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盤薩托利與鄒讜的概念研究
摘要：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研究起源于上個世紀中葉，以阿爾蒙德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者首開其端。在批判結構功能主義的基礎上，薩托利奠定了以“二分法”為基本特征的經典概念研究傳統，并長期居于主流地位。與此同時，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鄒讜與薩托利展開了有針對性的對話，捍衛和發展結構功能主義的概念分析策略，形成了不同于薩托利的以“程度主義”為特征的概念研究傳統。由于各種原因（包括冷戰），結構功能主義和鄒讜的概念研究傳統被遮蔽了。從時代背景入手，復盤薩托利和鄒讜的概念分析策略并進行比較可見，中國政治研究應“將鄒讜帶回來”，超越二分法的局限?；凇爸袊浆F代化”實踐而從事的知識自主生產/概念-理論創新，既要克服西方中國政治研究中的系統性偏見，也要保持開放的學術對話，從而將中國經驗帶入比較政治學的知識傳統。
關鍵詞：中國政治研究；概念范式；二分法；程度主義
一、問題提出
西方世界關于中國的研究，起家于漢學（sinology），以歐洲為大本營。二戰之后經歷了一個社會科學化的過程，學術重心從歐洲移向北美。政治學研究作為其中的一個小分支，從初期強調特殊性的區域研究逐漸轉向比較政治學視野下的國別研究——關注抽象理論與經驗材料之間的互動。正是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概念研究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并形成了兩種不同的學術傳統。比較政治學現在流行的諸多重要概念，便是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形成的。在某種意義上，二戰之后的那段時間是比較政治學概念研究的“立憲時刻”。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在第三波民主化研究中出現的概念創新和相關爭論，既是對經典概念范式的挑戰，也是對它的繼承和延續。即使在今天，我們的思考仍沒有超越這個基本底盤。
二十一世紀才剛接近1/4的時間，我們無法判定本世紀對社會科學的最大沖擊是否來自“中國式現代化”，但其橫空出世的方式確實對比較政治學的知識體系、理論和概念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某種意義上，概念研究正在進入“修憲階段”。國內官方和學界大力倡導自主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對概念的重視已成為一種學術自覺。在這種情況下，回顧和反思比較政治學關于中國政治研究的概念之爭及演化脈絡，似乎很有必要。這既是從事高質量概念創新活動的前提條件，避免走不必要的歪路，也是尊重學術發展內在邏輯的不二法門。
本文的一個寫作意圖是，在盤點比較政治學概念研究的基礎上，將鄒讜先生的概念分析方法發揚和光大起來。到目前為止，在比較政治學中占據主流地位的是薩托利的概念分析范式。這一事實本身沒有問題，以薩托利的學術功力可謂當之無愧。問題在于另一半被遮蔽的事實——鄒讜先生在概念分析方面的學術貢獻尚未得到應有的闡發，至少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內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筆者以為，這是比較政治學概念研究中存在的一個結構性誤識。如果說克服西方中國政治研究中的系統性偏見須從基礎概念開始，那么概念研究本身則應當從反思薩托利概念分析傳統以及“將鄒讜帶回來”入手。上述思考在寫作結構方面有所體現，本文將薩托利與鄒讜兩位學術前賢并置起來敘述，以示對兩種概念分析傳統的同等重視。
二、比較政治學概念分析的創典時期
（一）比較政治學中概念問題的歷史生成
如果從亞里士多德等人關于古希臘城邦政治的比較研究開始算起——著名的古典政體分類學說便是基于比較研究（至少是多案例的經驗觀察）而提出的，那么寬泛意義上的比較政治學之發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段幾乎囊括了從古希臘到近代民族國家誕生的漫長時間，是比較政治學的“史前史”，也是一部奠基史。第二段是近代民族國家成為世界歷史的主角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階段的比較政治學以規范性和描述性相結合的“老制度主義”而著稱，其顯著特征是研究對象局限于西方文明的范圍之內。換言之，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西方國家自身，一如國際體系在剛誕生時具有明確的邊界，局限于基督教文明的國度。以今日之眼光審視，20世紀50年代之前，比較政治學的所謂比較其實是對國別個案的描述，一如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所說：“比較政府領域幾乎不涉及‘比較’。它只不過是對主要的歐洲強國做個別的逐案研究。你研究英國政府，你研究法國政府，你研究德國政府。英國、法國、德國，也許還有一點點意大利，極罕見時有日本，就這些。非西方世界沒有代表，較小的西方強國也沒有代表?！钡谌问加诙鸾Y束之后，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耀眼一時的帝國盛景成為昨日黃花，眾多新興民族國家紛紛涌現，聯合國舞臺上一下子出現了許多新的面孔。作為一種必要的學術回應，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第一次擴展到西方文明之外。
研究范圍的擴張帶來了全新的問題。比較政治學從第一階段到第二階段的過渡，雖然存在許多重要的變化——如分析單元從早期的城邦共同體逐漸演化為民族國家，傳統社會逐步轉向近現代社會等，但這種變化是在西方文明內部自然發生的，可以通過既有概念的調適和累積性的概念創新形成新的話語，并與時代變遷相適應。但是，比較政治學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轉型遇到了一個以前不曾遭遇的大問題：比較政治學的基本概念是在西方文明的歷史演化中形成的，是否適用于廣大的非西方國家？跨文明、跨政體、跨發展階段的國家如何進行比較？
