵詞：超大規模人口；農業技術現代化；現實機遇；潛在挑戰；實踐思路
引言：農業資源的有限性與超大規模人口的無限需求之間的矛盾運動，充分表明農業技術進步是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因素[1]。從本質來看，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社會資源稟賦的最基本特征，是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在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研究中國農業技術進步問題，必然映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從關系來看，一方面，超大規模人口既是農業技術進步的供給主體，也是農業技術進步的需求主體，扮演著技術創新者、傳播者和應用者的多元角色；另一方面，農業技術進步是由技術創新、技術擴散、技術應用組成的動態循環演進過程，其推廣和應用也在悄然改變著超大規模農民群體的生產決策與生活狀態。事實上，中國人口質量和人口結構的內在特征，通過超大規模的加成，既決定了中國農業技術現代化無法通過少數幾項技術深化獲得國際性持續比較優勢，也決定了中國農業技術的任何一小步前進都會因超大規模的經濟社會效益而沖擊國際農業技術供需格局和農產品貿易格局，因此中國農業技術的發展必然受到美國、歐盟等壟斷資本的打壓。故而，我們必須也必然需要走一條獨立自主的農業技術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之路。
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建構于農業、農村、農民的特殊表征。就事實而言，當前中國農業技術進步呈現出傳統性與現代性并存的特征，其具象淵藪來自中國超大規模的小農戶群體性質。在國家農業資源稟賦有限的前提下，數量超大、質量較低、結構超小的小農戶一方面延續著傳統農業中家庭經營所需要的技術組合，另一方面也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分享著現代農業技術創新的高效成果[2]。作為農業現代化的原發性動力，農業技術現代化的核心意蘊在于促使農業生產要素的現代性更替，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故在超大規模小農群體約束下，中國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的獨特要義便是推動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技術有機銜接。
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具有技術現代化發展的一般規律。面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包括農業技術在內的技術體系逐漸成為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生產力形態，對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這三要素及其優化組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農業技術進步是新時代推動農業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同時，按照誘致性技術變遷理論推導可知，農業技術的變遷方向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稟賦與市場需求。而中國農業生產經營面臨著土地稀缺和勞動稀缺的雙重壓力，超大規模人口造成的糧食緊平衡以及農村人口的大規模流出共同呼喚技術對土地、勞動要素的替代。現階段，中國超大規模的人口正在發生轉型，為農業技術現代化帶來了新的問題也創造了新的條件。
目前，學界對超大規模人口與農業技術現代化的關系問題討論較為缺乏，一方面對超大規模人口的分析側重于人口學特征，而忽略了人口經濟學視角的探討；另一方面對農業技術現代化的研究側重于數據測算，而忽略了在超大規模人口背景下開展理論闡釋。基于此，本文立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以人口規模巨大與農業技術現代化的關系為核心議題，嘗試探討在超大規模人口特征下，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的現實機遇、潛在挑戰與未來進路，以期為學界爭鳴和政策設計提供有益參考。
一、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的現實機遇
超大規模人口通常隱藏在生產關系內部，但其并非是不可分解的純粹理性概念，也不是一個模糊的符號或難以打開的“黑箱”，而是可以通過數量、質量、結構的框架予以解構的概念集合。在超大規模性的影響下，人口特征的內在優勢能夠通過“量”的有效積累轉化為“質”的爆發式突破，在這個過程中人口因素將會為現代農業技術的需求端、供給端和流通端創造有益的發展基礎。同時，人口規模巨大也意味著強烈的資源集聚效應，使得資源配置與資源利用的過程都具有相對長期的穩定性。換言之，人口內部特征的質變所引起的現代農業技術變革不是短促的，而是將以相對穩定的狀態長期存在。
（一）數量上，人口規模巨大激活了農業技術需求