這個問題確實不太好回答，非西方國家的學者時常會同時產生兩種即時反應：一是隔靴搔癢，外來概念根本無法理解本國經驗現象；二是旁觀者清，外來和尚好念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國家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可以將西方概念移植到非西方社會，另一種則作出了相反的回答。如果將時間因素納入進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比較政治學第三階段的早期，這個問題引發的爭議顯得尤為尖銳。
有理論問題（也是現實需求）就會有解決理論問題的供給。比較政治學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以阿爾蒙德為代表的一批學者，集聚于“比較政治委員會”，并在這個議題上投入了很多時間和精力，致力于解決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如何在全新形勢下為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能將廣大的非西方社會/新興民族國家包容進來的分析框架？二是如何為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一系列具有普遍適用性（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概念工具？
（二）比較政治學的分析框架
1960年阿爾蒙德和科爾曼（James S.Coleman）合作編著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一書，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阿爾蒙德為該書撰寫了導論，題目是《比較政治學的功能研究法》。這一長篇導論是阿爾蒙德的學術成名作，也是結構功能主義在學界的正式亮相。在隨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阿爾蒙德持續對這一理論框架進行修正和豐富，使其不斷完善。對于本文的討論來說，這一理論框架有三個值得關注的特點：
首先，將所有的政治體系（從最原始的部落、傳統社會、過渡性社會/轉型中社會到發達國家）都納入比較政治學的分析范圍。阿爾蒙德反對當時頗為流行的“國家與非國家”二分法（state-nonstatedichotomy）。如果這樣處置的話，比較政治學就有可能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一是關于國家的研究，一是關于非國家政治共同體的研究。阿爾蒙德認為應當建構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將所有的政治單元都包容進來，將其置于同一平臺進行研究。
其次，所有的政治體系都具有四個共同的特征：（1）政治結構的普遍性：政治結構被界定為一種合法的相互作用的模式，通過這種模式社會秩序得以維護。（2）政治功能的普遍性：在輸入方面，有政治社會化和錄用、利益表達、利益綜合、政治溝通；在輸出方面有法規制定、法規實施和法規裁決。（3）政治結構的多功能性：現代體系中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不是一對一的關系，“雖說原始的、傳統的、過渡性的體系擁有更多的斷斷續續的政治結構，但現代的政治體系同樣也擁有這種斷斷續續的政治結構”。阿爾蒙德強調，西方和非西方政治體系之間的差異不應夸大。（4）政治體系的文化混合特征：在發達社會中依然可以找到被認為是原始社會所特有的政治結構，如履行特定政治功能的專門機構中可以發現初級團體/非正式結構的存在和影響。反過來也一樣，“在原始的和傳統的政治體系中，既有初級的結構，也有二級的結構，而二級的結構（專門化、普遍化、成就性）具有現代特色?！币虼耍八械恼误w系，不論是發達的西方體系還是欠發達的非西方體系，都是過渡性體系，或是正在發生文化變革的體系”。對于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建構來說，這四大特征具有奠基性的作用或功能：一方面，這是阿爾蒙德反對“國家-非國家”二分法的經驗依憑，與此同時也是其將所有政治體系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的邏輯根據。
第三，政治功能的系統化。在早期輸入輸出七種功能之外，增加了汲取功能、管制功能和分配功能；并將所有的政治功能加以結構化，分別歸入體系功能、過程功能和政策功能三大類型，最終形成了一個有層次的分析框架。在阿爾蒙德看來，體系功能、過程功能和政策功能是所有政治體系都具備的：“這些功能概念描述了任一社會中所發生的活動和過程，而無論其政治體系的結構或其特定的政策。記住這些功能我們就能夠確定不同國家中的機構是如何協調履行這些功能并產生不同的結果?！?/span>
時任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的鄧恩（Frederick S. Dunn）在為《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一書撰寫的前言中指出，阿爾蒙德建構的結構功能分析框架“第一次使所有種類的政治體系之間的比較分析方法成為一種可能”。
（三）比較政治學的概念譜系
在上面的敘說中，我們已經接觸到了概念議題。對于阿爾蒙德來說，分析框架的建構和概念工具的發明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概念是理論建構的基石/單元，分析框架是概念結構化的產物。在《發展中地區的政治》一書的導論開篇，阿爾蒙德便直言：“根據一套共同的范疇，對‘發展中’地區的政治體系進行系統的比較，在這個方面，本書是一個創舉。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有必要對政治科學的概念性詞匯做一些探索?！睂τ谶@項工作，阿爾蒙德可謂是全身心投入，他甚至談到了概念創新的動能：“當我們把新的術語和舊的術語加以比較時，就會有這種建立一個新的概念統一體的沖動。”作為這種學術沖動的結果，形成了一張新的詞匯表：“我們并不只是簡簡單單地為舊的詞表增加新的術語，相反，我們正在發展或改變一種新的詞匯表?！?/span>
既然阿爾蒙德使用了“詞匯表”一詞，我們就用表格的方式來呈現這一“詞匯/概念革命”的成果（參見表1）。
在表1中，轉換前的術語/概念是西方社會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歷史結晶，適用于高度同質性的西方民族國家之間的內部比較。轉換之后的術語則具有更為一般的屬性，如政治體系（political system）既可以包括西方民族國家，也可以包括非洲的部落社會以及兩者之間的廣泛中間體。打個比喻，阿爾蒙德的概念轉換相當于將“香蕉”或“蘋果”改成了“水果”，在“水果”的名目下自然可以包容更多的東西，如梨、橘子、櫻桃和榴蓮等。
經由阿爾蒙德等人的學術努力，比較政治學領域內第一次出現了以前未曾有過的情形：學者們采用一種共同的框架和一套相同的范疇從事地區性研究。
如果說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學概念研究方面開了一個頭，奠定了基石，那么概念研究的隨后發展便沿著不同的方向漸次展開。為了敘述的方便，也為了突顯本文的主題，我們選擇討論的是大家熟知的兩位學者：薩托利和鄒讜。
三、薩托利的概念研究：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批判
對概念問題的重視是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1924-2017）學術生涯和研究作品的一個顯著特征。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薩托利發表了一系列與概念研究相關的作品。1987年發表的《民主新論》（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雖然如標題所示討論的是民主理論，但每一章都是概念分析的范例。除著作之外，薩托利還在專業期刊發表若干專題論文，其中1970年在《美國政治學評論》刊行的《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一文最具影響力，被視為概念研究的經典文獻。不過，薩托利的概念研究與結構功能主義的思路并非相向而行，在某種程度上是反其道而行之。系統介紹薩托利的概念研究可能需要一部著作的容量，非本文所能承當?；诒疚牡膶懽髦既ぃ覀儗@薩托利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批判來展開敘述。這一批判性“對話”構成了薩托利概念研究的核心觀點，也奠定了不同于阿爾蒙德結構功能主義的分析傳統。在“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一文中，薩托利的概念分析及其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批評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概念的跨文化旅行與概念拉抻
薩托利沒有回避二戰之后比較政治學面臨的新問題，不過他的切入角度有所不同。在比較政治學研究范圍擴展的同時，西方比較政治學的概念術語也隨之被用來分析非西方社會的經驗現象，由此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解決問題的策略：一是發明新術語，一是移植老概念。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屬于前者——通過發明普遍適用的新術語來解決比較政治學分析概念的問題（參見表1），而薩托利則相對保守，他關注的是比較政治學既有概念的跨境/跨文化旅行問題。兩人的區別在概念研究的出發點上就已經分道揚鑣了。
薩托利以下面的文字表達了他的問題意識：“對世界研究的范圍越廣，我們需要能夠旅行的概念工具就越多。同樣明顯的是，1950年代前的政治學術語并非為從事世界范圍的、跨地區的旅行而設計的。另一方面，盡管有人大膽從事術語方面的激進創新，但很難看出西方學者如何能夠擺脫西方經驗，換言之，脫離在西方經驗基礎上歷經數千年而發展出來的政治學詞匯。因此，第一個問題是：在現有政治學詞匯的幫助下，我們能夠旅行多遠？如何旅行？”通俗一點說，所謂概念旅行（conceptual travelling）就是擴展既有概念的運用范圍，將西方文化中形成的概念運用于非西方社會的經驗研究之中。這一現象對于中國學者來說，一點也并不陌生，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皆是如此，幾乎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是“旅行”而來的（舶來品），更別提政治學。
薩托利指出，在比較政治研究中，人們采取最容易的方法是拓展概念的涵義從而擴大其應用范圍。世界越大（比較的范圍越廣），就越是訴諸于概念拉伸（conceptual stretching），亦即訴諸于模糊的、無固定內涵的概念化。由此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人們在外延（extensional coverage）上的所得被內涵精度（connotative precision）方面的損失所抵消。換言之，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成反比關系，外延越大，內涵越少。因此薩托利戲說，只能通過少且不精之說，我們才能旅行更遠，覆蓋更廣。問題是這樣做是否值得？
（二）抽象階梯
用“概念拉伸”或“概念變形”（conceptual straining）這樣的術語來描述西方概念在海外旅行時所遭遇的困境——概念內涵與外延之間的張力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展現出來，意味著薩托利對概念旅行可能導致的結果之深度憂慮。為此，他提出了一個著名概念——“抽象階梯”（ladder of abstraction），試圖以此來探尋概念旅行的適當范圍（參見表2）。
在某種意義上，抽象階梯的三個層次映射了比較政治學的三種形態：一種是國別層次的研究，通常以描述見長，重視歷史、語言、文化和社會結構的特殊性，如果有理論的話，也有相當的局限性，如果不是膚淺的話；通常無法解釋（也沒有這個研究旨趣）其他國家的現象，極端情況下可以用“一國一理論”來描述這一現象。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試圖追求全球理論（global theory or universal theory），研究對象囊括所有國家。如果說國別研究的缺陷是研究范圍過于局限，那么全球理論則相反，研究者的勃勃雄心像充滿了氫氦的氣球，將其雙腳抽離了地面（經驗）。在薩托利的心目中，結構功能主義便處在這個位置。它的缺點集中反映在兩個方面：第一，通過內涵的最小化來實現外延的最大化，內涵和外延的關系處于一種失衡的狀態；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忽視了研究對象之間存在的異質性，試圖用統一的、無差別的分析術語來從事研究。因此，薩托利贊成的是比較政治學的第三種形態：這便是當時流行的（建構）社會科學的中層理論。在薩托利看來，中層研究有效地克服了國別研究和結構功能主義面臨的問題，在保持指稱義（denotation）與內涵義（connotation）平衡的同時，還能區分不同性質的國家或政體，從而在相對同質的群體中進行有效的比較。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在總體傾向上，薩托利并不贊成概念的跨文化旅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在漫長的歷史經驗中形成的）西方概念的原汁原味——所謂的specialty。