超大規模人口的最直接體現就是中國人口數量的巨大性，雖然自2022年開始中國人口轉向負增長，但是人口負增長的早期階段仍然會沿襲人口規模巨大的歷史慣性。2024年末全國人口總量為14.08億[3]，預計至2050年仍將在13億人以上[4]。超大的人口規模蘊藏著超大規模的潛在消費市場，而以農產品為基礎的龐大食物消費需求，通過產業鏈和價值鏈的傳遞，將為農業技術進步提供足夠的市場激勵。農產品需求市場在超大規模人口與現代農業技術需求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具體而言，農產品需求市場對現代農業技術的需求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超大規模人口的農產品需求規模巨大。就口糧消費而言，全國人均原糧消費量從最高值2021年的144.6公斤下降到2023年的134.4公斤[5]162，且2024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14130億斤[6]，全國人均糧食占有量已經超過500公斤，遠超400公斤國際糧食安全線。然而就總量消費來看，國內糧食產量無法滿足需求，2024年我國糧食進口總量達到1.58億噸[7]，糧食對外依存度仍然高達18.27%。第二，超大規模人口的農產品需求結構升級。我國口糧消費減少但糧食進口數量極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產品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居民從關注“吃得飽”轉向重視“吃得好”。肉蛋奶和蔬菜水果的消費量呈現顯著的增加趨勢，這些農產品的生產既占用土地資源也會消耗糧食。如果將口糧、飼料用糧、工業用糧、損失浪費用糧和種子用糧加總起來，預計到2030年全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將超過517.3公斤[8]。事實上，隨著居民膳食消費結構的升級，我國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的承載壓力不斷增加，2016年至2022年全國食物自給率從77.6%下降到72.5%，食物自給能力始終處于中度不安全的水平[9]。第三，超大規模人口的農產品需求觀念復雜。不同地域之間、不同代際之間、不同收入水平之間的居民的消費習慣不同，這就產生了對不同種類農產品及其加工品的消費需求，而任何一種微小的消費需求在超大規模人口的加持下都會形成一個很大的市場。毫無疑問，這會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加工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突破有限的農業自然稟賦的約束、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就形成了對農業技術現代化的強烈需求。
（二）質量上，人力資本深厚保障了農業技術供給
盡管大規模人口所形成的食物消費壓力為新型農業技術的出現提供了需求空間，但是一個擁有大規模人口的社會并不必然會產生顛覆性的農業技術。著名的“李約瑟之謎”中便潛藏了對“大規模人口引致技術進步”觀點的質疑。據葛劍雄估計，中國人口在1800年便達到了3.40億，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30.25%—41.77%，而在1850年更是達到了新中國成立前的最高峰4.30億，約占全球人口總數的30.69%—39.41%。[10]4可以發現，清代中晚期的人口數量很大且其占全球人口的比重也遠高于當代中國。然而，明清之際的大規模人口并未帶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及其之后的技術進步不再主要依賴經驗積累，而是需要更多科學實驗，相對削弱了人口規模對技術進步的正向影響，越來越突出人口質量在技術進步中的作用。正因如此，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Kremer才認為，由于智力的分布狀況存在同等規律，那么人口越多則能做出重大發現的發明家越多，從生產力進步中獲益的人也越多[11]。換言之，人口規模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是通過“發明家”的數量起作用的，而“發明家”亦或“科學家”的數量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社會的人口質量——也就是人力資本積累水平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資本對農業技術現代化的影響不是直接作用于技術消費端，而是直接作用于技術生產端。科研成果的迸發造就著新的農業技術與應用形式，這種新技術的供給創造著需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指出“生產生產著消費……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12]16同樣，在人力資本的作用下，現代農業技術的“供給”決定了“需求”。對當代中國而言，人力資本與超大人口規模的疊加，促成了人力資本積累量的超大規模化，從而有力保障了現代農業技術供給。據李海崢等的測算，自1985年至2022年，中國人力資本存量和實際勞動力人力資本量分別由42.03萬億元、17.08萬億元增加到606.85萬億元、169.52萬億元[13]。具體而言，其支撐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規模巨大的人才隊伍。中國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轉變體現為人才規模的巨大化，一方面是擁有超大規模的高水平科技工作者，2023年全國試驗與研究發展（R&D）人員達到1022.54萬人[14]3，全國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更是超過2.5億[15]；另一方面是擁有超大規模的高素質普通勞動者，2023年全國就業人員中受教育程度為高中及以上的占比為40.90%，約為3.03億人[16]39，全國存量勞動力和新增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別達到11.05年、14年，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17]。正是因為既有拔尖人才又有大國工匠，中國農業技術進步才獲得從創新到應用全鏈條的人才支撐。第二，獨立多元的學科體系。新時代的技術創新具有非連續性和不確定性等特點，強調跨學科、跨領域的交叉融合和集成交互。通常而言，農業技術的創新處于技術擴散和延伸的末端，需要以機械工程、生物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的前進為依托。超大規模的人口基數使得各個學科的人才隊伍都非常龐大，2021年全國有1965.64萬本科在校生、365.36萬研究生在校生[18]6，分布在十三個學科門類和新興交叉學科，為農業技術的集成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學科環境。第三，全備完整的產業體系。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已建成3萬多家基礎級智能工廠。[19]由“斯密-楊格”定理可知，人口規模所決定的市場規模與產業分工相互影響，從而出現了規模報酬遞增規律。因此，人口規模通過影響產業結構的完整性，為農業技術創新與應用提供了有益的市場環境。
（三）結構上，小農數量眾多加快了農業技術流通
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總體特征之下，中國的小農數量同樣是超大規模的。從“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的社會形態轉型，促使小農市場化程度提高和內部分化加劇，但是卻并未消解中國小農經營的基本格局。2022年我國家庭承包經營耕地的農戶數為2.21億戶，以承包經營的耕地總面積為基準，除去流轉入非小農戶（這里包括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其主體）的面積，農戶實際經營耕地面積約為12.62億畝，平均每戶經營約5.72畝。[20]131同時，2023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為1.69億人、鄉村就業人員為2.70億人。[5]108這表明，小農戶數量巨大是超大規模人口特征的重要表現之一，也是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所具有的獨特背景。具體而言，其作用機制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第一，數量眾多的小農通過數字化技術聯結起來，有利于發揮數據要素的規模效應。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將“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21]566彼此間缺乏聯系的小農戶聯結起來。一方面，小農戶為數據集聚創造了條件。截至2024年末，我國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達67.4%，農村網民規模達3.13億人。[22]超大規模的小農戶通過信息平臺將形成巨量的農業技術交流數據，而數據要素的規模越大越有利于降低數據管理成本、完善數據應用場景。另一方面，小農戶也接受著數字平臺的技術指導。截至2024年9月，農業農村部初步匯聚全國約11.07億塊農村承包地、9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等數據，“全農碼”累計賦碼22.76億個，通過“農事直通”APP服務主體達106萬。[22]毋庸置疑，龐大數據量的交互將為新技術的生成提供實驗環境，因為“技術會催生新的技術”[23]266，從而增加了農業技術集成創新的可能性。第二，超大規模小農孕育出數量眾多的新型經營主體，有利于加快技術示范與服務。農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蓬勃發展為農業技術進步提供了中間介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具有更高的風險承擔能力和資本調動能力，一方面會做出新技術傳播的示范，另一方面會提供新技術應用的服務。例如，加入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小農戶采納測土配方施肥等技術的概率顯著提高[24]。第三，小農大規模流出與老齡化程度加劇，有利于提高現代農業技術傳播推廣速度。小農戶的超大規模性是動態的規模性，其數量和質量的收縮是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后的必然發展過程。從2015年至2024年，鄉村人口數量從5.9億減少到4.6億，平均每年減少1000多萬。[25]全國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從2014年至2023年，我國鄉村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從11.51%增加到19.97%[26]。鄉村人口的大規模老齡化將從經濟、社會、生態多個角度威脅農業可持續發展[27]，也將為技術替代勞動提供現實基礎。
二、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的潛在挑戰
規模性會生成復雜性。社會系統理論的提出者盧曼從非常抽象的角度將“復雜性”界定為系統形態開放的一系列可能性，他認為任何系統都是極度復雜的，世界的可能性超出系統對其反應能力所及的范圍[28]5-11，而“復雜性”本身取決于系統中要素的數量、異質性和相互間的連接程度。借助此框架觀察中國現實可知，巨大的人口數量、人口內部劇烈分化、人與人之間高度的緊密聯系，已經將中國從一個傳統的、規模巨大但復雜度低的社會重新塑造成一個動態的、規模超大且復雜度高的社會[29]。超大的人口規模給農業技術現代化帶來的挑戰，恰恰來自人口數量的超規模性所帶來的超復雜性。