（三）主張二分法，反對程度主義
如果說概念旅行/概念拉抻與抽象階梯關注的是研究對象/范圍擴大而產生的問題，那么薩托利關于概念性質和程度問題的討論，則集中在“二分法”與“程度主義”的議題方面。在這個問題上，薩托利的立場非常顯明，其主張可以表述為三個基本命題：第一，定性優先于定量。定量研究需要數據，數據通過測量而獲得。但在測量之前，我們必須知道要測量的東西是什么。在詢問多少之前，首先要問多少“什么”，不能把“是什么”的問題，轉化為“有多少”的問題。第二，正確分類是比較的前提。比較是在兩個既相似又不同的事物之間進行的。在同一類別中才能比較多少，因此正確分類是比較研究的基礎，也是方法論前提。第三，主張二分法（dichotomy）。薩托利明確反對程度主義，在此基礎上他區分了矛盾關系（contradictory）和相反關系（contrary），前者是對立/排斥關系，不存在中間態；后者雖然不同，但不排斥中間類型的存在。謂二分法就是矛盾關系的邏輯體現。
上述三者雖有高度簡化之嫌，但基本上刻畫了薩托利概念分析的脈絡和骨骼，在此基礎上，可以對薩托利的概念分析要素進行邏輯排序，得到一個簡化的綱要：
（1）區分客體概念與屬性概念；
（2）定性優先于定量；
（3）分類優先于比較；
（4）存在著可以辨析的本質屬性；
（5）概念屬性之間的關系是綁定的（bounded whole），應當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6）概念屬性為類型中的每一個成員所共享；
（7）不同類別的邊界非常清晰，存在一個切點（cutting point）；
（8）概念的內涵與外延成反比關系，由此形成一個可以調節的抽象階梯；
（9）避免概念拉抻的有效辦法是沿著概念的抽象階梯上升；
（10）概念的包容度和精確度不可兼得；
（11）為了維持西方概念的特別性，應當避免在抽象階梯上過高攀爬，因而提倡中層研究。
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薩托利對比較政治學概念問題的思考可謂殫精竭慮，周思縝密，其相關撰述為這門學科的理論建構奠定了扎實的概念基礎。有學者建議，每一位比較政治學研究者，以及每一門比較政治學課程，都應該認真對待薩托利，筆者深以為是，盡管未必全然贊同薩托利的所有觀點。
四、鄒讜對中國政治的分析：與薩托利的對話
1969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雜志刊載了鄒讜先生（TangTsou,1918-1999）的一篇文章，題為“西方概念與中國歷史經驗”（Western Concepts and China’s Historical Experience）。如果說薩托利的“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是概念研究的經典文獻，那么筆者以為，鄒讜的這篇文章是關于中國政治概念研究的經典之作，也是任何關于當代中國政治概念研究的邏輯出發點。
就文章格式而言，“西方概念與中國歷史經驗”是一篇書評。不過，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書評，而是一篇嚴肅的學術書評。鄒讜先生以書評方式來呈現自身的學術觀點，飄灑的文字中不乏洞見。書評的對象是1967-1968年間出版的三本英文著作，分別是利夫頓（Robert J. Lifton）的《革命的永生：毛澤東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8），白魯恂（Lucian Pye）的《中國政治的精神：政治發展中權威危機的心理文化研究》（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in Political Development，1968），以及湯森（James R. Townsend）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參與》（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1967）。鄒讜先生認為，這三部作品推進了中國政治研究，提出了三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問題：
（1）在西方民主社會產生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是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應用于文化背景迥異、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當代中國？換言之，在一種政治制度中使用的有著特殊經驗意涵和特定意義的概念在被應用于另一種政治制度時，是否可以完全無誤或不會變得毫無意義？
（2）中國具有綿延不斷的悠久歷史傳統，又面臨著復雜的現代化問題，在這種特殊情況下，傳統與現代、持續與變遷的問題應當如何處理？
（3）在多大程度上心理學的解釋能夠添加到結構－功能分析中去？