（一）人口超規模性導致了小農劣勢的累加
面對技術進步，小農戶會表現出自我束縛的劣勢。馬克思指出，小塊土地經營會“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對科學的累進的應用”[30]912。雖然隨著數字化智能化社會轉型的深入推進，數量眾多的小農通過數據量的積累為農業技術流通帶來了機遇，但是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技術之間具有天然地不適應。由于規模巨大，小農對新型農業技術的天然排斥也會累積，并因之形成一種對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性阻礙力量。
第一，小農缺乏風險承擔能力。在傳統農業中，小農家庭經營的結構是相對穩定的，但由于生產力低下，小農戶在面臨自然災害、農產品價格波動、封建剝削、土地兼并等多方面的沖擊時，往往無力應對。在集體土地所有制的產權結構之下，我國從事家庭承包經營的小農戶固然已經擺脫了地權剝削，但由于經營規模很小，面對自然和市場的雙重風險仍然缺乏足夠的抵御能力。第二，小農缺乏技術革新意愿。與生俱來的風險厭惡型偏好進一步導致小農戶缺乏使用新技術的意愿。一方面，使用新的農業技術往往需要追加投資，而農業具有地域性特征，一項新技術進入具體的農業區域需要適應當地的土壤和氣候，因此任何使用新技術的投資中都包含著無法收回的風險，小農戶“對拿一塊田地的收成做賭注來進行試驗總是猶豫不決”[31]32。另一方面，農業經營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的比重逐漸降低，202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0132.8元，其中第一產業經營凈收入僅有4567.2元，占比約為22.69%，[20]157由于更多的收入來自非農產業，兼業化農戶更多地追求土地產出的穩定性，以節省農業勞動投入并將省出的勞動時間用于非農產業，缺乏對農業技術投資的意愿。第三，小農缺乏現代技術知識。2019年我國農業經營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大于90%、50%—90%、10%—50%、小于10%的農戶中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分別為83.8%、74.2%、76.2%、71.8%。[32]31-32這意味著多數農戶只進行了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習，在農戶分化與技術智能化的背景下，越依賴農業收入的小農戶越不適應現代技術。
雖然并非每一個小農戶都缺乏知識和技術革新的意愿，但是就總體特征而言，對待先進農業技術，小農戶普遍存在“不敢”“不愿”“不會”的狀況。由于小農數量眾多，個體小農戶的劣勢也就被放大成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
（二）人口超規模性加劇了人與資源的矛盾
在技術水平既定的條件下，超規模性使人口對資源的壓迫成為常態。任何資源量經過人均計算都會變得驚人的少。技術真正形成生產力還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農業技術進步包括創新與擴散兩個階段，各個環節都有可能遭遇資源的相對稀缺，因此任何配套資源的不足都會導致農業技術現代化的滯緩。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老齡化人口規模和小農戶規模對農業技術相關資源的負向效應。
第一，老齡人口的超規模性對農業技術創新資源的擠出效應。農業是技術應用的客體場域，就其性質而言，一方面，農業本身面臨著自然與市場的雙重風險，這導致了技術投入的回報具有不可預測性；另一方面，相比于制造業與服務業，農業的生產周期更長，作物播種與收獲之間相隔數月甚至數年，這意味著技術研發的時間成本更高。因此農業技術創新本身所能吸引到的人才、資金等資源的量是不充分的。而巨大的老年人口規模進一步擠出了農業領域本就不富裕的資源量。從宏觀角度來看，人口嚴重老齡化會促使政府財政支出向養老、醫療、保健等領域傾斜，擠占對于農業技術研發的投入；從微觀角度來看，家庭養老負擔越重則用于教育、生產資料的投資會越少。由此，人口規模性與農業復雜性的風險疊加，加劇了農業技術研發的資源稀缺程度。第二，小農戶的超規模性對農業技術應用資源的消解效應。無論是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還是試驗發展階段的農業投資，都會因小農戶數量眾多導致人均投資不足。2023年我國農林牧漁業的研究與開發機構R&D經費支出總額為256.89億元，其中種植業R&D經費支出為142.29億元，遠低于制造業的2080.29億元經費[14]70-73。與2.21億戶小農數量相比可知，平均到每戶的農業、種植業科技研發經費分別為116.24元、64.38元。同時，不同地理空間的小農戶所需的具體技術形態存在差異，因此同一項農業技術在推廣的過程中需要開展適度“微型化”“低成本”的改造，這就造成農業技術進步鏈條上普遍的“節點消解”。
綜合而言，以老年人口規模和小農規模為代表，人口規模給農業技術進步帶來的挑戰與機遇是同時存在的，兩者是人口與技術關系的“一體兩面”。從內在影響機制來看，人口規模與農業技術進步之間看似“矛盾”的關系，恰恰表明人口規模之下的復雜性在發揮作用。
（三）人口超規模性增大了社會治理的壓力
國家人口規模建構了社會治理成本問題。一般而言，治理單元的規模越大則治理成本越高，進而影響治理結構選擇。黃仁宇認為，正是因為中國古代龐大的治理規模與實際治理手段之間的不匹配，才造成一系列歷史問題[33]311-338。而一個急劇變遷與轉型的超大規模社會必然面臨更多風險，社會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會形成巨大的治理負荷。因此，推進農業技術進步必然要考慮到社會治理壓力。治理規模取決于治理內容[34]，同樣治理成本也來自治理內容。當前我國農戶內部分化加劇，不同類型的農戶對農業技術的需求狀況與適應狀況復雜，所以國家圍繞農業技術進步所需要考慮的治理要素也是復雜多樣且多變的。在超大規模效應的加持下，任何一個分化的農民群體數量都很大，故當技術進步對社會產生沖擊之時，所形成的社會治理成本和治理壓力都是巨大的。其中，最棘手的問題在于，現代農業技術更加適宜規模化經營，從而對小農戶產生了擠出效應。自工業革命以來，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構便出現了明顯的偏向性，即新的農業技術往往屬于資本偏向型技術。1978年至2020年，中國農業資本有機構成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35]。當新型技術要素替代“本地化”小型資源時，小農戶所掌握的如何利用小型資源的經驗也將失效，故對新技術不加考慮地大量引入，反而可能會侵蝕小農戶的生存空間[36]，引致潛在的貧困與不穩定問題。
總之，超大規模人口帶來的復雜社會結構對國家治理能力形成了壓迫，影響了農業技術研發與推廣的政策設計，增加了農業技術現代化的內部管理成本與外部交易成本。面對人口超規模性與復雜性，國家在發展農業技術的過程中必然需要統籌人口結構中各個組成部分的利益。這意味著農業技術現代化不能只關注前沿技術的革新，同時要兼顧傳統技術的升級，保障小農的生計與發展。
三、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的實踐思路
面對人口的超規模性與超復雜性，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上既有機遇也充滿挑戰。農業技術進步的動力與阻力同時來自人口規模特征的各個側面。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農業技術也呈現出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發展趨勢。故構建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實踐的未來思路，需要錨定超大規模人口特征與技術發展的前沿方向，重視技術本身的多重屬性及技術與社會的雙向互動關系。
（一）注重農業技術創新的經濟性與生態性
超大規模人口對食物的巨大需求以及對資源環境產生的強烈壓迫，給農業技術創新提供了方向規制。一方面要求農業技術創新具有經濟屬性，通過顛覆性農業技術革新，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以滿足人民對于食物的消費需求；另一方面要求農業技術創新符合生態特征，以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經濟性與生態性是當代農業技術創新的基礎性質，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實現兩者協同發展。
第一，應該多措并舉推動農業技術顛覆性創新。正如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所提出的“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瞄準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強化農業科研資源力量統籌，培育農業科技領軍企業。”[37]一方面，以農業的未來產業形態為場域依托，當前需要加快農業數字技術、農業生物化學技術、智能農業技術等多項技術革新，尤其需要突破現代生物育種與智慧農業系統的卡點堵點[38]。另一方面，農業技術的革命性突破與農業要素的創新性配置生發于市場經濟之中，故在技術進步的過程中需要注重發揮農業科技企業與企業家的作用。
第二，應該著重引導發揮農業技術的生態價值。農業技術的創新必須做到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統一。這是由農業新質生產力的綠色生態屬性所決定的，更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生態環境、田園價值的普遍追求所決定的。一方面，應當大力發展環境友好型農業技術，充分試驗和監測生物化學技術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有序開展技術項目立項、監督和管理。另一方面，應當充分結合中華傳統農耕文化中的生態思想，例如農畜結合、稻田養魚等傳統可持續的耕作模式，促進傳統農業技術與現代科技力量有機結合。
（二）強調農業技術應用的多元性與公共性
農業技術應用涉及的主體范圍很廣，包括農業科研院所、政府農業技術推廣部門、農資市場經營主體、以農民專業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小農戶，其中最為重要的主體便是規模巨大的小農戶。小農戶經營的耕地面積約為全國耕地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同時小農戶也是構成農村社會的最基本要素，如果小農群體能夠廣泛采納智能化綠色化的前沿技術，那么農業和農村形態都將重塑。
第一，應該保障多元性農業技術的社會存在。一方面，中國農業分區范圍跨度很大，技術應用具有區域多元性，東中西部在地形地勢、土壤水文等各個方面都存在顯著差異，區域間選擇的最優技術組合不同。另一方面，農業涉及的群體具有多元性，農業龍頭企業、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小農戶之間互不相同，且小農戶內部分化嚴重，純農戶、兼業農戶并存，不同經營主體所需的技術應用方式不同。這就要求推廣多元化的農業技術，既要在理論和技術層面上先進，又要在成本收益上能讓農民接受。既有適用于大農場的大型耕種收智慧系統，也有適用于小農戶的輕量化智能工具。因此，農業技術的創新與擴散不能在遠離鄉村的實驗室內完成，而要在整個技術進步過程中密切聯系農業農村實際[39]。