上述三題中，與本文主題直接相關的是第一個問題，它與薩托利提出的概念旅行問題形成了有趣的對比。薩托利是一位西方學者，從西方視角來思考可謂天經地義，因此他提出的問題是：“在現有政治學詞匯的幫助下，我們能夠旅行多遠？如何旅行？”鄒讜先生雖然身在美國，但分析視角卻是中國式的，故而提問方式被翻轉過來：“起源于西方民主國家的概念、理論是否能夠運用到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體制迥異的中國政治中去？如何運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適用？”在概念旅行方面，西方是輸出國，而中國是輸入國和消費國。隨著語境的變化，薩托利擔心的“概念拉伸”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轉化為“淮南之橘與淮北之枳”的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由研究者身份/角色造成的對同一問題的差異性表述，并不影響這一基本事實：兩人關注的方法論問題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當鄒讜先生對這一問題給出不同于薩托利的答案時，這一事實才顯得更為重要。簡言之，鄒讜先生關于概念研究的核心觀點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概念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鄒讜先生認為，概念的跨文化旅行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研究其他社會的學者必須借用在其自身社會中發展出來或廣為接受的概念（以及概述與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區分兩種不同類型的概念。
第一種類型的概念被認為具有普遍效用（A）。如伊斯頓（David Easton）的政治體系的輸入－輸出模型、卡爾·多伊奇(Karl W.Deutsch)的政治溝通的控制論模型、統治精英觀念以及人格發展的新弗洛伊德理論等。這些概念和模型為區域研究提供了有用的框架——引導研究者關注那些具有理論旨趣的資料，作為經驗和歷史研究的理論支撐，并且為區域研究和社會科學研究確立共同的學術語言。
第二類是運用于中國研究的概念（B），也可以區分為兩個亞類。第一亞類（b1）或發端于西方民主國家的研究，或深受民主思潮的影響，如政治參與、政治整合、利益表達、利益匯聚等；另一亞類（b2）則來源于對西方民主國家對立面的研究，如極權主義、轉型社會以及Robert Tucker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政體”（a nationalist mass-movement regime）和Edward Shils的“正在經歷現代化的寡頭政體”（modernizing oligarchy）均屬于此類。為討論方便，我們將鄒讜先生的區分用圖1來表示：
鄒讜先生所作的這一區分非常重要，它具有兩個方面的功能：第一，辨析了比較政治學中概念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為此后的概念分析奠定了學理基礎；第二，在體現特殊性的概念領域，尤其是針對中國政治研究所區分的兩類概念為進一步的討論提供了明確的靶向。籍此，我們可以將鄒讜的第一個問題——“起源于西方民主國家的概念、理論是否能夠運用到文化背景完全不同、體制迥異的中國政治中去？如何運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適用？”轉化為兩個更為具體的問題：（1）發端于西方民主國家研究，或深受民主思潮影響的概念，如政治參與、政治整合、利益表達、利益匯聚等能否運用于中國政治的分析？（2）來源于對西方民主國家對立面研究的概念，如極權主義，是否適合于分析中國政治？
事實上，這正是鄒讜先生的分析指向和寫作理路。考慮到行文的方便，我們先討論后一問題。鄒讜先生明確反對機械地將第二亞類（b2）的概念和模式（如極權主義）運用于分析中國政治，用非黑即白的觀點去觀察中國政治。這一立場并非基于政治考量，而是因為人們日益認識到這種可能性，即中國政治并非獨石一塊，其控制亦并非如當初看上去的那么有效。鄒讜先生的這一表述并非無的放矢，而是有所針對。美國對當代中國政治的研究興起于戰后西方社會科學尤其是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在起步階段深受極權主義模式的影響（尤其是50年代），將中國政治視為蘇聯模式的拷貝。60年代出版的兩部著作——查爾莫斯·約翰森（Chalmers Johnson）的《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權力》（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1962）和弗朗茲·舒曼（Franz Schurmann）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1966），擺脫了極權主義模式的束縛，將中國與蘇聯區分開來。鄒讜先生認為，這一變化代表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趨于成熟。
（二）在對立之間發現聯系：建構穹概念與亞類型
如果說分析蘇聯的第二亞類概念（極權主義）不適合于分析中國政治，那么第一亞類，亦即形成于西方民主國家的概念（b1）又如何呢？
鄒讜先生承認，將第一亞類（b1）運用于中國政治的分析產生了一個嚴重的（雖然并非不可解決）方法論問題。一如薩托利所指，一個具有特定經驗所指和意義的概念是否能夠適用于另一類型的政治體系，而不產生誤解或依然有意義。根據薩托利的觀點，在這一抽象層次上的概念是由其對立面來確定或界分的（二分法），如“表達”對“壓制”（expression versus repression）；“競選”對“動員”（electioneering versus mobilization）；“參與/自愿”對“操縱/一致”（participation-voluntarization versus manipulation-conformity）；以及“整合”對“同質性”（integration versus homogeneity）。對于中國研究領域來說，薩托利提出的警告是：第一組極化概念（expression、electioneering、participation等）是不能夠被運用于共產主義中國研究的，只有第二組極化概念才是合適的。
對于薩托利的這一警告，三部著作的作者之一湯森似乎沒有理會。中國政治學者對湯森應不陌生，他的《中國政治》曾是我國學者從事中國政治研究的啟蒙作品。在《共產主義中國的政治參與》一書中，湯森圍繞“政治參與”這個概念展開了討論。一方面，湯森承認中西政體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二分差異，如執行黨的政策vs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干群直接聯系vs通過代議機構、擁護國家利益vs不同利益的合法競爭、強調領導能力與德性vs重視法治和制度化的大眾控制、無限制的政治活動vs限定政治的范圍等。然而筆鋒一轉，湯森指出，二者之間的差異限界并非是楚河漢界，絕然兩分，而是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混合特征。例如，像廣泛利用宣傳動員民眾、由精英支配政治組織等現象在西方政治制度中并非不存在；另一方面，延安時期和“大躍進”過程中的一些案例表明，一定程度的自愿性參與在中國政治過程中也是存在的。