第二，應該加強公共性農業技術的社會供給。農業技術推廣應用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性質，在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整治等方面存在正的外部性。一方面，政府部門要積極組織公益性農業技術培訓項目，推動建立現代農技推廣服務體系，讓盡可能多的小農戶掌握現代經營理念和技術裝備。另一方面，市場主體則要處理好農技服務的公益性與商業性的矛盾，通過社會化服務將現代生產要素、企業家能力、組織方式引入小農生產經營全過程，滿足小農戶對技術的多樣化需求。同時，需要發揮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技術推廣上的示范效應，以非正式的社會關系網絡彌補正式推廣體系的不足。
（三）平衡農業技術結構的先進性與適用性
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分置并沒有完全破解地塊細碎化的空間格局，同時“三輪”延包政策雖然穩定了承包經營權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家庭小規模、地塊分散化的特征。由此生成了人口超規模性的深層次制度悖論——小規模分散化經營的長期存在與農業技術的規模經濟空間之間的矛盾。換言之，帶有傳統特征的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技術的有機銜接問題是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上的關鍵癥結。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將人口與技術的關系從消解轉變為重構。
第一，應該進行對人口消解效應的二階突破。超大規模的小農群體對農業技術資源的消解，在本質上是推進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組織形態與技術范式的錯配。而破解這一困境需要超越傳統要素的投入邏輯，深入開拓規模經濟新空間，推動先進農業技術的應用從“土地規模”轉向“數據規模”、從“經營規模”轉向“服務規模”，將規模巨大的小農戶和其他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納入現代農業的智能化管理網絡，以實現從人口成本負擔到人口數據紅利的躍遷。因此，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構建“農業農村大數據平臺”，整合農地資源、種質資源、農資與農產品市場信息等數據，加強對各類農業經營主體生產規劃、災害預防的監管與指導，實現對傳統鄉土社會中“數目字管理”能力的歷史性補課；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搜集農業技術研發人員、推廣人員與農業實際經營者的經驗反饋，搭建農業技術推廣與擴散的虛擬服務系統，實現人口的數據化資源轉變為人口的數據化資產。
第二，應該有效地提高小農戶的組織化程度。一方面，需要將小農戶在經濟層面有效地組織起來。推動內生于小農群體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的創立與經營，逐步整合鄉村土地、文化、生態資源，以小農戶享有控制權的合作社為中介主體，實現現代先進技術與小農戶的適配。另一方面，需要努力化解資本對小農戶的沖擊。靈活調整現行農業支持政策，剝離對“資本下鄉式”的龍頭企業、“虛假聯合式”的空殼合作社等主體的資源注入，強化對內生于小農戶且由小農戶掌握的合作組織的資源幫扶，切實防范具有較高資本有機構成的新技術擠壓小農戶的生存空間。
四、結語
從全球經濟增長的經驗來看，人均GDP最高的十個國家中幾乎都是人口不超過千萬的小國，任何統計模型估計結果都支持人口規模對經濟增長的負相關性[40]。然而，14億的超大規模人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特征。同樣，超大規模人口也是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道路的建構基礎。人口規模對農業技術進步的影響是辯證的，既帶來了機遇，又生成了挑戰，這正是因為人口的超規模性衍生了人口的超復雜性。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口的超規模性都隱藏在生產關系內部，滲透在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41]。事實上，統計學方式難以全面刻畫人口問題，因為每個個體都是能動的個體。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全國性的組織動員，形成獨具特色的舉國體制。面向未來，推進中國式農業技術現代化，也需要發揮中國共產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作用，加快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加強科技研發與推廣人才的培養、穩步推進小農組織化與人才組織化進程，有效應對人口規模給農業技術帶來的各項風險挑戰。
參考文獻：略
作者解安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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