動員與參與在邏輯上兩極對立，分別與不同的政體相關聯，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既不存在純粹的參與，也不存在純粹的動員，而是一種混合，因此不同的政體之間的區別只在于這種混合的不同比例。在湯森看來，正是這種聯系使得“政治參與”的西方概念可以運用于中國政治的場景。
在鄒讜先生看來，湯森的研究暗示了一種對薩托利問題的一種突破（解決之道）。在湯森討論的基礎上，鄒讜先生強調，在充分考慮兩種不同類型的政體中自愿參與的基本差異的同時，也應看到這些二分概念指陳了兩種政體中的相似特征，亦即個人和政治權威之間關系的結構（the structur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political authority）。由于缺乏一個適當的術語，不妨將這種特征稱之為“政治卷涉”（political involvement）。籍此，鄒讜先生嘗試在“動員”和“參與”之上，建構一個上位概念或穹概念（overarching concept)，政治卷涉是動員與參與的共有因素，參見圖2：
圖2以形象直觀的方式為我們展示了如何解構二分法，將其轉化為亞類型的過程。這一過程包含三個核心環節：（1）重申結構功能主義的基本假設——不同的政治系統面臨相同問題/具有相同功能（在上面所舉的案例中，無論是參與還是動員，所討論的都是政府與民眾的關系）；（2）現實生活中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是混合的；（3）沿著抽象階梯上升，提煉上位概念/穹概念（政治卷涉），統攝政治參與和政治動員。鄒讜的這番操作可以歸納為“三論”：屬性分享論、現象混合論與階梯上升論。理論上，任何二分法都可以通過這一方式而得以化解。籍此，鄒讜先生用程度主義之手推開了被薩托利所緊閉的二分法大門。
經由這一方式，鄒讜先生對于共同面臨的方法論問題給出了不同于薩托利的回答：任何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卷涉都可以視為自愿參與和動員-控制的一種結合或混合。就政治生活的此一維度而言，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的差別可以理解為自愿參與和動員-控制相結合范式的差異。只要審慎處理，西方政治的分析概念是可以運用于非西方政治的（中國政治）。而且將基于西方社會的概念、概述和理論運用于中國共產主義研究有助于我們發現那些似乎唯一的以及表面上微不足道的有關中國的事實所具有的理論和普遍意義。在嫻熟運用之時，它也能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政治的特性（distinctiveness）。
不但如此，鄒讜先生還認為，以這種概念化的方式來處理（中國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具有三個優點，一是使得抽象概念更加接近于一個政體中的政治實踐；二是使我們注意到任何一個政治體系中的復雜現實；三是能夠有助于我們認識政治生活中一個特殊維面的量變和質變，以及這些變化的方向。
（三）在綁定的要素中發現分離之道
如果說1969年文章的核心關注在于超越二分法的概念建構（設置穹概念），在對立兩造之間發現彼此的聯系，將二分法轉化為亞類型，那么在80年代的文章中，鄒讜先生發展出了另一種概念技術：對應于薩托利的觀點，本文稱之為概念要素的分解，而不是綁定。
在此，請允許筆者直接援引鄒讜先生的表述，而且是長篇原話——在“中國革命的闡釋——宏觀歷史與微觀機制”一文的第六個注釋中，他詳細闡釋了“全能主義”（totalism）概念的形成過程：
“在這里有必要對“Totalistic”和“Totalism”做一些解釋。這兩個概念在英文上是很別扭的，但當把它們翻譯成中文‘全能主義’之后，它們就變得相當寫實，而且很容易被中國人所理解。1986年，它首先被登在一份中國的報紙上，此后，一些中國知識分子采納了這個概念。這個詞最早出現在Robert Lifton1961年發表的一項關于中國的研究上。我并不是隨意使用“全能主義”這個詞。不過，直到最近我才系統地闡明了它的意義（鄒讜，1994：后記）1980年，我在中國的旅途上，我了解到政權的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同一個政治制度的兩個不同的方面。當政權的類型保持不變的同時，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卻可以發生重大變化。1980年，這才剛剛開始發生，最明顯的是在農村，那里正處于農業生產和分配改革的最初階段。
家庭承包制度和農村集貿市場的恢復，正在改變著農村的經濟。與此同時，中共的領導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卻并不僅僅停留在口號上：它們確有影響。由此我得出一個結論：西方常用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一概念的基本錯誤，就在于它錯誤地把政權類型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兩個方面混為一談，認為它們都與極權主義政權（Totalitarian regime）的特征有內在的聯系。這就是那些運用這個概念的人為什么：（1）除了革命之外，再也看不到有根本變化的可能性；（2）不能充分解釋為什么當權者可以發起或者至少支持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改變。1983年，當我得出上述結論后，我就開始用‘全能主義’只去刻畫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樣，就可以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跟政權類型區別開來，而不是像原來那樣假設它們自動就連接在一起。從那時開始，中國的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的發展、蘇聯的瓦解、以及俄國的混亂無序，都充分證明了我對這個概念的運用的合理性，以及支持這種用法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考慮的合理性。不把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跟政權類型區別開來，我們就不可能解釋中國的變化及其蘇聯/俄國的對比。”
如此重要的概念變革以及變革過程竟然被安置在正文的一個注釋之中，有點意想不到。在鄒讜先生的精彩陳述中，可以辨析出兩個要點：第一，鄒讜先生對極權主義概念的否定源于他對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的實地考察，來自經驗的觀察使他對極權主義概念產生了質疑。畢竟概念的界定不純粹是邏輯問題，概念是把握現實的認識工具，一旦與現實經驗脫節，它的邏輯基礎也隨之出現動搖；第二，一旦意識到這一點，鄒讜先生便將國家與社會關系維度從政體概念的要素中分離/獨立出來，并用“全能主義”這一術語加以表達。在上個八十年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認知變革。按照薩托利的二分法概念邏輯，極權主義內涵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維度，它與極權主義概念的其他要素是綁定在一起的，要么全有，要么全無，不存在中間（分裂）狀態。在鄒讜先生看來，如此構造的概念沒有任何彈性，將中國社會內部諸多變化的可能性都封閉死了。這一點或許是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政治時經常出現失誤的概念原因。
至此，我們從普遍與特殊兩類概念、穹概念-亞類型、概念要素分離三個方面來闡釋鄒讜先生的概念分析范式。雖然薩托利和鄒讜兩位大師都關注比較政治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薩托利從主位角度進行討論，鄒讜從客位視角從事分析，但在如何回答這些問題方面以及在回答問題過程中如何建構合適的概念策略方面，兩人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如果說薩托利對阿爾蒙德的相似性/混合性原則提出了挑戰，確立了比較政治學概念研究的二分法原則，那么鄒讜先生的研究旨趣似乎剛好相反，其寫作使命是解構二分法，而且解構有術。筆者以為，這種差異構成了中國政治研究中概念分析的兩種不同傳統。下節的比較/對照從另一個角度論述這一點。
五、薩托利與鄒讜概念范式的比較
（一）觀點的對照
薩托利與鄒讜都非本土美國學者。鄒讜先生1946年獲西南聯大本科學位之后離開中國大陸去美國芝加哥大學求學，博士畢業之后留在芝大任教，直至1988年榮休；薩托利則在意大利大學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從本科到博士），去美國之前已是意大利佛羅倫薩大學的教授，在美國學術生涯的起點比較高。兩人都在美國著名大學里培養了眾多弟子。相比之下，鄒讜先生的影響局限在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領域，而薩托利則身居主流，其作品影響廣泛，甚至超越了政治學專業，被認為是世界著名思想家。作為同時代的人，他們目睹了二戰之后眾多新興民族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登臺，也親歷了結構功能主義在比較政治學的興起和廣泛影響。不過從他們的作品來看，兩人對于結構功能主義的態度迥然相異。薩托利的立場可以概括為三點：（1）批評結構功能主義用一套“一視同仁”的概念術語來研究不同的政體；（2）對概念旅行持保守態度，試圖通過抽象階梯避免概念拉抻，保持西方概念的特別性（specialty）；（3）堅持概念分析的二分法，反對程度主義，反對將西方民主社會中產生或形成的概念運用于非西方社會的研究中去。
相比之下，鄒讜先生對結構功能主義持肯定立場，并以自己的方式回應薩托利對結構功能主義的批評。表面上看，1969年的名篇是對新近出版的三部著作進行評論，但其實際指向或對話對象是薩托利?；谙旅鎯牲c考量，筆者以為這樣的說法并非武斷：（1）書評有兩處引用了薩托利即將出版的手稿（其中第18章“比較視野中的結構-功能主義”）。因此，雖然薩托利的名篇刊行于1970年，稍遲于鄒讜之文，但這一點并不影響鄒讜對薩托利觀點的了解；（2）借用湯森關于“政治參與”分析的案例，鄒讜先生明確表達了超越薩托利難題的觀點，他是這樣說的：“湯森關于共產主義中國政治參與的認真研究，反映出概念在水平向度覆蓋異質現象時遭遇的薩托利所謂的‘概念拉抻’的某些困難。與此同時，它提供了一個具體的事例，如何以智慧和有意義上的方式使用‘參與’這一概念。它也以含蓄的方式提示人們解決薩托利提出的方法論問題的一個出路?！惫P者認為，在為結構功能主義概念分析策略辯護的過程中，鄒讜先生建構了不同于薩托利概念分析的新傳統。就此而言，薩托利的“比較政治學中的概念誤構”與鄒讜先生的“西方概念與中國歷史經驗”可以視為兩種概念分析傳統的第一次對話，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對話。
薩托利和鄒讜的概念分析范式可以對照如下（參見表3）：
對于表3，筆者作三點說明：（1）差異雖然發生在概念分析領域，但具有認識論層面的意義，必須從認識論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置兩種研究方式的差異；（2）兩種概念傳統的生成與現代比較政治學的誕生是同一過程，可以預期的是，仍將伴隨比較政治學的演化不斷以新的方式呈現；（3）為了敘述和記憶的方便，不妨將鄒讜先生的概念分析傳統稱為“程度主義”范式，以與薩托利的“二分法”范式相對應。
（二）不同的遭遇：將鄒讜帶回來？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薩托利的概念分析范式在比較政治學中牢固地占據著主流地位，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才開始出現新的分岔。在民主化第三波研究中，不少學者逐漸發現薩托利的概念分析范式在處理新的案例時有些捉襟見肘，不太管用，因而告別薩托利，在新的方向上尋找合適的概念分析技術，在某種程度上將當年被薩托利全面否定的程度主義帶了回來。當然也有學者對這一做法持反對態度，主張應根據新的情況做出調適，而不是放棄薩托利的概念分析范式。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著結構功能主義在70年代的消退，鄒讜先生開創的概念分析傳統被遮蔽了，如果不是銷聲匿跡的話。在冷戰背景下，這一局面是可以理解的。盡管如此，鄒讜先生的影響并未完全消失，他的一位學生，長期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任教的沃馬克（Brantly Womack）教授在對當代中國政治進行分析時，依然恪守鄒讜先生的概念分析傳統，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半個世紀之后，星移斗轉，物是人非。我們現在正面臨著世界范圍內的“大重組”——各種不同層次、不同類型、不同層面的分解和組合；原先的楚河漢界正在變得越來越模糊，各種各樣的跨界現象越來越多。二分法思維和相應的邏輯技術可以運用的領域在縮小，而程度主義的思維方式在擴展自身的地盤。在這種情況下，有必要重估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分析傳統，“將鄒讜帶回來”。換言之，比較政治學的概念研究傳統有兩個脈系，薩托利的概念分析只是其中的一脈，而非全部。
在中國政治研究中，將“鄒讜帶回來”意味著我們要超越冷戰思維，祛除“民主-威權”二分法——通過設置穹概念和區分亞類型（subtype）的方式。前者強調的是對差異現象的相似性之把握具有優先性（普遍性），將分析對象置于同類之中；后者主張在穹概念之下，以亞類型的方式體現和確認內部差異性（特殊性）。這是結構功能主義處置差異的基本策略，也是鄒讜先生分析中國政治的基本方法。在某種意義上，二十大報告提出的“中國式現代化”便體現了這樣一個概念結構：
六、小結
本文以薩托利和鄒讜兩位學者的相關研究為藍本，考察中國政治研究中的兩種概念范式。文章的起點設置有點遙遠——從城邦研究開始講起，由遠及近，勾勒了比較政治學發展的三個階段。在歷史長軸上刻畫了概念研究緣起的時代背景，并以寫意方式對薩托利和鄒讜兩種概念傳統做了敘述和比較。這兩種概念研究傳統的系統性差異具有認識論根源，可謂各具特色，亦各有利弊；在研究中采取哪一種概念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想要回答的問題是什么？以及問題就有何種性質，當然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選擇的立場是什么。
與主流敘事不同，本文肯定結構功能主義在回應時代挑戰、建構分析框架和從事詞匯/概念革命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之后，比較政治學研究者沒有將阿爾蒙德視為概念研究的拓荒者或開創者；在中國政治研究領域中，鄒讜先生開創的概念分析傳統被邊緣化；在筆者看來，這種局面并非正常。如今的比較政治學教科書大多已不再設置專門章節介紹結構功能主義，在這種背景下，強調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正是結構功能主義為比較政治學的概念分析奠定了基礎，無論是薩托利的二分法范式，還是鄒讜先生的程度主義范式，都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相應的概念分析方法，差別在于，前者試圖摧毀這個基礎，后者則竭力維護這個基礎。
在“中國式現代化”語境下，本文主張“將鄒讜帶回來”。這一命題具有雙重意義：一是將鄒讜先生的概念研究納入比較政治學概念分析的經典傳統，還原其歷史的本來面目；二是強調鄒讜先生的概念分析范式對于比較政治學以及中國政治研究的重要性。大致說來，這種重要性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有助于在比較政治學/中國政治研究中建構一個兼容一般性與特殊性的概念分析框架，這一點與當年阿爾蒙德的努力是一致的。
（2）有效地解決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問題。與哲學層面的討論不同，鄒讜先生為我們提供了正確處置普遍性與特殊性關系的邏輯技術——“穹概念+亞類型”，即通過設置穹概念（或對既有穹概念做出新闡釋）來建構或重構普遍性，通過設置亞類型來展現特殊性。
（3）有助于概念創新的自覺性、對話性和學術規范性。學術創新是在一定的知識脈絡和學術規范的框架內進行的，無論是概念創新還是理論建構，都不是隨心所欲的發揮；既要超越-整合現有知識，又要進行交流對話（可溝通性，可理解性，可接受性），而不是自說自話的閉門造車。在倡導中國社會科學自主知識生產的背景下，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
（4）有助于學科的發展和成熟。半個多世紀以前，鄒讜先生曾作出，“把西方經驗背景下產生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應用到地區研究中，是非西方研究開始走向成熟的標志，但是非西方研究要走向完全的成熟，必須要等到地區研究的學者能夠在將西方的知識工具同他們對非西方國家的認知進行融合的基礎上提出新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方可?！眹鴥鹊闹袊螌W研究在正處于這一發展階段，“如何提出新的概念、命題和理論”正是中國學術界面臨的嚴峻挑戰，這也是當下討論概念問題的時代意義。
本文的副標題借用了“復盤”一詞，復盤的目的是為了尋找解決問題的更佳方式，走出人為設置的概念陷阱。如果說當年鄒讜先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突破薩托利設置的二分法，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如何突破“民主-威權”二分法，為“中國式現代化”開辟理論空間。正是這一關注將我們的目光投向比較政治學的歷史，主張“將鄒讜帶回來”，從鄒讜先生的筆墨中汲取概念分析的智慧。與此同時，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們與鄒讜先生之間存在的差異。盡管鄒讜先生反對二分法，青睞程度主義；不主張用極權主義來分析中國政治，但是他依然接受了民主與威權二分法，并一直思考中國政治的轉型之道。在這個意義上，僅僅“將鄒讜帶回來”是不夠的，還需要超越鄒讜；不但要超越一般意義上的二分法，更為重要的是超越“民主-威權”二分法，學會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語境下從事理論思考，并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經驗來豐富比較政治學的知識體系。
作者簡介：景躍進，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張麗娜，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博士后；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網絡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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